这里我想谈谈我个人在位老直接领导下的一些经历和感受。

　　1939年5月，新四军军长叶挺从皖南到江北来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将原高敬亭领导的四支队扩编为四支队及五支队。我这时被调到四支队十四团政治处工作，在淮南铁路以东、淮河南岸的定远、凤阳、怀远地区开展抗日斗争，1940年秋，我团又在江淮之间参与反击桂顽进攻我抗日根据地的战役。此时，郑位三同志及鄂豫皖区党委也陆续到达淮南路四支队驻地与部队会合。由于戴季英同志和郭述申同志被选为代表到延安出席党中央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原局刘少奇同志决定郑位三为中原局委员，兼任第四支队政委。

　　这时，我才见到了久已闻名的位老。他是一位平易近人、纯朴勤俭、诲人不倦的长者，一位具有精深马列主义理论和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的前辈。怪不得在部队干部中，一谈到“位老”就表现出既亲切又尊敬的气氛。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约在1940年秋，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决定在无为县开城桥地区成立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并决定将四支队十四团拨归这个纵队作为江北游击纵队第一团时，江北指挥部政治部调我到宣传科工作，我告别了江北游击纵队一团的同志后，回到在路西的四支队政治部，等候到路东的江北政治部去。这时位老约我去谈话，要我在四支队帮助他整理一些讲话提纲草稿，然后再随护送部队到路东江北政治部去。我当然很高兴接受这个任务，因为这是很好的学习。

　　位老就叫我住在他住宿和办公在一起的泥屋大房子里，在一个墙角拉起一块白布当隔墙，让我在屋子的另一个角落，搭起蚊帐和摆一张小桌做住宿和办公的地方。他白天谈话看文件，早晚有空时就找我谈谈某个专题，让我记录下来整理成文字。这些都是抗日根据地当前的实际问题，经过他的深刻思考分析，富有理论性和政策性，是要传达到全地区和部队中去的。我记得有这样的专题：春荒中农民如何度过青黄不接的日子?可以发动贫雇农向地主富农借粮，但不能形成不分阶级的“吃大户”浪潮，不能伤害中农。要用动员说服的方法让地主、富农拿出粮食来。还有“如何打游击战”?要知己知彼，要靠群众收集情报，要靠群众引路带路，“路”是打游击时要摆脱敌人和消灭敌人的关键所在。那时还有一个铅字的印刷厂，我把整理好的专题印成32开的干部读物，发到部队和地方去，很受欢迎。可是现在找不到原件，我把书名也忘记了。

　　我在位老处相处的一个多月，看到一个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前辈艰苦奋斗、脚踏实地、不断为群众的利益而斗争的典型，受到很大的感动，也更深刻体会到什么是革命优良传统。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编为七个师，淮南的四、五支队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和成立淮南军区，张云逸将军为师长，罗炳辉将军为副师长，郑位三同志为政委，张劲夫同志为政治部副主任。二师政治部的框架骨干是原来江北政治部组成的，当时原江北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同志还在淮南，他和张云逸、郑位三、张劲夫等主持召开政工会议，以澄清“皖南事变”后地方及部队干部的复杂思想(主要是批判项英的右倾错误)及布置今后部队的政治工作。郑位三政委在政工会上做了两个半天的报告，详细分析了当时敌后斗争的形势，提出了部队政治部工作的任务，张劲夫副主任作了政治工作具体部署的报告。这次政工会议对二师部队走向正规化和战斗力的提高起了重大的作用。

　　二师的战略任务是创建津浦铁路南段西侧淮南地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此，必须在日寇的战略重点南京以北和徐(州)、蚌(埠)之间不断和敌伪的“扫荡”作斗争，还要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在大别山部队的进攻。因此淮南地区成为捍卫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屏障。郑位三同志和张云逸、徐海东、罗炳辉、邓子恢、张劲夫等不断在路东路西征战驰骋，率领淮南边区及二师军民，英勇牺牲、艰苦奋斗，在反“扫荡”、反“摩擦”中不断取得胜利，完成了党中央给予的任务，这是一首悲壮的史诗，一幅扣人心弦的辉煌的图画!

　　郑位三同志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身体受到很多折磨，患有肠胃病等多种疾病，但他总是要坚持工作，大家对他的健康十分关心，要他及时休养治疗。1942年3月20日，我从师政治部到抗大第八分校在龙岗镇的校部时，专门先去看望在高邮湖畔龙岗镇休养中的位老，我陪着他在高邮湖边散步，他还要听我汇报部队地方的情况，谈论他的意见，对我的宣传教育工作做指示。我那时有个不很精密的旧照相机，就请位老在湖边一艘渔船旁边照了一张照片。我一直把洗印出来的照片珍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