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12月27日，正是严寒的冬天，在湖北省孝感县城关镇小东门外的万福庵村一户姓郭的贫苦教师家里诞生了一个小男孩，是这个家庭里的第五个孩子。上有两哥两姐，大哥名叫汉勋、二哥叫炳勋，大姐叫雁勋、二姐叫鸿勋。这个男孩有三个主要的名字，出生后取名季华，上中学时按勋字排行，父亲给他取名树勋。参加革命后，到了鄂豫皖根据地当特委书记时，为了方便书写，取郭树勋的谐音叫郭述申。

　　季华的父亲郭秀夫，是前清的秀才，在当地做一名私塾先生，为人忠厚正直，既不会逢迎权势，也不懂奔走豪门，一生清贫，仅靠教书的微薄薪资来维持生计。因家庭人口多，每到逢年过节还得走街串巷代人写家信和书写对联，以填补家用。母亲郑氏，性情善良，在家相夫教子，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仍然需要她纺纱织布以贴补家用。虽然家境贫寒，房无片瓦，地无立锥，但是一家人和乐融融。这时义增添了一名男丁，尽管已经有了四个子女的郭秀夫，也许是老年得子，格外喜欢，笑逐颜开，居然笑得把裤带都崩断了，此后他把一生的偏爱都放在这个小儿子的身上。

　　郭秀夫是个开明的长者，重视子女的教育，对两个女孩也不例外，虽然家庭困难仍然叫她们读书，但还是男孩读的多一点，受到大学教育的只有小儿子季华。1910年，6岁的季华就随父亲读书。1912年，郭秀夫决定自己设馆教书，可以多赚一点钱，全家迁移至城东文昌阁，设一书馆。季华随馆学习四书五经。1916年，郭秀夫应聘到武昌的一位有名的中医家里任家庭教师，条件是要季华跟随他一起读书，医生答应这个条件。季华白天同中医的儿子到私立的勺庭中学学习，因无钱买课本，由大哥汉勋给抄写。汉勋是同盟会会员，参加了武昌起义，为一百勇士之一，大革命时期曾在毛泽东举办的湖北农民运动讲习所做过庶务长。这时汉勋是国民政府的一名小职员，工作忙起来，没有时间抄写课本时，季华就只好借中医儿子的课本，就得受人家的白眼。晚上在医生家一起听父亲讲经书，学习古文。1918年，季华考上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附属中学，而中医的儿子却榜上无名，中医很不满意，郭秀夫又返乡教书。

　　季华在少年时期就有些与众不同，他不但勤奋好学，品学兼优，而且从小就讲文明，懂礼貌，不迷信。在家里他不主张供祖宗、供神台，只挂父亲书写的“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的横幅，并坚决反对妇女缠足、反对包办婚姻，主张男女平等。这些思想和主张也得到家人的认同，在他的倡导下，郭家的女孩子，没有一个缠足的，也没有包办婚姻的，这些举动在当时封闭的孝感曾轰动一时。

　　不断地寻求和探索救国良策

　　在武昌高师附中读书时，最大的困难是交不起学、膳费，每当春季开学前，郭秀夫就得到处借债，有时不得不把自己穿的棉衣和皮袍送去典当。逢年过节，债主临门，拍桌打椅，郭秀夫无力按时还债，只得忍气吞声，笑脸应酬。年幼的郭树勋看在眼里，痛在心间，深感世态炎凉和生活的艰辛。这一切激发了他的勤奋，决心把功课学好，既报父母的教养之恩，又为报效社会准备条件。终于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毕业的资格。

　　郭树勋生在小城镇，经常接触到广大农民，深知农民常年在土地上辛勤劳作而不得温饱，深为农民不平。到中学读书后，从书本上得知中国的地域辽阔，但农业极其落后，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惊人。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他经常思考的是，中国的地域广大，物产丰富，为什么农民日日辛劳，可是他们的生活却难以为继呢?清朝的皇帝早已退位，辛亥革命也已成功有年，可是人民为什么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呢?帝国主义列强为什么总是欺侮和掠夺中华民族呢?在他脑海里的这些问题，迫使他去探究怎样才能改变现状，寻求一条救国救民之路。

　　出于对农民的同情和看到中国农业的落后，他决心学习农业科学。可是中学毕业后，因家境困难，难以继续深造，为了求学，找了一条不得已的路子。在家人的主持下，同孝感的一个叫杨楚珍的订下婚约。杨家有田产，家境富裕，愿意出资帮助他继续深造。1921年夏，到北京报考农业专科学校，以实现在农业方面施展才能的机会。谁知农业专科学校是洋学堂，很多课程是郭树勋在乡村学校特别是私塾里没有学过的，故而未被录取，仍留在北京补习功课。北京是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又是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中心，这无疑为他学习新思想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渴望。

　　1922年初，他听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的农科很好，就来到南京，先在南京高师附属中学补习功课。在此期间，由同乡李国琛介绍认识了宛希俨。宛是“南高”的学生，湖北黄梅县人，共产党员，1928年4月被反动派杀害。这时宛希俨和谢远定为了团结进步青年，组织了“读书互助社”，郭树勋也参加进来。由于接近了很多的进步同学，也就有机会参加一些进步活动，如参加纪念马克思诞辰活动；在玄武湖的一条小船上，听杨杏佛讲话，他第一次听到“剩余价值”、“社会主义”等新鲜的名词。此时他一心准备报考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恰逢改建为东南大学，取消一切公费待遇，家庭无力负担沉重的学、膳费，只好返回武昌。1922年秋季，投考享有公费待遇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简称“武高”)，经过初试和复试，均以第一名的成绩而被录取，他想上农业科系，可是武昌高师没有，只有选修与农业相近的专业一生物学。

　　就在这个时期，经过学习与思考，他萌生了“农业救国”的思想，认为只有发展农业，改善农民的现状，人人有饭吃，工厂有活作，才能挽救灾难深重的祖国。

　　郭树勋的“农业救国”思想在他早期的言行中经常有所反映。他用了一定的篇幅论述了农民和农业的重要。他在《植树与人生》一文中说到：“……中国社会之物质基础，均依赖人口总数之85％手胝足胼之农夫之血汗工作。彼等劳动于光天化口之下，以血汗工作换来之代价，建设中国过去数千年繁荣之历史，又点缀现在都市之物质文明，更将影响未来社会之演进。”他认为中国的四亿农民在中国的历史上、在改造现实社会中、在未来社会的演进里，都在起着重要的作用，都是极为重要的力量。如果不重视农民问题，必定要阻碍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他在《对于庚款用途的意见》一文里写到：“…在这有连续关系的社会中发生整个的进展，我们可以推想因为农民的无知将发生障碍，这是毫无疑义的。”又说：“我们要明白乡村的动摇和农业的陵替，是一个国家的隐忧……倘若这种状况长久继续下去，实在是我们一个致命之伤!”“有许多聪明远虑的政治家，很了解农村的失败是国家的危机。”言犹未尽，半个月后，他又说到“新中国之建设，乡村与农业问题，为将来不可忽视而应极端注意之问题。”这也就是他热衷于重视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发展农民教育，创办乡村学校，提倡植树，改变生态环境等一系列行动的根本出发点。他后来虽然认识到在当时封建势力统治下的中国，想要以农业来救国，想靠发展农业，想要发展农村教育是根本做不到的。但是他对农民的情感却始终是那么的炽热，为他们服务的热情从来都是有增无减。从某种意义来说，他的一生都在为农民谋利益，为他们的彻底解放而奋斗。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一方面是任帝国主义宰割，保持封建统治和维护落后传统、拒绝进步的中国，这个中国掌握军政大权，在中国人民面前十分霸道；另一方面又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向封建统治冲击，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追求进步的中国，这部分的力量还非常微弱。很多的志士仁人在此鼓舞下，努力的探索拯救中国的良方，郭树勋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进入“武高”的。

　　“武高”在开明校长张继熙的领导下进行了很多的改革，倡导民主，改善管理制度，聘用留学生任课，实行男女合校等。郭树勋在晚年的诗中写到：“男女初同学，我班姊妹多；学业齐并进，勤奋不示弱。”就是写男女合校、巾帼不让须眉的情景。郭树勋在“武高”学习三年，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前后，国民党左派积极活跃在武汉的政治舞台上，很多有影响的共产党人也聚集在这里，在有利的政治氛围和进步的思想影响下，他也在寻求最佳的救国之策。

　　一进大学郭树勋就把视野放在新文化新思潮上，如饥似渴地追寻新思想，尤其是经过与北京、南京进步人士的接触，这种认识更为强烈。为了使自己的思想跟上新的潮流，他的学习方法就和一般学生有所不同。当时死读书和读死书的现象在社会和“武高”里都很普遍，大多数学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郭树勋没有把自己捆绑在书斋里，而是利用各种渠道，不断地从各个方面吸取新的营养。首先勇敢地打破常规，走出书斋奔向阅览室，从进步的报刊上获取新的思想。走出书斋在当时就意味着打破桎梏，意味着寻觅新的思想。当时的书斋是禁锢人头脑的场所，学生只能按照教师和书本所指引的内容去死记硬背，不能越雷池一步。走出书斋，冲破禁锢，这在当时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因为思想活跃的学生是极少数，整个学校虽然有所改进，但仍是阻力重重，大部分的学生思想十分保守。郭树勋在这种情况下，极力想找到自己满意的答案。高师的阅览室就成为他探究新思想的场所，这里有当时出版的各种进步书刊杂志，因为来这里看书的人很少，他可以尽情的浏览。对他的这种行为引起一些学生的非议和不满，在有些人的眼里，阅读进步书刊是不务正业和离经叛道。有的同学经常讥笑他，认为他中了邪说的迷惑，走进了旁门左道。郭树勋不顾种种议论和讥讽，在这三年的时间里，可以说他的很多课余时间都用在阅览室了，每天必须翻阅报刊杂志就是在这时养成的习惯。当时出版的《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等进步杂志对他影响极大，不仅引起他对政治问题的关注，而且激发他在救国救民的事业中要献身的渴望。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时接触的新思想确实影响着他一生的走向。总之，在这段时间里，他通过接触进步书刊、接触进步人士，经过他自己的思考和探索，他的思想明显地朝着健康的轨道发展，从农业救国到教育救国又到拥护新三民主义，是他不懈地寻求新的救国良方的思想发展轨迹。

　　郭树勋在追求新思想时，永远不满足于现状，一面不断地扩火视野，一面实践新的思想。经过学习和实践的探索，逐渐对“农业救国”的思想产生了怀疑，因为土地集中在地主手里，农民没有支配土地的权力，政府又是站在地主一边，农民自己也摆脱不了封建制度的束缚，这些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农业救国”只是一句空话，而要解决这些问题自然要超出“农业牧国”的范畴。当时他又把视线转移剑“教育救国”的学说上来，觉得发展教育比发展农业更为重要，更为根本，它是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的有效途径，是更直接的改变社会落后的重要手段。但这种思想从他当时的状态中还只是处在探索中，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观念。可是，重视教育却成了他一生的理念。

　　发展教育是郭树勋这时的主导思想，一个偶然的契机使他得以实现他的愿望。1923年初，英文系同学刘昌绪送给他一本《中国青年》杂志，他一口气读完，热血沸腾，尤其是看到号召青年到群众中去，这个“到群众中去”的号召无疑是一把开阔他思想的钥匙，给他以无限的灵感。他同一些要好的同学商量，决定利用假期，到家乡办一个暑期学校，为群众做点实事，做点群众的文化启蒙工作，一方面响应青年团的号召，另一方面实践他的教育救国的思想。他联系了一些同学克服了种种困难，因为是白手起家，一无所有，校址、经费、生员、课本等等，什么都是经过他们几个志同道合的穷学生的努力奋斗得来的，还连续办了三个暑期，每期都有200名学生，一期比一期都更具特色。尤其是把办学的重点定位在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方面，注重同当时的政治运动相结合，都是很有见地的举动，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期因为是刚刚创办，把精力放在建立一个合理的学校领导机构和教学科目的设置上，对学生则以补习文化课程为主。第二期正是国共合作之后的大好时机，虽然还是以补习文化课程为主，但是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新思想为重点，经常讲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和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要把学生培养成为有“完成改革社会政治的能力和使命”的人。第三期则是同当时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结合。“五卅”前夕，“武高”生物学系的学生正在庐山采集标本，忽然传来“五卅”惨案的消息，群情激奋，郭树勋与同学们立即中断标本的采集，回到学校投身到反帝爱国运动中去。1964年，郭述申再登庐山时，曾写诗一首，就是写当时的心情的。诗中写道：“昔登牯岭穿林海，一座天然大课堂。采集植物制标本，科研教学创新章。‘五卅’惨案传山上，爱国青年怒发张。反帝英雄洒热血，安能坐视虎狼狂?”不料回到学校已提前放假，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援“五卅”运动，他回到了家乡孝感，开办了第三期暑期学校。在这一期突出了反帝爱国宣传，把宣传工作贯彻到课堂中去，对学生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教育和宣传，而且把反帝和反封建的宣传活动通过学生又推向社会，发展到孝感县城。学生召开多次讲演会，组织了上千人的游行示威，高呼爱国口号，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的罪行，这在孝感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次反帝行动，传遍了孝感县城。孝感天主教堂的外国传教士，过去经常主动同郭树勋用英语交谈的，听到这个消息后，躲避的无影无踪了。

　　三期暑期学校的开办，不但冲击了孝感教育界的陈腐和落后的局面，也为社会改革吹进了强劲春风，最为突出的是推动了孝感地区中共和青年团组织的发展，激发了一些青年的爱国热情，有些后来牺牲的革命烈士就是出在这个学校。郭树勋总结说：“办这三期补习学校，对我一生有积极影响”，对我“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有很深的影响”。

　　为了发展教育，为教育办点实事，他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呼吁各界重视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1924年3月写的《对于庚款用途的意见》，提出要“把庚款退回的全部，都用在我们的根本大计上面”，其中的“大部分用在农民的教育上”，建议用这笔钱“在各省设立农科大学一所”；“补助各省原有之初级师范学校”；“各县组织乡村学校特别视察委员会”等。1925年12月，写了《孝感教育的根本运动》一文，他根据孝感教育的实际问题，列举了教育经费的不足和原因，教师生活的极度困难势必严重的影响了教育质量，因此孝感要重视教育，就要扩充经费，改良教师待遇，整顿学校内容，洗刷历年积弊。只有这样，孝感的教育才有希望。这两篇文章当时都公开发表，前一篇发表在《现代评论》上，后一篇发表在《澴铎》杂志上。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虽然得到有志人士的重视，但是没有得到孝感县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呼应。为此他要身体力行，自己来办教育。1923年底，他父亲郭秀夫在新思想的影响下，决定不再设私塾，迁到小河溪镇的观山学院旧址开办了孝感县高等小学堂，有人称是孝感近代教育的摇篮。郭树勋鉴于孝感全县没有一所中学，于1924年秋，经过他的努力真的创办起一所中学，取名为孝感中学。在父兄的帮助下，他利用父亲在小河溪镇教学的方便条件，由父亲任校长，请一些同学帮助授课，一切筹备就绪，到县政府申请立案，未获批准，这个中学终因缺乏经费只坚持了半年就夭折了。这种经历对他的教育救国的思想无形中也是一个打击。

　　这时的郭树勋并不满足于现状，仍在不断的探求，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在逐渐影响着他。他如饥似渴的寻求新的思想，很多的著名共产党人的演讲，只要是他知道的他都去听，在武昌洪山听共产党员林育南讲演；听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陈潭秋讲反帝反封建的问题听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讲演，第一次听说马克思主义是观察社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的提法，尽管他还不能理解，但对他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些讲话使他感到既新鲜又有号召力，引导他继续追求和思考、探究一些新思想和新问题。

　　这时发生了对他思想触动最大的一件事。1924年国民党改组前，在“武高”校内爆发的一场革命派和醒狮派的争论。革命派是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一方，以陈潭秋、李汉俊、任开国等为代表；另一方以醒狮派(即国家主义派)为代表，有余家菊、李璜、陈启天等人。事情的缘由是由于醒狮派不满意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他们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尤其反对国共合作，于是提出了“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进行破坏，这个口号的实质是把苏联当成外部敌人，把共产党当成内部敌人。因为这个口号有一定的迷惑性，使一些思想模糊的学生分辨不出真伪，革命派必须据理力争，揭穿其反对新三民主义的实质。两派形成尖锐的对立，各自宣传自己的观点，最终是以进步的一派大获全胜，他们以有力的理论和有据的事实，驳倒了对方的观点，揭发了其恶毒的实质，不但教育了大部分学生，而且在武汉地区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醒狮派则遭到群众的唾弃，大伤元气，此后他们在“武高”就销声匿迹了，连武汉的阵地也濒临崩溃。这次辩论虽然是在“武高”校内进行的，但是它波及的范围是很广的，可以说在全国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对郭树勋最大的启发，就是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是救国的良方，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才能兴旺。他下定决心，积极拥护反帝和反封建的主张，而且要身体力行去实践它还使他懂得了在政治活动中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来武装自己，此后他更加注重理论学习。

　　在进步活动中锻炼成长

　　郭树勋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实践总是伴随着思想的轨迹。有了“农业救国”的思想，就随之而来的是想方设法为农民干些实事，有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就努力去办教育。在他思想渐趋成熟时，更是下定决心把思想变成行动，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把自己锤炼得更加坚实。在“武高”的三年，是他极其活跃的三年，参加了很多的进步活动，尤其是积极参加反帝和反封建的活动，既锻炼了他的工作能力，又促进他思考更多的问题，这些活动可以说是促进他政治上成熟的开始。

　　1923年1月，“玄学”派主将张君劢，在清华演讲人生观问题，公开宣扬一种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自由意志，在社会上掀起“科学与玄学”的论战。郭树勋极为关注这场争论，从中领悟到宣传科学的重要，于是尽自己的所能，把部分同学组织起来做普及科学知识的工作。于是在“武高”发起组织生物学会；在武昌的《江声日报》的副刊上，开辟《生物周刊》专栏，亲自担任主编，宣传科学知识，他自己在这个刊物上先后发表了几篇有价值的文章，尤其是《植树与人生》、《细菌谈》、《赫胥黎HUXLEY之百年纪念》等，至今都有影响。他对科学的重视也是源于此时，他说：“…中国除了急迫需要清明政治外，还要有一种在演进途程中不可须臾离开的科学工具。”“中国需要科学是一件无可讳言的事实。”虽然他从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出发，逐渐队识到仅限于科学的宣传和教育还是不能救国的，但是对于科学的发展将对人类的进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是始终坚信不移的。尤其是在他的晚年，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他更加重视科学的发展和关注科学的应用。

　　郭树勋在“武高”的优秀表现，获得了大部分学生的拥戴，1924年2月，他以高票当选“武高”学生会的负责人。以“武高”的学生代表出席武汉市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大会。“武高”的学生会在武汉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它成立于“五四”运动之后，有优良的民主传统，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在学生中也有一定的号召力。这期的学乍会经过他们的努力，在推动学生摆脱封建意识的束缚，参加一些文体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管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方面，也朝符现代方面发展，非常重视课外活动，组织各种演讲，尤其在促进学牛走出书斋，关心社会政治、关心群众疾苦方面都作了大量的工作。

　　7月，由北京学生联合会等50多个群众团体发起，在北京成立了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主要宗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随后全国各地积极响应，武汉地区也成立了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的组织，在它的号召下，各个学校和团体也相继成立相应组织。“武高”建立该组织后，郭树勋立即参加，并积极投入宣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活动。

　　冬季，“武高”更名为武昌大学，不久又改为武昌师范大学(简称“武师大”)。军阀省政府将学生爱戴的校长张继熙撤换，学生不满意省政府委派的校长，郭树勋和学生会的其他负责人率领请愿学生到省政府门前静坐示威，迫使省长肖耀南收回成命，由学生会聘请校长。学生会决定到北京和上海寻找应聘对象。郭树勋同另一名代表先到上海聘请张子高为校长，未果，又转道北京，到教育部交涉，聘请了老同盟会会员石瑛出任校长。这件事锻炼了郭树勋的胆量和毅力，为了全校的大局，不遗余力的去争取实现最好的结果。

　　郭树勋在进步刊物上逐渐了解到工农大众人数最多，力量最大，生活也最苦，但是没有人去组织他们。他决定利用假期，深入到工人中去。他找到黄包车厂，为了体验他们的生活，和工人同吃同住一段时间，做发动他们的工作。家里人不理解，同学更是议论纷纷，放着大学堂不去读书，不知是怎么想的。他就是一个重视身体力行的人。

　　中国共产党为了反对军阀的统治，尽早的实现民主政治，在1923年7月第一次提出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是问题的主张。这个号召得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的支持，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宣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也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国民党改组和号召召开国民会议，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武师大”也接连集会，拥护新三民主义和召开国民会议。1924年11月，中共又重申召开国民会议，建议目前急速在北京召开预备会议。这个建议得到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于是各地纷纷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郭树勋被选为湖北省代表，于1925年3月，同何恐、刘蔚如等湖北代表到达北京，出席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在会上郭树勋代表湖北省提出反对段祺瑞政府向法国借款的提案，还对这个提案作了说明。郭树勋在参加这个会议时，亲身体会到各方意见分歧很大，而且很难统一，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召开国民会议阻力还是很大的，革命主张不是轻易就能实现的，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正值此时，孙中山逝世，郭树勋在北京参加了追悼活动，更进一步了解新三民主义的内涵和现实意义。他回到武昌后，正值湖北省党部组织全省大规模的追悼活动。在参加这些活动中，组织学生会发起武汉教育界大、中学校的师生数千人在武昌烈士祠堂举行追悼活动，广泛地宣传了孙中山的革命事迹，自己也深受教育，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反帝和反封建斗争进行到底。

　　6月，“武师大”学生会邀请胡适演讲，由郭树勋主持会议并致欢迎词。胡适在讲演中要青年以读书为本，不要参加政治运动，要以德国的歌德为榜样，因为他不参加政治活动，所以才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会议结束前，郭树勋以主持人的身份，旗帜鲜明地驳斥了已有名气的胡适教授的观点，针锋相对地指出，我国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内受封建主义压迫，学生们闭门渎书是办不到的。青年学生既要读书，又要过问国家大事，读书正是将来为国家做贡献，因此国家的现状我们每一个青年学子都要关心。这番话说得胡适哑口无言。

　　郭树勋在“武师大”参加这一系列活动，有些是得到共产党组织的支持。在学校已有党组织，并成为学校革命活动的核心。郭树勋在学生时期参加这一系列活动，一方面使他对社会、对政治的认识有所提高，尤其是增强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也锻炼了他的意志力和承受力，为他后来的革命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仉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他的学业。他是不会想到的，为了弥补荒疏的学业他走了一段弯路，使他追悔一生。

　　成长过程中的小曲折

　　郭树勋是在共产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随着党的年幼而幼稚，随着党的成熟而渐趋成熟。1921年7月，在中国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有几十个最早接受乌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建立起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在它刚刚诞生的时候，虽然它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政纲，但毕竟这个党还是处于幼年时期。各地在发展党团员的工作中也存在幼稚的痕迹。郭树勋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一个极草率的实例。在1922年的5月的一天，郭树勋由同乡李国琛拉着到“南高”的一个教室里参加一个会议，他们去晚了，会议已近尾声，他还没有弄明白是什么会议，就宣布散会了。走出会场后，李国琛说：“今天咱们参加的是青年团的会议，青年团组织比读书会要好，我已经介绍你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了。”郭树勋听后一头雾水，不知道青年团是个什么组织，为什么比读书会好，参加这个组织有什么积极意义，就这样在精神准备不足，认识还不清楚的情况下，就成了一名青年团员。入团以后，一直没有人再找他联系。到1923年上半年，有一天突然同学刘昌绪找他说：“你在南京加入了青年团，今后同我联系。”他也没有讲今后怎么联系，就走了。在这段时间里，刘昌绪对他帮助最大是给郭树勋送来一本《中国青年》叫他阅读，这本杂志确实给郭树勋留下了深刻印象。还有在召开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时，郭树勋参加了共产党的党团会议。此外没有一定的教育，也没有经常的和正规的组织生活，这当然同党组织还是处于秘密状态有关。

　　1923年初，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同国民党联合的方针，11月，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的身份参加国民党。早已在武汉地区从事共产党党务工作的董必武，又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参加了湖北省党部的筹备工作，后又任湖北省党部的执行委员，这时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是控制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手里，是坚决执行以三大政策为核心的新三民主义的。在此期间，也就是1924年秋，郭树勋由钱介磐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左派。钱又名亦石，也曾是“武高”的学生，比郭年长15岁．这时钱介磐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在国共合作时担任过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执行委员兼任宣传部长。郭树勋加入国民党以后也曾在他的领导下在省党部兼任宣传委员会的委员。钱后来成为有名的国际问题专家，郭树勋对钱的为人和学识很是佩服。

　　1925年春，郭树勋刚从北京参加完国民会议促成会回到“武师大”不久，刘昌绪告知他，赶快办理由团转党的手续。郭树勋成为共产党员以后，虽然参加了很多的进步活动，有些是党领导的活动，但是对党的了解是很浮浅的，尤其对党的性质、党的章程都知之甚少，对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更不清楚。而当时同郭树勋直接接触的共产党员对他影响不大，有些党员还给他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如当时同他一起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两个代表，其中之一的何恐就是共产党员，他经常不参加会议，反而在这期间到处游玩嬉乐，甚至于还谈论逛妓院的事，给郭树勋的印象极坏。而另一代表刘蔚如是国民党员，其表现同何恐完全相反，把全部精力放在会议卜。这两个人的反差这么大，也是他后来选择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的原因之  。退党的问题，从主观来说主要是觉悟不够，正如郭树勋后来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赞成共产党的主张，在实际工作中也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但当时还没有成熟到要求做一个共产党员的程度，组织上虽然参加了党，但思想上是被动的，认识上是模糊的。”“由于没有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还没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觉悟。”

　　退党的直接原因是毕业在即，面临毕业和就业的问题，因此想利用不多的时间多读点书。可是社会活动依然频繁，仍然影响学习，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只能减少社会活动。1925年暑假开学后，课程有所增加，荒疏的功课需要补上，只有一年就要毕业了，摆在日程上的问题是毕业后个人的就业问题。这些问题的焦点，都集中在迫切需要抓紧时间学习，为毕业和就业创造条件。为了解决社会活动多和学习时间少的矛盾，就产生了少参加或不参加政党活动的想法。那么是不参加共产党的活动还是不参加国民党的活动?经过思想斗争和考虑，他的倾向是不参加共产党的活动。因为思想上分辨不清两党有什么本质区别，觉得在反帝和反封建上都差不多；另外从自己接触过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相比较，觉得国民党员比共产党员优秀。实际上他接触的国民党员如董必武、陈潭秋、钱介磐都是共产党员，只是党还没有公开，他不知道而已。于是在这一年的秋季，向党组织提出退党的请求。他当时毕竟才21岁，经历的不多，也不能有过苛的要求，可是他自己从来也不原谅自己，一生都在从这个决定上寻找教训。他后来说：“当时我只具有民主革命的要求，而没有共产主义(马列主义)的觉悟，政治上只满足于做一个国民党左派”，这是退出共产党的根本原因。他始终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后来沉痛地说，退出共产党的问题，“在当时看，是一个青年的政治选择问题，现在看则是我政治生活中的一次倒退。”

　　确立共产主义信仰

　　郭树勋退出共产党以后，仍然从事反帝和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26年春季开学，因家里实在凑不足学费，虽然还有一年就毕业了，不得不停止学业，应聘到许昌的十四中学教博物学。在许昌期间同该校进步教师谷迁乔接触颇多，共同在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受到学生的欢迎，但引起校长的不满。快放暑假时，校长借故不发他下一学期的聘书。学生知道后坚决不干，并说：“不发郭老师的聘书我们不放假”，有些教师也出面说：“应该继续聘请他”，逼得校长不得不做出让步。但是由于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大革命的高潮席卷了长江南北，他也不能继续当教师了。革命在呼唤他，他又直接的卷入农民运动的革命洪流中去。

　　放暑假他回到孝感家中，不幸得了伤寒病，一直在家治疗和休养。9月初，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秘书长何翼人的来信，说汉口革命事业进展迅速，需要入手，叫他速来汉口。郭树勋不顾病体初愈，当即赶到汉口，参加了湖北省党部和武昌市党部的工作。先任省党部宣传部的秘书，后任武昌市党部主任委员。虽然党务繁忙，但心情愉快，干劲十足，在省党部主办的党务干部学校还做兼课教师，主讲反对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等课程。

　　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农民运动在两湖地区高潮迭起。中共湖北省委在大好形势下，决定成立湖北省农民协会，把广大农民团结和组织起来。为准备湖北省第一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的召开，成立了筹备委员会，郭树勋当选为筹备委员，他作了大量的繁难而细致的筹备工作。

　　1927年2月，湖北省第一次农民协会筹委会陆续召开了三次筹备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郭树勋当选为宣传科负责人；在第三次会议上确定了正式开会日期后，他又被选为大会秘书处宣传科主任。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宣传工作上，起草了大会上需要的大量文件。3月4日～22日，湖北省农民协会正式召开，他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24日，在全体执行委员会上，当选为常委委员，任教育部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农民的教育工作上来，创办了湖北省农民协会合作社训练班，亲自担任班主任；经上级领导批准筹办湖北省乡村师范学校，自任校长。

　　5月，赤色职工国际太平洋沿岸劳动会议在汉口召开。全国农民协会和湖北省农民协会在汉口普海春饭店举行宴会以示欢迎。郭树勋以湖北省农民协会常委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宴会。在宴会前，全国农民协会委员长毛泽东致欢迎词，浓重的湖南口音和有力的手势，清晰的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观点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讲到中国革命的特点，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世界革命要靠各国人民的团结斗争。又强调说：中国农民运动，是革命进程中的主要的力量，尤其需要与全世界工人阶级携手前进，永远离不开工人运动的影响与指导，工人阶级天然是农民的领导者。这些观点深深地印在了郭树勋的脑海，无疑是对他的成长起了积极作用，使他对农民的深厚情感建立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他后来说：“中国农民运动是革命进程中的主要的力量这一重要论点，使我在工作中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行动上更加坚定。”

　　农民协会成立以后，农民各个扬眉吐气，可是土豪劣绅却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不断地造谣生事，破坏农民协会的威信。郭树勋和其他的常务委员揭穿他们的阴谋诡计，由郭树勋起草了《湖北省农民协会告农民》等宣传品。揭穿土豪劣绅们用造谣生事、成立假农会、挑拨农民之间的关系等种种伎俩来破坏农民协会，以达到他们借刀杀人的目的。提醒广大农民务必提高警惕性，联合起来打倒土豪劣绅。

　　大革命的洪流吓坏了国民党右派蒋介石，他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股叛变革命的逆流，使湖北地区的国民党右派、土豪劣绅欢呼雀跃，并且立刻响应，在湖北各地掀起反共、反工农运动的逆行。郭树勋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右派的所作所为，到处是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破坏和捣毁农民协会、枪杀农民和农会干部等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惨烈场面，事实教育了他，对国民党右派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他在处理“麻城事件”时体会的更加深刻。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影响下，湖北麻城县的土豪劣绅勾结河南光山县的反动地主武装——红枪会约1万多人，窜回麻城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在乘马岗等地捣毁了农民协会，捕杀了农民群众和农会干部，制造了“麻城惨案”。事发当时麻城县农民协会的自卫队长王树声星夜赶到武昌，向省农民协会求援。在湖北省党部董必武的主持下，立即召集省党部、省政府、省农协等单位商讨对策，会议决定成立一个“麻城惨案调查委员会”，全权处理这个事件。调查委员会由三方面人员组成，有省党部代表丁涛庵、省政府代表刘云庭、省农民协会代表郭树勋。调查委员会组成后立即由王树声陪同前往麻城。到达麻城后先同中共县委书记蔡济璜联系，共同商量决定，先消灭盘踞在乘马岗的反动枪会。在商量对策时有人提议，由于没有枪支，只凭梭标、木棍是难以赶跑敌人的，不如利用民团郑其玉的力量，一同攻打乘马岗之敌。虽然县委书记不同意，认为地主武装是不可靠的，但是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有人提议可以先同郑其玉商量，征求意见。郑其玉迫于压力，表示同意，但在攻打途中，他又率民团的人乘夜黑偷偷地逃避了。由于农民自卫队势单力薄，没有取胜的可能，又折返回县城。进城后，发现县长也偷跑了，在此紧急的情况下，郭树勋等采取果断措施，以调查委员会代行政府职权，迅速调动周边的农民自卫队、工人纠察队和农民群众守城。乘马岗的敌人了解到县城空虚，趁机包围了县城，一连六、七天乘夜色攻城。郭树勋和王树声在城内日夜巡逻，鼓舞士气，指挥战斗，坚守城池。晚年郭述申在怀念王树声时写到：“孤城危急初相见，并肩战斗楚云天。”就是写这时他们共同守城的情景。由于全城群众奋勇守城，加上打死会匪首领丁九聋子，敌人终于被迫撤走，一时解了围困，但形势依然严峻。经过商议决定由郭树勋返回武昌求援。在董必武同有关方面联系后，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调动了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军和省警卫团的一个营的兵力开赴麻城，一举歼灭了反动的地主武装，解了麻城的危难。

　　在“麻城惨案”的处理中，郭树勋成为实际的核心人物。在处理过程中，使他感受最大的是群众的力量，没有工农群众的奋勇，要赶跑反动势力是不可能的。他又一次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的右翼势力同地主阶级相互勾结，不但提高了郭树勋的识别能力，也锻炼了他的胆识和处事不惊的沉稳性格。当他得知在其他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地主反攻倒算的情况，更加气愤填膺。6月初，他到黄冈等地视察农协和农村合作社时，恰逢夏斗寅叛变，形势异常严峻。他又一次看到了反革命势力的嚣张气焰，看到了他们对劳苦大众的残酷屠杀，从而坚定了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的决心。他后来说：“斗争的实践，把我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我暗下决心，要做一名共产党员。”

　　郭树勋青年时期的成长轨迹，代表着他们那个时代优秀青年所走过的道路。在他懂事以后，灾难的中国，把他吸引到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寻觅探索。在爱国的起点上，以坚实的脚步终于走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就是为人类的美好未来——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