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老在1975年7月27日病逝后，当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亲自为他主持追悼会，党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在代表党中央致的悼词中，追忆了位老“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几十年来，积极工作，艰苦奋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在位老诞辰百年之际，写此短文，从一个侧面说说我们的认识，以表敬仰之情。

　　不当“钦差大臣”，不搞“抢救运动”

　　1943年9月，华中局书记刘少奇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派郑位三作为华中局的代表，从新四军第二师到鄂豫边区，参加鄂豫边区党、政、军、民的一切领导工作。位老于同年11月下旬到达鄂豫边区，组织上专为配备了电台和机要员。他这次到鄂豫边区是带着中共中央关于查清新四军第五师问题的“尚方宝剑”而来的，但他不以“钦差大臣”自居。1944年1月12日，中央再次决定郑位三为区党委书记兼第五师政委。郑位三收到电报后不予公布。现在看来他的这一决定是恰当的，有利于鄂豫边区和第五师原领导班子开展工作，避免了因领导班子的调整而引起干部的种种猜疑。实践证明，没有公布这一任命并没有影响他以中共中央华中局代表的身份对鄂豫边区和第五师的全面领导，李先念等边区和五师领导成员都把位老作为上级党的代表看待，非常尊重，保证了位老在鄂豫边区和五师的最高领导地位。位老在各项工作中认真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取得显著的成绩，而且查清了新四军第五师机要科没有所谓“奸细打入”，证明“奸细”之说，纯属子虚乌有。他还私下提醒李先念：要接受高敬亭被杀的教训!反映了他对五师干部的良苦用心。在持有“尚方宝剑”的情况下，位老能够从实际出发，未对五师“动大手术”，并逐步消除了中共中央的怀疑和误解，这是难能可贵的，也充分体现了位老高尚的政治品德。

　　位老在领导鄂豫边区的整风运动中，他说：“华中局派我来鄂豫边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整风审干。”为了搞好边区的整风运动，他首先认真地组织边区党委和五师领导同志深入学习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有关文件，提高大家对整风运动的认识。他还引导边区党委分析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边区党组织的现状，说明当时开展整风运动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在提高大家对整风运动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整风运动的方针、方法和具体步骤，指导边区党委作出《关于彻底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成立了整风领导机构，明确了领导人员。整风分两期进行，第一期重点整顿党风，进行阶级教育，肃清国民党的影响，加强党性锻炼；第二期整顿学风和文风，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加强思想修养。在进行过程中，位老还亲自作报告。对出现的“整下不整上”、“整小不整大”、“整别人不整自己”、“整新干不整老干”等错误思想给予批评，要求每个高级干部都要带头搞好自己的整风。反复强调每个干部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性，他指出没有天生的布尔什维克，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认真改造思想，不论是理论水平高的或者是工农出身的，都不能例外，这是个基本问题。他具体指出“党员思想意识的改造，必须通过革命斗争的锻炼，自我修养和党内教育与批评等方式来进行，这三种武器是密切联系着的，三者缺一不可。”他还特别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加强群众观点，批评了某些干部轻视群众，脱离人民，不尊重党外民主人士的意见和只看到自己、看不到别人的宗派主义错误。他号召大家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和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在整顿学风和文风阶段，位老建议举办了军队小团和地方县委以上的部分领导干部整风班，学习党中央规定的整风文件，亲自给整风班学员作报告，与学员个别谈心，反复说明整风运动的目的、内容、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介绍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整风经验，以帮助边区整风运动的顺利进行。

　　鄂豫边区的整风运动，在位老的具体指导下，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正确方针。犯有错误的同志深有体会地说，在整风中“多一次批评，就多一次痛苦的思想斗争，但也多一次进步，尖锐的批评确实是帮助和挽救自己的好办法。”“整风不只是改造思想，而且是真正的救人。”

　　在整风进入审查干部历史阶段后，由于康生等人搞的“抢救运动”的干扰，全国有些地方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但鄂豫边区党委在位老的正确指导下，严格地执行了中共中央1943年8月15日作出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没有搞“抢救运动”。对有历史问题的干部，不搞“逼、供、信”那套主观主义的作法，而是根据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决定的六条要求和刘少奇关于要“以季米特洛夫所提的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来反省自己的意见，启发干部自觉地向党组织交待。位老还亲自给有历史问题的干部作反省动员报告。为了促使干部自觉地交待历史问题，党委根据位老的意见，公开宣布了三条政策：一是有一般历史问题的人，只要忠诚老实地向党委交待清楚，可以不给处分；二是对被敌人拉过去的失足者，只要坦白交待，悔过自新，还可留在根据地内参加抗日工作；三是对打进来的特务，反革命，也可以坦白从宽。

　　在位老的正确指导下，边区党委在整风运动中没有犯扩大化的错误，使边区整风审干运动得到了健康的发展。任质斌说：“在1943年底开始的整风审干中，虽然康生转发了很多所谓‘抢救运动’的经验，但当时华中局派来边区领导工作的郑位三同志和边区党委没有受这些东西的影响，没有搞肃反扩大化，没有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因而，五师对所有有历史问题的老同志作出的审查结论都是实事求是的，没有伤害干部，始终保持了干部队伍的团结。”

　　鄂豫边区的整风运动，不仅帮助党员和干部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清除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水平，而且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改变了各级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调动了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推动了边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取得了这样巨大的成绩，这与位老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

　　无私无畏，刚直不阿

　　位老在处理任何问题时，都先想到人民群众和其他同志的利益，特别是对一些犯错误干部的处理，他能够实事求是，敢于承担风险，坚决按照党的政策办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关心同志，无私无畏，坚持原则，刚直不阿的革命精神。

　　1935年，位老任陕南特委书记，领导红七十四师开展游击战争时，有位师政治部主任在生活作风上犯了错误，这是军纪所不容的。位老立即召开特委会议，讨论其处分问题。会上大多数人主张要从重处理，要求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位老根据党的干部政策，提议只撤销其师政治部主任职务，保留党籍，降职使用。他耐心细致地做大家的思想工作，使特委同志同意了位老的意见。这位干部很受感动，不仅改正了错误，而且工作积极。

　　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由于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认识不够，在红军改编问题上有些错误，本属思想认识问题。但当时组织上没有很好地分析问题的性质，以反党的罪名，错误的将其处死。位老对这个问题始终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处理不当。1960年5月，他不顾“左”倾思想的压力，再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编写鄂豫皖革命史的同志问他“如何评价高敬亭这个人”时，他说：判断这个问题要分清以下几点：第一，他有错误，特别是在与中央的领导关系上处理不够好；第二，他不是反革命；第三，他确有大功；第四，有这三点就决不该杀。当时对他的处理研究不够，如果把他送到延安去学习或关起来教育几年就好了。这种评价是实事求是的，但当时在“左”倾思想影响下，不可能对高敬亭问题重新作出正确的结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在1980年4月决定为高敬亭彻底平反，给他恢复名誉。历史证明，位老对高敬亭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

　　1940年冬，新四军第二师某部一个营，在津浦路西同桂系顽军打仗，因没有打好，部队损失一个排。1941年3月，第二师举行公审大会，把连长枪毙了，还准备把营长也枪毙。当时任二师政治委员的位老不同意这种处理办法。他说，对打败仗要作具体分析，不能草率地处理。要弄清楚是干部在战场上I临阵脱逃呢，还是由于对情况不明，判断不准造成指挥上的失误，或是因为敌人力量一时太大，而我们准备不够充分，招致暂时失利呢，等等，不能不加分析地对凡是打了败仗的干部都进行处理，甚至枪毙掉，否则不利于部队的团结和稳定。营长这次仗未打好，不是由于他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而是其他方面的原因。对他批评、教育，进行帮助是必要的，但不应枪毙。由于位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耐心的说服工作，这个营长才免于一死，只给了撤职判刑的处分。1943年位老又把这个营长送到延安学习。后来他回到部队，工作很积极，打仗很勇敢，还担任过团长、师长等领导职务。全国解放后，这位营长通过位老向党中央写信，说明当时的情况。中央组织部根据对当时情况的调查分析，决定给予了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撤销过去的一切处分。这个同志对党组织非常感激，也十分感谢位老对他的正确处理，他经常对别人讲：“不是位老当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决贯彻党的干部政策，我早已不在人世了。”

　　位老在解放后，曾被选为党的八届中央委员和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常委。但因体弱多病，没有负责具体工作。但他在养病中，仍然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研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经过调查研究，就农业、经济建设规律、发展科学教育和执政党的建设等问题写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建议和文章。他的主张，有些曾受到党中央的重视和采纳，有些虽被某些人视为右倾保守，但他依然孜孜以求，为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断努力。

　　位老不仅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主张要从实际出发，一切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而且在总结历史经验方面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1959年正当林彪、康生一伙搞“大树特树绝对权威”、宣传“井冈山道路通天下”的时候，位老却实事求是地向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写组的同志讲鄂豫皖苏区的革命历史，并把鄂豫皖苏区同中央苏区进行比较分析，说明鄂豫皖苏区的特点和重大贡献。在分析了两个苏区的不同特点后说：“江西红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那样做是正确的，鄂豫皖苏区当时也并不错，因为力量小，枪太少。”

　　对鄂豫皖苏区当时在全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位老也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说，鄂豫皖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块大的革命根据地，对全国革命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特别是大胆的提拔，使用一大批作战勇敢的农民干部，为我军建设作出了贡献。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几省中心地，革命屡先锋，鄂籍军功大，楚语遍营中。”

　　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写组的同志问位老，在鄂豫皖苏区历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中，是如何运用和体现毛泽东思想的。位老说，由于敌人分割封锁，交通阻塞，当时鄂豫皖没有见到反映毛泽东思想的材料，一点也没有接受毛泽东思想。现在不能讲毛泽东思想当时是怎么指导鄂豫皖苏区两条路线斗争的，只能说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去研究鄂豫皖的历史。

　　位老对鄂豫皖苏区的特点、作用和两条路线斗争问题的分析，是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是完全正确的，体现了他分析问题的科学态度。然而，在“左”倾错误统治时期，说位老是贬低中央苏区，反对毛泽东思想，等等。对于这些无理的指责，位老根本不予理睬。他始终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他说：“我的个人路线是坚定的，不变的，即令从最坏处说开除我也不改变。开除也不能证明我的路线不对。”“我这样的性格当然不会有好的环境，但我是自觉的，因而我是愉快的，要我改变我不愿意，即令处境比目前更坏一些我也不变。”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说位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对他进行残酷的批斗，在这种条件下，位老也不承认自己是错的。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刚直不阿的坚定的原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