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4年2月初，边区党委在大悟山白果树湾与滚子河之间的八角门楼，开办高级干部整风班，从边区四个分区抽调县、团以上干部包括地委书记共110多人集中学习。我从一分区调来，分编在第一支部，地委书记程坦同志任支部书记。2月5日举行开学典礼，位老在会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位老——他讲的内容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参加学习的同志要认真学习整风班指定的文件和刘少奇同志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先粗读，再精读，领会精神实质后再联系实际，对照自己不足之处，严加克服，要达到思想上入党。同志之间要互相帮助，发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开展批评，要实事求是、重在教育、以理服人、吸取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经验，不搞逼供信，不搞无情打击，不能伤害同志。这期整风班从2月开始到7月底结束。在我们支部中有一位搞情报工作的同志，他是东北青年学生，在进关前曾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学习进入到自我检查阶段时，他向学习小组交代、检查了他的这段历史经过。经过小组同志们分析、帮助，他彻底与过去划清了界限，表示要认真学习，不断地改造自己，努力做到真正从思想上入党，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据我所知，该同志在战争年代一直表现很好。

　　(二)

　　1947年3月间，中原突围到陕南的主力部队，奉命北渡黄河到山西晋城一带休整；6月底部队整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随刘邓大军南下，将老、弱、病、残和编余的干部及家属留下，在晋城成立留守处。位老也留住在这里养病，病情时轻时重。我当时在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党校学习兼工作，学习结束后在河北武安县冶陶镇附近的一村庄，参加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的土地会议，传达贯彻党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土地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会议由薄一波同志主持。会中突接晋城留守处来电，说位老病重，要我速回。接电报后我即日夜兼程赶到晋城，直奔位老住处进行抢救。几日后，位老的病开始好转，但需要继续进行增强体力的辅助治疗。位老非常注意与医生配合，按时吃药与注射，始终心平气和。精神稍好就阅读书、报，听电台广播，关心前后方的形势。他也告诉我一些消息，如华北有些地方土改中有过“左”的情况，毛主席给纠正了，洛阳初次解放时，工商业政策“左”了，第二次解放时，政策执行得好，等等。他谈的多是政治性问题，对我这个技术人员来讲很受教育。

　　(三)

　　1948年1月至6月中，在晋城留守处住的干部，举办一期整党学习班。住地七里店，距留守处约七八里路。我是学员之一，学习内容是《中国土地法大纲》。学习方法是先学文件领会精神，后联系个人思想实际。开学动员会之后，以小组为单位分组学习。领导班子有程坦、吴皓、文祥等同志组成。我所在的小组有杨子明、童世光、周达夫、沈德纯等八九个同志。学习联系实际阶段，出现唯成分论的倾向，地主出身的同志，反复检查思想才能通过。我是中农成分，学习中又常离组给位老及其他家属看病，容易通过。整党学习中的动态，位老也略知一二。在学习班结束时，位老在他住处召开高干座谈会，让大家畅所欲言，最后位老作总结性的讲话。他首先肯定学习成绩，又指出今后应注意的问题，使多数同志思想舒畅，轻装上阵。位老此时健康情况尚好，经位老、先念同志的同意，我北上到石家庄附近的华北国际和平医院进修“战伤外科”。

　　(四)

　　1949年5月中旬武汉解放，李先念同志任湖北省党、政、军一把手。我于5月下旬进汉口，即被分配到武昌负责接收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所属的卫生行政、事业单位的工作。当时武汉市是直辖市，湖北省所辖的市、县医务人员极其缺乏，为解决缺医少药的局面，一方面通过亲朋好友在重庆、上海等地动员医务人员到湖北工作，另一方面即自办学校培养新生力量。1950年初，筹建起一所公医专科学校，吸收各地的中级医务人员，经过两年的系统学习，培养为内、外、妇产科的专科医生。学员来自各方，年龄、学业、思想作风差距较大。为此，学员在入学后先集中在湖北革命大学进行政治学习两个月。位老当时在武昌休养。3月10日，我请位老给学员讲政治课，主要讲关于反对自由主义、宗派主义。位老是一位“功高不自居，位高不自恃”的好领导，他当时就答应了。3月18日上午，位老讲了近2小时，他讲得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使听课的学员、教职员工都深受教育和启发。

　　(五)

　　1954年夏，全国6个大区撤销。李先念同志调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位老一家也于1955年3月由武汉市迁到北京，住在前门外大磨厂北宫园20号院。位老继续养病。当时我的工作已决定调到中央卫生部。得知位老动身的时间及乘坐一节卧铺专车的消息时，我想车箱有空位，即与位老、蒲云同志商议，委托他们把我的两个女儿及勤务员带到北京，为国家节约一点开支。当我提出这个要求时，他俩当即应允，并要我放心。他们走时，顺便将我的两个女儿和勤务员一块带进了京。此事，时隔多年我仍记忆犹新。位老在京休养，少奇同志对他很关心，也去看他，要他到北京医院检查治疗。他感谢少奇同志的关心，但他提出如身体不适时，还是要我去治疗，说我已掌握他发病和治疗的规律，病人对医生的信任，我讲，我如在京没外出一定负其责，请他放心。但还是要与北京医院挂钩。以防万一，他知道我在卫生部工作，自己不能作主，点头默认。从此，我只要在京，就经常去探望他。

　　(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