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统治开始残酷镇压革命，肆意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地主也伺机反攻倒算，欺压农民，全国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共产党中央于1927年8月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广大地区发动农民准备总暴动，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各地尤其是两湖地区的党组织为了反抗国民党右派的残酷镇压，在有群众基础的地区，高举起武装起义大旗，集结群众，恢复革命力量，创建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寻找新的途径。

　　在京汉路南段区开展革命活动

　　武汉的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影响和策动下，于1927年7月15日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张太雷立即作应急部署，将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和干部尽快疏散，还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仍留在原地坚持斗争。郭树勋属于没有暴露身份的，决定仍然留在省农民协会继续从事农运工作。不久，国民党提出改组农民协会，成立了改组委员会，指定郭树勋为改组委员。随即强迫所有的改组委员都要发表反共宣言。在这种情况下，经省委指示，郭树勋以个人名义发表了反对改组农民协会的宣言后，秘密离开了省农协。8月初，罗亦农接替张太雷任湖北省委书记，决定调郭树勋到京汉路南段区任特委书记。

　　湖北省委根据当时白色恐怖的严重形势，为了更好的贯彻八七会议的精神，将湖北全省分成七个工作区，即武汉、鄂南、鄂中、鄂东、鄂西、鄂北、京汉路南段，都分别成立了特委，便于独立活动。其中的京汉路南段区管辖应山、孝感、安陆、云梦、黄陂、应城六县。这个区域正处于铁路沿线，交通便利，信息灵通，也是敌人极为重视和敏感的地区，在这个地区搞武装暴动困难是很大的。省委书记罗亦农约见郭树勋时，只说明特委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党中央的发动农民举行暴动的意图，口号是：暴动起来打倒国民党，打倒反动的国民政府，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建立工农政府，建立工农革命军。具体目标要以应山为中心发动这个地区的暴动。

　　郭树勋这时是个23岁的热血青年，面对白色恐怖，他毫无畏惧，只有一腔悲愤，恨不得马上把国民党反动派消灭掉，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他在实际工作中并不莽撞，还是十分谨慎的、扎扎实实的对待每一件工作。他先赶到家乡孝感，在城关镇北池的家中建立了特委的秘密联络点。为了更好的保护这个联络点和发挥更大的作用，郭树勋动员了父亲郭秀夫和两个姐姐鸿勋、雁勋协助工作，他们都为接来送往和保护这个联络点尽过力。郭树勋很快同坚持在此地的共产党员颜光第、黄明钦、卫祖圣等取得了联系，重新整顿和建立了党的组织，并在孝感地区秘密地展开了革命活动。

　　郭树勋按照省委指示，把工作的重点放到应山，准备执行省委的预定计划要在应山县发动武装起义，预想在这里设立起义的指挥中心。郭树勋到达应山后，首先找到地下党的联络点曹源兴药铺，同联络员曹冰清接了头，安排了住处后就全身心的投入了工作。先后在城关镇、广水、应山南乡、柴家岗等地秘密活动，调查了农协组织的现状、党的组织情况、党员和农民的思想动态。调查的实际情况是：农民协会的干部多数已被迫离散和逃亡，党的组织也已破坏殆尽，自卫队原有的枪支大部分被收缴，有少数被农民藏匿起来，从革命的主观力量来看，要在应山组织武装起义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同时又了解到敌人的兵力部署、装备和动向等，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更加难以实现发动起义的意图。他又到黄陂、广水等地继续秘密调查、了解情况。经过实地考察之后，他认为广水一带的条件稍好于应山，打算把指挥中心由应山移至15公里以外的广水镇，准备在这里先发动小规模的骚动，为武装起义打好基础。郭树勋随即将他了解到的应山、孝感、广水、黄陂等地的情况和他个人的意见如实地向省委报告，并请求再派一、二名有军事经验的干部来共同开展工作。

　　9月12日，郭树勋接省委来信，省委认为应山既然还有少量党员也还有点枪支，因此指示特委仍然按原计划行动，要在应山准备发动大暴动。同意当前可以开始搞些小规模的骚动，把各县的武装有组织的集中起来，出奇不备地打击土豪劣绅，组织农民抗捐抗税，破坏交通、邮电等设施。省委在信中强调当前抓好宣传工作，要使群众明白，只有实行土地革命，用暴力手段推翻武汉国民政府，才能实现耕者有其田。

　　郭树勋等研究省委的指示，领会省委的中心思想是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薄弱，但只要把宣传工作搞好，群众明白了利害关系，就能不顾一切地打倒地主和打败国民党的武装。可是对于实际情况有深入了解的郭树勋来说，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他了解敌我双方的力量相差悬殊，白色恐怖给群众造成的伤害是很深的，群众害怕恶势力的心理并未消除，这一切也不是在短期内用言语、用道理就能解决得了的。从省委领导来说，主观上是要组织起大的武装暴动，尽早的反击国民党的屠杀政策，郭树勋是理解的，但他毕竟是处在基层，了解群众的心理，也了解革命的力量，靠主观愿望是消灭不了敌人的，不顾实际的硬拼硬打，结果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京汉路沿线不同于深山，是国民党严加控制的交通要道；而革命力量不但分散且已经无力还击，要武器没有武器，要人也没有一定的人力。可是上级的指示又不能不执行，郭树勋在接到省委指示以后，只能积极准备暴动。决定以应山柴家岗为中心，秘密组织了一支农民游击队，发展了一些党员但人数很少，发展了城区的一个小学教员入党，还有几个农民入党。这些人虽然是坚决的革命者，但数量毕竟太少，而且枪支严重短缺。令人最为担忧的是应山还有国民党地方驻军一百多人，有三、四十支枪，还有各地的地主民团等武装，实力仍然悬殊很大。郭树勋又及时把上述情况报告省委。省委发来指示，要特委在枪杀土豪劣绅中，在袭扰驻军中解决枪支问题；要本是地下党员的县长尽快改换旗帆；要广水的铁路工人尽可能的破坏铁路交通；要把向广大农民进行政治宣传重视起来，以尽快的实现暴动。省委指示信刚到特委，局势又发生了突变，国民党的正规部队三十军1400余人开到了应山，抢先缴了县城驻军的枪械，使特委解决地方驻军枪支的计划落空。只好再向省委报告计划不能实现的原因和今后的打算，提出取消这次计划，把今后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以发动农民和积蓄力量为基点，恢复农村的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组织，建立农民游击队，铲除土豪劣绅。这些意见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可是这个报告却未引起省委的重视，反而认为郭树勋这个特委书记，难以独立完成暴动的任务，随即派邓雅声接替郭树勋任特委书记一职，郭树勋仍留在特委协助邓雅声工作。

　　郭树勋同邓雅声早就相识，在大革命时期，他们两人都在湖北省从事农民运动工作。邓雅声是湖北黄梅县人，比郭树勋年长两岁，1925年入党。两人共事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他们相处的十分融洽，感情深厚，主要是他们的志向和爱好相同，都勤奋好学，重视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重视平民教育，对农民有深厚的情感等，所以有很多的共同语言。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邓雅声被选为湖北省农民协会的秘书长，郭树勋为教育部长，他们开始在一起共事。在“七·一五”反革命事变的前夕，为了使农民协会的干部认清形势，作好应对革命所面临的突发事件，省农民协会和武昌、汉阳、夏口(即汉口)三县的农协执委开联席会议，这个会议就是由郭树勋主持、由邓雅声代表省农协作的政治报告。在八七会议后，武汉的处境极为恶劣，国民党的戒备森严，密探四伏，屠杀革命群众的枪声不绝于耳。他们都勇敢的负起责任，工作出色，在这段时间里他们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年郭述申用诗歌的形式，回忆了他们相识的情景：“怒潮卷湘鄂，识君在武昌。丹心启民众，战鼓响穷乡。”

　　大革命失败以后，邓雅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9月，省委派他来到京汉路南段区任特委委员，10月，接替郭树勋任京汉路南段区特委书记。他们又朝夕相处，共担重任，团结合作，共渡难关。有一次两人在深入基层后，在应山县的深山中趁着夜色行走，相互敞开心扉，谈到了革命的低潮形势，清醒地看到革命者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可能谈到r大革命失败后工作中所面临的困难和任务的艰巨。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丝毫也没有影响这两个革命者的信心，更没有动摇他们的信念，在深山里依旧憧憬着未来，向往着革命的光明前景。这次谈话给郭树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50多年后，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就想起邓雅声当时的谈话，在那样的环境里对革命信心十足。尤其是那视死如归、又推心置腹的一句话，“今年是个落头(即砍头)年哪!我家有老母和黄口孤女，万一我不幸，革命胜利了，请代表我去看一下。”郭述申后来在诗中写到：“武昌商大计，留语记犹新”，就是指这段话。革命者就是这样明知道当前形势险恶，个人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但从来没有惧怕过，反而对未来却充满了希望，他们互相勉励，一定要做好当前的工作。两个人的共识，更加深了他们的友谊。

　　特委在他们二人共同努力下，工作虽然遇到很多的困难，但很有声色。11月，黄麻起义成功的消息传来，特委领导农民小股武装，将京汉铁路在卫家店的一带铁路破坏，又趁机偷袭了东篁店火车站，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为稳定黄麻起义的成果，起了一定的作用。郭述申后来在诗中写到：“黄麻炮声响，京汉战旗扬。”就是写这时的情景。

　　1928年初，湖北省委遭到国民党的破坏。春节期间，邓雅声到省委汇报工作，参加省委在汉口铁路饭店三楼召开的秘密会议时，不幸被捕，关进国民党武汉卫戍区司令部的监狱。国民党当局用尽了各种手段，也没有动摇邓雅声的革命决心，最后动用了邓的同乡关系——国民党的一个军政要员，对他一再劝降，均遭到邓的严辞拒绝，于2月19日英勇牺牲，年仅26岁。战友的牺牲令郭树勋悲痛难禁，他是非常敬重邓的为人和其优秀品德的。在1978年他已74岁高龄时，亲自到邓的故乡黄梅县，正像他诗中所说的“专程偿宿愿，白首吊英灵”。因为多年转战，工作繁忙，没有机会偿还宿愿，五十年后才来到邓雅声的故乡，凭吊战友的英灵。饱含激情写下了《怀念邓雅声同志四首》的五言诗，是这样评价邓的：“赤胆山河壮，忠魂生死轻”；“浩气乾坤满，从容饮弹人”。1988年，邓雅声牺牲60周年时，又撰文《赤胆山河壮  浩气满乾坤》来纪念他的亲密战友。

　　邓雅声牺牲后，国民党大肆搜捕革命者，又发出一系列通缉令，郭树勋也在被通缉之中。这时特委和省委已经失去联系，孝感的家里也呆不住了，他不得已在3月间，到上海寻找党组织。在上海一直没有接上关系，家里的父兄为他担惊受怕。这时他的父亲也因为在他家曾经设过秘密联络点而受到了牵连，被关进了监狱，因为没有找到证据，后经全县各界人士的力保才得以释放。他的大哥为了应变，找了在新加坡的关系为他暂时躲避通缉而做了准备。可是郭树勋执意要在上海继续寻找党的组织，没有回应大哥的安排。到夏初时，终于在上海街头偶然地遇到“武高”同学江子鳞，通过江的联系才接上了组织关系。党组织让他暂时留居上海，并安排在党中央举办的短训班学习。学习结束后，组织上派他到河南工作。

　　在河南工作和第一次巡视豫南

　　1928年到1929年的河南党组织正处于革命低潮时期，准备发动起义和恢复革命力量的时期。从全党来说，也是“左倾”冒险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在这种形势下，河南省委的领导也一直没有摆脱“左倾”的影响，受到严重破坏的各级党组织也正处于重新组合阶段，有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后已经名存实亡，有的正在恢复之中；党员中的不坚定分子已经脱党，极少数的叛徒也被清除出党；遭受过重创的党员，思想还处于混乱状态，极左思潮、自由主义、地方主义、无政府主义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郭树勋来到了河南。

　　1928年秋，郭树勋受党中央的派遣赴河南省委工作，到达开封后，省委任命他为中共郑州市委书记。刚到郑州从事地下工作，人生地不熟，他浓重的湖北方言，当地人听不懂，又没有任何的社会关系，一时找不到工作，吃饭都成问题，工作就更难开展。偏逢豫丰纱厂的少数党员不顾客观情况，强迫工人搞罢工，结果是罢工很快就失败了，搞的他无处可去，在公园里又遇到不知底细的熟人，不得已离开了郑州，省委改任他为省委巡视员。

　　寒冬到来，郭树勋正在豫东南一带巡视。他到豫东南特委所在地潢川，传达贯彻“六大”精神，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协助豫东南特委总结了前一段工作，检查了指导思想上的盲动主义倾向，重新部署了今后的工作。1929年初，受河南省委书记张景曾的派遣到上海，向党中央送交省委报告。在上海滞留期间，豫东南特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特委。在郭树勋未到会的情况下，被推举为特委书记。3月，豫东南党组织被破坏，河南省委书记张景曾要求中央速遣郭树勋回到豫东南主持工作。郭树勋的行程还没有确定，又传来了河南省委遭到破坏的信息。党中央决定暂时撤销河南省委，划分豫南、豫中、豫北三个区域，设立三个中心县委，归党中央直接领导。中央派巡视员到这些地区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郭树勋被任命为巡视豫南的中央巡视员。

　　设置中央巡视员是适应当时的需要，因为党处于分散的地下状态，同上级领导机关和其他的党组织联系不便，为了保持中央同地方的联系，协调地方党委之间的联系，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在党的“六大”以后，加强了中央巡视员的工作。特别是六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强调要密切各级党组织之间的关系，需要加强巡视工作，把巡视工作作为“是目前密切各级党部关系加强政治指导的主要方法”。中央巡视员的主要任务是考察、了解下级党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实际情况，传达中央的决议和指示，与当地党组织共同决定当前的工作计划，帮助并指导当地党组织开展各项斗争。

　　郭树勋第一次巡视豫南，是从1929年5月初开始的，正值商南起义胜利之际，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来到信阳。他在晚年曾经回忆过这段历史，描述了当时的欢欣的场面和他自己兴奋的心情：在“得知商城被我军攻占的胜利消息后，兼程从信阳赶到商城。亲眼看到城乡劳动群众扬眉吐气欢欣鼓舞，祝贺红军队伍摧毁了河南封建势力的一个顽固堡垒；看到了红军战士笑逐颜开庆祝歼灭敌人、攻占县城的重大胜利；看到了手持钢枪和梭镖的赤卫队员，在大街小巷站岗放哨；看到了四乡农民高举红旗涌进城来慰劳红军。这些军民团结共同欢呼的场面，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也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参加到庆祝商城解放的行列之中，祝贺这一重大的胜利!”

　　这次巡视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党的领导机构，明确党委职责，解决同兄弟党委之间的横向关系。郭树勋到信阳后，立即投入工作，一面传达中央关于成立信阳中心县委的决定；一面酝酿县委主要人选。5月9日召开会议组建信阳中心县委，由贾子玉任书记。信阳中心县委建立后，在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郭树勋在《政治形势与河南工作方针》的报告中指出，中心县委今后的主要工作是把群众发动起来，积蓄力量，伺机夺取政权，建立根据地。会后他又深入基层了解组织情况，出席信阳的学生党支部会议，参加铁路工人的党支部的活动，听取他们的意见。19日，离开信阳赴潢川了解情况，途径罗山，遇到敌人的严格盘查，不得已又折返信阳。

　　6月初，郭树勋赴鄂东北，参加鄂东北和豫东南两地党委的联席会议，建立了两地党委的横向联系。鄂东北和豫东南两地相邻，有时需要相互支援、有时需要相互协商，由于党的领导系统不同，遇到很多问题，并影响了实际工作，因此有必要加强两个地方党委之间的联系。这次会议商定了联系的形式和时间，为两个党委的协调一致进行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会后，到倪志亮领导的游击大队作视察，并给队员作了当前形势的报告。7日，到潢川，为了加强潢川县委的领导，郭树勋亲自主持召开了县委会议，调整了县委的人选，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在此期间参加了基层手工业工人的支部会议，深入到知识分子党员中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活动。10日，离开潢川返回信阳。

　　6月11日，在郭树勋的倡议和主持下，鄂东北特委和信阳中心县委在柴山堡举行联席会议，主要是解决商南地区党组织和红三十二师的领导归属问题，会议根据当时的客观情况和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考虑到在商(南)城起义后，商南党组织曾一度由鄂东北特委指导工作，这次会议决定其领导关系移交信阳中心县委，由商城县委直接领导。同时决定红三十二师也由商城县委领导，在有紧急情况和问题时，鄂东北特委可以指挥商城县委工作。领导归属虽然明确，但是有些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解决彻底，留下了后遗症。

　　这次会议还解决了各根据地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确定了商南、罗田、麻城、光山四县每个月召开一次联席会议，解决和协调各县之间的关系。会议由鄂东北特委召集。

　　6月12日，郭树勋从潢川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致信商城县委，一面传达上述决定；一面对商城党和红军的工作方针提出八点指示：

　　l，积极扩大红军，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区域；

　　2，努力设法打破横在鄂东北及商城之间的军事障碍

　　3，加紧红军的训练工作

　　4，设法做好民团中的群众组织工作

　　5，肃清乡村中的反动势力；

　　6，在非军事区域中，依然要积极利用日常斗争口号发动群众；

　　7，扩大群众组织，并使他们武装起义；

　　8，乡村政权的建立，可以学习鄂东北的经验。

　　郭树勋代表党中央对商城工作的指示，体现了加强党的领导和依靠群众的思想强调了武装斗争的重要，力求扩大红军和提高红军的战斗办指明了革命政权的作用和建设的方向。这些指示对开辟和巩固根据地起了指导作用，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信阳中心县委为了认真贯彻这些思想，并针对根据地所处的恶劣环境，使商城县委真正领会上级的意图，于7月18日，致信商城县委，作出二十三条更为详尽的指示，进一步阐明了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群众工作、对敌斗争策略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郭树勋的八点指示和信阳中心县委的指示，指导了商城县委逐步纠正工作中的一些偏差，发挥了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豫东南的革命斗争逐步向正常发展。

　　事实也证明了指示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在此期间，反动民团又纠结起来，从东西南北四面进攻商城，而商城县委沉着冷静，遇乱不惊，领导红三十二师和农民赤卫队奋起反击，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斗争，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使豫东南地区也初步形成了以南溪、吴家店为中心，纵横六、七十里的一块根据地。红三十二师也在战斗中有所发展，这都说明是贯彻了正确方针的结果。

　　问题依然出在对一些思想问题没有解决的彻底，也缺乏预见性，在执行中又爆发出来。如鄂东北特委两次下达通知，要撤销商(城)罗(田)麻(城)特别区委，商城党组织由信阳中心县委领导，特别区委书记徐子清仍留在信阳中心县委工作。可是信阳中心县委于6月底接收商城党组织时，却遇到商(城)、罗(田)、麻(城)特别区委书记徐子清和红三十二师党代表徐其虚的拒绝。这种错误行动影响了鄂豫两省党组织的团结，也违反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促使党内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有所抬头，但毕竟是思想和作风问题，决不能把党内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尤其是后来商城临时县委竞做出错误的决定，解散商、罗、麻特别区委、开除徐子清和徐其虚的党籍，又陆续把二人杀害，更是错上加错，还不经请示擅自任命戴亢若为红三十二师党代表淳B树勋把这些问题也写在报告中，并准备陆续解决这些问题。

　　6月中下旬，郭树勋到信阳，处理完工作后，又到豫南9县巡视。在巡视中，除了参加当地的党组织会议外，又深入到基层中去，参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活动，于月底返回信阳。

　　7月4日，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巡视豫南工作情况。9日，在给党中央的书面汇报中指出，信阳中心县委指导的区域太大，“请求划分东南、西南两处为中心县委，在人才及经济方面帮助潢川和唐河”。

　　第一次巡视豫南到此告一段落。

　　第二次巡视豫南

　　8月5日，郭树勋由上海回到郑州，准备开始第二次巡视豫南。在此期间，会见了河南省委书记童长荣，对如何加强地方党委之间的联系和设置相应机构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8月10日到达信阳，开始巡视。这次巡视在郭树勋写的《巡视豫南报告》中有详细的记载，从中摘录一段，可以略见他当时的工作情况。“十日抵信阳，当即召集中心县委会议，讨论中央对于豫南工作的指示及二中全会的决议，十五日参加信阳铁工支部会。十六日赴驻马店巡视，在驻市改组了确山区委，参加驻马店铁工支部会。二十日回信阳，时平民工厂罢工，信阳群众斗争的情绪异常高涨，中心县委当以全力应付罢工的斗争。二十一日参加平民工厂支部会，讨论实际领导罢工斗争的问题。二十三日赴光州，二十六日参加东南五县委书记联席会(出席的光州、光山、商城、固始、息县，到的有新蔡，罗山迟到)，在开会以前开了几次预备会，讨论提案等，会议经过二十小时完毕，讨论的决议案详(阅)带来的报告。”

　　郭树勋此次巡视重点依然是协调鄂豫两地党组织之间的关系，他在给中央报告中说到，“本拟即赴商城，解决商城工作及徐等问题，适时白色军队进攻商城南区，红军全部由南乡退驻东光山，党的组织同时与红军退却，因此不能去商城。”报告中提到的解决徐等问题，就是解决徐子清和徐其虚的无组织无纪律问题，因为战事而不能前行，只好在潢川和信阳参加一些基层党组织活动。

　　9月中旬，郭树勋到豫西南的驻马店、泌阳、南阳等地巡视。28日，在南阳召开西南五县(唐河、南阳、邓县、内乡、桐柏)代表会议，会议为时两天，讨论了当前的政治任务，并对组织、宣传、农运、兵运等任务也做出了决议案。会后还到南阳参加了城市党的支部会议。

　　10月6日起程东行，因去往鄂东北特委的交通断绝，10日回到信阳。这次巡视进行了两个月，在10月下旬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即《巡视豫南报告))。这个报告共写了十四个问题，对豫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对群众生活和群众斗争情况，对党的斗争策略和工作路线，对党的组织状况，对城市工作，对宣传工作，对职工运动，对农民运动，对士兵运动等各个方面，都以充足的数据和事实作了详尽的描述，把存在的问题也一一列举出来，尤其是把发现各级党组织的问题和如何解决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党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豫南党的政治水平，依然是很低下”，许多支部还“不能在群众中作核心的领导作用”，党组织之间也还存在有不协调的问题等等。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经过扎实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群众的基础上，写了这么详尽的巡视报告，可以窥见其工作量之大，用功之深。也为党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资料。

　　郭树勋在报告的最后一部分写的是关于商城解决徐子清和徐其虚的问题。在这个部分他对两徐的错误和商城县委的处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分析了他们的错误性质。他说，原本要到商城解决两徐的问题，因为敌人进攻，红军后撤，去商城的路线已切断，只能由潢川、商城、固始三县的县委书记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他在报告中把集体研究的结果和自己的判断，写给党中央。

　　事情的原委是，1929年6月在鄂东北特委和信阳中心县委共同决定将商(南)党组织移交给信阳中心县委，由商城县委直接领导。结果在月底县委来人接收时，遇到商、罗、麻特别区委书记徐子清和红三十二师党代表徐其虚的抵制。不执行上级决定当然是错误的，这种错误不利于两地党组织的团结，会导致党内纠纷的发生，是应该严肃批评的。但是商城临时县委和信阳中心县委特派员召开县委紧急扩大会议讨论如何解决两徐的问题时，不分青红皂白，竞立即解散商、罗、麻特别区委，开除二徐的党籍，又“对徐子清执行枪决的处分”。之后郭树勋到潢川时，商城县委书记报告说，在红军撤退途中将徐其虚也枪决了。郭树勋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对商城县委杀害两徐的根据是站不住脚的。他们指责说，两徐有七条错误和罪行，仔细分析“只有第五点(分配徐××的工作)可以值得注意，其余的有的是臆度，有的推测，有的意气的错误，有的是个人的私德问题，决不能联到反叛革命的罪恶上，倘若在与徐勾结有甚深的可疑，也决不应当用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枪决了他，这是很大的错误。”尤其是以“非常的手段处决徐恩恕(即徐子清)和不等中央的意见又解决徐其书(应是徐其虚)是错误的”。他在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时指出，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怀疑”和“动辄以非常手段解决错误”，还有“地方的狭隘观念”，“非组织观念”等造成的。

　　10月底，接党中央10月5日来信，要求恢复河南省委，指定由童长荣、陈源道、徐兰芝、郭树勋等五人组成省委临时机构，童长荣任书记。

　　就在郭树勋奔波在豫南的土地上进行巡视工作期间，他的父亲郭秀夫因想念最喜爱的小儿子，想方设法打听到他在信阳的消息，并同他取得了联系，辗转来到了豫南。他们父子在一个小乡村里见了面。郭树勋非常高兴同久别的父亲相见，与父亲话家常，问候了家里的亲人，频频叮嘱父亲要保重身体，不要挂念他。他只顾滔滔不绝的说下去，没有注意父亲的表情。郭秀夫见到了久别的儿子也异常兴奋，可是当他看到站在他面前的儿子的模样，他几乎辛酸的要落泪。一个带着破草帽，身穿破旧不堪的衣服，两只赤脚踏在一双破鞋上，已经沾满了泥巴，面庞黝黑，身体瘦弱的青年站在他的面前。这哪里是他日思夜想的儿子，这哪里是他在武昌高师读书的儿子，老人家只知道儿子在共产党里是个负责干部，从来也没有想到儿子的处境是这么的艰难，强忍住泪水，说了些家常，询问了儿子丁二作的境况，郁郁寡欢地离开了儿子。在回家的路上，满脑子是儿子的狼狈相，他怎么也不明白儿子干的是什么事业，不挣钱不说，处境竟会是这么的艰难，结果摔了一跤。到家后仍旧牵挂儿子，郁闷成疾一病不起，不久就离开了人世。郭树勋后来知道父亲的死同他这次见面有关，每当忆起此事而痛疚不已。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生活是常人想象不到的艰苦，但他早已习以为常。何况他当时一心都扑在工作上，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装束竟会给父亲那么大的打击，使这次见面竟成了永别。如果事先有所考虑的话，也不至于如此狼狈的去见父亲，自然也不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第三次巡视豫南

　　12月中旬，郭树勋从信阳出发，开始第三次巡视豫东南。在罗山遇到商城县委书记孔剑舞(原名孔文彬)、红三十二师师委书记郭天民等。当即向他们传达信阳中心县委关于商城问题的几点决议：目前商城县委由信阳中心县委领导并指导工作；9月间发生的红三十二师党代表戴亢若被害一事由信阳中心县委派人解决；当前的紧急任务“是扫除横在商城与边特当中的障碍，红三十二师应即刻向西游击，打通黄、麻、光的路线。”并建议孔剑舞、郭天民一同赴商城，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对策。

　　12月28日，郭树勋在潢川主持召开东南七个县的第二次书记联席会议。讨论了豫东南党组织所面临形势与任务；分析和研究豫东南根据地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决定迅速落实红三十二师的游击路线，为实现鄂豫边区的统一领导而努力奋斗。30日，同孔剑舞、郭天民共赴商城。商城这时刚刚被红三十二师攻克，到达后，正是1930年的新年，他们根本顾不上过年，当晚就召开了商城县委和红三十二师委联席会议，主要讨论红三十二师的发展方向和游击路线问题。1月2日，红三十二师按照既定部署立即行动。出发时在商城县城举行了军事检阅和动员，郭树勋在检阅了红军之后，作了动员报告，他号召红军指战员“要紧密的和工农群众斗争联系起来，无情摧毁豪绅地主的反动势力，更刻苦更勇敢的去完成红军的任务。”红三十二师的游击，打了不少的胜仗，在1930年3月党中央在《告商城县全体同志书》给予高度的评价，自从大革命失败以后，在白色恐怖下，革命处于低潮，“而商城的党和同志们能在艰苦的境况下面，积极的奋斗，从分粮抗租的斗争发展到地方暴动，并且在斗争中建立起工农武装的红军队伍，于不久以前还占领敌人反动统治的中心，解除了地主阶级许多武装，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这些英勇斗争的事迹和刻苦工作的精神，中央表示无限的欣慰和敬意。”

　　此后，郭树勋为了正确解决错杀徐子清、徐其虚和戴亢若的问题，同有关领导和干部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调查结果表明，问题出在党内存在严重的地方观念。他在1930年2月19日(《关于商城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到，“若仍利用军事的纪律去制裁(有关责任人)依然不能纠正……错误；所以我决定召集党的代表大会；公开的批评这许多错误。”又提出以教育为主、纪律处分为辅的方式从思想上“解决长久存留在商城党中的纠纷问题”。经过半个月的筹备，决定召开商城县委和红三十二师党代表联席会议。

　　1月15日联席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有140余人。郭树勋在会议上首先传达了党中央最近关于商城组织划归鄂豫边特委的指示，宣布了信阳中心县委对于商城工作的最近指示。他在大会上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会议准备解决一些重要的思想问题，力求达到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纠正错误的目的。没有预料到的，在会议进行中，当地干部和外来的干部就一些组织关系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有些人情绪极不正常。同时有人举报，发现有些人在捣鬼，恐怕会出问题。

　　这件事情还有一个起因，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中，提出不能联合富农的指示，在当时“左倾”路线的指导下，把凡是富农出身的红军干部一律清洗出军队，这也是造成军队干部思想不稳定的原因之一。当时红军的领导干部不少人出身于地主或富农家庭，由于是郭树勋传达的这个指示，使三十二9币的当地领导干部对他极不信任，于是就有干掉中央巡视员和外来干部的动向。郭树勋在得知这个情况后，惟恐悲剧再次重演，会议还没有开完，就同三十二师的外来的领导干部刘英、李龙桂、孔剑舞、郭天民等一起离开了商城，同去潢川。到潢川后，联名写信给红三十二师委及商城县委，要他们说明情况并严惩少数阴谋分子。

　　1月19日，郭树勋向党中央作《关于商城及三十二师党内纠纷问题》的书面报告，指出红三十二师的问题的症结在于地方观念严重。红三十二师的创立者是本地干部周维炯，可是商南起义后，党中央任命外来干部刘英为红三十二师师长，委任周维炯为副师长，还派了一个政治部主任李龙桂，也是外来干部。为此周维炯和一些当地干部对这种安排有意见，在攻打商城县城时周维炯未参加，是刘英率领部队打下商城的，这都是造成红三十二师领导不和的主要原因。正好在这个时候又提出“要用极大的力量来改造商城和三十二师的党”的口号。于是出现了商城县委不愿意归属信阳中心县委领导的问题，也就形成了要扣留中央巡视员的原因。郭树勋因事出突然，未得到上级同意竞擅自撤离商城，自请中央处分。

　　2月上旬，郭树勋到信阳，参加中心县委扩大会议。报告商城问题处理经过和今后加强商城地区工作的意见。

　　中旬，到达上海，向党中央作巡视豫东南地区的工作情况及商城问题的口头汇报。19日，又作书面汇报。郭树勋在报告中指出，商城县委和红三十二师存在的问题相当严重，必须予以重视，但是决不能采取简单制裁的办法，简单制裁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反而“能够产生十分不好的结果”。因此提出以加强党内教育为主，纪律制裁为辅的方法。又提出对红军的改造还要从基层抓起，起用“忠实和勇敢的下级干部”。最后建议中央采取将三十二师调离商城，加强领导力量，增派得力干部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等措施。郭树勋对自己在执行信阳中心县委决议不够坚决等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至此第三次巡视豫南结束。

　　从郭树勋三次巡视豫南，可以看出党内还存在不少问题，党还没有成熟起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一面同当时的各种反动势力作斗争；一面同党内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中，逐渐成熟起来的。可以看到一批有理想有信念的革命者，是在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锻炼出来的，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不顾个人的得失，一心一意地去奋斗、去拼搏。郭树勋这个学习生物学的大学生，非常懂得细菌的危害和传播的途径，但是限于当时的环境，也是为了工作，他很自然的同农民兄弟长期共用一盆水洗脸，在他年纪轻轻的时候，他的双眼就得了结膜炎，成了他终身不愈的疾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