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马栏，组织决定我回麻街，交待的具体任务是广交朋友，拉好关系，搞好交通站，护送过往同志。汪锋同志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过往的同志将会很多，搞好交通站的工作很重要。接受任务后，我立即同当时也在边区的王治邦、赵文杰同志(均系党员)作了研究，决定分两路回乡。王、赵比我目标小，直线而行回麻街，我绕道洛南，有机会就拉一二八师古世珍部下赵天赐的武装。

　　1946年农历正月，几经辗转，最后才从洛南回到麻街。

　　我回麻街后，见到了先我回来的王治邦、赵文杰同志。他们谈了工作进展情况和麻街的形势。我们决定，由我依靠老关系，多方周旋，当上了伪陕西省第四区清剿指挥部“参议”和伪保安团第三营营长，常住麻街。身份“合法”了，为革命活动创造了条件。

　　1946年农历7月下旬的一天，交通员王老八从东乡二分区回来特意}[报情况，并交了德芳(即巩德芳，陕南游击队司令员一编者注)的亲笔短信，说：“德芳讲，有几位中原上来的同志要来麻街休息些日子，有两位是中央委员，要绝对保证安全。”

　　任务重大，事非寻常。我们立即召开支部会议，在麻街协助工作的陈效真同志也参加了。研究确定安排郑位三(当时称位老)和顾大椿住在我家，陈少敏(当时称大姐)住在桐树沟党员石含瑛(公开身份是伪保长)家，位老的爱人蒲云和孩子住凉水泉沟党员郭福怀(公开身份是伪保队副)家，对情报收集、通讯联络、武装保卫等均作了周密安排。在我家组织了个加强班，其余两处也安排了武装人员。

　　当时麻街上驻有国民党一个正规连，防守很严。接几位领导到麻街来的时间、地点、暗号，根据敌人的行动作了具体部署。我们组织了四副滑竿，趁天黑顺南山根而下，翻过麻街岭，到达预约的地方。等了好久，没有动静，我们都很焦急。过了一会儿，听到下方苞谷地里有响动，我们拍掌三下，那边也“叭、叭、叭”拍了三下。暗号对上了，终于接上了。

　　首长来麻街，有两件事值得记叙。一件是来后的第二天清晨，我起床后刚刚洗刷完毕，警卫员急急跑来报告。

　　“任乡长要见你!”

　　“什么事?”

　　“他要亲自给你讲。”

　　任乡长是任振铎，高中毕业，思想进步，当乡长还是我们安排的。我答应他见面后，任乡长说：“有一个人，跑进乡公所，要给县上打电话。说有几个共产党大官模样的人，昨夜被部队送到麻街岭，被便衣武装用滑竿接走了。肯定不会远，还在麻街一带，叫县上急速派兵来捕捉。”我问他怎么知道?他说：他是在竹林关被共军俘虏的国军，也参加了昨夜护送的部队，返回时，他趁机跑脱了。

　　“那家伙现在呢?”我问。

　　任振铎说：“我们没许他打电话，正在乡公所。”

　　事非寻常，必须迅速处理。我立即打发几个警卫队员同任振铎去好好看管住那家伙，又立即给位老、大姐他们做了汇报。经过研究，由陈效真带人于当晚将那个家伙拉到麻街上方的北沟处决了。

　　还有一事。记得是位老他们住下七八天后的一日，谢辅三从渭南县他的司令部给我打电话，说他今天要去商县督促剿共事宜，要来我家吃饭和稍事休息。接电话后，我真有点惊慌失措!谢辅三与反共老手胡宗南交往甚密，并将他的一个孩子给了胡宗南作养子，很有一手。位老几位首长住在麻街，他们是不是知道了?要亲自出马追捕，还佯装说要去商县“剿共”!事已至此，该怎么办?我给位老讲了。位老却沉着自若，稍加思索后，肯定地说：“他要来抓我，就不会给你打招呼；他打电话来，就说明不知道我在这里。请他来吧!”

　　我一边叫李万余(党员、管家)准备酒菜佳肴，一边给警卫班特作叮咛，以防万一。

　　约到半午时分，谢辅三果然带着大队人马来了。他把部队放在对面公路上，自带随从过河来到我家。我忙迎进堂屋，请坐、敬酒、百般应酬，可总是极度担心，中央委员位老就住在我招待谢辅三的房间隔壁的小屋，仅仅一墙之隔!万一出了事，如何给党交待?我的毛孔都在警惕。吃菜喝酒中，谢问我：“最近你这儿平稳么?”我压住内心的吃惊，说：“没有发现什么，天下太平!”谢辅三不以为然地说：“万勿疏忽!据悉最近共党李先念部到了陕南，上峰指示加强防范，你李世华可要把好麻街这个口子!”我均一一应诺。真是万幸!谢辅三吃过饭，稍事休息之后，就走了。我真敬服位老英明的判断，心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