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八年，前四年郭述申先在湖北做地下工作，从事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准备抗击日本侵略者；后在新四军五支队一面打击入侵日军，一面同国民党顽固派周旋，开辟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后四年是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为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作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郭述申作为七大代表从前线回到了延安，预定参加七大。因会议延期召开，中央安排他留在延安学习。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敌后斗争尽管十分艰苦，但对日作战总的局势不会出现大的波动，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相对稳定，这为党的高级干部进行学习提供了客观条件。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为全国性的政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已经形成，越来越多的干部逐渐接受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但是从全党来说，思想认识还不一致。尤其是对王明一些人还没有清醒的认识，以为他们是从苏联回来的，懂得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文章和演讲迷惑了一些人。对党的历史上出现的几次路线错误，还没有真正意识到是不是错误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些错误路线的危害到底有多大?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会影响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发展，中国革命的深入也迫切需要提高干部的认识，从思想深层次上解决这些问题。党中央为了准备七大的召开，也要解决历史问题，明辨是非，势必要联系到党的历史上的历次的错误路线形成的原因。对抗战开始后王明右倾错误如何认识，全党都还没有形成共识，原因就在于思想认识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随着共产党影响的扩大，新党员人数大增，全党已有80万党员，其中大部分是抗战以来入党的新党员，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据很大的比重，自然带来一些不健康的思想意识，也需要整顿。总之，为了使全党凝聚成一股力量，必须通过学习，总结历史经验，提高觉悟，统一思想。思想不能统一，要赢得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召开七大的目的，就是要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领导全中国朝着更高的目标前进。因此党中央决定先组织党内的高级干部学习党的历史文件，在条件成熟时，再开展全党的整风运动。郭述申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七大代表，参加中央成立的中央学习组学习党的文件。全党整风开始后又到中央党校深入学习。结束后来又到党校三部工作，直到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中央党校进行整风学习

　　1941年，毛泽东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郭述申在延安得天独厚，及时学习和聆听毛泽东所写的有关文章和所作的报告，有两篇文章对他触动较大。一篇是3月毛泽东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这篇文章讲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他结合自己在根据地工作的实践，是完全赞同的。他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有所了解，但是从来没有象读了这篇文章后体会的这么深刻，但仍然是停留在就事论事上，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更没有同一个基本原则结合起来。5月，听了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感觉新鲜，很愿意听，尤其是讲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讲到主观主义的态度是障碍两者结合的问题。他的认识也依然是停留在初始阶段，仍然没有懂得其真正的含义。他回忆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表达过这种思想，他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这种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听后始终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基本原则问题。7、8月中央又连续发表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郭述申在学习中感觉到这些决定的重要，从心眼里拥护这些决定，但仍然是理解不深，停留在字面上。

　　9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结合研究中国革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郭述申参加中央学习组的第二学习小组学习，组长为朱德。为了推动高级干部的学习，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六大以来》一书，汇集了500余篇党的历史文件。专门组织编辑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供干部阅读。郭述申在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党的历史文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以后，结合自己的革命实践，联系六大以来的一些历史事件，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学习了四、五个月的时间，有了一些收获，但是离党中央的要求还相距甚远。

　　1942年1月下旬，郭述申到中央党校一部报到。中央党校是培训党的中、高级干部的最高学府，主要学习政治理论。在延安整风时期，中央党校根据文化程度、工作性质、领导职务分为六个部，主要是便于开展整风学习。一部主要是由党的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组成。

　　延安整风开始于毛泽东的两个报告。2月1日，在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之际，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8日，又在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演说。郭述申和党校的学员在听这两个报告时，由于毛泽东的风趣的语言和形象的比喻，会场是一面听，一面哄堂大笑，气氛极为活跃。这两个报告使学员明确了整风的任务和方针，整风的目的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主要方法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开始时理解肤浅也是必然的，郭述申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要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马克思主义上来。认识到这一点是在整风逐步深入后，才渐渐有所体会，直到整风即将结束时，思想才茅塞顿开。

　　中央规定整风学习文件有22篇，除了毛泽东著作、党中央文件外，还有列宁和斯大林等著作。郭述申在学习文件时，进度快，领会的也比较快，充分显示出他的文化底蕴。一面学习，一面作读书笔记，这也是他的习惯。在这期间他阅读了一些经典著作，学习极为认真。参加整风学习达一年有余，在系统地学习文件的基础上，通过相互研究和切磋，领会了文件的精神实质，再结合个人的思想和工作，检查自己参加工作以来在工作中所遇到的重大问题和出现的失误。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在这个阶段时间用的多些。他结合在根据地、在军队的工作，重点是结合抗战初期湖北的工作，结合在新四军的工作，突出检查了自己对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理解的不够，对党内路线斗争认识不清，对照文件精神，进行分析，找出错误的根源。他说，从客观来讲，抗战开始后，处于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的历史时期，对这个转变认识不足，思想准备不够。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一系列新的复杂的问题，有时就不知怎么做才好。比如，如何坚持全面抗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如何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如何开展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有时就体会不深运用不好。他又深究问题产生的根源，主要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有时迷信教条。在深刻检查的基础上，他才逐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深刻含义。他深有体会地说，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但是只有同实际结合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才能不断地发展；也只有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前进，才能保持它的生命力。如果像教条主义者那样，只满足于背诵-一些词句，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生命力。只有运用到某个国家，某个政党的实践中才能显现出强大的作用，才能做到发展，才能永葆青春。结合实际的整风学习使他思想认识提高了一大步。此后理论要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成为他工作的基本指导原则，对他后来的领导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调查研究成为他做任何工作的基本方法，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成为他的工作作风。所以他在工作中成绩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没有出现过属于个人原因所造成的严重的失误。他在整风中，又从个人的立场、观点、方法上找出产生问题的原因，他说，自己革命多年，检查起来，才发现，问题就出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没有彻底转变。他说，立场是根本，立场没有改变，观点、方法也就不会改变。在整风学习中他在立场的转变上，下了很大的工夫。从学习中体会到立场的转变也是不容易的，要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要经历矛盾和痛苦，要不怕丑，要敢于亮思想，要敢于摆出自己的错误，逐渐克服原来的立场，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他的体会是立场改变，人生观和L廿界观上就会有一个新的升华，达到一个突质性的转变。他说，整风到这时才呵以说为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郭述申经过系统学习后，理论上有很大的提高，思想上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他后来概括说，我“找到最大的病根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未彻底改造，主观主义、粗枝大叶，不能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不能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及向群众学习。通过学习检查，我的思想认识提高了一步，受益不浅。”

　　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到1943年的1月中旬，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郭述申主要是出席西北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这个会议规模很大，有正式代表262人，有列席代表209人，延安高级学习组的学员全部列席。这是整风的一种形式，在当时是影响很大的一次整风会议，主要是运用整风精神解决西北地区的历史争议问题。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经过学习、讨论、争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省、检查，对一些主要问题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在会议进行到一个阶段时，毛泽东到大会作了《关于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十二条》的讲解报告，一面概括了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教训，指出同错误路线作斗争是非常重要的一面又提出了当前的偏向，特别是指出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偏向，这些问题虽然不是路线问题，但也是必须解决的原则问题。毛泽东的讲话，使会议由检讨历史问题阶段向检讨现实党内思想倾向转变，推动了所有到会干部的自我批评精神。郭述申在大会的启发下，用整风的精神就红二十五军同陕北红军会师后的一些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他的这个发言使原红二十五军的有些领导同志不以为然，认为红二十五军在和陕北红军会师以后没有什么不妥的，没有必要作自我批评。郭述申认为，红二十五军的部分指战员因为经过鄂豫皖根据地以及后来的鄂豫陕根据地斗争的考验，部队的训练比较正规，作战勇敢，再加上缴获了敌人不少精良的武器，程度不同地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因此在思想情绪上和处理问题上有不够妥当的地方，应该用整风精神要求自己，对今后军队的发展是有益的。会议结束后，回到中央党校继续参加整风学习，思想在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对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这时他将读书心得写了一些读书笔记。他写的一篇《读季米特洛夫干部政策》一文，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并作了批示。

　　整风一年，对郭述申来说，收获是很大的。首先是对毛泽东的著作有了更深的认识，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典范。其次是“脑子里装着许多问题需要正确答案”，经过整风学习找到了正确答案。在当时一些负责干部中，由于都在根据地工作，各地长期分割，对中央精神领会不够，对情况了解不全，对党的历史上出现的挫折和路线错误，搞不清楚根源，对今后革命的胜利心中无底。通过整风学习，思想明确了，满怀信心地跟着毛泽东走。郭述申对于整风中采用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极为称道，过去他对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口号深为反感，但是找不到一种公认的更好的方法，更不懂和风细雨的方法。在整风学习中，他认识到这种方法才是对待同志，友善的解决思想问题的方法，既能帮助提高思想认识，义能团结同志。由于他体会的更为深刻，使他存后来的历次运动中，始终坚持和倡导运用这些方法，深得干部、群众的好评。

　　在三部领导整风和审查干部

　　到了1943年，整顿三风阶段从延安来讲已基本结束。3月开始，进入总结阶段。党中央决定将中央研究院合并到中央党校，5月4日，召开了中央党校和中央研究院合并大会。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马列学院成立于1938年5月5 日，也就是马克思诞生120周年纪念日。这是共产党创办的专门学习和研究乌克思主义理沦的学校。1941年5月，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义所倡导的精神，确立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主的教育方针，于是在同年7月，将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8月1日，党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为了贯彻这个决定的精神，加强对中国的现状和历史的研究，马列研究院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宗旨是要创办一个培养共产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由中宣部直接领导。当时根据整风的需要，决定撤销中央研究院的建制，人员全部合并到中央党校，组成党校第三部。由郭述中任主任，阎达开、刘芝明、张如心为副主任。

　　党校的三部学员由三方面人员组成，主要是中央研究院转来的人员，他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来自海外华侨的进步分子，其主要特点是：文化水平高，具备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在研究的某些领域里具有代表性；研究的门类齐全，有专门从事哲学、政治、历史、经济、文学艺术、新闻、国际问题等研究的诸多方面的人才，具有广泛性；其中有些是社会上很有名气的专家学者，如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哲学家艾思奇、国际问题专家柯柏年等。其次是三部成立后又从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转来一批学员，是闻名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如丁玲、艾青、刘白羽、周而复、肖军等。另外还有一批在抗战期间由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这三部分人，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只有少数的非党人士。因为集中了一批作家、学者，因此三部也有“文化人部”之称。

　　三部共有学员200余人，为了便于整风学习，根据工作性质、文化水平、实际工作经验，分成7个支部。第七支部，又称妈妈支部，这是三部的独创。因为有些妇女学员，有孩子的牵累，不能集中精力学习，当时延安条件又极其艰苦，没有条件请保姆。于是三部就把有孩子的女学员组织在一起，郭述申帮助成立个托儿所，解决了孩子妈妈们参加整风学习的困难。郭述申来到三部时，整风的学习阶段已近尾声，所以他在整风中主要抓学员的深入学习和审查干部工作。

　　郭述申来到三部后，面临很多棘手的问题，学员中对整风学习出现厌倦情绪，延安传播“抢救运动”中的问题，影响到学员的心理，恐惧思想蔓延，空气十分紧张。郭述申没有急欲解决这些问题，而是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学员的思想状况，又对前一阶段的整风学习和贯彻中央意图的情况也作了分析和判断。在他心中有数后，同其他副主任共同研究，一致认为目前出现的一些问题，只有通过整风的深入学习，自然会逐步加以解决。因此把工作重点定位在抓好整风的深入学习上。

　　在整风深入学习的动员大会上，作家曾克回忆i兑我到校不久，全党进入整风深入学习阶段，听到了郭述申主任作的整风学习动员报告。在报告中他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在此基础上结合个人的思想、工作实际，学好整风文件。由于郭述申掌握了三部学员的基本思想情况，能根据学员的特点指导他们的整风学习，所以取得较好的效果。当时三部的工作人员林树青回忆说，郭述申主任到职后的第一个整风报告很精彩，因为是在他全力调查研究学员的政治思想情况的基础上，又是在深入了解前一阶段整风学习的贯彻和执行情况的基础上，又同其他的副主任共同商讨，经过他个人的深思熟虑而作的报告，既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整风的目的、方针政策和意义，义准确地针对学员的思想问题，讲的深入，讲的生动，讲的切合实际，深受学员的欢迎。有的学员当即反映说，好久没有听到这样有水平的报告了。有的说对深入整风的必要性讲的深透极了，总觉得整风学习这么长的时间，没有什么好学的了，经郭主任这么一讲，确实还是要再深入下去。从而稳定了学员的情绪，也激起深入学习的热情。

　　在联系实际对照检查思想时，郭述申一再强调要坚持“惩前毖后，淮”出严重的思想问题和历史问题后，他从来不追不逼，更不搞什么大会批，小会斗的方式。对于交待出的思想问题，他总是耐心帮助弄清思想根源，又启发他们要实事求是，既不能隐瞒问题，也不能夸大其词。对交待出的历史问题，不急欲下结论，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

　　郭述申在整风中始终坚持和风细雨的方法，就因为他深切体会到，这是触及灵魂的一场革命。整风就是要对自己的非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思想改造是要经过自我思想斗争的，这种斗争是异常激烈的，因为要把思想上见不得人的东西亮在大家面前，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矛盾和痛苦的斗争过程，战胜自我之后才会有思想的升华。有个作家经过整风学习收获很大，他说：“很久以来，自认为是戴着桂冠参加革命的，同旧世界早就决裂了，其实旧思想、旧意识还很深，小资产阶级王国在主宰一切，立场、感情同工农兵格格不入。通过整风学习，才使自己从孤悬万丈的高空落到真正平实的地面，真正在精神领域进行了一场革命。”他还重新写了自传。公开批判自己作品中的错误观点。还有一个女学员，是生长在剥削阶级家庭的，她长期认为自己出身的阶级同政治无关，虽然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也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可是心情感到抑郁，处处觉得不自由。通过学习，特别是同一些党员交谈后受到触动和启发，她把心灵深处的、不愿意向人袒露的思想都讲了出来，看不起劳动人民，甚至鄙视无产阶级，怀疑领袖的作用，认为自己参加革命是对革命的恩赐。她的自我批判，使她从剥削阶级的影响中解放出来，思想得到很大的提高，成为一个名实卡}j符的无产阶级战士。还有一名非党的知名作家，他对共产党的一些约束党员的纪律极不理解，郭述申找过他多次进行交谈，给他讲了许多事例，来说明共产党如果没有纪律就将一事无成，纪律是无产阶级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这个作家在整风中也受到了教育。

　　三部整风取得这样明显的效果，同郭述申正确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他一方面看到知识分子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正确对待他们、尊重他们，发挥他们的能量。另一方面也清楚他们身上的缺点和毛病，必须克服掉，才能起到栋梁作用。著名作家草明在一篇文章中说：郭述申能够正确对待党校三部的学员，就因为他认识到这些学员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身上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只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教育他们，用党内英雄人物来影响他们，他们的素质、认识能力一定会提高。知名作家刘白羽在郭述申逝世时说过：“对于我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脱胎换骨，十分艰巨，而这一段心灵的历程是在郭述申同志引导之下完成的。”他又说：“党校三部都是文化人士，这样的人，爱面子，细心眼，有时倔强起来，滴水不进，有时动摇起来，又胡编乱造，闹的一场混乱。引导这些人踏过荆棘之路，走向神圣境界，是很不容易的工作呀!党选择了郭述申，给他以沉重的负荷。比如有几个人不是共产党员，有的是出了名不易应付的角色，但郭述申同志对他们待之以礼，动之以情。”由于郭述申能够“尊重人，因而能够做到精诚所致，金石为开，有的人就在党校三部成了共产党员。”

　　整风最后进入审干阶段，这是整风学习的必然结果。因为很多学员在学习的基础上，暴露了很多问题，除了思想问题外，还有一些政治历史问题。对这些问题要进行审查，是否属实，问题的严重程度有多大等等，只有审查清楚，才能做出正确的结论。这时全党的审干工作，在康生的操纵下，搞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扩大了打击面，搞得风声鹤唳，人心惶惶，许多党员和革命干部受到了牵连和伤害。党校三部的整风审干阶段进行了两年多时间，在“抢救运动”期间，没有出现大的偏差，足以说明郭述申即认真贯彻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审干中，郭述申不仅强调三部工作人员重视调查研究，有时他亲自出马调查。有一次为了弄清一个学员的问题，他和林树青骑马到一个偏远的单位去调查，返回的途中，天已黑透，马跑夜路偶失前蹄，他从马上摔了下来，受了伤。有人认为何必亲自去呢?他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正像有的同志说的那样：“一切从实际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在郭老身上已浑然融为一体”。审干是一项极为细致的工作，由于他掌握了学员的基本情况，又能够不断的研究学员的思想动态，及时总结工作经验，为审干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他带头对学员苦口婆心地进行教育，能够根据知识分子学员的特点不断地打消他们的顾虑，因此审干工作进展顺利。

　　在审干工作中严格掌握党的政策方针，在定性和作结论时都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能够做出结论的，他教育工作人员一定要认真负责的做出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但是在延安被隔绝的情况下，要弄清干部的历史情况谈何容易，凶为有些事情都发生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证明人也在那里。对这些人的问题一时是作不出结论的，郭述申则采取先挂起来，留待以后有条件时再查清解决。他和别人不同的地方，则是对这部分先挂起来的学员，使他们感受不到歧视，感受不到区别，而且妥善予以安排工作。结果学员满意，又不伤害无辜。作家曾克在当时是个有“问题”的学员，但是她在党校从未有过被抛弃或被歧视的感觉。她回忆说：我当时是背着特嫌名声的几个学员之一一，因为全国还没有解放，不能作结论。郭主任对像我一样的还不能作结论的学员，从不歧视，而且允许和其他没有问题的学员一样，到校外参加其他的工作，使我能够深入生活，深入实际，并得到锻炼，真是终身难忘。像这样处理的不只是曾克一个人，类似情况都以信任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没有受到歧视。这些人事后六十余年，谈起郭述申来仍然感激不尽，不管多忙他们到大连时，也要抽出时间看望他们的老主任。党校三部在审干阶段没有出现大的问题，虽然也有一些定性不妥和处理不当的情况，后来也都根据党中央的九条方针予以甄别纠正。可是到晚年郭述申仍然不满意自己当时的工作，经常提起这些教训。

　　郭述申领导三部学员还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开荒种粮、种菜、纺线、织毛衣等。有的学员开始不会纺线，产生急躁情绪，气得将纺车踢翻。在得到郭述中等三部领导和其他学员的帮助后，他们检查了自己的思想，主动修好纺车再继续纺线，最后纺出了头等线。并从中体验到劳动人民长期坚持劳动，培养出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品质。有些学员说，在种菜施肥时，从怕粪臭到想方设法弄到粪的思想变化，说明自己的感情和劳动人民的感情贴近了。

　　一些搞文学艺术的学员，由于亲自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讨论了文艺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并在边区文艺创作和演出的实践中发挥所长，作了贡献，思想也得到了提高。在参加京剧改革中，创作和演出了《逼上梁山》，在话剧方面参与创造了《同志，你走错了路》，秧歌剧《牛永贵负伤》、《一朵红花》，还参与演出了苏联话剧《前线》、《俄罗斯人》等剧目。这些剧目反映了中外劳动人民斗争生活，给干部的思想以很大的启发和教育，有的突出民族形式的演出，更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因而也得到毛泽东的亲切鼓励。

　　总结历史经验再提高

　　党中央领导层和高级干部的整风，重点是总结历史经验，尤其是对历史上存在有严重分歧的问题，要经过整风，深入讨论，尽可能取得一致的看法。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在会上，很多犯过错误的同志进行了检讨，同时也批判了王明的错误。在后来的多次会议中，中央领导层逐步统一了认识，王明在抗战初期犯了右倾错误。与此同时，各个根据地分别召开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座谈会。郭述申参加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座谈会，回顾鄂豫皖根据地的历史。

　　郭述申在这期间，总结历史经验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开始时，主要是对鄂豫皖根据地在“左”倾路线影响下，在张国焘的错误领导下，所遭受的惨重损失进行思考；随着党中央重点检讨抗战初期路线问题，则侧重总结在湖北工作时期身受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又联系到在新四军时期的问题。

　　在鄂豫皖根据地座谈会上，郭述申的思想认识是逐步深入的。他是从大家和自己揭发张国焘的错误中，引申到对王明错误的思考，进而认识到王明统治时期，为什么军队和根据地损失那么严重，根子是政治路线问题，是推行了一条“左”倾路线。思想上逐渐清醒的意识到，鄂豫皖根据地有时发展的极为顺利，那是执行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结果，有时困难重重，损失惨重，根子也就在于执行了王明“左”倾路线。郭述申结合实际在思考，过去只是感到为什么有些同志思想那么“左”，实际情况明明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就偏偏要这样去做。从自己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来说，反对肃反扩大化，本意是好的，可是总是遭到很多人的反对，自己反而受到批判和撤职。经过整风学习，尤其是总结历史经验，弄清楚了，根子都在于统治全党的是一条错误的路线。对路线问题的认识提高了，很多问题也找到了答案。

　　郭述申随着党内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的深入，对抗战时期自己在湖北省委工作时，在新四军工作时遇到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一直到整风后期才逐渐明确。抗战初期他对党内有一股右倾思潮感觉不够敏锐，主要原因是由阶级斗争为主转向民族斗争为主的思想准备不足，对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思想十分明确，而同国民党的关系怎么对待、处理，有时掌握不好。抗战前很明确是敌我关系，现在由敌我变成朋友关系，但有时这个朋友又处心积虑的想消灭我们，这种朋友关系为了维护大局又不能完全破裂，只有以斗争求团结。所以在头脑中经常出现对于怎样才能坚持全面抗战?怎样才能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怎样才能作到又团结又斗争呢?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脑子里装着许多问题需要正确的答案”。因为他长期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根据地之间都被敌人隔断，同外界接触很少。天天是同敌人周旋，几乎战斗不停，根本没有学习的机会。鄂豫皖根据地有一段时间又是在张国焘的错误领导下，有时根本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有时同党中央完全失去联系。在长达十年的工作里，满脑子都是残酷的阶级斗争，突然形势大变，这个国民党由敌人一下子变成了朋友，可想而知这个转变是多么的不容易。在思想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来到了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长江局的直接领导，又是王明为书记，他对王明只知道是从苏联回来的。当时根本不了解党内的全面情况，更不知道党中央内部还有分歧，何况还有王明从中作梗，自然不可能非常敏锐地自觉地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主观原因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遵义会议后，虽然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毛泽东思想尚未为全党普遍接受。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还没有肃清。”

　　郭述申实事求是地对抗战初期湖北省委的工作做出评价“基本上是按照党中央的正确方针进行工作的。但是，由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省委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两种指导方针的斗争情况不完全清楚，王明又拒不传达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一些重要指示，因而省委工作中也有一些经验教训。”他意识到最重要的教训有两条：省委在工作中之所以受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就在于没有确切地掌握抗战时期党的重要指导思想。这个重要指导思想，从党中央的其他渠道有所了解，有所接受，这就是基本能够贯彻党中央正确方针的原因。但是对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所阐明的，要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在党内要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阶级投降主义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的思想全然不知。影响省委确切地掌握这个重要指导思想的原因，是这个报告被长江局书记王明完全封锁起来，压根就没有向下传达。省委更不知道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反对过党中央的意见。这个事实也反映出省委对抗战初期的王明的错误有些迟钝的原因。其次省委在工作中，由于对王明认识不清，没有警惕性，影响到没有贯彻党中央的重要指示。1938年5月，党中央根据徐州失守后战局的变化，针对华中地区党的任务发出过三次重要指示，尤其是5月22日给长江局的指示，要马上建立鄂豫皖省委，把湖北省委的主要干部派去工作；要立即组织一些游击队的基干队伍，把学生、失业个人动员去开展游击战争。特别强调，即使武汉的城市工作受到损失也在所不惜。由于长江局没有向下传达这一重要指示，丧失了大好时机，延误了革命的发展，这个教训是沉重的。郭述申在整风时检查，在他后来写回忆文章时也不断追悔自己的迟误。这次教训使他终身难忘，应该说，对他后来的工作是有警醒作用的。

　　郭述申对他在新四军工作这段历史，也结合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总结。在五支队碰到的仍然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还是要大力发展自己的问题。在刘少奇的帮助下，明确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结果只能是束缚自己的手脚。因为国民党是想在抗日的旗号下把共产党消灭。要抗日，要把日寇驱逐出中国，就要发展自己。他深切体会到没有根据地，也就是没有自己的立足点，军队就没有生存的空间。这时他的思想逐渐明确的是，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家”。有了立足点，就能够建立自己的政权，有了政权就有饭吃，有衣穿，就有继续战斗的能力和扩大军队的基础，也就有了发展的余地。他说，这个时期遇到的另一个问题，仍然是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关系问题，但是这个时期在刘少奇的领导和帮助下，无论是处理有关问题还是直接领导斗争，都有更多的自觉性。因为思想上对毛泽东提出的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在理解上和掌握的分寸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在这期间郭述申同毛泽东接触较多，毛泽东在整风后期里，搞了一个谈心活动。凡是在延安的高级干部都能参加。这样做既便于了解情况，又能够交流思想。由于毛泽东的平易近人和他那渊博的知识经常吸引很多听众。有一个星期天，郭述申来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参加谈心活动，参加的人有周恩来、陈云、彭真、任弼时等人，大家谈兴很浓，谈工作、谈哲学，也谈个人的经历。吃饭的时间到了，毛泽东宣布用稿费请大家吃饭。

　　1944年秋天，延安召开大会，欢送王震带领三五九旅南下。郭述申在会上听毛泽东讲要发扬松树精神和柳树精神，王震带领支队南下就是以松树的坚定性和柳树的灵活性到敌后去战斗的，给郭述申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向毛泽东打听南下支队的消息，毛泽东说，他们在五十天内穿过了两省，顺利的从洛阳以西渡过了结冰的黄河。

　　1945年元旦，郭述申同中央党校的一些同志给毛泽东拜年。毛泽东同他的小女儿正在院子里玩耍，见到他们来到，高兴地谈了起来。毛泽东说，我们干了二十多年的革命，没有学会积蓄力量，同敌人斗争要有长远准备。过去只顾眼前，在根据地里扩兵、筹款，时间一长，也就被挖空了。河南的同志做的好，他们把扩大的军队留在地方，这就不用愁吃和愁穿了，他们已经扩大了一万多地方部队。今年根据地生产搞的好，部队的供应比前几年好多了，每人每日有五钱盐、五钱油，一斤菜。不管敌人是早倒台还是晚倒台，我们都要做好准备，有备无患，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番话说明毛泽东这时的心情很好，整风已按预定目标结束，七大即将召开，打倒日本鬼子也是早晚的事，要做好准备迎接抗日的胜利，要为长远的将来盘算好。

　　总之，延安整风的收获是多方面的，最大的收获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使毛泽东的思想成为全党公认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三部整风使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思想感情同劳动人民贴的更紧，为迎接新的胜利准备了条件。干部的思想有了很大的提高，对执行今后的政治路线，保证革命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基础。生产有了新的丰收，工作有了新的变化。对干部的历史问题，经过审查，有的弄清楚了并作了结论；有的一时还无法弄清楚的，先放在那里，等条件成熟时再来解决。在审查干部阶段延安的很多单位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在三部没有出现过重大事故，这说明郭述申等三部领导人掌握党的政策是稳健的，是注重实事求是的。

　　抗日战争进入1945年，这是反法西斯战争捷报频传的一年，意大利、德国法西斯都相继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欧洲战场的历史性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中国人民，加快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进程。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如何正确的面向未来，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何处，怎样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等重大问题，需要动员全党的力量加以探讨。于4月23日至6月11日，用了将近50天的时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郭述申作为七大代表参加大会的各项活动，尤其是经过听报告、学习文件、讨论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不但巩固了他的整风学习成果，且又有了新的认识，为他今后的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七大结束后，郭述申满怀信心地准备走向工作岗位，中央决定他仍回新四军工作。6月，郭述申被推选为鄂豫皖边区临时参议会的筹备委员。在尚未离开延安之前，他决定将疝气的疾患治愈，住延安医院治疗，以更好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迎接新的任务。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延安沸腾了，人人奔走相告，兴奋异常，止不住的泪水，唱不完的歌声，喊不断的口号，这是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换来的最有价值的回报。郭述申的心情也极为兴奋和欢悦，但他毕竟是更为理性的，想得更为深远一些，意识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艰巨的任务是完成了，但是实现共产党人的理想还要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比抗战更加艰苦的斗争还在后头。这期间他思考最多的是要准备以更大的努力来迎接新的任务。他在整风期间曾经在一次会议上有个发言，唯独他个人的发言是畅谈新中国的前景问题。后来他在七大会议上又聆听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思想更加清晰、明确。这说明他的冷静和理性是有理论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