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后三年，是郭述申在军队中工作的三年。他被撤职后，根据党的安排，从地方工作向军队工作转移，他到了红二十五军，不是兼职而是专职在军队工作。这三年几乎有一年的时间是在路上，他的双脚就没有在一个地方停留过，随着红二十五军长征，从东到西，又从南走到北；从大别山经桐柏山沿伏牛山，再上黄土高原；从长江经汉水过渭河到延河；地域辽阔，战事频繁，一路上敌人围追堵截，不停的战斗，从鄂豫皖打到鄂豫陕，从鄂豫陕又打到陕甘宁，到了陕甘宁根据地才算有了一个暂时歇脚地方。他的职务也是不停的变换，开始是政治部的一个宣传科长，又到二二四团任政治处主任，三个月后，又被任命为军政治部副主任。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在红十五军团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红军前敌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初，任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在部队工作的三年时间并不算长，但是历经坎坷，历尽艰辛，在跋涉中战斗，在战斗中成长，由于成绩显著，声名远播。尤其是在红军长征途中他协助吴焕先领导的政治工作享誉一方，为我军的政治工作增添了精彩的一笔，丰富了红军政治工作的经验，从而也被誉为红军杰出的政治工作的领导者。抗战开始后，脱下了军装，一个全新的环境和新的工作岗位在等待他的到来。

　　开始长征就险遭诬害

　　郭述申由于抵制错误的肃反政策而被撤职后，调到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任宣传科长，他丝毫没有因为职务下降而闹情绪，把一腔心血扑在宣传工作上。尤其是红二十五军从葛藤山出发向西挺进时，率全科人员沿途组织担架队，收容伤病员，打扫战场。特别是红二十五军在奔袭太湖县城时，巩固取得的胜利也有宣传科的功劳：在县城里发动群众分粮、分盐、分衣物，影响很大。宣传科为配合恢复陶家河地区的根据地，作了大量的群众工作，积极配合土地改革和镇压反动分子，做了不少宣传工作。陶家河战斗后，程子华带来党中央的指示，要红二十五军向豫陕边界伏牛山脉方向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郭述申领导宣传科又根据新的任务积极工作。

　　红二十五军在反围剿中失利后，准备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这件事已酝酿很久，直到1 1月初，省委在花山寨会议上才确定下来。鉴于敌人的大规模的“围剿”，使根据地人力物力受到敌人的严重摧残，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这种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因此一致认为红二十五军有必要转移出去，保存实力，创建新的根据地，以谋求更大的发展。11月中旬，红二十五军执行党中央关于战略转移的决定，举起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豫陕边界转移。这意味着红军要离开为之浴血奋战、流血牺牲的鄂豫皖根据地，要离开生养自己的故乡，要与亲人们分别，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摆在郭述申面前的是大量的宣传工作要做，要向部队的战士宣传，向根据地群众做好解释工作。郭述申领导宣传科的全体人员一面跟随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一面在长征途中作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书写、张贴标语，还组织小型文艺宣传演出，把北上抗日的主张和创建新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宣传到每个战士的心里，淡化思乡之苦，增强为祖国命运奋斗的决心。当军政委吴焕先要求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时，宣传科一路上除了做好群众工作外，还要严格检查部队的群众纪律等。下旬，调到二二四团任政治处主任，二二四团是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前梯队，当时尚未配备团政治委员。

　　红二十五军越过平汉路以后，很快就进入桐柏山区。经过考察这里不适宜建立根据地，距离平汉路太近，又临汉水，回旋余地窄小，难以立足。25日，红二十五军向伏牛山进军，作为前梯队的二二四团行进到方城县的独树镇，郭述申刚被任命为团政治处主任，还不了解情况就跟随部队转战。二二四团准备过许(昌)南(阳)公路时，同敌军的一个旅和一个骑兵团突然遭遇，敌人抢先占据有利地形。这天气候恶劣，风雪交加，红军指战员衣衫单薄，又被雨雪浸透，有的战士的草鞋陷在淤泥之中，只能赤脚行军。在前进时因能见度很差，红军发现敌人较迟，毫无战斗准备，当敌人的枪声大作时，战士冻得连枪拴都拉不开，一时陷于被动，加上团长惊惶失措，抵抗不及，准备带领部队后撤。郭述申是初来乍到，还摸不着头脑，又没有真正指挥过战斗，在不知怎么办的瞬间，敌人趁势猛烈攻击，情况十分危机。军政委吴焕先赶到，指挥先头部队就地抵抗，大声疾呼：坚决顶住，决不能后退。在军首长的英勇带动下，终于顶住了敌人的冲击，在后续部队的增援下，打开了敌人严防的缺口，才突出了重围。这是红军转移途中遇到的最为惊险的一场战斗。部队到独树镇附近宿营时，省委常委戴季英向副军长徐海东说：“郭述申是反革命，是第三党的首领，他要对独树镇战斗时部队后退负责，应该干掉他。”徐海东一听，怒火冲天，拍着桌子争辩说：“郭述申要是反革命，我们都是反革命，那就散伙吧!”由于徐海东的坚决反对，才保全了郭述申的性命。后来郭述申说，当时正是执行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徐海东敢于挺身而出，为他争辩，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因为搞不好徐海东就有可能引火烧身，遭遇不测。就在当天的晚上，郭述申眼睁睁地看见他的战友被惨害的场面，原红二十七军七十九师政委王建南和原少共皖西北道区委员会书记雷金相等人都列为“反革命”给杀害了。没有徐海东的保护，郭述申的一生也就终结在独树镇了。

　　红二十五军到达伏牛山地区后，发现这里的地理、气候、群众条件都不理想，都不适合开辟新的根据地，遂决定继续西进。

　　长征途中政治工作声威显赫

　　红二十五军跋山涉水，于12月进入陕南境界。10日，省委在雒南(今洛南)县的庾家河召开第18次常委会，会议做出《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解决了新区的选择和当前方针任务等重大问题。决议指出：“鄂豫陕边区一带地域，在敌人薄弱的条件上，群众生活苦容易发动斗争的条件上，在同川陕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配合上，在地势的条件上…是适应我们创造新苏区”的；摆在党的面前的紧急任务，是要加强红二十五军，加强争取群众工作，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因此要求“每个党、团员以至动员每个战士进行群众工作”。决定将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确定以陕南为中心活动区域，向四周扩展，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郭述申列席了这次常委会。会议正在进行中，原驻守在朱阳关的国民党第六十师尾随红二十五军，突然从鸡头关向红军驻地发动袭击。在激烈的战斗中，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等均负重伤，全军的领导重任自然就落到政委吴焕先的肩上。战斗结束后，郭述申主动协助政委担起重任，根据省委的要求迅速行动起来，立即率领政治部工作人员展开了有声有色的政治工作，贯彻省委决定，说明创建鄂豫陕根据地，有利于红军的发展壮大。号召红军在长征途中和开创新的根据地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鄂豫陕三省交界地区，敌人统治薄弱，也曾受过红军的影响。这个地区地域广阔，有回旋余地，以陕西南部的各县为主，有洛南、蓝田、商县、山阳、镇安等11县，在湖北的西北部有郧县、郧西等，在河南的西部有卢氏、淅川等。这个地区峰峦迭起，陡峭悬崖，地势险要，便于开展游击战争。省委决定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是适当的。提出首先要以武装斗争打开局面，再动员全体指战员进行群众工作，逐步建立基层政权，把创建工作搞好。红二十五军入陕后，陕西是杨虎城统治的势力范围，由于杨虎城和蒋介石的矛盾，导致蒋介石的军队没有能够很快的完成对入陕红军进行“围剿”的统一部署，使红二十五军有可乘之机，在战事不那么频繁的情况下，大力发动群众，以巩固新区。

　　红二十五军在开辟新区工作中，首先遇到的是如何对待商人和商业问题。红军进入庾家河后，省委和军队领导都住在一个叫春永茂的中药铺里。店主人杨春荣因不了解红军政策，躲进山里去了，当天晚上就被红军抓到，战士看他头戴皮帽，身穿棉袍，就把他当成是土豪了。军政委吴焕先知道后，立即将他释放，向他道歉，并向他解释了红军的主张和政策。春永茂老板后来为革命作了一些好事，捐粮，为红军配药、治伤等。这件事引发了吴焕先的一些思考，新区的群众对红军不了解，而红军对新的环境更不熟悉，需要做大量的政治工作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为了使新区的群众对红军有所了解，政委吴焕先同省委秘书长郑位三商量，要在这里展开颇有声势的宣传，连续印发和张贴一系列的布告和传单。要使群众了解红军，了解党的政策，于是在12月10日张贴的《什么是红军》的传单，这是在吴焕先提议下，由郑位三起草的。传单指出：“红军是工人农人的军队，红军是苏维埃政府指挥的军队，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一到那地就没收土豪的粮食东西分配给穷人，帮助穷人免除一切捐税”。对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及有关政策，都作了通俗易懂的宣传，给新区人民以极其深刻的印象。20日，又以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布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宣布“苏维埃商业政策的原则，是保证贸易自由，反对奸商，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并颁布商业管理的暂行条例，对什么样的商业予以保护，什么样的予以没收，什么样的准许经营，都作了明确规定。对奸商，政治部要依照苏维埃的法律予以严惩。一路上多次张贴，广泛宣传。使此地的正当的工商业者，了解党的政策，安心经营生产，由于保护了个体经商者和小商小贩的正当合法权益，深得他们的拥护。对稳定民心，促进物资交流有积极作用。政治部组织红军学习这些法规和政策，加强对新区的了解，有利于做好群众工作。

　　抓紧有利时机，发动群众，是开辟新区的又一重要工作。省委进入鄂豫陕地区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当地的苛捐杂税和群众的要求，提出了“五抗”的斗争口号，就是抗捐、抗债、抗粮、抗夫、抗丁。成立了群众工作委员会，除了打仗外，每一个人都要做群众工作。

　　1935年1月，鄂豫陕省委任命郭述申为军政治部副主任，在全军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在省委大力发动群众的号召下，他又百尺竿头，作了很多工作。9日，红二十五军攻克镇安县城，政治部随即起草和发布了《中国工农红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号召工农劳苦群众团结起来，捉拿反动首领，打土豪，分田地，发展生产，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30日，印发了《穷人不替国民党当侦探，捕杀坚决替国民党当侦探的重犯》布告，告知国民党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不要替国民党当侦探”，“要为红军做事”；对“区长、团总当侦探的，红军还是按照阶级纪律严办”；对“地主、富农分子替国民党当侦探，定处死刑”。2月上旬，发《告国民党士兵书》的传单，号召国民党的士兵要反抗其上级领导，回到工农一边来等。这些布告和传单，申明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及其政治主张、经济政策，扩大了党和红军在新区群众中的影响，起了安定社会的作甩对国民党的地方部队和政权则是一种震慑和分化，为开辟鄂豫陕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郭述申同政治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在这个时期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红军每到一地，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以“五抗”作为发动群众的口号，以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分配给农民为行动，启发农民的觉悟，动员他们参加红军，消灭地方的反动势力，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同时加紧对红军的自身教育。进入新区后，又遇到了很多困难，尤其是红军经过连续作战，已感疲惫，又值冬季，衣衫单薄，给养不济，生活极为艰苦。有些新战士没有想到参军还要过苦日子，牢骚就多起来了。吴焕先、郭述申懂得越是在困难时期越是要重视政治思想工作，使新战士明白了红军是老百姓的军队，没有特权，更不能损害老百姓的利益。因为工作做的扎实，红军的战斗力不减，仍然勇敢的同敌人作战，遵守了严格的群众纪律，红军得到群众的普遍称赞。

　　在开创鄂豫陕根据地的初期，正是省委书记徐宝珊身染重病，红二十五军军长、副军长身负重伤之际，郭述申主动承担了很多工作，和政委吴焕先共同致力于贯彻省委开辟新区的指示。在1月，国民党和杨虎城出动了五个旅、六个团的兵力追打红军，这是在鄂豫陕地区开始的第一次“围剿”。红军主动作战，在打下镇安县后，张贴布告，趁机扫除地主民团，发动群众镇压土豪劣绅，建立自己的政权。不久就在该县的白塔、茅坪、大小米粮川，郧西县的一、二、三天门和丁家坪等地，建立了第一批区、乡、村基层政权。红军也得到了充实，扩充了400多名新战士。连打胜仗，在陕东南一带五个县(蓝田、商县、山阳、镇安、柞水)开辟了根据地。2月下旬，红二十五军得知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后，主动配合西进，连克两城，在华阳地区取得胜利，乘胜在这里建立七个乡的政权。

　　春节期间，部队进驻到山阳县的袁家沟口。这里有一支农民自发的武装，他们以锄头棍棒为武器，反抗国民党的苛捐杂税，领头人物号称“万户蜂”。政委吴焕先和郭述申，认为这支农民队伍有可能争取过来，他们作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终于把这个有百十人的队伍争取过来。当时命名为陕南第四路游击师战斗营，红军委派了一名营政委，并且给他们配备了枪支弹药。这支队伍在这一带极为活跃，消灭了税警队、民团，摧毁了地方乡、村政权，队伍很快发展到300人。在反击国民党第二次反“围剿”时，这支队伍也投入了战斗，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在西征北上的途中，正式编入红二十五军。

　　为了巩固这块基地，部队采取了大回旋的军事行动，南下郧西，北返洛南，东出卢氏，西转蓝田，以武装斗争为先导，消灭地主民团，打击地方势力，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这里是个极端贫困的山区，广大群众都在贫困线上挣扎，当地群众形容他们的生活是“吃饭照影影，睡觉看星星”，“白天钻草窝，晚上去干活”。就是说他们吃不上干的，只有汤水，端起碗来就能照见自己，住在破房子里，睡觉时能够看见天上的星星，因为没有衣服穿，只能白天睡在草窝里，黑天出来劳动。红军来了，把土豪恶霸的财物粮食分给了他们，才有饭吃，才有衣穿，他们由衷地感激红军。尤其是1月中旬，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在郧西的一、二、三天门地区，分别召开群众大会，将没收的地主土地和财物分配给当地的老百姓时的激动情景，郭述申到晚年仍然记忆犹新，很多群众拿到衣物和粮食，眼含热泪，高喊红军是“活神兵”，救我们来了。

　　2月中旬，鄂豫陕省委在郧西二天门召开常委会，针对一部分干部认为红二十五军不能单独在鄂豫陕边界建立根据地，理由是领导干部伤亡较大，目前又是春荒时期，部队的补给十分困难，不如进入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吃粮是不会成问题的。针对这种思想情况，常委会进行了分析，并批评了这种思想，决定坚持庾家河会议的方针，作出了《为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争取春荒斗争的彻底胜利，创造新苏区的决议案》。决定要扩大斗争的区域，红军要“打到富足地方去”；要扩大部队，加强红军和发展地方部队，开展游击战争；要发动群众，立即分配土地，建设基层政权。

　　为了落实省委会议精神，寻求部队的发展，解决物资供应的困难，减轻群众在春荒中的负担，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会议决定成立鄂陕特委和鄂陕游击司令部，郭述申被任命为特委书记和游击司令部政委，陈先瑞为游击司令。负责统一领导鄂陕边之郧西、洵阳、镇安、山阴四县边界地区和陕东南的镇安、山阳、商县、柞水、蓝田五县边界地区的工作。鄂陕特委在省委的指导下，将镇安县店垭子、郧西县一、二、三天门、山阳县唐家河等地的抗捐军和游击队，改编为五、六、七、九路游击师，就地开展游击活动，坚决惩办了地主武装的反攻活动，灵活机动的打击了敌军的进犯，为巩固和发展已经建立的南北两块革命根据地作了极为扎实的工作。后由于工作需要，郭述申仍调回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地方工作交于戴季英，由戴接替鄂陕特委书记和游击司令部政委的职务。

　　政委吴焕先十分重视军队的政治工作，经过省委会议的同意，采取了一系列强化政治思想工作的措施。建立相应机构，增派政工人员，加强思想教育，扩大群众工作。郭述申在政委的直接领导下，充分发挥其所长。

　　4月18日，红军攻克洛南县城，这是继镇安、柞水、宁陕、佛坪之后，攻占的第五座县城。洛南县靠近关中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商业较为发达。我军在这个地区开展了强大的政治工作，进城后第一件是就是张贴布告和标语，尤其是贴出关于商业政策的布告，吸引了很多商人，效果非常显著。由于红军严守群众纪律，不惊扰群众，进城的第一天晚上，只有军直机关住到祠堂古庙里面，大部队都驻扎在城外和城内的道旁和屋檐下。群众奔走相告，红军纪律严明。第二天在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政委吴焕先代表红军讲话，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了党的政策，结合当地的商家情况讲了党的商业政策。还讲了红军的革命宗旨和任务，号召青年参加红军，为劳苦大众求解放。军政治部在政委的带动下也异常活跃，会后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和民团的头目，将他们开办的货栈、粮行、钱庄等商号全都查封没收，开仓放粮，向贫苦群众分发财物。对于正当经商的一些商家一律采取保护措施，对于不了解红军政策的一些商家，弃店而逃的，政治部皆派人代其看管店铺。这些做法都获得了当地群众的称赞。包括宣传队在街头演出小型文艺节目《纺线》、《抓兵》等，也使群众耳目一新。老百姓各个眉开眼笑，奔走相告，红军好，是咱们穷人的队伍。正当商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红军没有动他们的财产，也心存感激。这些商家联合起来，带上慰问品慰劳红军。送来的活鸡，没有人敢接。因为在鄂豫皖根据地，指战员自觉的养成不吃鸡的习惯，因为鸡是老人养的，杀了吃掉，怪可惜的。还有一层原因怕吃鸡落下一个“鸡犬不宁”的名声，就是打土豪也不抓鸡。反映了这支纯朴的红军，有这样纯朴的遵守纪律的思想习惯。外逃的商人听到消息也陆续返回。几天的时间，参加红军的青年人就多达200人。

　　在葛牌镇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坚定了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决心，提出加紧建设根据地和准备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省委改选，郭述申被增选为鄂豫陕省委委员。

　　4月中旬，蒋介石调动东北军和陕西军队发动对陕南红军的第二次“围剿”，限定在5、6、7三个月内将红军全部消灭。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省委决定，抓紧临战前的空闲时间，一方面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提高军事干部的水平，一方面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系统，切实发挥政治部的工作职能，加强连队的指导员的工作。郭述申领导政治部在提高战士的政治水平，建立严格的纪律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他对部队纪律教育的重视，源于他在陂安南读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一书，他对书中说到俄国的共产党如果没有严格的纪律，别说把苏维埃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这段话，印象太深刻了。他在讲话中经常引用。革命的实践更加丰富了他对纪律重要的认识，他深切体会到部队纪律好，就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所以他非常注重部队的纪律教育。对违反群众纪律的红军战士，一定追究责任，不但向群众道歉，还要赔偿损失。在长征中他进行纪律教育最多也最有效果。

　　5月初，省委派郭述申带领一支小部队到鄂豫、鄂陕一带执行临时任务，一方面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和地方政权；另一方面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同东北军进行接触，以分化瓦解敌人。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斗争，先后在蓝田、柞水、镇安、山阳、旬阳、郧西、洛南、商南、商县、卢氏和洋县华阳地区，创建了四块根据地，鄂豫陕根据地形成规模。成立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五个县工委，还有几十个的区、乡政权。地方的游击部队有2000余人，正规红军发展到4000余人。

　　7月初，省委在得知中央红军有北上的动向后，在佛坪旧城举行省委会，明确了红二十五军要继续西征以努力寻找中央红军。在红军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之际，吴焕先在省委会议上，坚决果断，及时正确地决定红军西征北上。这是摆在军队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今后向何处发展。在讨论时党内意见分歧，有人进入陕南以后，提出入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这种意见多次遭到反对，因为入川要过汉江翻巴山，路途艰险，有可能在途中就会遇险，这将使我军在陕南也难以立足。有人主张在鄂豫陕驻扎，经营根据地，等中央有指示再定，这就是说，要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围剿”。吴焕先则力主西征北上，寻机同陕北红军会合，有利于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有利于红军今后的大发展。鄂豫陕根据地仍然保留，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留下的红军实行统一领导，继续在这里坚持斗争。郭述申和省委多数人坚决支持政委的意见。事实证明，这个决策对后来配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有重要意义淳B述申晚年回忆 i兑鄂豫陕根据地既是红二十五军入陕的落脚点，也是继续西征北上的出发地。会后郭述申及时向政工干部进行了认真传达。

　　由于没有中央红军动向的最新消息，8月，红二十五军抵达甘肃静宁县城以北的兴隆镇(今属宁夏)，决定休整三天。兴隆镇是回族的集聚地，过去一贯受反动政府和国民党军队的大汉族主义的欺压，回汉民族之间的隔阂很深。因此军政委吴焕先对红军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要政治部加强部队的民族政策教育，把教育提高到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团结各族人民，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扩大对当地群众进行民族政策的宣传。政治部向全军颁发《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的规定，就是部队禁止驻扎在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注意遵守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在严格要求下，部队进入回民地区前，做到凡是不利于回民的食物、用品都作了处理。派小部队和回民战士，在镇上广泛张贴标语、传单、布告，不仅做到战士人人知晓，而且使当地群众也家喻户晓。政委吴焕先召集当地知名人士和阿訇座谈，展开政策宣传，尤其是讲明红军经过此地，只是稍作停留，不征粮、不派款、不拉夫、不抓丁，解除了他们的顾虑。在吴焕先、郭述申的带领下，隆重的拜访了清真寺，并受到阿訇的宴请。在领导的言传身教下，红军战士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进行助民劳动。尤其是政治部提出“不打回民土豪”，“优待回民军队的军官”等口号后，深得回民的拥护。还动员红军医院的大夫为当地的老百姓治病，更是深得人心。部队休整结束后，当地群众自愿结队为红军送行，有的回民自告奋勇为红军当向导，还有青年踊跃报名参军。由于政治工作搞得好，兴隆镇的民众留下了“红军好”的深刻印象，后来毛泽东所带领的中央红军路过此地，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也为此而称道红二十五军的民族工作搞的好。

　　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国民党十分震惊，一路围追堵截。8月初红军到达甘肃省界，在攻克甘肃的两当县城时，郭述申同吴焕先在照像馆拍了一张合影，这是他们唯一的一张，也是最后的一张合影。在8月20日，吴焕先在泾川县的四坡村附近率领红军准备南渡泾河时，因时值连日大雨，河水猛涨。21日只好绕道从泾河的支流?内河过去，在部队刚过去一半时，山洪暴发，河水突泄，军直属队和一个团被阻于北岸。就在这时敌人的一个整团的兵力突然袭来，已过油河的部队，无法回援，后卫掩护部队处于背水作战的危险境地。在这危急时刻吴焕先带领百十人，攀登陡崖，直插敌后，对敌形成夹击之势。敌人纷纷溃散，随即全歼。红二十五军又转危为安，可是军政委不幸中弹，牺牲在陇东大地上，时年28岁。对他的牺牲，郭述申悲痛不已。他们前后共事五年，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友谊。吴焕先是河南新县人，1907年生，比郭述申小三岁，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32年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政委，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他们相识在鄂豫皖边区，那是1930年3月郭述申刚到达鄂豫皖，见到的第一个领导干部，就是吴焕先。他当时是鄂豫边区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会主席，言谈举止文质彬彬，对基层情况熟悉，给郭述申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郭述申文选》中，有三篇文章是来纪念他的亲密战友吴焕先的，在文章中说：“他是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步成长起来的我军我党的卓越领导者，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千千万万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的杰出代表”，他的“英名与日月同辉，永垂青史!”可以看出郭述申对吴焕先的敬佩之情和怀念之深。

　　三支红军会师陕北

　　9月7日，红二十五军先期到达陕北合水县东北方向的豹子川(今属华池)，这是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从鄂豫皖出发，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击破了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7月16日离开鄂豫陕根据地，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转战、行程4000余里，攻克三座县城，进行大小战斗10多次，终于胜利的完成了长征。

　　省委在豹子川召开会议，决定由郭述申任军政治部主任，特别强调对即将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一定要做好会师的政治动员工作。郭述申在两军会师之前把整顿军容、加强纪律、注意团结、讲究礼貌、学习友军作为军队教育的重要内容。当部队即将进入陕甘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时，军政治部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做好同陕北红军会师的各项准备工作上。在郭述申的领导下，政治部把以会师为中心的政治思想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对全军将士进行了广泛动员，明确了同陕北红军会师的重要意义，反复强调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必须警惕和克服骄傲自满情绪。

　　9月15日，红二十五军胜利到达陕西省延川县的永坪镇，受到陕甘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16日，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到达永坪镇，同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三支红军会师意义重大，不仅有利于加强和巩固陕北的抗日基地，也为红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条件。红二十五军由于事前工作准备的充分和细致，同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极为顺利。在“9·18”这一天，在永坪镇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庆祝胜利会师和纪念“9·18”四周年，会上刘志丹等人讲话，徐海东和郭述申分别代表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讲话，徐、郭一致强调了要向西北红军学习，要同西北军民搞好团结，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这个大会掀起军民加强团结、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的热潮。

　　红二十五军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后，郭述申参加了于9月17日在永坪镇召开中共西北工委与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陕甘晋省委，成立红十五军团，撤销三个军的建制，改编为三个师。陕甘晋省委成立后，郭述申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为副主任。

　　蒋介石于7月间部署了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的“围剿”，当他得知红二十五军已同陕北红军会师的消息和中央红军正在向陕甘地区进发后，于10月迅速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蒋介石为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利用东北军以实现其摧毁陕北根据地，使北上红军无立足之地。

　　红十五军团成立后，为了打破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和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打了两次胜仗。一次是劳山战役，一次是榆林桥战斗，郭述申都参加了。十五军团正在庆祝会师之际，闻讯东北军的六十七军由中部县向北进犯。经军团领导研究，如果将向我军进犯的敌六十七军阻断在南线，伺机再消灭其一、二个师，战局将对我十分有利。当时这个军正是在孤军深入，消灭它一、二个师，问题不大，于是拟订了一个“围城打援”的作战计划。决定在位于延安西南的劳山设伏，因劳山是延安至甘泉的必经之地，地势险要，便于部队隐蔽。为了使这一战有胜利的把握，徐海东和刘志丹率团以上干部到劳山实地考察，经过商议军团领导思想统一后，立即布置兵力。郭述申协助徐海东、刘志丹军团领导率部队在劳山埋伏了三天两夜，不准生火，不准走动，郭述申和军团其他领导不仅带头遵守纪律，还要随时检查落实情况。10月1日拂晓，敌人从延安出发，沿公路向甘泉急进。红军在沿路阻截，最后将敌人分割在榆树沟口和小劳山，经过5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敌两个团，毙伤敌师长等千余人，俘虏3700人，这是十五军团成立后第一仗，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敌人遭到重创以后，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10月20日，东北军进驻榆林桥。为了打破敌人的堡垒政策，25日拂晓，十五军团发起榆林桥的战斗，乘晨雾红军由东西两面同时向榆林桥的守敌发起攻击，红军迅速突破敌人防线，进入镇里进行巷战，激战至下午，将敌全歼。这次战斗俘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等1800余人，毙伤300余人，取得了全歼的胜利。郭述申亲自参加了这两场战斗，战斗的胜利使他喜上眉梢，因为他知道这场战争的胜利还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不仅有利于巩固陕北根据地，更重要的是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扫除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障碍。同中央红军会合，这是多少年来期盼已久的心愿，很快就要实现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直接领导下，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自己国土的愿望了。

　　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

　　10月19日，郭述申正在前线，听到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兴奋的睡不着觉。想起在鄂豫皖和陕南的几年里、远离党中央和找不到党中央的焦急心态，就像一个失去母亲的孤儿。现在党中央到来了，这天天想、夜夜盼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月底的一天，郭述申和徐海东等人正在商讨和部署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时，突然接到通知，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央首长要来甘泉县道佐铺红十五军团驻地看望大家淳B述申的脑海在一幕一幕的回放着同毛泽东会面的情景。第一次会面是在大革命时期，1927年5月31日，在汉口的普海春饭店，全国农民协会和湖北省农民协会宴请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郭述申作为湖北省农民协会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宴会，见到全国农民协会委员长毛泽东在宴会前致词，他穿着灰色长衫，颀长的身材，稳健的姿态，浓重的湖南口音，欢迎赤色国际工会的代表，他代表中国的农民协会的一番讲话给郭述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思想又回溯到就在这一年的4月，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湖北和河南的地主和反动的红枪会，在麻城的乘马岗等地捣毁农会，枪杀农会干部，进行反攻倒算。董必武派郭述申到麻城解决“麻城惨案”时，因武装力量不足，郭述申到武汉找董必武寻求支援时，由董出面同毛泽东商借了300多名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全副武装驰援麻城，才彻底打败了反动红枪会，缓解了麻城危机。这次虽然没有直接同毛泽东接触，但是对他无私的支援仍然记忆犹新。没有想到会在陕北这块地方就要同毛泽东第二次见面了，心情十分激动。

　　急迫期待的心情，在看到依然十分清瘦的毛泽东身影的那一刻，郭述申突然的紧张起来。毛泽东迈着稳健的步伐和彭德怀来到了军团部，同来的还有李一氓、贾拓夫等，大家亲切握手。他在握着毛泽东手时的瞬间，竟然激动的说不出话来，只听毛泽东向彭德怀介绍说，这个大个子就是郭述申，他在湖北搞农民运动时我就认识他。毛泽东还拉着徐海东的手询问情况。交谈中，徐海东和程子华向中央首长汇报了陕北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和三支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的情况，以及最近在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的胜利。毛泽东一面鼓励了军团领导，一面讯问下一步的打算。徐海东把军团领导准备攻打张村驿、羊泉等据点的打算讲了，毛泽东表示同意军团的作战部署。

　　11月初，中央召开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9币的庆祝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了长征的重要意义。郭述申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概括记忆深刻。在庆祝大会上，郭述申代表红十五军团讲了话。会后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由毛泽东兼任、政洽部主任王稼祥。任命郭述申为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

　　为了打下张村驿，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鄜县(今富县)张村驿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召集干部会议，研究作战计划。毛泽东首先说，为了粉碎敌人对陕甘的第三次“围剿”，先要消灭直罗镇方面的敌人，在直罗镇战役之前，必须先打下张村译和附近的据点，把张村驿拿下，苏区能连成一片，就可以打开我军向西出击的通道。要集中两个军团的力量消灭由西向我进犯的敌人。毛泽东风趣地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嘛，王勃在《滕王阁序》里的这个名句，正好形容我们今天的发展，我们军队打到那里，根据地就发展到那里，现在我们到了陕北，根据地就建立在陕北。郭述申从中领悟到毛泽东对建立根据地的重视，尤其是对这样极为形象的比喻印象深刻，到晚年仍记忆犹新，经常回忆这段历史。毛泽东又说：徐海东，由你指挥先把张村驿拿下来。徐海东爽快地答应一定很快拿下。会后，毛泽东把徐海东和郭述申留下，了解红十五军团的情况和攻打直罗镇的后勤准备工作。毛泽东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们的粮食准备的怎么样了?怎么来运送呢?一直听到徐海东和郭述申的满意的答复才罢休。这次中央领导召开的会议，使军团领导明确了当前的任务和今后的发展，情绪十分高昂，信心倍增，提出了“打个大胜仗，迎接党中央”、“打下张村驿，迎接毛主席”的口号。结果一鼓作气就拿下了张村驿及其周边的据点，这一仗，打掉了敌人在中部、洛川、甘泉、富县以西地区的耳目，为直罗镇战役作了战场准备。

　　直罗镇是一个小镇，只有百户人家，三面环山，一条小路贯穿全镇，其地形便于打伏击。这次歼灭战从头至尾红军都处于主导地位。战役是由两个军团共同作战，紧密配合，在周恩来亲自指挥下，取得了歼灭敌人一个师又一个团的胜利。迫使国民党的增援部队纷纷退回原驻地，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解除了陕甘根据地周围的险情，使陕甘根据地有一个稳定的新局面。毛泽东因此称赞这次战役：“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他在总结直罗镇战役时说：我们胜利的最基本的原因是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今后我们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要继续消灭敌人，不断的扩大红军，把红军建设的更加坚强，巩固地方政权，瓦解和分化敌军，把陕甘根据地建设的更加巩固。

　　红十五军团领导在战争中深感要向兄弟部队学习，也感到自身力量的薄弱。为了加强各级领导力量，军团主要领导商量，要求中央派一些干部到红十五军团来工作。中央军委先后派来一批干部到红十五军团来，加强各级领导力量。他们的到来使军团更加生气勃勃，领导方式也有很大的改善，这种交流也起到了相互学习的作用。

　　郭述申作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十分重视新环境下的政治思想工作，根据方面军首长的指示，提出必须加强对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教育内容主要是要部队尊重和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为此要求红十五军团的干部和党员要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各项指示，强调这是党性的表现，也是高度组织纪律性的表现。在教育中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同工作和思想结合起来，防止空谈。他还经常以自己为例，联系过去也曾经犯过不少的错误，认识了，改正了，回到正确方面上来，才是减少错误的良方，才会有真正的进步。又明确指出，我们部队现在有党中央的直接领导，这是我们部队走向健康发展的保证，一定要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特别强调要向红一军团学习，因为红一军团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的部队，有优良的传统，有顽强的战斗作风，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是政治上很强的一支部队。只有两支部队互助友爱，团结战斗，才能夺取新的胜利。

　　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时，天气已接近隆冬，不少指战员还没有穿上棉衣裤，解决冬装是极为迫切的大事。由于经费困难，筹措不及，毛泽东派人向红十五军团领导商借经费，使每个战士能够尽快的穿上冬衣。军团主要领导徐海东等共同商议，决定将十五军团的绝大部分经费交给中央使用。这件事启发了郭述申的一个想法，就是发动干部和战士想办法，帮助中央红军解决困难。这个想法得到了徐海东的同意，在召开的干部大会上，由大家出主意，经过会议充分讨论，最后由徐海东拍板，决定每一个连队抽出3挺机枪，还有其他武器和弹药；供给部、卫生部抽出部分衣物、布匹、医药用品送给中央红军，深得中央的赞许。

　　在反击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时，配合军事行动，郭述申恪尽职守把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抓好，使指战员明确所发起的战役和战斗的重要性，为夺取这些战役和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胜利中，使很多的当地青年掀起参军热潮，被解放过来的战士也补充到红军里来，为了加强对新战士的教育，尤其是革命纪律的教育，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将中央红军先遣队带来的《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的内容编写成歌词，填入鄂豫皖根据地流行的《土地革命歌》的曲调。郭述申对此极为赞赏，经他批准，在军团机关报《红旗》上发表，使这首歌在部队中广泛传播开来。

　　参加东征战役和援西军活动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东北之后，于1935年又相继侵占我华北，在日军节节进逼的情况下，国民党统治者仍然以“剿共”为主，在陕甘根据地的周围布满了“剿共”大军。中共中央为了体现抗日的决心，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一方面需要巩固、发展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扩大红军；另一方面力求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掀起全国的抗日高潮。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红一方面军的行动部署，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两个任务的基础上，并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毛泽东提出，当前军事行动方针就是在四十天内完成东渡黄河的准备，进入接近抗日前线的山西。一个月后，中央进行东证的具体部署，随即中央军委具体安排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的作战计划和下达东征作战命令，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担此重任。红十五军团为先锋军的右翼纵队。在出发前，军团政治部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以保证东征的胜利。军团领导无一例外的都参加了宣传活动，带头演出文艺节目，使每一个战士都明确东征的意义。

　　2月20日，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战役开始。21日，郭述申随东征右翼纵队从无定河口渡过黄河。3月初，在水头、双池、川口一带开展群众工作，打土豪，分财物，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将一些热血青年吸收到红军队伍中来。根据红一方面军的命令红十五军团北上文水、交城，威逼太原，一路宣传红军北上的抗日主张。攻文水县城不克，继续北上。

　　红军东征使蒋介石惊恐不已，立即调动了10个师的兵力进入山西，企图拦阻红军北上抗日的去路。为了避免与优势敌人决战，保存抗日力量，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中央军委决定停止东征，红军回师陕北。红_卜五军团执行军委指示，从大麦郊出发，掩护全军西渡黄河，于29日全军渡过黄河，5月初，回师陕北。回师途中，在黄河西岸的一个小村里，通知郭述申参加中央召开的一个小型会议，郭述申到达时，小小农舍里已经坐了一屋子人，有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在座。会议已经开始了，在周恩来的旁边有一个空位，郭述申赶紧坐下，毛泽东站在窗前正在讲话，就听他说：这次东征战役我们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撒了两网，一网撒到了太原以南，一网撒到了临汾以南，收获是很大的。但是，可否设想把网撒到京汉铁路上去，胡宗南的部队就可能被吸引到京汉铁路两侧，我们贝《有太行山脉作依托，那样战争的局面就会大不相同了。郭述申听到这里才知道毛泽东在总结东征作战的意义，这短短的几句话，是对东征战役经验教训的高度概括，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他的战略思想。郭述申当时理解为，东征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群众中扩大了影响，也发展了自己，由于党是从大局出发的，是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的，没有无限制地只是发展自己，如果不是因为抗日的大局，我们就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快的壮大我们自己的力量。

　　回到陕北后，郭述申就进入红军大学学习。红军大学的前身是1933年在江西瑞金创办的一个军事学校，长征到陕北后，继续创办为红军学校。1936年6月，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在红军学校的基础上恢复红军大学的建制，后来随着统一战线的形成，改称为抗日军政大学。郭述申是红军大学迁到陕北后的第一期学员，学校共分一、二、三个科，郭述申分在一科任支部书记。一科的学员多数是红军的高级干部。在开学典礼上，毛泽东讲话深深的印在郭述申的脑海里，为了消灭战争，就必须坚决地进行革命战氧为了消灭红军，就必须发展壮大红军为了消灭共产党，就必须发展共产党。最初他不理解这些话的含义，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才领会这是辩证法。在这期间，毛泽东亲自给他们讲解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讲哲学，博古讲联共党史，凯丰和吴亮平讲政治经济学。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的讲课，他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从一般战争规律讲到革命战争规律，从革命战争规律讲到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深入浅出，生动具体。学习半年后，留校工作，任第二期的一科科长。

　　不久，中央任命郭述申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随后就与陈光一起率领红军大学二科、三科学员1000余人，从保安出发，经富县、黄陵(即中部)到达淳化西北的云阳镇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赴任。途径黄陵县时，郭述申率领干部团在黄帝陵前举行了祭奠仪式。

　　到红军前敌政治部不久，又被任命为红三十一军政委。随后郭申述即到达三原城边的红三十一军军部报到，会见军长肖克，两人一见如故。一个掌管军事，一个主管政治，工作配合默契，在很多问题上有共识。他们同是在大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入党的，两个人对当时的革命前途和社会发展都有共识，相处的极为融洽。有一天的夜晚，两个人在院里乘凉，晴空万里，群星闪烁，他们的话题就谈起了星星，谈起了光年、光速，又谈到了朱执信的《毁灭》诗中的句子，谈起了星体的生长和毁灭。从军长和政委的这段谈话里，说明了当时的战事还不紧张，也说明两个人有共同的话题，更说明了两个革命者的广泛的兴趣。在郭述申逝世时，肖克写的纪念文章的题目就是《星光永照》，记述了这段谈话。

　　当时正处于西安事变的前夕，统战工作是全党的中心工作，也是全军的中心工作。郭述申把进行统一战线的教育放在政治思想工作的首位，经常向各级干部宣传关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通报当前的统战情况，有时还向军长介绍大革命时期的统战工作的经验和教训。

　　1936年10月，二、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甘地区同一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决定发起宁夏战役，作为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重要措施。中革军委制定三个方面军共同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不久四方面军总部和红五军、红九军先后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这时蒋介石调集十几个师的兵力由南向北，企图将红军消灭在甘肃、宁夏边境地区。中革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重点击破南线之敌，而张国焘却命令在黄河以东的第四、第三十一军调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致使战役计划未能落实。而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打通增援宁夏的道路，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不得已中止了宁夏战役计划。西渡黄河的红军，击破敌人的阻击，占领一条山、五佛寺一线。中革军委指示河西部队暂控这一地区休息待机。而河西部队所在地区人烟稀少，粮缺水成，加上连日激战，大部队不便久停。数次发电军委等领导部门请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11月9日经中央批准，河西部队开始西进。11日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建立指挥机构。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在马步芳、马步青的围追“兜剿”中，顽强抵抗，终因无根据地作依托，无兵源、物资补充，虽然毙伤和俘虏敌军2．5万人，但在敌众我寡的不利情况下失败。

　　1937年2月下旬，中央为救助西路军脱险，决定组建援西军，令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下辖四个军，有红四军、红二十八军、红三十一军等，迅速支援正在河西苦战的西路军。肖克、郭述申等在部队出发前，根据援西军部的要求，将医药用品和增援的弹药带好，率红三十一军日夜兼程西行，到达甘肃镇原时，已传来消息，西路军失败了，命令军队停止前进，便在镇原驻扎就地整训。在援西军首长的领导下，这次整训部队的中心任务，就是揭露批判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对广大指战员进行正确路线的教育。在这期间接待安置西路军失散人员，西路军被打散的一些战士，陆续来到了红三十一军驻地，将他们重新组织起来，参加了部队的整训学习。

　　郭述申、肖克等领导在红三十一军的整训工作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郭述申根据政委张浩的指示，在整训中强调以党性原则教育部队，引导部队学习党的组织原则、建军原则，使每一个战士都必须明确人民军队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坚持党指挥枪的原贝0，并以自己在鄂豫皖根据地的亲身经历，揭露批判张国焘拥兵自重，以枪威逼党、分裂党和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在批判和揭发张国焘的斗争中，郭述申体会到这是一场严肃的路线斗争，又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在整训中十分重视把握政策界线，真正做到了即要彻底揭发张国焘的错诜又不能扩大化。明确了要把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严格区分开来，犯错误的是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是忠实于党的把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路线和不明真相跟着犯了某些错误的干部严格区分开来。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只能由张国焘个人负责。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要着重思想教育，不能随便上纲上线，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经过教育后，部队提高了对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认识，广大指战员自觉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比较圆满地完成了整训工作。西路军的部分指战员在这次教育中也受益非浅。

　　日本帝国主义的独占中国的野心，日趋明朗。为了迎接抗击日本侵略者，红三十一军做好充分的准备，首先加强军事训练，战术演练；其次做好应战的思想准备，强化宣传教育；再次做好统一战线工作。郭述申在此期间曾协助中央作东北军内部的稳定工作，因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在南京，东北军有分裂的倾向，赴东北军驻地，同有关方面的人士接触，进行协调内部关系的尝试。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后，对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抓的更紧，提高战士的思想觉悟，为迎接抗战作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