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根据地处于大别山区，是仅次于中央根据地的第二大的根据地。大革命失败后，鄂豫皖三省党组织执行党的八七会议决定，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以农村为基地，先后举行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走武装割据的道路，建立起工农红军，创建起根据地。在根据地尚未形成统一局面时，郭树勋受党中央任命，统一鄂豫皖根据地，出任鄂豫皖根据地党的第一任特委书记。后来又在这个地区转战多年，他参与领导和创建了鄂豫皖根据地，为鄂豫皖根据地的正式形成付出了心血，为巩固鄂豫皖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统一鄂豫皖根据地

　　鄂豫皖根据地是在大革命失败后逐渐形成的。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号召以武装起义来反抗国民党右派的残酷镇压，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的党组织响应党的号召，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在党和群众力量比较雄厚的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高举武装起义大旗，建立革命的立脚点和出发点。最先是湖北省委领导下的黄(安)麻(城)地区举行起义，奠定了鄂豫边根据地的基础。这次起义是在鄂东地区各县的小股起义此起彼伏的基础上，在取得了成功和积累了一些经验的鼓舞下，1927年10月，湖北省委决定在黄安、麻城地区准备起义，为此成立了黄麻特委，符向一为书记，又成立了鄂东革命委员会。有了党政的统一领导为发动大规模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条件成熟时，选择有利的时机，于11月13日在共产党员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领导下，集合3万余人的起义队伍，一举攻下黄安县城，宣布起义成功。为了实现工农武装割据，成立以黄安、麻城两县农民自卫军为主体的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后又改编为红军第三十一师。成立了黄安农民政权。1928年10月，学习井冈山的办法，创建武装割据。1929年5月，成立了鄂东北特委，并逐渐发展成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

　　在黄麻起义胜利的影响和推动下，在河南商(城)南部地区发动起义，为豫东南根据地的开辟创立了条件。商南地处鄂豫皖三省六县的交界处，是大别山的腹心地带，它的有利的地理位置是起义的合适场所。在河南省委和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经过长期准备，由商(城)罗(田)麻(城)特别区委指挥商南地区，于1929年的5月6日立夏节举行起义。经过周密部署，分成几个区域逐个地解决了周边敌人的武装，使起义比较顺利的取得了胜利，成立红军第三十二师，又成立了代替行使政权的商城县临时办事处，在红三十二师不断开展游击战和打击进犯之敌的基础上，短短数月就使以南溪、吴家店为中心的豫东南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

　　六(安)霍(山)起义为皖西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打下了基础。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在领导起义之初，就把发动皖西起义摆在全省的首要位置，确定以六安为中心的霍山、英山、霍丘、寿县为暴动的首发区，因为这个区域有山脉作依托，又紧邻豫、鄂两省，敌人统治薄弱。在安徽省临委的领导下，于1929年10月，成立六安中心县委，由中心县委指挥起义，11月8日，六安、霍山起义全面爆发并取得成功，组建了红军第三十三师，逐渐形成了以六安、霍山为中心的皖西革命根据地。

　　武装起义和实行武装割据，为鄂豫皖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条件。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相邻，所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以大别山为依托，东临江准平原，南接武汉，西抵京汉铁路，北倚豫中。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和革命形势的需要，由鄂、豫、皖三省党组织分散领导已不能适应，必须把三块根据地统一起来，才有利于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三块根据地加强联合，相互支援，统一行动，对发展自己和打击敌人都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地方党委也早有这方面的要求。1929年2月，郭树勋作中央巡视员时，给中央的报告中已经涉及这个问题，他在报告中说：“鄂东北特委在与豫东南特委联席会议上，提议召集皖西北开三特委联席会议，组织联合办事处”；“豫东南特委赞同召集三特委联席会议，讨论三特委在横的关系上所有的问题”。中央巡视员曹壮父也向中央提出建议：把湖北的黄安、麻城，河南的商城、光山，安徽的六安等县联络起来，建立鄂豫皖边界特别区，以利于创造整个大别山区的武装割据，并提请党中央考虑和批准。从地方党委一再发出的呼声，党中央也考虑到鄂豫皖边区的特殊战略地位，统一起来有利于根据地的发展。而此时恰逢蒋、阎、冯正在酝酿一场军阀大战，无暇顾及共产党正在创建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客观时机也有利于鄂豫皖根据地的统一。

　　1929年底，郭树勋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巡视豫东南工作时，接待他的是一位年轻而英俊的同志，浓眉大眼，炯炯有神，热情的向他伸出手来。工作汇报后，告诉他等向中央报告后再同他联系。1930年2月，郭树勋被召到党的一个秘密机关开会。主持会议的仍然是上次接待他的那个人，这时他才知道这就是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这是一个小型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郭树勋以外，还有许继慎、熊受暄等。周恩来讲了当前的政治形势，讲了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传达了党中央指示，决定统一鄂豫皖三省边界党的领导，建立鄂豫皖边区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统一红军的军事指挥，建立红一军军部。这期间党中央经过了解与考查，决定派郭树勋到鄂豫皖根据地从事领导和统一的工作。会上宣布了党中央的任命，郭树勋为特委书记，又宣布红一军军长由许继慎担任、政治委员曹大骏、政治部主任熊受暄。3月17日，党中央发文，正式任命郭树勋为鄂豫皖边特委书记。特委归属湖北省委领导，辖黄安、麻城、黄陂、孝感、商城、光山、潢川、六安、霍山等18个县的党组织。特委的主要任务是统一三省边界党的领导，扩大红军，巩固和发展根据地。

　　郭树勋接受任务后，迅速离开上海，于3月到达黄安(今红安)箭厂河(今属河南省新县)。20日，主持召开鄂豫皖边区党代表大会，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宣布成立边区特别委员会。特委委员由9人组成，书记郭述申，这时郭树勋考虑到自己名字笔画过繁，取其谐音，改名为述申；委员有徐朋人、许继慎、曹大骏、王平章、何玉琳、姜镜堂、周纯全、甘元景等。郭述申随即当选为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特委成立后，红一军军部也随之建立，将原红军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分别改编为红一军所辖第一、二、三师，全军共2100人。特委成立后，正值冯玉祥联合阎锡山发动反对蒋介石的军阀战争，在郭述申为书记的特委领导下，抓住有利时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根据地有了很大的改观，扩大了红军、整顿和发展了党组织、继续进行土地分配工作、建立了各级政权。

　　郭述申到达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整顿和建立党的组织。尽管当时鄂豫皖三省边界下辖18个县的党组织，但是县、区、乡的组织机构和领导成员都不健全。大革命失败后，有些党员退党，有的失去了组织关系；支部也不健全，有的是名存实亡；区乡的党组织也是残缺不全。必须把党的组织恢复和健全起来，才能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经过整顿、充实和发展，到9月，已有县委委员43人，区委委员112人，支部281个，中心支部29个，党员已发展到近4500人，党员人数比1月份增加了两倍多。此后，党组织在各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特委在郭述申的领导下，工作重心是领导边区军民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为了稳定和扩展根据地的需要，必须不断地打击进犯的敌人，因此协助开展军事斗争是特委当时的中心任务。这时红军还没有实行“一元化”领导，军队有自己的独立的党的系统，不受地方党委的直接领导，在协商军事行动时，则由特委和军队党委开联席会议的形式解决，有时共同决定军事行动计划。特委尽全力积极配合军事行动，如发展红军大力开展扩(大)红(军)运动，动员赤卫队员和农村青年参加红军，支援红军作战。尤其是6-8月间，红一军抓住新军阀混战之机，从东西两线展开了积极的进攻作战，特委的配合和支援功不可没。红一军二、三师东征皖西作战时，得到了地方党委的大力支援，取得了霍山、英山、两河口等战斗的胜利，共歼敌3000余人，红二、三师由原来不到900人，发展到1800人，仅两个月的时间人员就发展一倍多。在红一师向京汉路南段的突击作战中也是节节胜利，这同特委尤其是郭述申个人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是分不开的。在攻打阳平口时，他代表特委先后两次到红军第一师师部，参加特委和师部党委的联席会议，讨论作战方案和行动计划以及后勤支援工作。主力红军埋伏在阳平口东北，特委安排孝感游击队配合，令红色补充师等地方武装协助，还组织工作队随红军行动。由于地方的有力配合，红军打了大胜仗，击毙和俘虏敌1000余人，缴获枪支800余支，曾受到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徐向前的称赞。到秋季，红一军占领罗山以后，郭述申同倪志亮专程到红一军军部，商讨南下作战问题。郭述申主动介绍边区和黄安南部敌人的军事动态，建议红一军主力向南行动，肃清边区和鄂东南地区的敌人。红一军前委经过研究同意特委意见，随即南下，连续在姚家集、黄安、谢店、新洲打了四仗，一举占领新洲，歼敌两个团，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红一军此次南下作战的胜利可以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不仅在军事上打了大胜仗，重要的是震慑了盘踞在武汉的敌军指挥机关，给正在组织“围剿”的敌人以沉痛打击，打乱了他们今后“围剿”的部署，为边区军民进行下一次的反“围剿”赢得了准备时间。

　　在军事斗争节节胜利、根据地扩大的情况下，建立鄂豫皖边区的统一政权已是刻不容缓。特委在领导建立地方统一政权的工作中，做了很多工作。先后成立了霍山、黄冈、孝感、潢川以及陂孝北(黄陂、孝感北部)、陂安南(黄陂、黄安南部)等县苏维埃政权或革命委员会，又开辟了英(山)霍(山)边、六(安)霍(山)、黄土岗等新区。在商城、固始边界建立了区苏维埃政权，仅光山一个县就新成立了6个区级政权。统一鄂豫皖根据地的政权任务迫在眉睫，经过酝酿和筹备，于6月，在光山县王家湾召开了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来自鄂东北、豫东南、皖西的苏维埃代表和平汉铁路工人代表，共200多人，选举产生了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甘元景当选为主席。统一政权的建立，向边区人民宣告，在鄂豫皖边区国民党反动统治已经垮台，人民民主政权将主宰边区。

　　此外还认真贯彻了党中央开展土地革命的政策。在鄂豫皖地区，土地革命开始的比较早，黄麻起义后的新生政权，就提出以实行土地革命，推翻豪绅地主为内容的施政纲领。1928年底，在鄂豫边地区土地革命逐步展开。以后在豫东南、皖西等地也先后不同程度的开始了土地改革。郭述申来到后，在此基础上，把老区的土地改革深入进行下去，尤其是注意到不得侵犯自耕农的利益。在新区立即发动群众实行土改，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强调了注意保护中农和保护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1930年7月，在皖西的新区有40多万人分得了土地。经过土改农民参政的积极性提高了，在区乡的政府委员中，贫、雇农都占主要地位；粮食产量增加了，一般来说，粮食增加了二三成，英山有的地方高达五成，出现了“赤色区(指根据地)米价一元一斗，白色区(指国民党统治区)一元只能买四五升”的现象。后来发展到根据地的粮食比国民党统治区便宜三四倍。可是在“左倾”路线下，却批评特委的路线“整个是右倾的”，把特委实行的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中立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消灭地主的政策，说成是“富农路线”是“十足的机会主义”。、  党政军的统一领导机构皆已建立，标志着鄂豫皖根据地的正式形成，从此大别山区的革命斗争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鄂豫皖根据地的总面积约15000平方公里，人口逾百万。当时的党中央，在给特委的指示信中对鄂豫皖今后的发展作了一番描绘，写到：“鄂豫皖三省边境，东以安徽的六霍、潜山一带与皖省红色区域相接，西以鄂北的应山、枣阳一带与鄂北、鄂西南、豫西、南阳、襄樊区域相接，南以黄梅、广济一带与鄂东南以及赣北、赣东北红色区域相接。你们这一区域具有雄厚的革命力量，有便于红军改编与训练的条件，有武器给养的来源，尤其是一面可以控制平汉铁路，一面可以截据长江交通，有直接威逼武汉进而与全国红色区域打成一片的前途。这完全适合于革命根据地的作用。”这封信虽然有过于乐观的估计，但是从信中可以了解到鄂豫皖根据地的发展前景和战略地位的重要。

　　豫皖根据地之所以在短短时间内，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主要是坚持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相结合的道路，执行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路线。1993年12月，郭述申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序》一文中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也是沿着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创建和发展起来的”。鄂豫皖在创建时期也有过挫折，走过弯路。毕竟当时特委的领导干部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青年，缺乏经验，尤其缺乏建设根据地的经验；缺乏鉴别能力，特别是对党中央下达指示的鉴别能力，没有过多抵制的执行了“立王路线”。8月，执行了“配合全国总暴动”的指示，特委将各级党组织改组为“行动委员会”，特委与红一军前委联合组成以曹大骏为总负责人的“京汉特区行动委员会”，红一军也准备攻打信阳。9月，特委提出“组织以黄陂、潢川、麻埠为中心的全区总暴动”计划，并制定了实施这一计划的中心策略。这些做法使根据地蒙受损失，也引起干部和党员的不满。作为特委书记的郭述申对这些错误是有责任的，他也从来没有推卸过责任，总是主动地给后人讲述自己的错误。10月，在党中央纠正“立三路线”的形势下，特委也很快扭转了“左”的错误。

　　12月，六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对鄂豫皖根据地的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派曾中生到鄂豫皖根据地的首府黄安，并在七里坪召开了紧急会议，撤销了“京汉特区行动委员会”，将特委改为鄂豫皖临时特委，曾中生任临时特委书记，郭述申为特委委员。1931年2月，鄂豫皖临时特委在黄安召开扩大会议，正式组建鄂豫皖特委，曾中生任特委书记，郭述申任特委组织部长。

　　红军拥有第一架飞机，就是在郭述申任期之内的事情。1930年3月，国民党的一架飞机降落在陈家河附近的河滩上，被罗山县的一个赤卫队大队长发现，随即派人包围了这架飞机，俘虏了驾驶员龙文光。反动民团企图劫走这架飞机，被赤卫队发现给打跑了。特委指示把这架飞机隐藏好。第二年春，曾在莫斯科航校学习过的钱钧调来鄂豫皖根据地工作，决定使用这架飞机，把驾驶员龙文光争取过来，在河滩上，他们同心协力终于把飞机重新装配起来，在机身上写了列宁两个大红字，就把这架飞机命名为“列宁号”。设法弄到一些汽油。为此成立了特区工农民主政府航空局，任命龙文光为局长，钱钧为政委。根据地的军民听说有了自己的飞机，没有见过飞机的群众从四面八方跑来足足参观了三天。人人兴高采烈、敲锣打鼓地祝贺了三天。这架飞机还远征到武汉上空，进行侦察。后来还挂上两颗迫击炮弹，轰炸过黄安。因国民党围剿红军，战斗频繁、环境日趋恶劣，后来不得不把这架飞机埋藏起来。国民党军队想方设法要找这架飞机，在群众的掩护下，重要部件始终没有被敌人找到。

　　郭述申在鄂豫皖根据地开辟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使鄂豫皖根据地由小到大，由分散到统一，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尽管有过错误，但也不能抹煞他的功绩。由于根据地的迅速崛起，党中央于1930年10月18日在给鄂豫皖特委的指示信中，把鄂豫皖根据地列为全国“六大根据地之一”。

　　保卫和重建皖西北根据地

　　5月中旬，鄂豫皖中央分局正式成立，分局书记由张国焘担任，省委书记是沈泽民，郭述申任分局和省委委员，担任分局和省委的组织部长职务，不久，又任分局常委、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8月，郭述申调到陂孝北县任县委书记。这个时期，令郭述申最为怀念的是他在陂安南县工作的日子。9月，他调陂安南县任县委书记，仅工作了四个多月，但在他晚年回忆最完整的、记忆最清晰的是这段时间。他同县委其他领导共同努力下，在分配土地、拥军和支援黄安战役等工作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尤其是给军属分好田，实行代耕解决军属缺乏劳力的困难。每当红军作战胜利，就组织群众开展慰问军属活动，在召开祝捷大会时，给军属配带光荣章(实际就是红布做的标志)。这些活动在当时对动员群众参军、解决参军后无后顾之忧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多次受到省委的肯定与赞许。当时的县苏维埃主席李先念带领一批青年参加了红军，颇有影响，一时在根据地里传为佳话。省委书记沈泽民亲自执笔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党的机关报《列宁报》上撰文推广陂安南的经验。郭述申在他晚年悼念李先念的诗中写到：“识君陂安南，并肩庙家湾，席间陈卓见，会上听高谈。同步驱妖恶，携手解民难。”“苏区发展快，固权靠武装，主席登高呼，子弟入伍忙。红军连战捷，顽固尽仓皇。”在陂安南县他们两人是工作搭档，一个是党的书记，一个是行政的主席。庙家湾是县级机关所在地，从诗中可以感受到，两人“共事时虽短”，但配合默契，工作成绩显著。还有一件令郭述申难忘的，是在他生病期间，沈泽民送来列宁的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这是他第一次阅读马列主义的原著，阅读的极为仔细，留下深刻印象，受益终身。尤其对列宁批判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内的左倾思潮记忆犹新，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想要提前实现共产主义，做力所不能及的工作“这无异于叫4岁的小孩去学高等数学”。这本书使他懂得了很多重要原理外，懂得了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他说这本书“对我而后长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很大”。这时他还结识了后来救过他性命的徐海东，徐海东这时是红四方面军三十八团团长，因腿部受伤，在陂安南县养伤，第一次见面就给郭述申留下了乐观、开朗的印象。年底，郭述申调皖西北道区工作。

　　1932年1月至1934年9月，郭述申根据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决定，到皖西北道区委员会任书记。道区委员会(简称道委)这一建制是张国焘发明的，在张国焘任鄂豫皖分局书记时，分局下设鄂豫皖省委，省委下设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三个道委，相当于后来的地委，道委书记也就相当于地委书记。初建时，皖西以六霍为中心，发展到六安、霍山、霍邱、英山、潜山等县相毗连的地区，到1930年4月就形成了纵180余里、横100余里，人口40万的根据地。到1932年，皖西根据地所辖19个县，在六安、霍山、霍丘、商城四县设苏维埃政权，其余的英山、合肥、舒城、桐城、潜山、太湖、寿县、颍_卜、阜阳、凤台、涡阳、蒙城、息县、固始、新蔡等地，由于是部分地区有党团组织，还没有条件建立县级政权。道委机关设在六安麻埠，有近5000名地方党员。由于根据地处于山区，土地贫瘠，物质匮乏，农民居住分散，地域闭塞，交通又十分不便，斗争条件极为艰苦。

　　郭述申到达皖西北，正值红四方面军发起的商(城)潢(川)战役开始。为保证鄂豫皖地区的主力红军红四方面军作战的需要，道委在郭述申的领导下，明确了中心工作就是发动群众，全力组织皖西北的群众筹粮、运粮，收集和运送作战物资，保证前方的需要。在红四方面军发起苏家埠战役期间，道委把迎接红军南下作为中心任务。苏家埠位于六安县西南方，西临淠河，居民过万，是敌人盘踞在皖西北的重要据点。红军为清除敌人的据点，向东扩大根据地，从3月22日对苏家埠发起进攻到5月8日结束，历时48天，共歼敌3万余人，解放了淠河以东的广大地区，是鄂豫皖红军建立以来的第一个空前的大胜仗。苏家埠战役的胜利，除了指挥止确和红军英勇善战外，皖西北道委的积极支援也是重要因素。当道委得知红四方面军要打苏家埠时，专门发出《为红军东下告群众书》，号召群众支援和配合红军行动。战役打响后，组织群众建立大批担架队、运输队，以粮食、鸡蛋等食品慰问红军。主力红军在地方的积极支援下英勇作战，地方武装也发挥了伺机袭扰敌军的作用，仅六安一县，就组织了2000名地方赤卫队，有力的配合了主力红军的作战。经过正阳关一战的胜利，红军又攻占了霍丘，使皖西北根据地扩展到淮河边。为巩固边区，道委在原来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对于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发动群众实行“耕者有其田”。随着土地革命的广泛开展，得到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皖西北边区进入鼎盛时期；建立了8个县级政权，地域扩大，形成了3000余平方公里的根据地。

　　1932年6月，蒋介石指挥30万大军进攻鄂豫皖根据地，实行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由轻敌到惊慌失措，导致我反“围剿”的失败，鄂豫皖根据地损失过半。7月中旬，敌人集中了徐庭瑶等四个纵队兵力，重点进攻皖西北的中心区域，红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终因寡不敌众，边区的主要城镇相继沦陷。9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皖西北向南转移，皖西北的形势十分危机。这时皖西北仅有的武装是地方的零散部队，郭述申带领这些部队和道委机关人员也随即撤退到英山金家铺地区。这时红二十七师师长徐海东率领七十九团在英山担任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任务，被敌人截断在此，同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在西界岭同郭述申会合，又找到原皖西北东路游击司令员 mJ~奇，这三位战友在危难时刻相逢，倍感欣慰。这时在金家铺地区还有两万多名跟随红四方面军转移被敌人堵截在此地的人群，大多数是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边区的各级的党政干部和党、团员，还有一些群众和红军伤病员，其中有二、三千名妇女，当时把这些人称为“避难团”。这时的敌人十倍于我，四面包围，妄图彻底摧毁皖西北根据地，形势万分危急。在这危机时刻，皖西北道委于10月1日由郭述申主持，在英山土门潭召开会议。会上郭述申读了中央分局的来信，信中要求撤销皖西北道委，成立鄂皖工委，领导鄂皖地区的武装斗争，指定书记为郭述申。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分局指示，选举出工委委员有刘士奇、徐海东、吴保才、王建南等。工委组建后，面临的是危险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一致认为皖西北的形势险恶，只有坚持武装斗争，才能挽救危局。为此会议决定组建新的红军，将地方的零散部队和徐海东所率领的一个团合编，成立红二十七军，军长刘士奇，政治委员由郭述申兼任，副军长吴保才，政治部主任江求顺，副主任夏玉华，徐海东任七十九师师长，全军号称4500人。军长刘士奇是同郭述申在皖西北并肩作战的战友，郭述申对他的评价很高，说他“作战勇敢，有指挥才能，不但善于作军事工作，也善于作政治工作”，他对“红二十七军的工作是有贡献的，对革命是有功绩的。”令人惋惜的是后来惨遭诬陷，被张国焘以“取消派”、“反革命”的罪名杀害。

　　土门潭会议讨论了鄂皖工委和红二十七军今后的行动，决定要配合红四方面军转移，部队向东牵制敌人，并打出“红军东路军”的旗帜。会议还讨论了如何对待“避难团”的问题，考虑红军是作战部队，带领两万多人的干部和群众行动，对红军作战是极其不利的，但是单独行动而摆脱“避难团”，这批干部和群众必然要面临极大的危险。最后决定，不能抛开这两万群众、干部和红军的伤病员于不顾，要掩护他们同红军一起转移。这在当时来说，也是一个艰难而又危险的决定，因为搞不好，会拖垮红军的。土门潭会议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认真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基本现实，根据这个特点，决定红军必须采取由内线转向外线的作战方针，避开敌人的锋芒，保存自己的实力，伺机打击薄弱之敌。只有这样红军才有立足之地，才能在战略全局上达到掩护主力红军行动的目的。

　　为了贯彻会议精神，工委在郭述申的领导下作了大量的工作。首先召开政工人员会议，讲明向东转移的必要，要求政工人员带头严明纪律和做好部队和群众的宣传工作。又召开随军转移的党政干部代表会议，要求他们在群众中起模范作用，务必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主动做好群众工作，把分散的群众组织起来，不能妨碍和影响红军作战。

　　郭述申、刘士奇带领红军撤出金家铺，掩护随军的干部、群众和伤病员，开始了向东线的艰苦转移。在10月9日，红二十七军转战到宿松县趾凤河时，被敌人堵截，徐海东师长率一团迂回敌后，军长刘士奇、政委郭述申亲自率领二、三、五团发起猛烈攻击，这一仗从早晨打响直打到傍晚时分，毙伤俘敌约一个团，虽然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堵，但是挫败了敌人的疯狂气焰，在一段时间里，敌人摸不清“东路军”是什么部队，不敢轻举妄动，为红二十七军的转战赢得了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是夜夜行军，日日苦战，领导干部各个都疲惫已极，全凭着革命的信念在支撑。10月中下旬，在向东转移中，还发生了两次十分激烈的战斗。一次是红二十七军在潜山县的衙前街战斗；一次是在桐城县的大沙河东战斗。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红军经过顽强的激战，虽然突出重围，但损失严重，两次伤亡500余人。随军行动的干部、群众也有很大的伤亡。

　　11月初，到达霍山县三里店，郭述申主持召开鄂皖工委和红二十七军领导干部会议，总结一个月的东线转移的经验和教训。在转移中最大的困难是掩护两万名地方干部、群众和伤病员的问题，人多目标大，行动起来漫山遍野，这时已进入冬季，指战员和群众都是衣衫单薄，再坚持下去，困难就更多。工委经过分析认为红二十七军东线游击，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红军的任务已经完成。当前应该尽快地返回皖西北根据地，一方面军队需要进行休整；另一方面随军行动的干部和群众也需要返回家乡尽快的安顿下来。

　　11月6日，在返回皖西北的途中，红军在到达淠河东岸磨子潭时，敌人已经在西岸占据了有利地形，红军至此已无退路，只能作拼死搏斗强渡淠河。在七十九师长徐海东的率领下，经过几次冲杀，冲破枪林弹雨，才得以突围过河。郭述申在突围战斗中负伤。14日，终于艰难地到达了皖西北根据地的边缘区吴家店，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18日，到达大埠口，与在当地坚持斗争的红军胜利会师，可以说是胜利地结束了东线转移任务。

　　东线转移历时一个半月，几乎每天都在战斗中度过。在远离根据地，深入敌占区、游击区，带领两万名干部、群众和红军伤病员，还要完成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这个任务是何等的艰巨!但他们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是很了不起的胜利。一支新组建的红军，牵制和打击了敌人5个整编师以上的兵力，敌人损失4000余人，有力的配合了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在工委的正确指导下，保存了红军3000余人的实力，为后来鄂豫皖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为红二十五军的组建输送了力量；为红二十八军在皖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东线转移，保护了大批的地方干部和群众，他们后来都为恢复根据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当郭述申率红二十七军返回皖西北地区后，心情十分复杂，回到久别的根据地非常高兴，可是一眼望去满目疮痍，除了断垣残瓦和荒芜的土地外，看不到一个群众，面对自己曾经建设的、现在被敌人破坏殆尽的根据地惨不忍睹，不由得悲愤交加。原有的十几个县政权统遭敌人摧毁，所有城镇全部被敌人占领，只剩下赤南、赤城两县。他当时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到：“赤南县有4个区是苏区。赤城县有两个区是苏区。六安一区同霍邱一区这两区是游击区，没有根据地。”这就是仅存的皖西北根据地，六个区的周围都有国民党的军队。由于留守在此地的红二十五军二二四团坚守阵地，军民团结一心，敌军也不敢轻举妄动。地盘虽然缩小很多，但这是恢复根据地的希望。红二十七军同二二四团会合，以武力做后盾，这块小小的基地就成为恢复皖西北根据地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为了重建根据地，11月18日，鄂皖工委在书记郭述申的主持下，在大埠口召开会议。会议针对根据地大部分丧失的情况，决定重建皖西北边区。得知鄂豫皖省委仍在鄂东北坚持斗争的消息，工委领导群情激奋，决定红二十七军副军长吴保才率二团留守皖西；一、三团和二二四团由郭述申、刘士奇、徐海东率领开赴鄂东北，向省委汇报工作。随军转战的“避难团”原属于皖西北的干部留在当地，从事恢复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工作。属于鄂东北的干部和群众跟随他们一同走。

　　红四方面军转移后，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率领省委部分干部和少数红军，坚持在鄂东北地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郭述申等率部队到达鄂东北同沈泽民汇合，他以敬佩的眼光看着这位省委书记，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老战友在劫难中重逢，心情格外激动。沈泽民是浙江桐乡县人，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初由其胞兄沈雁冰介绍加入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1931年4月到达鄂豫皖根据地担任省委书记。这时的沈泽民正在病中，他的肺病复发，咳血不止，很多同志关心他的身体，曾经劝他随主力红军转移，他说：“我是苏区省委书记，不能离开苏区”。面对险恶的形势，他毫不犹豫地挑起了在鄂豫皖边区坚持斗争的重担。红军会合以后，于11月29日在沈泽民的主持下，省委在檀树岗召开会议。会议谴责了张国焘丧失信心，抛弃根据地西去的行径，决定省委独立领导鄂豫皖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沈泽民提议重建红二十五军，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同意。这是当时一项非常重要的决策，得以使鄂豫皖边区走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利的阴影，虽然还是极端困难，但是高举革命红旗，继续坚持武装斗争是绝对必要的，也为红二十五军后来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会议决定撤销鄂皖工委，恢复皖西北道委，决定由郭述申继续担任道委书记，负责恢复和重建皖西北根据地。

　　1933年1月，省委以原来的皖西北的红军为基础，第一次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因为鄂豫皖根据地曾经三次组建过红二十八军，这次是在麻城的大畈组建的，军长是廖荣坤，全军3000余人。组成后立即奔赴皖西北，一路东征西讨，不断取得胜利，极大的鼓舞了皖西北边区群众的斗志。道委也在此时组建皖西北游击司令部，司令吴保才，先后组建三个游击师、一个战斗营和一个游击队，共2000人。在道委领导下，游击师在外线的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所到之处，发动群众，打土豪，筹粮筹款，积极配合红二十八军作战，扭转了皖西北根据地的混乱局面，到，1933年3、4月间，皖西北根据地的被动局面已有改观。

　　4月，红二十八军奉省委之命，返回鄂东北，编入红二十五军，仅留下二二四团一个营在皖西。郭述申在根据地斗争中，深刻体会到没有一定的武装力量作支柱，根据地就难以立足。他立即提出要组建一支主力红军，将二二四团的一个营，同皖西的地方部队合编，命名红八十二师。组建的红八十二师，下设两个团，共1000余人，这是皖西北道委直接领导下的一支主力红军。

　　皖西北道区经常是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几乎天天有战斗。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红八十二师担负着繁重的战斗任务，在边区内外同敌人周旋，寻机歼敌，使敌人疲于奔命，而红军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在5、6月间，接连打胜仗不但歼灭了敌人，而且缴获了敌人的大量物资。7月初，郭述申率领红八十二师转战鄂东北，在麻城的莲花山一带，同红二十五军协同作战，将敌人的所谓“钢三团”、“铁四团”全部击溃，击毙敌旅长郭子权。战后郭述申率红八十二师胜利返回皖西北，人心振奋，士气高涨。

　　红八十二师之所以能不断的取得胜利，主要是领导者善于接受教训，及时总结经验的结果。红二十五军重新组建后，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在胜利面前，省委领导又错误的估计了形势，不顾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强调打大战、打硬战，夺取中心城镇等不切实际的主张。尤其是5月初，不顾军队领导干部的反对意见，贸然发动七里坪战役，红二十五军苦战一个多月，不仅没有达到战役目标，而且自身损失惨重，万人的部队减员过半，元气大伤。这种鲜明对比说明了关键在于领导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红二十五军比红八十二师要强大得多，由于红八十二师的作战方针是正确的，是从我军处于劣势地位的实际情况出发，避开同强大的敌人打硬战，采用灵活的战略战术，有胜利的把握则打，没有条件则走，设法保存自己，伺机消灭敌人。这也是刚组建不久的人数不多的红八十二师不断取胜的秘诀。

　　在主力红军的积极作战和地方工作人员的努力下，皖西北边区又逐渐得到了恢复。边区除了赤南、赤城两县外，又扩展到六安、霍山、固始等县的部分区域。皖西北道委机关设在赤南县的集镇汤家汇，成为皖西北的中心区域。道委下设三个县委：赤城、赤南、六霍县委。相继建立了工、青、妇等群众组织。4月初，在汤家汇召开了首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赤南、赤城、六安等地的各界和红军代表300余人。郭述申在大会上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选举产生了道区苏维埃。边区群众欣喜异常，敲锣打鼓，抬着宰杀好的整猪整羊，进入大会会场，祝贺红色政权的再生。道委和道区苏维埃相继成立后，加强了统一领导，制定了恢复和重建根据地的方针，极大的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志和胜利的信心，皖西北根据地历经磨难之后又开始复苏，等待它大发展的时机就要到来，可是虎视眈眈的敌人正在筹划新的“围剿”。

　　6月，蒋介石抽调10万大军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在皖西北周边地区聚集了5个正规师和2个独立旅的兵力，还有3、4个县的地主民团也出动助威，狂呼“民尽匪尽”，“斩草除根”，要彻底摧毁皖西北根据地。道委领导沉着迎战，发动边区军民展开反“围剿”的斗争，红军采取以外线游击和集中主力伺机歼敌相结合的战略打击敌人，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初战选择敌人的薄弱点，根据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惯例，决定切断进驻根据地的敌人的军需供应。8月初，红军根据情报信息，得知敌人用五、六十双毛排，满载军需物资，由史河而上，运往金寨。道委集中了红八十二师和第二路游击师的兵力，连夜赶往梅立、大龚岭埋伏。毛排一到，战斗打响，红军利用夜战的有利条件，击毙伤敌400余人，俘虏100余人，缴获毛排所运送的全部军用物资，仅大米就是140多万斤，军民将物资运输到根据地就花了半个月的时间。这次战斗不仅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还给根据地军民送来了急需的粮食和多种物资，极大的鼓舞了军民的斗志。红八十二师愈战愈勇，愈战愈强，使敌军闻风丧胆。

　　红二十五军在鄂东北面对围剿的大批敌军，采取内线作战、坚守每一寸土地，结果遭到重创。8月，反“围剿”作战失利之后，省委书记沈泽民以沉痛的心情给郭述申写过一封长信，陈述七里坪战役的失败和红二十五军损失惨重的情况。郭述申读完了信以后，他为红二十五军的挫败而心如刀割，久久不能平静。当沈泽民率红二十五军的余部来到了皖西北的南溪时，面对根据地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使他既感欣慰又含愧疚的心理更加剧烈。他虽然从不讳言自己的失误，但此时沈泽民的思想依旧没有摆脱“左倾”的束缚。

　　国民党的“围剿”部队得悉红二十五军到达皖西北，急忙调遣兵力，准备从四面包围根据地，以便达到彻底摧毁根据地的目的。由于鄂豫皖省委仍然没有摆脱“左”的影响，提出“与土地共存亡”的错误口号，沿用内线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因此在进行皖西北中心区域保卫战时，虽然军民英勇作战，终因指导方针有误，敌我力量悬殊而失利。  。经过缩编的红二十五军只剩下3000余人，决定由红八十二师守卫皖西北，二十五军再次返回鄂东北。在沈泽民返回鄂东北后，病情更加恶化，随军转战已十分困难，他曾经命令战士朝他开枪，他说：“病情严重，已到了牺牲关头……我病成这个样子，活着是个拖累，更不能束手就擒。若被敌人捉了活的，登上报纸，政治影响不好。”在生死关头，首先考虑的是党的利益，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徐向前说：“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很。”郭述申在晚年对他的评价是既公允又十分中肯。他认为沈泽民在领导鄂豫皖边区的工作中“有功有过”，当全党在错误路线的统治下，“他不过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他在工作中表现出的缺乏经验而造成的失误，也是当时那种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所造成的直接结果。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有经验不足，脱离实际，缺乏领导经验的一面，也有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但他是一个光明磊落、坦荡无私的人。他虽然曾经支持过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但他在执行中有抵制，也有批评，敢于同张国焘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更难能可贵的是，沈泽民同志从不文过饰非，而勇于承担责任。他对自己的错误一经认识了，就毫不犹豫地进行坦诚的自我批评。”“综观他短暂的一生，不失为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对党和革命事业一派赤诚，忠贞不渝，不愧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令人痛惜的是这一年的11月20日，沈泽民病逝于天台山芦花冲，年仅33岁。

　　郭述申在同沈泽民多年的交往中，体会到一个知识分子干部需要实际工作的锻炼，需要正确的引导，尤其在担当重要领导职务时，最忌讳的是主观主义，一定要注意从实际出发。他从沈泽民的错误中感悟到领导人指导思想的正确与否是关系到全局的大问题，在指挥战争中能否做出正确的决策关系到军队的生死存亡。他又从沈泽民的思想品德中，领悟到一个共产党人始终保持光明磊落、坦荡无私的品质，即使犯过严重的错误也是值得人们怀念和尊重的。

　　红二十五军离开皖西北返回鄂东北途中，过潢(川)麻(城)公路时遭遇敌人的阻击，大部队夺路而走，副军长徐海东带领的后续部队被隔在路西，只好返回皖西北。在南溪的吕家大院，徐海东找到郭述申。只见郭述申在处理公事，这是一个被敌人烧毁的房架子，没有房顶，是用乱草简单的遮挡一下，房中只有木板搭的一张床，床上有一个用稻草捆成的枕头。郭述申一见是老战友徐海东，惊喜交加，紧紧握手说：“你们是虎口脱险，真不容易呀!突围就是胜利。不知沈泽民、吴焕先怎么样了?”徐海东说：“他们虽然冲到路东去了，但仍然被敌人紧咬着，还会有一场大战。”他们为战友的安危担心。郭述申安排他们吃过饭后，两个人共同商量，都同意再组建一支部队。10月11日，郭述申在南溪的吕家大院主持召开道委会议，分析了皖西北所面临的严重局势，总结了经验教训，会议决定组建新的红二十八军，也就是第二次组建，将皖西北的红军和徐海东带来的部队，合编建成新的红二十八军。军长由转移阻隔在皖西北的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徐海东担任、政委由郭述申兼任，全军2300余人。会议制定了红军不打消耗战，不硬拚，向外线游击，寻机歼敌的行动方针。红二十八军组建后，由于采取了正确方针，在徐海东英勇机智的指挥下和根据地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在5个月的时间里，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郭述申在向中央报告中写到，在3月10日、12日、24日的三场战斗中，红二十八军都以胜利告终，取得了可喜的战果。报告中说：“这几次行动后，皖西敌人都深沟高垒，死守工事，不轻(易)出发。……赤南赤城群众斗争情绪提高。”逐步摆脱了被动局面，受到重创的皖西北根据地又有起色。

　　这一时期郭述申与徐海东的共同合作，在领导皖西北根据地斗争中，两人志同道合，配合默契，相互支持，尽管条件艰苦、敌情险恶，但是他们的心情都十分愉快。不久，郭述申得了重病，全部的领导重担都压在了徐海东身上。郭述申躺在担架上每天随部队行动，敌人天天“扫荡”，部队作战频繁，有时爬山越岭，尤其在风雨交加的夜晚，需要宿营时，因为根据地的房屋全被敌人烧毁，徐海东总是要为他找一处断墙残壁，塔一个草棚子为他遮风挡雨。郭述申怕拖累大家，屡次要求把他放在老百姓家中养病，徐海东坚决不同意，他知道当时的环境恶劣，条件艰苦，把战友放在老百姓家中必定是凶多吉少，坚持要战士轮流抬着郭述申跟随部队转移。直到两个多月后，郭述申才痊愈。晚年郭述申说：“我病得那样重，又是在那样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如果没有像海东同志这样的战友，这样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我会遇到不可想象的情况。”他们二人的深厚友谊就是在战斗中结成的。其实他们二人的经历和性格完全不同，一个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性格沉稳，温文尔雅，做事总是要深思熟虑；一个是烧窑工人，为人耿直，做起事来是雷厉风行。可是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仰和实事求是、勇于负责的作风把两个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亲密无问的战友。

　　由于敌人的分割，这一时期皖西北道委同省委失去了联系，省委在不了解情况下，偏听了关于皖西工作的不实之词，竞自批评道委专“以打粮为事”，“不发展游击战争与群众斗争”，不扩大红军等，“犯了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于1934年4月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不久，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到了皖西，得知真情后，又肯定了道委和红二十八军的成绩，表扬皖西北道委“能够积极领导红二十八军，于最近时期中给了皖西北方面的敌人以有力的打击”等，也向党中央作了纠正。省委决定将红二十八军再次编入红二十五军，由郭述申兼任军政治部主任，但仍然主管皖西北道委工作。

　　皖西北道委经过战争的洗礼，重建后，在政治上，不再执行张国焘的“左倾”政策，特别是抵制了肃反扩大化，人心安定，积极投入根据地的建设。在经济上，采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发展农业，发展小工业，造纸、熬盐、织布等业的兴起，解决了吃、穿、用的问题。由于关心群众生活，妥善安排生产，提高了党和红军的威望，并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在郭述申任道委书记期间，皖西北虽经敌人的多次大规模的“围剿”和无数次的洗劫，这块根据地不仅坚持下来，而且得到了巩固。主要原因是道委领导重视武装建设，认识到人民的武装是根据地的靠山，没有武装就没有根据地，当时道委的口号是“一切为了前线”。在此期间先后组建了三个游击9币，组建红二十七军、红二十八军和红八十二师等；还向红二十五军不断的输送和补充兵源。其次是重视根据地的建设，建立健全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积极领导群众分粮分田。在战斗的环境里，军民携手，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尽量的减轻农民的负担。领导核心团结一致，思想上有共识，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共同执行正确的军事方针，使皖西北在军事方针上从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了外线迂回和内外线结合的灵活的战略方针，这也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因。

　　抵制肃反扩大化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想方设法消灭人民革命力量，一方面用公开发动战争的方法，“围剿”红军；另一方面用阴谋手法派人打进革命队伍内部来进行策反。因此共产党一面用武力回击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一面在一定时期进行肃清反革命的活动。事实上正是由于根据地的党组织和革命政权密切注意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使当时“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感叹“消息不灵”，极易“措置失当”。但是肃反不能乱来，要正确的进行，要在正确路线指导下，执行正确的肃反政策，还必须有优秀的领导干部，能坚持调查研究，讲求实事求是，有公正的心态和个人的优秀品质，才能使肃反不走弯路。而王明路线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以后，把苏联的一套错误的肃反政策带到中国来，把党内的不同意见都看作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把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予以混淆，把路线分歧当成敌我矛盾，必然制造出一大批冤假错案。自从张国焘出任鄂豫皖分局书记以后，他既坚决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实行肃反扩大化又具有恶劣的个人品质，权欲心重，他把任何不同意见都视为对他权力的侵犯。他在鄂豫皖集大权于一身，当时他是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为了维护他的一言堂，巩固他的一统天下，肃反正是他达到个人目的、用以消除异己的大好时机。凡是同他有不同意见的，他一概视为异己，予以打击和清除。先扣以“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的大帽子，再则杀头。郭述申亲眼目睹了他的战友和同志，被错杀在张国焘的屠刀之下。在“左倾”路线下，张国焘的错误领导，鄂豫皖省委也积极贯彻了错误的肃反政策，提出“肃反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加紧肃反”，“消灭内部敌人”。上行下效，于是在很多地区都执行了肃反扩大化的政策，错杀了许多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甚至中下层干部和战士也不能幸免。给鄂豫皖根据地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也是无法弥补的。

　　难能可贵的是郭述申在皖西北道委工作时，在肃反问题上没有执行省委的错误指示，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没有在地方部队和党与苏维埃机关中搞大规模的肃反，为此遭到省委的严厉批评。1933年4月20日，省委给道委的指示信中，对皖西北道委横加指责，说肃反“还没有发动”，因此“各方面工作中表现出来公开的反革命的活动是很多的”，警告道委“必须严格注意这种放松肃反工作的危险”，责令道委要“严密深刻”的审问反革命分子，“找出反革命组织”。在省委的督导下，鄂东北道区开展肃反，并采取“逼供信”的手段，使肃反出现扩大化的严重倾向，很多在鄂东北地区工作的红军和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被杀被抓。而郭述申在接到省委4月20日的来信后，仍然不为所动，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乱来”。在肃反中没有搞“逼供信”，也没有乱捕、乱杀人，使张国焘和省委的一些领导很不满意。在6月下旬，郭述申到省委汇报和请示工作时，省委一位负责人对他说，在鄂东北道区开展肃反时，将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干部胡明正指控为”反革命”，已被枪杀，胡的妻子夏玉华此时正在皖西北道区工作，夏也是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也是反革命，你们迅速将夏就地处决。郭述申了解夏玉华曾任红二十七军政治部副主任，此时任第三路游击师政治部主任。他心存怀疑，回到皖西北道区后，根据省委指示立即展开调查，了解夏在皖西北工作表现良好，没有发现任何反革命的迹象。郭述申冒着杀头的危险抵制了省委的指示，使夏当时幸免遇难。郭述申个人为此受到省委的严厉指责，说他思想严重右倾，犯了“极恶劣的自由主义”，和“不容许的政治上、组织上的严重错误”。郭述申没有因为自己受到批判而沮丧，反而更尽自己的所能去保护干部，但他的心情却十分沉重。

　　1934年8月，省委派常委高敬亭到皖西北道区检查工作，实际是为了督促皖西北地区加紧肃反工作。高敬亭到皖西北以后，一不深入了解情况，二不调查研究，抛开地方干部，自己大搞“逼供信”。一名副营长在高的逼供下则胡说乱咬，说道区苏维埃主席兼游击总司令吴保才、红八十二师政治委员江求顺、赤城县委书记高开文、赤南县保卫局长曾照瑞等都是“反革命”。高敬亭欣喜若狂，全然不加核实就信以为真，将这些口供视为重要依据，以此为开展皖西北肃反工作的突破口，责令郭述申立即将这些人逮捕起来。郭述申以自己是省委常委的身份同高敬亭据理力争，说肃反不能凭一个人的口供就定罪，而且我们和这些同志在战争环境里，共同战斗多年，是了解他们的。他们都是经过严峻考验的干部，不可能是反革命，坚决抵制了这一错误决定。高虽然被说的哑口无言，但仍然给郭述申扣大帽子，反而诬蔑他是“严重右倾，肃反不积极”。吴、江、高、曾这几个人的性命在当时是被保留了下来，但是在郭述申被撤职后，仍然都被枪杀了。省委书记在高敬亭的片面汇报中偏听偏信，也指责郭述申没有执行肃反政策，犯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扣上是“机会主义最主要、最明显的代表”的大帽子。

　　1934年9月，省委召开第四次常委扩大会议，专项批判郭述申，指责他的罪名有三：“没有执行扩大红军、肃反、整理地方武装、改造苏维埃的任务”；没有“迅速执行红二十八军和红二十五军会合的指示”；包庇“红二十七军畏缩逃跑，丢掉群众”的行为，郭述申“完全投降于反革命刘士奇意志之下”。对郭述申的这些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有些完全是扑风捉影的，有些是臆断捏造的。比如指责郭述申没有执行扩大红军的任务，说他“没有扩大一个红军战士"．“对扩大红军的动员是消极”的，都不符合事实。事实是，皖西北道委不仅重视红军的发展，而且是按照由小到大的发展规律进行的。他们是从发展和加强各路游击师做起，主力红军与地方部队密切配合，在一定条件下，把红军的一部分分散到地方开展游击战争，加强地方部队，条件成熟时再把地方部队编入主力部队。在皖西北建立了三个游击师，在此基础上，逐渐建立起红二十七军、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二师，这些部队都曾经把整团、整师的指战员编入到红二十五军里，对增强鄂豫皖边区主力部队，起了重大作用。之所以这样指责郭述申，根源就在于肃反问题上，由于皖西北道委没有在地方红军和党与苏维埃机关中搞肃反，尤其反对肃反中“逼供信”的作法，反对没有根据的乱捕、乱杀人。这样势必影响省委错误的肃反政策的执行，因此大张旗鼓的无中生有的批判了郭述申。会议上对郭述申横加指责，什么“缺乏残酷的复杂的阶级斗争警惕性”；什么“造成了在肃反问题上表现严重机会主义的动摇”；什么“对工农出身的实际做了许多罪大恶极的反革命事情的吴保才、江求顺、高开文、曾照瑞等，也以为是老干部姑息留恋"；“只看到刘德利打仗勇敢而认为他是好干部”等等。刘德利曾担任过红八十二师师长，在受诬陷时，郭述申曾保护过他。这次会议上作出了《对郭述申同志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武断地说：这样作的结果“造成了反革命派统治党与苏维埃及武装的严重局面”。因此省委决定，鉴于郭述申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撤销其省委常委和皖西北道委书记的职务，并责令郭述申向全党“申明自己的错误”，降级使用，调到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当宣传科长。不久又调到二二四团任政治处主任。据郭述申后来的分析，如果他不是党中央直接派到鄂豫皖根据地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话，可能也早被以种种罪名而杀了头。

　　郭述申为了保护干部，反对错误的肃反而遭到了撤销职务的处分，但他始终不悔。他之所以敢于在极左的路线下坚持真理，不怕杀头，就因为他有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才有极大的勇气抵制错误的领导和错误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