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面临着两种命运和两个前途的决战。中国共产党在七大提出了通过民主联合政府的途径，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而国民党的统治者依仗掌握全国政权，又有500多万军队，抗战胜利后就准备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这就是说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不容许新中国的出现，意味着中国仍然面临着独裁专制、贫穷落后的命运。要改变中国的命运，中国共产党只有领导全国人民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创建新中国。

　　抗战一结束，蒋介石依靠它掌握全国政权的优势，集中力量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东北地区就是相互争夺的焦点地区之一。东北是个工业区，战略地位重要，占据它，有利于夺取或控制全国政权。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中说到：“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因此，东北地区是人民革命力量和反动统治者的必争之地。

　　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确定的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就是要集中优势力量占领东北地区，开辟和建立东北根据地。1945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局，彭真为书记。派出了20位约占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有政治局委员4人到东北地区工作。我军到东北地区后，一时还难以形成完整统一的局面，为了适应这种分散占领局部地区的需要，东北局先后分别成立了东满、西满、南满、北满四个中央分局。中央还派出了能够组成100个团的排、连、营、团干部，把准备派往新四军工作的干部全部转到东北地区工作，郭述申也在内。他接到调令后，在离开延安前，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说党的七大开过了，你到东北去工作，一定要按七大方针办事。到前线代我向同志们问好。他匆匆地告别了黄土高原，来到了陌生的东北平原。

　　从辽北到吉西行色匆匆

　　郭述申在1945年10月下旬离开延安，同张闻天、李富春、高岗等人乘美国驻延安军事联络小组的飞机到达山西黎城。由于美机有其他任务，不再继续送行，这批干部只能有时坐火车有时坐汽车地急赴东北。10月底，抵达沈阳。这时东北的大中城市都在苏军的控制下，国民党的正规军队远在西南，尚未到来。沈阳虽然由苏军管辖，但是共产党从各个解放区抽调的大批干部都陆续集聚于此。为了把干部迅速分配到各自的岗位上，都是行色匆匆，随到随走。东北局决定郭述申到辽北省委工作，他立即赶赴四平。

　　四平是当时辽北省委的所在地。10月4日先期到达四平的干部，已经组建了辽北省工委和辽北军区，李海涛任省工委书记、军区政委，倪志亮任军区司令员。郭述申到四平后，在辽北省工委的基础上，于11月3口组建了辽北省委，由郭述申任辽北省委书记兼辽北省军区政委，副书记为李海涛、顾卓新军区司令员仍由倪志亮担任。早在鄂豫皖根据地时，郭述申就同倪志亮有过交往，这时又在东北一起共事，他们的手又紧紧地握在了一起。5日，成立了辽北省政府，任命阎宝航为省主席。阎因故未到职，由栗又文副主席主持工作。

　　组织机构刚刚建立，郭述申指示辽北各县市，眼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动群众，清查敌伪资产。他说，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我们就有条件扩大武装力量，开辟和建立根据地。四平市在大力贯彻省委的指示上很见成效，到11月下旬，四平就将清查到的汽车、货车等大量的敌伪物资送给军区司令部。在郭述申的领导下，四平市还处理了一些汉奸的财产。在处理其中的一个汉奸时，还遇到一点麻烦。这个汉奸在敌伪时期，是专门经营“配给”物资的。日伪统治时期，日用必需品极端匮乏，采取不定时的定量供应，称“配给”。他克扣百姓的“配给”物资，侵吞百姓的钱财，民愤较大。在四平市政府准备没收他的财产时，偏偏遭到苏联红军的反对，苏联红军认为这个人不是汉奸，不同意逮捕他。郭述申亲自带领有关人员到苏军指挥部交涉，经过他们的反复举证，证明这个商人确实是汉奸，苏联红军最后同意将其逮捕。省政府临时成立了一个军事法庭，公审和处决了这个汉奸，没收了他的财产，对日寇的走狗起了震慑作用。

　　驻四平的苏联红军，根据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规定，准备将四平市移交给国民党政府接管。照顾到苏联政府的外交关系，根据东北局的指示，辽北省委、辽北军区决定于12月初从四平撤到梨树县，省政府撤到八面城。可是郭述申考虑到时间过于紧迫，马上撤离对我军损失太大，亲自出面以辽北省委书记的身份会见苏联红军警备司令部的负责人。多次商谈的结果，苏军允许我军到12月20日前撤离。在这期间把敌伪物资能够带走的都带走。郭述申支持并表扬了四平市长魏兆麟，在撤离前魏兆麟接收了在四平西部的一座日本陆军医院，将该院的医护人员、设备、医药器材等由省军区卫生部接管，极大的缓解了我军医务人员和医疗设备缺乏的困难。辽北省委和省政府于12月中旬，按计划撤到梨树县和昌图县八面城地区。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想方设法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可是抗战后期国民党龟缩在大西南，一时很难到达东北地区。他们只好借助美国的飞机、军舰，到11月份，先后运进了五十二军、十三军、七十一军、新六军、新一军等部队，陆续抢占了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锦州等地，并沿着北宁路北上，逼近沈阳。于此同时，在苏军同意下，国民党又向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派出了“接受大员”，接管了中长路沿线及周围各大中城市。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放弃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方针。20日，中央向东北局发出指示，要求“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为了贯彻党中央的决定，东北局当即重新部署力量，干12月15日发出《关于当前东北形势与准备作战的指示》，提出主要力量“应放在控制长春两侧广大地区，建设根据地”。命令“西满部队力争控制辽源、洮南，以便控制西满之广大地区”。28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发来《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提出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

　　郭述申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又率领辽北省委、省政府和辽北军区等机关，于年底从梨树和八面城北移准备迁往洮南。在向洮南转移途中，接东北局1946年1月12日指示，撤消辽北省，将辽北省辖区一分为二中长路以东各县划归吉林省，中长路以西划归辽西省，决定将辽北省委、省政府和辽北军区改为吉江省委、吉江行署和吉江军区。吉江的行政区包括，原属嫩江省白城子专署的洮南、开通、瞻榆、安广、大赉、郭前、扶余7个县(旗)；原属松江省哈西专署的肇东、肇州、肇源3县；原属吉林省中长路以西的长春、德惠、农安、迁安4县。总共14个县由吉江行署管辖。

　　吉江省委的驻地，选定在洮南。洮南现属吉林省，即洮安县。抗战胜利后，我冀热辽区党委就派出一股小部队，接收洮南及其周边一些小城镇。后来嫩江省工委在白城子地区建立了地委、专署和军分区。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北进，洮南一带又被国民党收编的“光复军”所占领。郭述申日夜兼程带领省委机关奔赴洮南，要进驻洮南，必须先用武力把“光复军”赶跑，把这块地方再争夺过来。

　　东北局鉴于洮南地位的重要，决定部署三支部队把洮南的统治权拿到人民的手里。于1月29日同时向洮南发起进攻，主力是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二团，还有占黑纵队，吉江军区的部队协同，很快就把“光复军”打垮，将洮南等地收复。吉江省委、行署、军区机关于2月上旬进驻洮南。当时的省党政军领导人员，多数是原辽北省党政军的老班底，郭述申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栗又文任行署主任、倪志亮为司令员。

　　郭述申来到了冰天雪地的东北平原，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来到最北方。到达洮南以后，这块本是极为富庶的黑土地，经过日伪军的统治和战乱，已是满目疮夷，断垣残壁，饥民遍野，他的心情极为复杂：即要迅速解救饥民于水火之中，义要从实际出发，抓住主要矛盾，从解决主要问题入手。洮南地区解放以后，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匪患。打垮“光复军”，只是剿匪的初战告捷。因为“光复军”多数是本地的敌伪残余，乌合之众，在正规部队面前一打就散，可是在老百姓面前却残暴之极。他们熟悉地形，了解民情，溃逃后到偏僻的农村隐蔽起来，伺机到处抢掠和烧杀，气焰仍然十分嚣张，因此肃清匪患就是当时的首要任务。吉江省委和军区向各县(旗)发出关于剿匪、防匪和武装建设的指示，一面组织部队积极剿匪，一面充实和加强地方武装，在一些县建立了县大队和保安大队，在郭前旗还建立了骑兵团。当时还搞了一次县级大队的联合围剿土匪的战斗，效果显著，歼灭了10余股土匪，约2000人，打击了土匪的猖狂气焰。

　　在组织武装剿匪的同时，省委从创建根据地的需要出发，及时组建和充实了地、县级党政机构。1946年2月以后，建立了洮南地委和8个县级政权，其他的县、地政权也得到了充实和加强，为创建洮南根据地提供了组织保证。

　　根据东北局3月20日发出的《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吉江省委决定将日伪的地产，无代价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以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在日伪统治时期，日本统治者准备把中国的东北作为他们的后方基地，决定把日本的老百姓迁移到东北长期居住，圈占了很多的土地，准备由口本移民耕种，取名为“开拓地”。实际上日本移民没有来那么多，有些土地被伪满的官吏所侵占。这些土地都属于敌伪财产，必须分给无地和少地的中国农民。郭述申亲自同洮南县长魏兆麟到洮南的农村搞分地的试点，同时推广成功的经验，很快就在洮南开展了分地清算斗争。当时的分地，着眼点是放在发动群众上，主要是通过对汉奸、恶霸、伪官吏的清算斗争，达到在政治上打击敌伪残余势力、在经济上没收敌伪财产的目的。在清算分地的过程中，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敌伪残余分子，有伪县长、伪警察署长、伪税捐局长、区长、村长等。对这些人的镇压和清算，深得群众的拥护，从而密切了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为开展土地改革创造了条件。仅洮南县就分配了日伪土地2．7万垧，洮安县分了1．7万垧，镇东县分了3．4万垧，这些土地都是原属于日本为他的移民准备的“开拓地”。

　　郭述申领导省委还注意抓了恢复城乡生产工作。当时正值春季，省委一再号召各级党政机关，发动农民群众多种地，把地种好，既保证有饭吃，又防土地荒芜；在城镇里鼓励私人工商业者尽快开店、复工，以繁荣市场和发展生产，保证军需民用。

　　郭述申等人正在忙于各项工作时，在洮南地区发生了死亡率极高的鼠疫疫情。洮南最早是一个人口稀少的蒙古游牧区，后来汉人逐渐迁移到这里，就成了蒙汉杂居的地区。在日伪统治的14年里，大多数人都过着不得温饱的日子，根本没有条件讲求卫生，这也成了鼠疫传播的温床。日本帝国主义者想长期统治东北，曾经制造过生化武器，鼠疫疫苗就是其中的一种。准备一旦苏联红军进攻东北，日军拿出最后的一招，就是传播瘟疫。这时发生的鼠疫也可能和他们有关。由于鼠疫疫情一发现，就极为严重，仅洮南县城每天都要死亡7、8个人，疫情传播很快，并向周边各县蔓延。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精力去研究疫情的来源，也弄不清鼠疫是怎么传播开来的。这种瘟疫郭述申还从来没有见过，在鄂豫皖根据地时也遇见过各种瘟疫，但是疫情都没有这样猛烈，发展的也没有这么迅速，而且病死率极高，几乎是得了就等于宣判了死刑。郭述申在最棘手的事件面前，仍然能沉着冷静的对待这一切，因为要他拿出主意来。在省委研究过后，当即决定把消灭鼠疫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省委各个机关为了集中人力防疫灭疫，一律停止办公。总之，从省委到军区，各机关各单位上上下下都投入防疫和灭疫工作中去。郭述申在动员时说，我们共产党员和人民军队的战士就是为人民排忧解难的，现在鼠疫流行，危及人民的生命安全，危及根据地的存亡，我们必须全身心的投入防疫和灭疫工作中去。疫区虽然危险，随时都有染上鼠疫的可能，但是为了彻底消灭疫情，我们只有不顾个人的安危，帮助人民群众排除这一灾难。早一天消灭鼠疫，人民就早一天减少损失。我们参加防疫的每一个人一定要遵守医生的嘱咐，既要积极投入灭疫，又要注意自己减少传染的机会。

　　为了防止疫情的传播，郭述申等省委领导费尽心机，采取多项有效措施把疫情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首先把部队调来实行戒严，对疫区采取隔离措施，将洮南县的各街区、各村落，都根据疫情情况，划分为疫区和非疫区，在街头和村头都树立了标牌，在疫区是绝对禁止出入的。其次组织医护人员想方设法抢救病人，对疫区采取消毒措施。由于医务人员短缺，药品供应不足，必须想方设法寻医找药。当时对于防止鼠疫的流行，条件极为有限，既无内行的医生和必需的药品，义无控制鼠疫的经验。唯一的希望是求助于苏联红军。郭述申亲自到驻在洮南的苏联红军指挥部，说明情况并请求他们支援，还亲自到药房拜访医药商，请他们协助购买有关的药品，以保证药品的供应。在苏联红军的大力支援和多方面的努力下，终于控制了鼠疫的蔓延。

　　最令人难忘的是郭述申亲临隔离室看望患病的战士和干部。东北的气候寒冷，到3月份依然冰天雪地，从南方来的战士和干部不适应这种天气，极易患感冒，发高烧。而患鼠疫病人的症状一开始也是高烧。为了防止疫情的蔓延，决定只要是高烧的病人一律进隔离室。凡是进隔离室的病人都心情紧张，最担心自己不是鼠疫病人进了隔离室反而被传染上鼠疫，有些小战士自从住进隔离室就痛哭流涕，弄得人人紧张，心情沮丧。正是这种情况下，郭述申来到病区看望病人，医生叫他戴上防毒面具，他说，戴上它说话不方便，我看望大家一眼马上就走。他对患病的战士和干部说：“同志们不要怕，不要悲观，你们会好起来的。只要听从医务人员的话，按时吃药，遵守隔离室的制度，安心养病，你们很快就能回到工作岗位”。郭述申走后，大家议论起来，有人说：“郭政委一来，我就有了信心”。有人说：“郭政委都敢来这里，这说明我的病不严重”。许多患者在郭述申来看望之后，心情好转，有人脸上露出了笑容，有人舒展了紧锁的双眉，高烧也很快退下来了，大多数人都离开了隔离室。郭述申的警卫员李连山在这次疫情中就是一个高烧患者，在隔离室隔离了一段时间，亲身经历了这一切，他说这件事在郭政委的一生中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是在我们战士的心中却树起了一个无私忘我的高大形象。

　　洮南地区的恶霸势力和敌伪残余相互勾结，到处散布谣言，烧杀抢掠，人民痛恨已极。郭述申等省委领导决定为民除害，一面向部队布置剿匪任务，一面扩大地方武装，增强自己的实力。到洮南不久，收缴了一批战炮和马匹，就地扩军，组建了炮兵营。全营300人，战炮60门，直属军区参谋处领导，对外称抬口大队。

　　新组建的抬口大队成分复杂，除了当地的市民和部分农民外，有混入革命队伍里的伪军和少数的土匪，因为洮南刚刚解放，我军对周围情况不十分了解，被少数坏人钻了空子。这个炮兵营拥有重武器，军区领导很重视这支部队，经常到这个部队视察，给他们讲形势，讲革命的基本道理，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还经常关心他们的生活，问寒问暖。郭述申同他们接触的最多，有些战士说话就不顾忌，有一次他同三个战士聊天，一个战士突然说到：“我们营长说了，不久我们就开进四平(这时四平已由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同中央军一起干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引起郭述申的高度警惕，立即向省委其他有关人员通报，组织人员进行秘密调查，弄清楚了事情的真相，营长确实有准备叛变的言行，他把一些混进来的坏分子集中在他的周围，伺机叛变。掌握了确凿的证据，稳妥地解决了营长和个别人的哗变行为，清除了坏人，教育了战士，巩固了部队。

　　由于全面内战尚未爆发，国民党把主要力量放在接管东北的大中城市，广大乡镇地区无力统治。共产党则准备在西满广大乡镇建立根据地。这时的东北局势瞬息万变，郭述申的脚步随着局势的演变，离开了洮南大地，又向北移，来到了嫩江江畔。

　　战斗在嫩江畔

　　1946年3月，苏联红军从沈阳开始由南向北逐渐地撤军回国，把他们管辖的区域全部移交给国民党政府。东北局为了完成建立东北根据地的任务，决定先将北方连成一片，因此必须清除东北北部的国民党占领区。这是由苏军移交给国民党政府的几个重要城市，其中就有齐齐哈尔市。苏军撤走后，东北民主联军西满部队迅速发起攻击，于3月17日攻占四平。3月24日，东北局又指示要夺取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市。吉江军区迅速根据上级的部署配备兵力，但是由于形势发展的很快，原有的行政区划已不适应需要，必须作相应的改变，决定撤消，吉江省委、行署、军区的建制，组建嫩南区党委。

　　齐齐哈尔是西满地区的重要城市，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具备解放的条件。要解放齐齐哈尔必须改建原有的行政区划。1945年9、10月问，共产党派于毅夫等人在齐齐哈尔市建立了嫩江省相关的领导机构，以民主大同盟的名义作发动群众的工作。1946年1月，齐齐哈尔市被苏联红军移交给国民党接管，24日，成立了国民党嫩江省政府，彭济群任主席。他们收编了地方土匪和敌伪人员2万人，组成“光复军”，控制了嫩江地区的大部分城镇。使共产党组建的嫩江省工委、省政府、省军区不得不撤退到讷河地区。由于齐齐哈尔和其周边的大部分城镇在国民党手里，将我嫩江地区割断，嫩江省委不便于领导齐齐哈尔以南的白城子地委和其他各县。因此，西满分局决定，撤消嫩江省白城子地委，将齐齐哈尔以南的景星、泰来、杜尔伯特、洮安、镇东、赉北6县(旗)，吉江行政区所属的洮南、开通、瞻榆、安广4县，内蒙古所属的突泉县，共11个县从原隶属省区划出，组成嫩南行政区。将吉江省委、行署、军区的几乎是原班人马分别组建嫩南区党委、行署、军区机构。以便于领导和调动齐齐哈尔以南11个县的力量，与齐齐哈尔以北的嫩江省委相配合，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尽快的解放齐齐哈尔等大片地区，将嫩江省连成一片，建立巩固的西满根据地。

　　嫩南区党委、行署、军区的领导成员，只有少数领导人有变动，行署主任栗又文调到吉林省政府工作，行署主任一职由区党委副书记顾卓新兼任，其他主要领导成员未变。

　　在嫩南区党委时期，郭述申的重要工作就是解放齐齐哈尔市。他们做了大量的充分的准备工作，首先在昂昂溪成立了攻城指挥部，由嫩南军区司令员倪志亮为攻城指挥部的司令员、嫩江军区王明贵司令员为副司令员，嫩江省委书记刘锡五为攻城指挥部政治委员、嫩南区党委书记郭述申为副政治委员。部队对外统一称为嫩江人民自卫军，实行统一指挥，协同行动。郭述申为了使嫩南军区部队服从统一指挥，作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保证部队的密切配合。一切准备就绪后，于4月23日在倪志亮、王明贵的指挥下，以嫩江人民自卫军的主力，向盘踞在齐齐哈尔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扫除障碍后，24日凌晨两点正，以锐不可挡之势，从南北两面同时发起总攻，很快冲进市区，守敌一边抵抗，一边向乌裕尔河的龙安桥方向逃窜。人民自卫军用炮火实施拦阻，一部分兵力冲上，俘虏敌人700余人，活捉了敌军旅长，缴获了大批武器和物质。逃窜到龙安桥的敌人也被自卫军的骑兵团一举歼灭，这场战斗，共歼灭国民党收编的武装3000余人，收复了齐齐哈尔市。

　　齐齐哈尔市解放后，嫩江省南北连成一片，嫩江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相继迁回齐齐哈尔市，已经能够通达的对南北各县行使领导权。西满分局于5月中旬决定，恢复嫩江省的区划，撤消嫩南区党委、行署、军区。郭述申在吉江省委和嫩南区党委工作前后只有4个月，在动荡的年代里，工作也是经常的变动。郭述申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的足迹从地方移开，又踏上机关的门槛，到西满分局组织部工作。

　　中共西满分局于1945年12月在郑家屯建立后，随着战局的发展，逐渐北移，1946年1月离开郑家屯北上，后来经过洮南、白城子等地。齐齐哈尔市解放后，就把机关建在市里。西满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是李富春，军区司令员先是吕正操，不久就由黄克诚接任，分局下设组织部，部长郭述申，宣传部部长陈沂，民运部部长张平化。郭述申在西满分局建立时就是分局委员，后是常委，直到1947年9月，分局解散为止。

　　西满地区，主要是指中长路沈阳至哈尔滨以西的地区，包括洮安、开鲁、阜新、双辽、扶余、乌兰浩特和齐齐哈尔、北安、黑河等地。到1946年下半年，划分了四个省，有嫩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市)、黑龙江省(省会北安市)辽吉省(省会白城子市)兴安省(省会乌兰浩特市)。北接前苏联、西连蒙古，对东北大城市长春、沈阳等国民党控制区呈包围态势，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有人口770余万。国民党对这块地区觊觎已久，誓必拼死争夺。这个地区敌伪统治长达14年，现在刚刚解放，敌伪势力、地主恶霸、土匪流氓又不甘心失败，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加上国民党对他们的利用，不断地兴风作浪。劳苦群众长期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和欺凌，有不想受人宰割的愿望和要求，但是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迷惑，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无疑都给开辟工作增加了难度。

　　郭述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西满分局机关的。在分局组织部任部长期间，主要任务是为西满地区调配干部，为兄弟部门输送干部。这时的西满根据地正处于初创阶段，党政军等各个机构都迫切需要大批领导骨干，当时最大的矛盾就是任务繁多而领导干部极度缺乏，各地纷纷要求配备干部。郭述申当机立断，请求上级将从延安、山东、冀热辽、晋察冀、苏北等地陆续到来的干部输送到西满地区，分局组织部总是以最快的速度，根据轻重缓急，把他们输送和安排到适当的领导岗位上去。在仍不能满足需要时，向用人单位作说服解释工作。同时对现有的有培养前途的干部进行短期培训，对品德和业务兼优的干部，先安排副职使用。在调配干部工作中，郭述申总是教育工作人员要从大局出发。在西满地区严重缺乏领导骨干的情况下，东北局或者前方部队急需干部时，他总是力主把最好的领导骨干输送给上级和兄弟单位，教育工作人员不能有本位主义思想。郭述申在调配干部工作中，不仅能够量才使用，而且预见到今后国家建设的需要，经常是把一些从事过经济工作的管理人才，或者是从事过财政、金融工作的人才，都尽量放在合适的岗位，发挥他们的所长，以便为今后建设的需要作准备。他还有意识地培养和配备一些青年干部从事财经工作，有些人后来成为国家经济部门的骨干。郭述申在指导调配干部工作时，总是提倡要辅之以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有些干部滋生了享受思想，在分配工作时，爱挑三拣四，不愿去农村，不愿去前线，不愿到艰苦的地方去。有少数干部，认为自己八年抗战，功劳苦劳谁也比不了，总觉得给自己安排的职位太低，对别人不服气，牢骚满腹，这些人的工作非常难做。遇到这种情况，大多是由郭述申亲自己出马，在他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中，多数人愉快的接受了工作任务，对个别不服从分配的干部则进行严肃的批评。

　　培训党员和培训干部是组织部门的又一重要工作。在西满地区发展的新党员中主要是由这样三部分人组成：农民出身的党员，多数是土改中涌现的积极分子，贫雇农出身的占多数，这部分人有阶级觉悟，但是对党的了解几乎一片空白；工人出身的党员，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占多数，真正的产业工人极少，他们拥护党的方针政策，但对党的知识了解的很少；知识分子(包括学生)出身的党员，他们有革命的热情，接受新鲜事务快，对党的了解是一知半解的。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使这批新党员尽快地发挥作用，必须用党章武装他们的头脑，提高他们的素质，培养他们迅速成长。西满分局组织部直接办了三期党员训练班，培训了700余名新党员。在培训党员时，除了讲授党的基本知识、党的方针政策外，还重视形势教育。为了能在最短时期内取得最好的效果，郭述申提出要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针，进行党的基本理论教育务必结合党员的思想实际，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些主要问题。在形势教育中，主要解决了对解放战争胜利信心不足的问题在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中，纠正了对党的性质、纪律和当前任务的种种错误认讽在党的方针政策教育中，主要是端正了对土地改革的各种错误认识；在一系列教育中贯彻了端正入党动机和纠正一些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问题。时间虽短，还是解决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办训练班时淳B述申把组织部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安排到党训班兼任班主任工作。这样作的好处是，组织部干部通过党训班的工作，便于为组织部门进行深入的调查，对新党员的出身、成分、学历、职务及分布情况有了大体的了解，掌握了这批新党员的基本情况，尤其是对入党动机作了专项调查，对组织部门加强新党员的工作提供了有利的依据。对从事组织工作的干部也是一个极好的锻炼，便于明确在新形势下如何做好组织工作，如何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以适应新的任务的需要。总之，为组织部门今后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郭述申在组织部工作期间，还参加了两次土地改革工作队的工作。中共中央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西满分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于7月发出《关于农民土地斗争的指示》，提出要动员百分之八十的干部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斗争，打倒地主，实行耕者有其田，建起自己的政权。郭述申刚到分局组织部接手工作不久，组织了土改工作队，第一次是1946年6月到富裕县，主要是发动农民，分配土地。第二次是1947年2月到泰来县，主要是解决土地分配中不彻底的问题，当时称谓“煮夹生饭”。

　　东北农民由于长期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受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处于落后和封闭状态。国民党到来后，进行反动宣传，又受地主的威胁，对共产党既不信任，又怀有惧怕的心理，对党的土改政策持怀疑态度。郭述申率领的工作队员，除骨干力量是老区来的干部外，大部分是没有搞过土改的城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而骨干力量又都是从各个解放区来的，对东北地方的情况所知甚少，加重了工作的难度。可是竞在3、4个月的时间里，发动了群众，斗倒了地主，分配了土地，建立了农会，发展了党的组织，巩固了基层政权。基本上没有出现严重问题。尤其是在泰来县平洋区刘家村的土改成绩更为突出。

　　1947年2月，郭述申率领西满分局土改工作队到达泰来县平洋区时，正是当地大地主刘鸣九拉起百余人的土匪武装，气焰十分嚣张之际。他们专门同当地的区乡政权和农会作对，三天两头的骚扰。土改工作队正式的队员连同郭述申自己在内只有12个人，其中有9名高中还没有毕业的青年学生，有土改工作经验的也只有3个人，这3个人每人带领三个学生分散在三个屯里搞土改复查。此外给郭述申配备了一个警卫排，名为排也就是16、7个人，全部人数充其量不到30个人。而郭述申面对的是要完成土地改革的复查任务，要彻底摧垮恶霸地主的势力，要为这个地区的长久发展和巩固打好基础，还要同土匪的不断骚扰作斗争。有一次凌晨二、三点钟，警卫排在村头发现有土匪在活动、窥视情况、准备进村。警卫人员报告敌情后，在郭述申的指挥下作了安排，土匪发现戒备森严，绕开村子逃跑了。尽管是虚惊一场，也搞的人心惶惶，而且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地主在暗地里造谣生事，破坏农民同工作队的关系，郭述申指导工作队把土改深入下去，一面同地主的反抗和破坏作斗争，一面加紧教育农民，不断地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

　　工作队内部的教育也是极为繁重的任务，还要不断的教育和指引9个幼稚的青年。这些青年最大的只有21岁，最小的才17岁，齐齐哈尔刚刚解放还不到一年，他们不懂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懂党的方针政策，生长在城市，思想感情同贫雇农格格不入，在工作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有些同情地主和富农的思想苗头。面对这样一支工作队伍，作为直接领导者的郭述申，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要率领他们朝着土改的既定目标前进，同时还要抓紧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工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使这9名无知的青年有了起码的阶级觉悟和起码的政策水平，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纰漏。经过共同的努力使农民消除了顾虑，打击了地主的威风，各方面的工作都朝着有利而有序的方面发展，这充分反映出一个领导者的智慧和水平。郭述申因为工作的需要，两个月以后他就回到分局组织部主持工作去了。工作队在另一个老干部高凤歧的领导下和地方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援下，又工作了两个月的时间，比较顺利的完成了土改复查任务，为当地建立了党的组织，协助整顿了基层政权。

　　两次土改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主要是郭述申的领导才干和丰富的经验所致。．他的两条领导经验值得借鉴，一条是调查研究，一条是吃透中央精神。郭述申在领导土改工作中，始终强调调查研究。他说，调查研究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找到阶级的依靠力量，另一方面能教会我们怎么搞好土改。在实践中这个方法是非常有效的，使土改工作队员在调查研究中增长了才干，眼前的农民并不那么陌生了，对于他们的情况也能说出一些基本事实；把一些书本上的条文能够逐渐的同现实作比对，对政策的理解加深了许参初步的懂得了从调查的各种现象中找到问题的本质。郭述申还一再强调工作队员要吃透中央精神，掌握好土改政策，尤其是把握好依靠贫雇农和团结中农的政策。他说，依靠贫雇农是土地改革总政策的基石，也是老根据地搞土改的成功经验。土改总政策是一个总体，各个环节缺一不可，依靠贫雇农是基本，失去这个依靠或者依靠错了，就达不到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的目的，所以在土改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依靠贫雇农。当土改中出现了贫雇农怎么说就怎么办的倾向时，郭述申很快发现了问题，立即予以纠正，他向队员们说，贫雇农是土改中的基本力量，但是他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发挥他们的能量，如果是他们怎么说就怎么作的话，党就成了群众的尾巴。我们要教育他们懂得党的意图，引导他们按党的政策办。我们和他们同吃同住，就是要提高他们的觉悟，把他们发动起来，使他们在土改中发挥主导作用。

　　郭述申在土改中对团结中农的问题也十分重视。在富裕县宁年区土改工作汇报会上，有一个干部讲到，我们在发动群众时，定了这么一条规定：“有理者则来，无理者则不来”。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允许受剥削的群众参加工作队组织的各项活动和各种会议，把中农以上的人统称为无理者，不能参加会议和活动。郭述申听完汇报后，立即指出这种提法不妥，首先有理无理概念不明确，不是区分阶级的概念，反而容易使人思想混乱。其次，提无理者则不来，就会把很多中间群众给划出去了，这种提法不利于发动群众，不利于团结中农。郭述申语重心长地说，在根据地里这种教训是太大了，中间群众站在贫雇农一边，地主就受孤立；站在地主一边，贫雇农就孤立，所以说中间群众是个重要的砝码，不可忽视。因此在土改中没有出现过严重侵犯中农利益的行为。

　　把宣传工作从哈尔滨做到沈阳

　　1947年的下半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之后，东北战局也有极大的转机，尤其是西满地区，大片土地连成一片，哈尔滨市也已解放。9月，东北局决定撤消西满分局，郭述申到东北局宣传部任副部长。郭述申的足迹从组织部门又迈向了宣传部门。宣传工作对他并不陌生，但是在大城市搞宣传工作，还是生平第一次。10月，郭述申离开齐齐哈尔来到这个有小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市接手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分管文艺、广播宣传工作、领导东北新华书店和东北画报社等单位。领导东北全区的又是全新的广播事业和发行事业确实感到身上的担子不轻。

　　郭述申在开展宣传活动时，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对工人和农民的开导和启蒙教育上。1948年初，郭述申倡议并主编出版了农村刊物《翻身乐》(后在辽宁出版，曾经改名为《新农村》，《共产党员》等)。这是受他年轻时浏览杂志的影响，认识到一个健康的刊物有时所起的作用是意想不到的。他以编者的名义撰写了一些带有指导性的而又通俗易懂的文章。在《见面话》中他把办这个杂志的宗旨说的明明白白：“这个《翻身乐》是和翻了身的农民、工人和战士站在一边的，专门替广大的劳动哥们办事。”又说：“咱们翻身，要明白翻身的道理和办法，这里有各种常识和故事，有歌有画，还有各种文化娱乐材料。只要识1000字就能看懂，如果不识字，就要请识字的来念来教，这样常常学就有办法，开脑筋，明白很多道理，就会替大家办好事情”。从这些朴素的大众化的语言，尤其是他还用了一些东北地方话，看出他对翻身工人和农民的满腔热情，看出他的热切期盼。到了第三期把发行的对象转向区村干部了，他在编者的话中说到：“《翻身乐》根据中共东北局宣传部的决定，从本期起即改变成区村干部的读物。”在《纪念“七一”怎样做一个好的区村干部》一文中讲到，怎样才能做好干部工作，一是要一心一意为群众办好事，不怕吃亏，不怕受埋怨。他说：“既然为人民办事，吃些苦，怄些气，任劳任怨，是应该的。”又说，当各种不如意的事，都集中到你身上来的时候，“抱定主意，睁亮眼睛，沉着气，和这些倒霉的事作斗争。既然自己下决心干革命，为大伙翻身，就应该把革命工作坚持下去。不要怕办错了沾包。”二是说话办事都要老老实实，不吹牛，不装腔作势。他说：对上面反映情况要确确实实，办事派差，都得公正。不徇情碍面，该说好的说好，该说坏的说坏，不要怕得罪人，不欺善怕恶。”从他的语言中看出他饱含着深情，给农村的基层干部作思想工作并说明怎样才能做好一个基层干部。在《纪念“八一”党的建军节》一文里，用浅显的道理讲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

　　郭述申在管文艺工作时，花了极大的力量对东北地区的文艺工作进行了调查研究，了解到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贯彻的不够，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理解不深，在文艺创作上还存在有不少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经部里主要负责人的同意，决定召开东北地区文艺工作会议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切磋，求得认识上的提高，使文艺工作更好地反映现实，更好的为工农兵和劳苦大众服务。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于1948年3月2日大会开幕。郭述申在大会上作了报告，讲了东北党的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如何在东北地区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基本精神。他在报告中讲到文艺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说文艺要同工农兵结合，“这就要求我们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熟悉他们的生活，熟悉他们的斗争，熟悉他们的思想感情。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在思想感情上真正同工农兵结合到一起，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问题和要求，才能更好地为他们服务。如果不在立场上真正移到工农兵方面来，不在思想感情上起变化，即使表面深入到工农兵中间去了，也会格格不入。”“把立足点移到人民大众方面来，长期地同工农兵打成一片，去熟悉他们的生活，懂得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感情，只有这样，我们的文艺才能够表现工农兵，反映工农兵的生活，才能改变‘写不象’、‘演不象’的情况。”在谈到创作问题时，他在报告中说：“文艺创作的任务，就是把我们在农村、在工厂、在部队里所了解、体验、搜集到的生活素材，加工成为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文艺作品，用来反映工农兵的生活并推动和指导现实斗争。”这里的问题是怎样使我们的创作能够指导群众、教育群众?他说主要是“同工农兵结合，做他们的知心朋友，向他们学习”；还要“学会发现群众生活和斗争中的本质问题”“比如社会各阶级的关系问题，各阶级内部存在的问题，党的领导和贯彻党的政策中还存在什么问题，要把从上而下的观察与从下而上的了解相结合，才能够对客观事物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只要我们抱有很高的革命热情，投身到群众斗争中去，虚心向群众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去分析去研究群众生活和现实斗争中的各种现象、各种问题”，并能从中“了解和发现本质的东西，我们就能创造出有指导意义、有教育作用的好作品”。又说，要能够真正能同工农兵结合，要创造出好的作品，文艺工作者就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政策才行。

　　郭述申在大会上又讲了党的领导问题，也是这次大会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要加强党的领导，广大的文艺工作者要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要服从党的司令部的指挥，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个会议还没有开完，正在热烈的讨论之中，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就出面制止，调郭述申去搞其他工作，这个会议也就不了了之。

　　郭述申深入东北各地的新华书店，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准备召开东北地区新华书店经理会议。经过两个月的筹备，于6月5日至7月9日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地区新华书店经理会议，郭述申在会上讲话，强调出版发行工作的重要，强调出版发行工作要有统一领导，作为出版发行工作者必须掌握和精通出版发行业务，还要了解群众的需要，因此要紧密联系群众，及时反映群众的要求。

　　8月，宣传部长何凯丰把郭述申的工作重点，从分管文艺工作转向分管大学工作。东北地区的大学在敌伪统治时期很少，总共只有4、5所。随着东北地区大城市的解放，包括新建的大学，数目逐渐有所增多，东北局宣传部成立了大学工作委员会，决定由郭述申兼主任。为了掌握大学的情况，郭述申按一贯有效的方法，深入到东北各地，了解大学的情况和问题，了解教师队伍的思想和实际问题。多次深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兴山医科大学等单位，同老教授座谈听取意见，同学生座谈了解学习情况，向学校领导了解情况和工作中的困难。在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之后，协助各校解决一些方针政策问题和实际困难。

　　1948年11月，沈阳解放，标志着全东北地区的解放。郭述申刚到东北就是先到的沈阳，不到三年时间，他又回来了，这次不是匆匆一过，而是大张旗鼓的搞起宣传工作。东北局宣传部工作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了许多。随着长春、沈阳等地的解放，领导的高等学校也随之增多，又在这些地方的一些高等学校继续做普遍而深入的调查研究继续党的高等教育政策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各项措施寻找答案继续为这些新解放的学校，费尽心血的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帮助把学校尽快恢复和招收新生入学。

　　全国解放的步伐加快，进入1949年，面对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郭述申又把眼光放的更远，认为有必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提高农村党支部工作水平，以迎接今后工作的需要。经过他深入农村，深入基层，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了解党员的基本情况和思想动态，了解农村党支部工作的难点，亲自参予并组织编写《怎样做农村支部工作》和《关于共产党的宣传大纲》等教材。经过实施，普遍反映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