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郑位三同志的盛名，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当时郑位三同志任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及鄂东特委书记，主要负责做原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的工作。高敬亭率部在大别山坚持游击战争，与外界长期隔绝，不了解全国局势的变化及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将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四支队，干部战士包括高敬亭思想有抵触。由于郑位三同志是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威信很高，经过耐心的讲解新形势及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高敬亭部接受了中央的决定，将红二十八军集中在黄安整训，并将部队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改编过程中，位三同志在黄安七里坪举办了训练班，训练原红二十八军的干部和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同时在鄂东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和组建五大队、六大队、八大队等抗日武装，使黄安七里坪同竹沟、汤池一样成为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三大支撑点之一。

　　新四军四支队东进后，中央任命郑位三同志为鄂豫皖边区党委书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二师政委。

　　1943年11月，郑位三受华中局委派，到新四军第五师及鄂豫边抗日根据地指导工作。

　　1944年初，我到大悟山参加鄂豫边区第一期高干整风班学习，有机会聆听郑位三同志的教诲。在整风班开学前，适逢郑位三同志向在大悟山的干部作《关于唯物辩证主义》的报告，讲得非常精辟、通俗，使我深受教育。在整风班开学后，郑位三同志又到整风班作了《关于整风的报告》、《略谈改造思想》、《论群众观点》等报告，使我们深受教育。特别是在整风中，郑位三同志和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同志决定鄂豫边区整风不搞“抢救运动”。这一英明决策，保证了孤悬敌后的新四军第五师及鄂豫边区顺利的发展和巩固，避免了一场“左”的政治浩劫。从而也保证了日寇投降后，中原部队在国民党30万大军围攻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日寇投降后，我奉命从洪湖撤出，于1946年4月到宣化店集中。当时郑位三任中原局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又有机会聆听到他的讲话和报告，尤其是在中原部队突围前，为了精简部队，在动员部分干部化装到其他解放区的干部大会上，郑位三同志的讲话，使我们听到后既增强了胜利的信心，也感到化装离开边区的温暖，愉快地脱下军装，交出心爱的手枪、马匹，化装转移，经过国民党地区到达苏北解放区，又奉中央命令经山东赶赴东北，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中原部队经过整编，更加精干有力，乘国民党30万大军大举进攻前夕适时突围。中央鉴于郑位三同志体弱有病，指示他离开部队单独去延安，但他坚持与李先念同志一起率领部队突围。部队胜利突围到陕南后，才遵命化装到延安。以后又与到延安的李先念同志继续主持中原局，领导在坚持陕南及鄂西北等游击部队的斗争。直到解放战争大反攻时，中原部队重返鄂豫皖地区时才抱病休息。

　　全国解放后，郑位三同志虽因身体长期有病，未再正式工作，但始终坚持学习马列主义，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国际、国内革命和建设等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提出不少有参考价值的独特见解，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竭忠尽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