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游击队员们个个心急似箭，盼望很快见到五师首长。到达花园村，在河边遇到了张青山小队，我让他们等候，自己跟随黄参谋和王力政委一同走进花园村李先念师长住的大院子。李师长正坐在树荫下看地图，看见我们三人，站了起来。黄参谋向李师长介绍说：“这位是陕南游击队政委王力同志，这位是余谦同志。”“快请坐!快请坐!”李师长亲热地同我们一一握手，招呼我们坐在凳子上，还亲手给我们倒水，让警卫员拿来了毛巾，催促我俩：“先擦汗，先擦汗。”

　　以往在陕北的报纸上经常看到中原五师英勇善战，威震敌胆的英雄事迹，今天见到五师李师长，却是这样态度和蔼，说话恳切。我正寻思着，王力政委擦了把脸说：“首长辛苦了!有什么指示?”

　　李师长笑了笑说：“今年6月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了十一个正规军，二十六个师，共三十多万人马，将我集结在鄂东宣化店地区的中原部队团团包围，阴谋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并想以此为借口，发动全国性内战。因此，党中央决定我中原解放军主力必须作战略性转移，粉碎敌人围歼的阴谋，立即突围。我们突围的北路军胜利到达陕南，终于和你们见面了。党中央决定，我们不走了，同你们一起建立豫鄂陕根据地。怎么样，欢迎我们这条强龙吗?”我们被李师长的话逗笑了，中央的决定，对我们陕南游击队是多么大的鼓舞啊!

　　李师长又说：“现在把陕南游击队的情况谈谈吧。”王力政委回答说：“我们奉陕西省委的指示，去年冬季先后派回陕南的干部130多名，现在队伍已经发展到1400多人，有一千多条枪。巩德芳同志是指挥员，下属三个大队。余谦同志是谭道鹏大队的指导员。”李师长说：“我在西赵川见到谭道鹏同志了。”接着，王力政委又向李师长分别汇报了各游击队的主要干部和当时的敌情。

　　李师长听完汇报后沉思了一会，看着我说：“余谦，你对赵川、龙山一带很熟悉吗?”我回答：“经常在那里活动，比较熟悉。”“不，实事求是，很熟悉。”李师长紧接着又说：“你们有个队长叫张青山，年轻精干，我经过毛里岗时见过他。”我回答：“他现在在河边等着……首长有什么任务吗?”“今天请你们来”，李师长说着站了起来：“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对中央委员无论如何也要保护好，安全地护送回延安。余谦同志，你能不能返回龙山，把中央几位首长接过来?”我立正坚定地回答：“能!请首长下达命令。”“你看怎么样?”李师长转头问王力，王力政委说：“行!”师长踱着步说：“这可是个大事情哟!余谦同志，让你来完成这个任务，有什么困难?”我说：“保证完成任务!困难……就是枪少点。”“这，你只管放心，我们已给张青山同志配备了一些武器。”李师长这时又站在我面前很严肃地说：“好吧，这个任务就决定由你完成。余谦同志，你要用党性来保证，一定完成这个任务!王力同志就在我这里，你现在立即出发，他们在那里多呆一分钟都不安全，我耽心哟?”说着，他从身上的笔记本里撕下一片纸写道：

　　“72、73，派余谦同志来接你们。”“70”)

　　李师长把纸条交给我后又说：“你把条子拿好，要不，他们不准你接哟。你到龙山桐木沟去找一位老汉，留些胡子，就是位老(郑位三代号72)，还有个老太婆，大背头，黑红脸，镶有金牙，就是陈大姐(陈少敏代号73)。”说罢，他向我伸出手：“好吧，早回!”

　　我离开李师长和王政委，迅速来到河边。命令张青山集合部队，便立即向南出发了。我们只带了一个小队，40多人，两挺机枪，长短枪43支(有的是一长一短)。队伍出发后，我悄悄对张青山一人说明了去龙山的任务。

　　急行军两天，我们于7月16日清晨到了山阳县龙山桐木沟。在一个小茅草庵里找到了陈大姐、位老和他爱人蒲云及一个3岁多的男孩，还有随身秘书和挑夫老贺。

　　由于敌人封锁，位老他们当时一粒粮食都没有，我们找见他们时，他们正在一个小锅里煮着连皮的芋头。我把李师长的纸条交给位老后，他们很高兴。但我看见首长身体很不好，而且还整天吃芋头，心里很难受，后悔出发时没带点粮食，哪怕给他们先做一顿饭吃也好呀!位老看出我的心事，说：“不伤感，不伤感，只是好久没有吸纸烟了。”我对首长说：“我们今天就走吧，到了银花一带生活就会好些，那边一定能买到纸烟。”

　　我们当天上午就离开了桐木沟。陈大姐当时有病，身体很弱，走路困难，我们出钱雇人用滑杆(担架)把她抬上走。位老年纪大，但他说：“我能走，只抬大姐好了。”执意不坐滑杆。我没办法，只好叫两个队员在两旁搀扶着他走。我看他头戴大礼帽，身穿长袍，带着一个罗盘，几本药书，便问他要这些东西干啥。位老乐呵呵地说：“别小瞧这个罗盘，化装回延安用处可大了。”陈大姐是李先念师长、郑位三政委最好的助手和战友，是我党一位杰出的女干部。她虽然身染重病躺在担架上，但情绪乐观，一路上和我们说长道短，拉家论常。我们的行军部署是：张青山队长带两个班，两挺机枪，如遇到敌人就坚决顶住，掩护首长转移，我带警卫班，不离首长，随身保护。

　　就这样，我们绕道翻山而行。这一路山高地僻，人迹罕至，没有遇到什么情况，于17日天黑来到响咚河的大干沟口。晚上住下后，陈大姐就关心地问我这里的地形、敌情和群众生活等情况。第二天天亮就出发，但刚到银花街的相子店，侦察员报告：银花街西头娘娘庙驻扎着敌人一个正规营，还有中村的自卫队和保甲。我当时想：我们大白天已离银花街不到五里地了，敌人尚未发现，说明敌人没有料想到会有我们这支部队，何不借此机会从银花街东岭下面悄悄插过去，在叶家湾隐蔽起来呢?我征得位老和陈大姐的同意后，于早饭时断然插到了叶家湾。过去游击队常在叶家湾活动，因而全村男女老少见到自己的队伍来了，有的自动放哨，有的烧水做饭。为了确保安全，我命令张青山带领一个班控制了村东头的制高点，另一个班在村周围警戒。同时，请首长到村对面半山上的坟坑里隐蔽，让我的警卫班跟随保护。我未向首长请示，带着警卫员张明德绕山脚潜入银花街东头一位老乡家里。这位老乡见我后大吃一惊，说：“哎呀，国民党军队在街西头，你们要赶快走开!”我问了他敌军驻扎的情况后，掏出钱说：“麻烦你一下，去烟铺里买两条烟。”等了一会，这位老乡把烟揣在怀里拿回来了，我们接过烟后，很快回到了驻地。我把烟送上山后，位老奇怪地问：“纸烟!哪里来的?”我说去银花街买的。位老说：“银花街有敌人呀!”我说：“我人熟，地形也熟。”这时陈大姐在一旁知道了是怎么回事，说：“好嘛!为吸烟你余谦连命也不要了?”我打趣道：“只要位老能吸上烟，命是小事。”陈大姐一听，佯怒地看了我一眼说：“你余谦的命也太不值钱了，为几根烟就不顾一切了?队员都学你的样，我看你咋办?”我那时还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小伙子，不做声了，很高兴地接受了陈大姐的批评。还有一件事使我至今记忆犹新，叶家湾一位姓周的老妈妈，听说我们护送游击队的“病号”，她炖好鸡肉，拄上棍子，颤巍巍地亲自送上山来，要让“病号”吃。可惜，这顿盛情难却的好菜还没来得及吃，张青山派人来报告：敌人从银花街向东行动，目标不明。

　　情况紧急。如果敌人来叶家湾，大白天在这个地带，不管我们和敌人交火或者转移，都对我们很不利。另一个办法是隐蔽不动，可又无法料及敌人会不会进叶家湾。如果敌人进村，村中的两个班虽然可以拖住，腾出时间让警卫班掩护首长转移，但大家心里很清楚，这无疑将是一场恶战。在这紧要关头，战士们坚定沉着，各自找好了战斗位置，拭目以待。可是，敌人来到叶家湾村外的路口后，指手画脚了一阵子，却没有进村，一直向东去了。

　　敌人走后，位老叫我将周围的山地河流画成地图，我迅速画好后交给位老，他看完后沉吟着说：“住在这里有没有问题吧?”我说：“从刚才情况看，敌人没有发现我们。”位老又问：“会不会有人知道我和陈大姐在这里?”我回答：“除了我和张青山两人，就是我们的部队也只知道是护送五师病员，群众就更不知道了。”位老说：“人和好，还有个天时地利，你要很好考虑，可不能掉以轻心呀!”这时，陈大姐在一旁看着地图问：“余谦同志，如果敌人从油房沟压下来怎么办?”我说：“估计油房沟不会有敌人。”陈大姐又问：“如果敌人从东北方向压过来怎么办?”我回答：“我们就很快向南撤，进五色沟，那里山大林深，比较安全。”陈大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不过，这只是条退路。”

　　是啊，如果敌人真把我们压进五色沟，十天半月是出不去的，绕道走，那要走到什么时候才能把首长送到李师长那里去呢?我独自思量，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能进这条沟，一定要争取主动。

　　我叫来了张青山，让他立即派两个精干的队员去油房沟，五花山一带侦察。张青山走后，我和首长研究，决定天黑前仍不能走，继续隐蔽，等候侦察员回来的报告。

　　天黑前，侦察员回来报告，油房沟垴确实没有敌人活动，这才使我们的心轻松了一点，我把这一情况向首长报告后，我们于天黑后悄悄离开了叶家湾，摸黑迅速转移，到油房沟垴。在这里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到达五花山梁上，和五师某团丁政委带的一个营不期而遇了。丁政委带的这个营是路经此地的。布置好警戒后，陈大姐、位老把丁政委和我叫到岭西半山上一家老乡家里开会，布置建立根据地的任务。但会刚开始，陈大姐的一席话还没说完，张青山就跑来报告：由丹凤方面来了大股敌人，正向我方进军。我忙问：“离我们还有多远?”张青山答：“只有一里路了。”我心中一沉。脑子里紧张起来。这时陈大姐问：“情况严重吗?”我点点头，向首长说：“这个岭东二十里的寺坪住有敌人，岭西是洛峪沟，现在肯定也有敌人穿插，迎面来的这股敌人，大概是国民党丹凤常驻军新一师(后了解就是该师的四十团)。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沿山梁后撤。”陈大姐听完我的汇报后对丁政委说：“你立即将你的部队带上由这里向东撤，去完成你的任务，最好能将敌人引走一些。如果我们在一起行动，敌人会集中更多的兵力对付我们的。”丁政委还要说什么，陈大姐打断他的话头：“执行命令吧。”

　　丁政委带领他的部队向东撤走了，但敌人不知什么原因，并未向东追赶，而是一直顺山梁扑来。我立即命令张青山带领两个班，占据了梁上的第一个山包。我带警卫班掩护首长顺梁向后转移。就在我们掩护首长转移的同时，张青山的两个班已经和敌人接火打响了。  ，形势非常危险，敌人一个团进攻，我们只有两个班阻击。有利的地方是我们居高临下，中梁两边都是陡陂，梁上的路也很窄，只能平行走两三个人，敌人用不上密集队形。张青山同志是一位年轻勇敢的指挥员，是我队有名的神枪手，他们占据第一山包后，接连打退了敌人五次冲锋，打死打伤十多个敌人。退据第二个山包后，敌人已经能使用迫击炮了，但他们在炮弹掩护下冲了七次，都被我们两个班击退了。我将首长送了一段路后，又返回参加战斗，我们边打边退，撤离了敌人能够三面夹攻的地带。这时天近正午，炮火连天，太阳灼人，机枪烫得不能沾手，战士们想用小便浇，但一个个汗流浃背，还是昨天吃的饭，哪有尿呢?紧急中，我命令大家脱下上衣，包住枪身，光着膀子继续打。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陈大姐曾派人向我传话：打着看情况，万一顶不住，不要牺牲太大，你们还年轻，不要光考虑我们。我回答说：“保护首长的安全转移，这是李先念将军亲自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权利考虑牺牲的大小。”我和张青山已经商量好，不惜一切牺牲，保护首长安全转移。

　　由于我们这次执行任务时配备的武器优良，在我方打死了敌人一个指挥官后(后来知道是敌军副团长)，敌人的攻势渐渐比先前谨慎了，看来他们还摸不清我们的兵力虚实。下午四时左右，我们已快退到五花山顶。到五花山顶再向南分两条下坡梁，东边的尽头下面就是银花街，西边梁下去是中村。银花街和中村的敌人会不会来截击我们呢?想到这里，我立即决定不能再向前面那样硬打了，一定要将敌人甩掉。我命令张青山带上一部分人从山梁东边向下退，若敌人追时，干脆插过银花街进五色沟，把敌人甩掉，晚上再把部队带回寺沟垴阴坡院周立宏家和我们联系。张青山带领一部分人冲下梁去了，我趁敌人追赶他们的机会，掩护首长由梁西两山之间的夹沟迅速转移到寺沟垴的树林里隐蔽起来。这时天色已晚，东边的枪声急骤地响了一阵后，变得零落了，看样子敌人并未远追，而是在山上露宿了。我们悄悄摸到阴坡院，先请周家老太婆给首长做了点饭吃，又摸到房后半山上的一个石岩窝藏身。半夜，张青山带着队伍来了，原来五花山顶上已有敌人压顶，傍晚他们没冲出去，而是绕了几个圈子，趁天黑敌人看不见，隐蔽在东边的树林里。他报告说：东边山下商洛河住有寺坪赶来的敌人，西边山下铁峪沟也住有敌人，我们已被四面包围了。

　　情况愈来愈严重，我和张青山立即同首长研究对策。根据当时情况，我向首长建议：今天晚上不能走，因大半夜已过，天明前甩不掉敌人就麻烦了。而明天大白天更不能突围。鉴于这里山大林深，虽然隐蔽也有危险，但比突围安全得多。陈大姐听后说：“如果天明后敌人来搜山怎么办?”我回答说：“敌人现在的注意力多半在张青山小队，如果敌人发现了张青山小队，他们就把敌人引向南边的树林；如果敌人发现我们，张青山立即从东边树林里打枪，引诱敌人，我们再转移。”位老插话说：“这样一来，张青山的危险就太大了。”张青山在一旁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会有办法的。”另外，位老的孩子小，听见枪响就哭，不能留在山上。这天晚上，我把孩子托给了周立宏的母亲照管，张青山连夜又潜回了他们的隐蔽地。

　　奇怪的是，第二天早上敌人并没搜山。一直到中午，有三个敌兵来到周家院子，在我们眼皮底下乱砸了一通，抢了三只鸡就走了。但据这天侦察，敌人在五花山上明里暗里设下了不少军事哨，敌人的部队也驻扎在山脚下的村庄。晚上，我们回到周立宏家后，张青山也带领战士神不知鬼不觉地潜伏过来了。位老说：“这个地方不能再停留了，你们不要认为这个地方安全，时间长了，也许明天就会出岔子的。”我和张青山深感位老分析正确，从这天敌人的活动看，估计他们是想把我们围困在这一带，必须尽快突围。但要突围，我又担心的是，山顶山底都是敌人，我们寡不敌众，加之首长行动不便，即使冲出去，要上山下岭地跑，要是敌人紧追不放又怎么办?反复考虑，权衡利弊，只有一个办法比较稳妥，就是从半山腰向北斜插。但山腰尽是陡岩棘林，战士们行走都非常困难，首长有病，又怎样抬担架呢?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了。我和张青山再三研究，最后决定：由他带小分队在前面开路，我带警卫班具体分工，搀扶首长。我向搀扶首长的周赞华和叶有阳下令：首长倘若有所创伤，以军纪制裁。当时还有一个困难问题：位老的孩子不能一同带走，因他年小不懂事，万一行军途中哭闹，会惊动敌人。位老的夫人蒲云对我和张青山说：“位老年纪大了，只有这个男孩，请一同带上吧!如果不行，我和孩子一同留下，另想办法走。”陈大姐在一旁听见后，很严肃地对蒲云说：“你要知道，你是中共中央委员的爱人，万一被敌人抓住，影响也很大，安全要紧，还是先将孩子留下。”我又向蒲云同志解释了一下，蒲云表示理解。我并向她保证，三天之内一定将孩子交给她。

　　我们把安置孩子的事和周立宏的母亲谈妥后，又付给她一些钱，才从后山腰向北悄悄出发了。

　　张青山小分队走在前面，他们既要警戒敌人，又要从乱石荆棘中踩出一条路来，而且不许发出任何响声。我和警卫班战士在后面，既担心前面遇到敌人，又怕把首长跌伤。当夜，天低云暗，浑黑一片，还下着毛毛细雨，从未走过人的石岩上布满了粘滑的青苔，一步一滑，时刻叫人提心吊胆。警卫班的战士们一个个呼呼地喘着粗气，脚下探路，手上扒滑，不时地跪在岩石上，伏在雨地下，拼命地连背带拉，搀扶着首长往前走……就这样，我们在雨夜的山林中极其艰难地走了30多里，终于在敌人没有觉晓的情况下避开了他们的军事哨，到了麻池沟的岭上。天亮以前，我们又绕过了敌人的包围线，来到了流岭附近的一个山村学校。这时，首长和战士们实在精疲力尽了，我征得首长的同意后，决定在这所小学校里休息。我们在离学校较远的地方布置好警戒，在这里一直住到第二天。清早起来后，我们绑好了担架，把两位首长都抬上，翻过流岭、落流岭槽，从水槽阴坡上山后，顺梁而下，胜利地到达丹凤县大峪垴的封地沟。

　　一到这里，我就请一位老乡做了小米稀饭和烙馍给首长吃。陈大姐坐在这家老乡的土炕上边吃边高兴地说：“小米，小米，这饭好吃，我还是在延安时吃过的。”

　　饭刚吃完，王力政委就到了封地沟，见到了位老和陈大姐。王力政委高兴地对我说：“李师长给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啊!”我说：“首长是接过来了，可途中一场遭遇战，让首长受苦了。位老的孩子还没有接过来，这任务我们一定完成。”下午，我就派叶有阳、周赞华两位同志返回五花山，第三天他俩就把孩子接过来交给了位老和蒲云同志，他们都很高兴。

　　翌日，我们离开位老和陈大姐时，位老握住我的手说：“余谦同志，你们这次拼死拼活把我和陈大姐接送过来。我感谢你们啊!”我说：“不用谢，一路上让首长担心了。”位老笑着说：“担心是多余的，感谢你们却万万应该。我回延安向毛主席汇报时，你和小分队是一个汇报内容。”陈大姐这时说：“你的部队这次很辛苦，是立了大功的!”说着，她向身边的参谋要过～支手枪递过来：“余谦同志，把这支二十发的手枪和金笔送给你，作个纪念吧。”我当时很感动，但又不好伸手接。王力政委在旁边说：“首长给，你就接上。”我双手接过枪，立正向首长敬了礼。位老这时又送给我一个小纸包说：“把这些钱拿上(后来才知道是法币250万元)，让张青山买猪和鞋袜，给同志们慰劳慰劳。”我立正回答：“是!”代表同志们收下了首长的一片心意。

　　这次奉命护送郑位三和陈少敏两位首长，历时六天，行程300多里。在五花山战斗中，我们小分队40多人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打死敌人17名(其中一名是副团长)，打伤敌人28名。而我们无一人伤亡，胜利地完成了李先念师长面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解放后，位老和陈大姐还几次来信给我，问候陕南党组织和陕南人民，询问我的情况。可惜这些信的原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时毁掉了，现只回忆起两封信，一封是陈大姐给我的，其中内容如下：

　　余谦同志：来信收到，知你们在商洛工作。我对陕南是不会忘掉的，尤其是五花山战斗，你们英勇机智，击退敌人十几次进攻，掩护我和位老全家安全转移，我们再次谢谢你，谢谢张青山小鬼的分队战士。来京时，在前门外头发巷25号找我。有什么问题，来信告我。

　　另一封是位老给我的，内容大致如下：

　　余谦同志：陈大姐说，你给她有信，知你还在陕南。四六年经过陕南，感谢你带领队伍，掩护我和陈大姐，我永远怀念陕南的党和人民。我在1934至1935年红军时代曾在陕南工作，我爱陕南的山山水水。我的身体不太好，但有机会一定去陕南看看。你们有什么事，请来信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