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位三是鄂豫皖苏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从1922年开始就在鄂豫皖地区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先后担任过黄安(今红安)县委书记、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和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鄂东北道委书记、鄂豫皖区党委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积累了极为丰富的革命经验。他于1943年11月下旬到达鄂豫边区后，与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在一起，领导边区军民开展敌后抗战，加强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取得了重大成绩，特别是同边区党委一道领导了边区的整风运动。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领导开展了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内容的整风运动。鄂豫边区党委对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1942年5月作过传达和布置，并结合工作和战争的实际初步开展了整风学习。但是，由于战争频繁，“环境较为动荡，各机关部队较为分散”，加上“主观上对于整风工作的重要性还认识得不够”。所以，过去“对整风工作虽然零零碎碎地进行了一些，但没有全面展开，没有贯彻下去，没有获得什么效果”。

　　郑位三来到鄂豫边区后，根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在1943年6月18日《对华中工作的意见》中提出来的“要在今年明年彻底完成整风与审查干部的任务”的要求和鄂豫边区党组织的状况，认真地抓了整风运动。他说：“华中局派我来鄂豫边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整风审干”。为了搞好边区的整风运动，郑位三首先认真地组织边区党委和五师领导同志深入学习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有关文件，提高大家对整风运动的认识。他多次讲：整风“是党的建设最好的办法。这些办法是我们毛主席创造的，毛主席的创造，完全可以加到马列主义的武库里去。”我们所有的同志都要“加紧深入的整风运动”。他还引导边区党委分析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边区党组织的现状，说明当时开展整风运动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郑位三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他说，1943年2月苏联红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伟大胜利，歼灭德寇精锐部队33万多人，迫使德寇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1943年9月，意大利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样，德、意法西斯集团已开始瓦解。英、美在太平洋地区也加紧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日寇已陷入极其不利的地位。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解放区战场从1943年开始，举行了局部反攻。3月至9月，华中局的苏南、苏中军民粉碎了日、伪军的“军事清乡”和“政治清乡”，保存了我军的有生力量；七八月间，山东军区部队打破了日、伪、顽的夹击，基本上控制了沂鲁山区，打通了鲁中、滨海、胶东各区之间的联系；9月下旬至11月下旬，冀鲁豫区军民粉碎了日、伪军3万余人的大“扫荡”。郑位三在分析了这些情况后说，国内外的这种形势表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时刻已经不会很远了，我们要作好一切准备，迎接抗战最后胜利的到来。

　　郑位三在分析了抗战的有利形势以后，进一步谈了鄂豫边区党组织的现状。他说，边区的党组织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几乎全被国民党破坏。抗日战争开始后，党中央派了一批干部到鄂豫边区，恢复和重建了各级党的组织，吸收了大批共产党员。据边区14个基本县的不完全统计，到1943年有共产党员22500多人，五师部队中有共产党员3100多人。这些党员都有很可贵的革命积极性，也愿意接收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在抗日游击战争中起骨干带头作用。边区党委在领导人民抗战中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但是，由于长期处在农村的游击战争环境中，思想政治教育抓得不够紧，所以边区的党组织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王明那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坏作风在边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都比较低。他们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家庭，不少人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有些党员干部甚至少数高级干部“三风”还相当严重，正如陈少敏同志说的，他们“不研究上级指示，不执行党的政策、决议，自成作风、自成体系、自由行动，不遵守党的统一行动的原则。只看到自己看不到别人，只看到自己的地区，看不到大的方面”。

　　郑位三在引导边区党委分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边区党组织的状况以后，明确指出，边区党内这种状况是不能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党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任务的。为了纠正“三风”，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使党组织能够担当起领导抗战取得彻底胜利的任务，必须开展整风运动。

　　根据郑位三的建议，边区党委决定这次整风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从1943年12月初开始，用4个月左右的时间，重点整顿党风，对党员进行阶级教育，肃清国民党的影响，加强党性锻炼；第二期再用三四个月的时间，整顿学风和文风，提高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加强思想修养。整风运动的重点放在部队小团级和地方县委常委以上的领导干部上面。党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参加整风运动，“从党委本身起，各级党政军的负责同志必须亲自主持整风运动之进行，并首先认真地自己整风，成为各该地区或部队中整风模范，没有各级负责同志的直接参加与领导，整风工作之开展是不可能的”。

　　对党员进行阶级教育，这是当时边区斗争形势的需要。

　　这次阶级教育，主要通过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放手发动群众，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质问国民党》等著作，运用讲课、小组讨论、自由辩论、自我检查、典型报告、个别帮助等形式，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阶级本质，帮助党员着重提高对国民党和共产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及其抗战前后政策的变化、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的本质区别、中国共产党二十多年来的历史及坚持抗日战争的光明前途等问题的认识。

　　在进行阶级教育的基础上，边区党委进一步抓了党风教育，以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增强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党性。郑位三指出，在进行党风教育时，要把纠正高级干部的不正之风作为重点来抓，因为高级干部是边区党、政、军各级的领导骨干，是边区党的具体方针、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人。为了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带领边区人民进行抗战，必须首先帮助他们克服各种不良的作风。

　　郑位三反复强调每个干部都要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性。他在《略谈改造思想问题》和《关于整风问题的报告》等文中，多次指出“没有天生的布尔什维克”，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认真改造思想，不论是理论水平较高的或者是工农出身的，“都毫不能例外，这是个基本问题”。他还具体指出了共产党员思想改造的方法和途径。他说，党员思想意识的改造必须通过革命斗争的锻炼、自我修养和党内教育与批评等方式来进行，“这三种武器是密切联系着的，三者缺一不可”。郑位三还特别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加强群众观点，他在《论群众观点》的报告中，深刻地阐明了共产党员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坚决同广大人民群众在一起进行抗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某些干部轻视群众、脱离人民、不尊重党外民主人士的意见和“只看到自己，看不到别人”的宗派主义错误。

　　为了帮助共产党员提高思想认识，郑位三特别号召大家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和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文章。他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评价很高，多次对大家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全党来说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在政治上的创造莫过于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党的建设问题上莫过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当我工作苦闷时，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拿出来看一下，问题就解决了”。

　　通过党风教育，广大共产党员和干部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有了明显的改变。特别是通过结合整风进行的精兵简政，克服了过去机关庞大臃肿的现象，充实了战斗连队，提高了工作效率，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改进了领导作风，推动了边区各项工作的胜利开展。

　　在边区整风运动进入以整顿学风和文风为重点的第二期以后，边区党委着重抓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帮助党员肃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为了搞好党员的马列主义学习，边区党委根据郑位三的提议，于1944年2月至7月举办了军队小团和地方县委以上的部分领导干部整风班，学习党中央规定的22个整风文件。先后参加这期整风班学习的干部有115人。郑位三对整风班非常重视，他多次亲自给整风班学员作报告，与学员个别谈心，反复说明整风运动的目的、内容、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热情地介绍延安和全国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整风经验，“更将华中整风的具体经验传播到边区”，以帮助边区整风运动的顺利进行。

　　郑位三在讲话中，反复强调共产党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要求“每个共产党员的学习、工作，都应以马列主义为目标。”他说，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像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的：“学习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和品质，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努力“向马列主义看齐”，找出自己和马列主义的差别，并努力实现“消灭这个差别”的任务。郑位三还强调指出，学习马列主义必须理论联系实际。他多次向党员和干部讲，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著作中指出我们党内对待马列主义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态度；一种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态度。他说，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学习马列主义，坚决清除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不应该只是学习马列主义著作中的个别原理和结论，“光会引证马列主义词句，是不好的。”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从观点、立场、方法学起，从实质学起”。我们说要消灭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差别，不只是同马恩列斯的知识差别，“而是人生观的问题”，是人生观的差别。

　　鄂豫边区的整风运动在郑位三的具体指导下，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地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正确方针。一方面对党员中存在的“三风”错误，进行坚决揭发，严肃批评，不留情面，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另一方面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帮助犯错误的同志分析错误的危害和产生错误的根源。找出改正错误的办法，使他们放下思想包袱，轻松愉快地参加革命斗争。这样，尽管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在反省自己的问题时，思想斗争痛苦、激烈，但是，经过整风学习后，大家都心情舒畅，更加团结一致了，真正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许多犯错误的同志深有体会地说，在整风中“多一次批评，就多一次痛苦的思想斗争，但也多一次进步，尖锐的批评确实是帮助和挽救自己的好办法”。“整风不只是改造思想，而且是真正的救人。”

　　在整风进入审查干部历史阶段后，由于康生等人搞的“抢救运动”的干扰，全国有些地方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但鄂豫边区党委在郑位三的正确指导下，严格地执行了中共中央1943年8月15日作出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没有搞“抢救运动”。对有历史问题的干部，不搞“逼、供、信”那套错误的作法，而是根据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决定的六条要求和刘少奇关于要“以季米特洛夫所提的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来反省自己”的意见，启发干部自觉地向党组织交待。党委要求每个干部“深刻地反省自己，发扬自我批评精神，大胆地说出自己的问题”。郑位三还及时纠正了个别地区一度出现的肃反扩大化倾向，并亲自给有历史问题的干部作反省动员报告。为了促使干部自觉地交待历史问题，党委根据郑位三的意见，公开宣布了三条政策：一是有一般历史问题的人，只要忠诚老实地向党交待清楚，可以不给处分；二是对被敌人拉过去的失足者，只要坦白交待，悔过自新，还可留在根据地内参加抗日工作；三是对打进来的特务、反革命，也可以坦白从宽。另外，对一些问题较多而有思想顾虑一时不愿坦白交待的干部，领导上也不迫逼，而是反复耐心地做工作，“先用个别说服，给以开导启示，再进一步在小组内由群众批评帮助，中间再配合以反复个别说服，给以时间让其考虑”。

　　由于边区党委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一些有历史问题的干部都主动地向党组织交待了自己的问题。“许多同志向党坦白反省，把长久藏在心里所不敢说的严重错误和政治问题都揭发出来的。”在鄂豫边区整风班学习的115名高级干部中，自觉交待自己变节者1人，自首者2人，被捕问题未搞清者1人，参加过其他党派者4人，政治上曾经动摇过者24人，思想意识有严重毛病者30人。边区党委根据本人的坦白交待，经过深入调查核实，对每个干部都作出了合乎实际的审查结论，使一些有历史问题的干部放下了思想包袱，更加积极地参加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边区党委对干部历史审查的结果表明，边区干部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大多是思想问题，真正的特务、反革命一个也没有发现。当时康生经常给鄂豫边区党委来电，介绍一些地方在“抢救运动”中搞出了多少特务、反革命，并且也要鄂豫边区汇报搞出特务、反革命的数字。因此边区有些领导干部感到压力很大。当时具体负责整风班工作的任质斌向郑位三汇报干部交待的情况和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压力时，郑位三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共产党员应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所以，“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干部中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没有特务、反革命，就不能把好人当特务、反革命抓。”

　　在郑位三的正确指导下，边区党委在整风运动中没有犯扩大化的错误，使边区整风审干运动得以健康的发展。任质斌说：“在1943年底开始的整风审干中，虽然康生转发了很多所谓‘抢救运动’的‘经验’，但当时华中局派来边区领导工作的郑位三同志和边区党委没有受这些东西的影响，没有搞肃反扩大化，没有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因而，五师对所有有历史问题的老同志作出的审查结论都是实事求是的，没有伤害干部，始终保持了干部队伍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