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岁月

　　1946年6月，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开始了，越过平汉路不久，我不知怎么就从十三旅文工队改为跟随中原军区机关一起行军了(几十年以后，听有关同志告诉我，首长关心我，怕我行军掉队，将我调到机关和他们一起行军)。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近位老和蒲云同志。突围行军，十分艰苦，经常遇到敌人堵击，敌机低空扫射，还有敌军尾追。位老和陈大姐当时的身体都不好，位老身上有多种慢性病，在平原路上行军，还可以坐担架，部队进入陕南，秦岭山脉，高山峻岭，有时连马都不能骑，步行对身体好的年轻人都累得够呛，何况是年老体弱的老首长，实在是太艰难了。我跟在他们身后走路，信心倍增。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克服困难的勇气，激励着我，鞭策着我。我记得南化塘战斗那天，我跟在陈大姐后边，警卫部队在沟坎上架起机枪掩护我们，我们顺着河沟踏着水往前跑，当我们爬上山顶时，见军区首长均已安全到达，在山上休息，也是等待陈大姐的到来。蒲云同志抱着儿子非迟。非迟饿了，闹着要吃东西，正好我挂包里有刘继华同志头天晚上给我准备的干粮，豆面饼子，我拿出来给非迟吃，他可高兴啦!吃得津津有味，再也不闹了。

　　几位首长带病坚持到陕南后，当地有陕南游击队和党的组织，位老和陈大姐、还有蒲云同志暂时离开部队隐蔽在老乡家里。后来在行军途中，我们又一次见到位老和大姐。他们穿的便衣，鞋子用绳子绑着，便于走路。不久我们又分开了。部队行进到商洛县(现在丹凤县)的留仙坪镇，李先念司令员和巩德芳司令员会合，当天深夜通知我和简文同志，由游击队田队长护送我们去马家大湾，准备化装去延安。我们到马家大湾的第二天，就被国民党保安团封锁了。敌人驻扎在沟底的村子里，我们住在半山腰的一户人家，与外界音信全无。阴历7月15日左右，负责掩护我们的王恒润送来几包香烟和几斤大米。老王告诉我们，对面的山那边(一座山上下十几里)住着一位老人，一个老太太，还有女医生带着孩子。我们一听就明白了，那边住着位老、陈大姐和蒲云同志，我们顿时感到不孤独了。因为在山的那一边就有我们的亲人。我们虽然只隔一座山，但难以相见。因为在山的这边山沟沟里驻扎着国民党的保安团。我们被困在山上，白天到树丛里隐蔽，晚上才回家睡觉。最紧急时还在山洞里住了几天几夜。老王这次上山来，我请他给李先念司令员捎去一张条子，要求归队。果然，不出10天，送我们去隐蔽的田队长又来接我们回军区司令部了。

　　后来听说位老、陈大姐、蒲云同志都是分批化装去延安的。位老装扮一个风水先生，由地方党掩护，突过敌人多道封锁线，最终安全地到达延安。

　　灵移红安

　　位老逝世，是1975年7月27日，正值“四人帮”横行霸道之时，我因患类风湿住在小汤山疗养院，没能为位老送行，我一直感到歉疚。后来我听说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谭震林等中央首长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参加了追悼会。

　　1992年的一天，蒲云同志给我打电话。她告诉我，位老的骨灰要迁移到湖北红安革命烈士陵园安放。让我帮忙通知有关的老战友。我满口应承，尽力去做。因为，位老逝世时，我没能为老前辈送行，17年后，我能为老前辈移灵尽我微薄之力，感到欣慰。移灵的那天，我早早就到了八宝山烈士陵园。我和位老的家人把骨灰盒从安放堂的第一室请出来，在院子里安排了一个临时灵台。灵台前，摆放了许多鲜花，还为前行送别的、不能久站的几位老首长安排了几把椅子。那天参加送别的有郭述申、任质斌、刘少卿、顾大椿、侯政等老首长，还有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铁林，五师的老战友，参加的人不少。我为父辈老人仙去之后做点事，心里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