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他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委(高敬亭为司令)，后为二师政委，1943年11月调任豫鄂边区党委书记，兼新四军第五师政治委员(但未对外公布)，他到湖北大悟山后，公开的身份是华中局派来的党代表。

　　我与他接触只二三次，感到他智谋较多。我当时是襄河南北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即十五旅)。地委书记张执一、十五旅政委方正平。他们派我去大悟山汇报三分区打开游击根据地和消灭、争取几股伪军的基本情况。我记得，那次我着重汇报了以下情况：1943年6月，我们进攻潜江熊口伪军朱炳坤旅，在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朱旅投降，允为受编。当时因驻地不在一村，且朱旅投降是由于婆姨娃娃多，为保其性命，故投降后仍不死心，竟暗中率部逃跑。虽我方截击仍是大部逃窜，朱之妻为我截留。后该部许诺不再骚乱，我根据地遂将其妻放走。同时，潜江有几股伪军，其中一股为李正乾伪军一个团。李是国民党特训班头目，见大势所趋，故起义愿听指挥，随后合编为一个纵队，并派徐达三任政委。李正乾属知识分子类型，对蒋介石有正统观念，说待蒋“百年”后，才能参加共产党。此人对我军一心为民的认识逐渐提高，解放后为安徽省政协委员。自几股伪军分别失败、投降后，潜江熊口镇被收复，潜江大部成为一片小根据地。此后我旅即进军洪湖地区，设有县委，书记为王全国。

　　位老对以上大致情况予以称赞，并指示：枪很重要，有时为了建立友好关系，甚至可以放弃些人、枪，更为有利；又说五师地区要以巩固为方针，地方工作要组织大多数(指群众工作的重要)；最后，他详细地介绍了少奇同志对建立根据地的四个步骤：一是军事打开；二是发动群众；三是建立政权；四是政治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