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远离战争，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繁重的建设任务。在新中国建立的前夕，东北局任命郭述申为中共旅大区党委副书记、常委。旅大市是他的一生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旅大区党委后改市委是他工作时间最长的单位，将近15个年头。在这些年里他的足迹遍布城市与乡村，有过辉煌的业绩，也卷入过漩涡，有过屡受干扰、屡遭坎坷而不得施展自己才能的时光，最后走到了被撤消了一切职务的尽头。在他不得不离开这个最为眷恋的城市时，他重新审视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坦荡的离开了这个他曾经付出过心血的城市走进了首都。

　　这一段的历史时间最长，为了叙述方便，也为了便于阅读，把郭述申在旅大时期的工作情况划分四个阶段，分别叙述。

　　第一阶段(1 949年9月-1 952年6月)

　　工作最得心应手业绩最为显著

　　旅大区位于辽东半岛南端，是东北的著名港口和重要工业城市之一，辖长海、庄河、复县、金县、新金五县和旅顺、大连两市。日俄战争前为沙皇俄国所占领，日俄战争后被日本侵占了40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回归祖国。日本投降后由苏联红军接管。共产党在这个地区的有组织的半公开活动开始于1945年10月，东北局派韩光同苏联红军接洽，随即组织解放后的第一届大连市委。1949年2月，东北局决定建立旅大区党委，由东北局直接领导，1950年4月由区党委改为区委，10月又改为旅大市委，由辽宁省委领导，书记欧阳钦、副书记韩光、郭述申。

　　郭述申初到大连时，正值百废待举之际。对于一个工业城市来说，把工业生产发展起来是首要之举，他长期在根据地工作，对工业十分生疏。但是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思想的指引下，明确了建设一个城市要从发展生产力入手，这是搞活城市经济的关键明确了发展生产力要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作用，这是治理城市和发展生产的基本力量。在欧阳钦、韩光等同志的支持下，领导成员配合默契，工作起来是得心应手，心情舒畅，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在工业战线上抓典型推动全市的生产热潮

　　1949年9月，郭述申带领全家从沈阳迁移到大连，这个海滨城市以阵阵海风吹拂着他和他的家人，以温煦的阳光迎接他们的到来。这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城市，也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城市。郭述申在旅大区党委分工主管工业，兼任区党委职工委员会书记，在旅大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工会主席。在区党委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时，他又兼任书记的职务。

　　建国以来，旅大地区面临着繁重的任务，这时大连正处于抗美援朝的前沿，支援抗美援朝的任务义不容辞旅大地区的土地改革开展的比东北其他地区晚一些，这一课需要补上；全国正在进行的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在旅大地区也无一例外，必须动员起来。郭述申在分管的诸多工作中根据轻重缓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恢复和促进工业生产上。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旅大地区的工业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生产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是郭述申尽情挥洒个人能力的时光，也是工作最舒畅的时光。

　　一个战争年代的根据地的开拓者，转为和平时期的建设城市的领导人，摆在他面前的是诸多新的课题。搞工业对郭述申来说是千头万绪，从何处着手，他仍然遵循着在一个新的工作面前，不知道怎么办的情况下，还是运用一贯有效的工作方法，就是调查研究。他到大连抓工业就是从调查研究开始的。

　　抗日战争期间，旅大地区是日本统治最严密的地区，建立了一些工业，有点基础，但是经过战争的摧残，尤其是抗战胜利后，旅大地区由苏联红军接管，苏联红军把旅大地区的重要设备都拆除运回苏联，对旅大地区的工业生产是个极大的打击。面对这种情况要把工业搞上去，就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动工人的积极性上，这是郭述申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为了把工业生产抓好，把工人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生产发展起来，他花了大量的精力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请原在旅大地区工作的领导介绍情况；亲自到工业管理部门和工厂、码头找干部群众座谈，听取意见，探讨问题；他利用《旅大人民日报》(后改为《大连人民日报》)社工业组的记者汇报会，在每个周末汇总情况时，只要他有时间就一定来听记者汇报工业和工人的情况，每一次来都从晚7点一直听到10点会议结束。总之，他利用各种渠道了解情况，所以在较短的时间里就了解到全市工矿业的基本情况，了解到工人和厂矿干部的重要思想动态，了解到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当他把几个月时间里的调查情况向区党委汇报时，得到了区党委领导班子的一致赞誉。

　　在掌握了工业方面的基本情况后，迅速制定了“建立组织、树立典型、推动生产”的工作方案。经区党委批准后，在他的主持下，总工会做出了开展群众性创造生产新纪录运动的决定。12月，区党委专门召开了企业干部会议，研究创造新纪录运动的有关问题，郭述申在会上明确指出：“创新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生产任务。”

　　为了把创新运动引向深入，1950年1月，他带领工作组到大连广和机械厂蹲点，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培养和树立了先进典型，决定以典型引路，抓住王兆达小组的先进典型，到11月全面、系统的总结出他们的经验，推广到全市，从而推动了全市的生产热潮。同时又到旅顺海军修造船厂蹲点，总结了刘立富先进小组的经验，经区党委同意在全市推广。在郭述申的革命生涯中，他第一次接触工业这一先进产业，连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把工业生产搞得这么有声色。

　　广和机械厂在解放前是大汉奸张本政的“政记铁工厂”，主要是搞修理机械、船舶等。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这个工厂，改生产纺织机零配件，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不是很高。1948年，改生产机床，对产品的精密度要求很高，有些工人不太适应，觉得难度太大。这时从振兴铁工厂调来一名工人，就是王兆达，他一来就担任机械车间的车工组组长。王兆达非常重视产品质量，对小组管理得极为严格，而且善于钻研，也善于吸收他人的长处，在车工这个环节上很快就解决了产品的精密度问题。从这里开始，又扩展到创造新纪录运动和创造先进生产者运动上来。

　　郭述申领导工作组深入到工厂后，一再要求工作组的组员要深入到工人中去，同工人同吃、同劳动，他虽然工作很多，可是一有时间也带头这么去做。在节假日或者是晚饭后，他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到工人家里进行访问，有时把工人请到自己家里，向他们了解情况，交换意见，沟通看法。他带领的工作组十分注意与工厂的党、政、工会等领导干部交换情况，在开会和交谈时，总是先说明来意，并鼓励工厂领导发表意见，提出困难，共同研究解决办法。一再表示希望厂领导给予帮助和支持。由于他和工作组的谦虚谨慎和平易近人的态度，很多干部都愿意向他们敞开心扉，把心里话说出来。对生产管理上的问题，提出的改进建议，把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都能如实的向工作组反映。工作组也及时把工人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厂领导，经过研究并认为是可行的一些做法和好的建议，督促厂领导在生产中加以贯彻落实。所以厂领导和工人对工作组都没有戒心，不约而同地一门心思把目标都放在提高生产上。这也是工作组能够很快抓住王兆达小组，能够很快帮助他们总结出经验来，并把他们的经验很快系统化、条理化，为提高全厂、全市的产品质量找到了解决办法的根本原因。

　　王兆达小组的先进生产经验主要有小组制定了严格的质量检查制度，王兆达在布置任务时对每一个工件的质量要求都十分明确，工件完成后有严格的检查手续，自己先检查，工人之间相互检查。在检查的基础上，还有一套验收制度。所以在1950年1月至9月，小组没有出过一件废品，到1951年上半年产品质量合格率达99．96％。小组不断提倡学习新技术，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当推广苏联高速切削法时，王兆达请教技术人员，虚心学习，反复摸索试验，使工作效率提高了5倍多，当全组掌握这一技术后，产品质量提高了3倍。小组还十分注重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经常进行有针对性的时事教育。

　　典型经验总结出来后，郭述申又把这些经验加以提高，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推广。他总结道：通过对典型的解剖，认识到“生产小组是企业的细胞，是生产第一线的基层组织。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经营管理和生产组织工作、技术革新，以及工人生活福利上的互助，都必须通过小组才能落实。做好小组工作乃是依靠工人阶级办好企业的重要环节。”1951年1月5日，郭述申亲自为《旅大人民日报》撰写《为什么要从生产小组着手》的社论。社论指出：就领导而言“从小组着手，这是‘万丈高楼从地起’的工作”。“企业工厂的领导方面应该有计划的有步骤的把已有的先进小组的车间，逐渐培养为先进车间，虽然由于小组长及工人的努力创造了先进方法，假如领导上不从经营管理着手改进与提高，那么先进小组的经验就不能得到应有的巩固与提高，因此在广泛推广先进小组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加强经营管理，把已有的先进小组提高一步，这是领导方面的责任。”这就是说，推广先进小组的生产经验必须改进经营管理，只有经营管理加强，才能提高先进小组的水平。因此推广先进小组有利于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还可以大量培养下级管理人员和技术干部。社论还提出了六项具体要求：领导要提高认识，对有典型意义的小组都要加以培养，对已是先进小组的要加以改进和提高，还要有意识的促进行政管理的改选对先进小组的培养不能要求过高，凡是有先进苗头的小组都要予以鼓励，在此基础上予以推广，形成群众运动领导要重视思想教育工作，防止不正确的思想阻挠先进小组推广工作对先进小组的带头人要予以肯定，贡献大的就要多劳多得，这才能推动竞争力；对小组的先进工人也要予以鼓励，有意识的树立先进个人；对先进小组的生产经验，“应该通过车间生产会议、技术研究会议、座谈会等形式，吸收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参加先进小组工作经验的讨论和总结，这样可以使工人的创造性与经营管理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工人与技术工程人员的关系更加密切。”这段话，不仅是要吸收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共同参与总结，便于使小组经验更加完善；而且是在工业生产中较早地提出了企业管理三结合的构想。这些思想对指导大连的工矿企业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随后，在全市工业系统广泛开展了推广先进小组经验的群众运动，从而把解放初期以转变劳动态度为主要内容的创模运动，提高到以落实生产责任制和工人参加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创先进小组的新阶段，并逐步发展到创先进科室、先进工段、先进车间的广泛的创先进的群众运动。

　　在推广先进小组经验的高潮中，厂矿企业出现了经营管理跟不上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必然影响先进小组经验的推广。此时正值金州纺织厂的劳动工资科转变作风，深入小组，改进工作方法，成为服务于生产小组的先进典型。郭述申立即派干部前往了解情况，帮助总结经验，加以推广，促进了全市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

　　为了在全市推广先进小组的生产经验，郭述申提出开好职工代表会议，既能听取职工意见，改进管理，又能为推广先进小组的经验创造条件。1月28日，旅大市总工会召开职工代表会议，听取职工尤其是技术人员的意见。为了把群众性的学习活动引向深入和持久，郭述申再次亲自为《旅大人民日报》撰写了《开好职工代表会议——推广先进小组经验，组织好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社论。社论指出：“通过职工代表会议，推广先进小组的生产经验，不但会使推广先进经验与改进经营管理相结合，而且由于发扬民主，鼓励了工人代表的积极性和劳动热情，……能发挥工代会组织生产竞赛的作用，造成群众性学习先进小组的热潮，使竞赛运动更深入的提高一步。”为了保证职工代表会议开的好，“首先必须做好思想教育及其他准备工作”；其次“一定要根据群众的愿望，正确的反映群众的意志”；第三，要吸收先进小组的全体工人参加，也可以吸收工人的家属参加，都有利于推广先进经验。

　　在学习推广先进小组生产经验群众运动形成一定规模后，及时加以总结，也有利于使这项运动向广度和深度继续发展。4月，旅大市总工会召开了全市生产组长代表会议。郭述申在大会上作了报告，进一步指出=要重视先进小组的生产经验，就“因为小组是生产中的基础组织，是直接用劳动创造财富的地方，是把生产计划付诸实行的地方，是技术规程和科学操作方法具体实现的地方，是各种制度具体贯彻的地方，它对我们工厂企业生产发展和经营管理有着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为了做好这一切，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必须认真贯彻市委的有关指示。总之，推广先进小组的生产经验，“必须加强工厂车间的、行政的、工会的、党的领导”。

　　在推广先进小组生产经验中总结的十大好处，为提高全市的生产水平，提供可行性的运作架构。、卜大好处是可以提高质量，完成计划，加强制度，提高技术，节约原材料，坚持竞赛，培养干部，加强团结，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促进“管理民主化、经营企业化”。

　　报告的最后部分是对今后工作提出六点意见一要把生产组长选择和培养好。组长要起模范作用，有民主作风和说服的精神，了解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有虚心的学习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二要深入的发现与培养先进生产小组，工厂、车间的领导要深入下去发现和推广。三要开展小组竞赛运动。四要充分运用职工代表会议的形式，就是以民主化的领导方法去达到依靠群众办企业的目的。五要把劳动保险的工作做好，企业和工厂组织劳动保险委员会，根据政府的法令贯彻执行。六要健全工会组织与改进工会工作。最后号召开展先进小组的竞赛运动，把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和工会工作提高一步。

　　1952年8月，郭述申在旅大市总工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讲到：“三年来，旅大工人阶级在旅大党组织所提出的‘巩固国防，发展生产，培养干部，普及文化’的方针下，开展了创生产新纪录运动、生产责任制、推广先进小组的生产经验、质量大检查以及增产节约运动，共提出了23400多件合理化建议，改进了4000余种新的工具，涌现了977个先进小组，2037名先进工作者，13个较好的车间，27个较好的科室，不仅保证了国家计划胜利完成，而且在去年增产节约运动中又为国家增产节约了274万吨粮食的财富。有利地推动了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为了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郭述申明确指出，总结市总工会在这三年时间里的工作，其主要经验有三条一是教育工人懂得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自己在国家经济建设中所担负的领导责任，教育工人“要实现这个领导责任，首先就要使我们生产的成品质量好、数量多、成本低。”做到产品质量好，才能使全国人民信服，工人不但有能力，而且有崇高的道德，对产品是高度负责的做到数量多，才能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准备物质条件，满足农民和消费者的需要，有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做到成本低，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资金和材料，有助于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所提的质量好、数量多、成本低是统一的而不是孤立分离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提倡工人要努力学习技术和提高文化，推广先进经验，学好经营管理，这样“我们工人阶级才能充分担当起经济建设的领导的责任。”二是“党的领导是工会工作力量的源泉。”只有党的领导，把工人阶级团结在党的周围，使工会真正成为联系工人群众的纽带。没有党的领导，推广先进经验，开好代表会议，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各项措施都不能很好的实现。三是在推广先进经验时要有科学的工作方法，“把推广先进经验和以先进的帮助落后的共产主义教育原则以及与提高技术学习结合起来要认真组织和充分运用工人代表会议(或生产代表会议，或车间生产会议或专业会议等)，把运用代表会议和工厂管理委员会的工作结合起来；要认真领导做好小组工作，把做好小组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结合起来。”

　　郭述申以创造先进生产小组经验为先导，补充和发展了创造生产新纪录运动，使旅大市的工业生产蓬勃发展，使全市提前一年多时间完成了国家下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旅大地区的工农业总产值曾位居全国第五位。  重视发挥工会作用和加强职m文化和福利事业的建设

　　郭述申在主持市总工会工作期间，极为重视工会的建设。1950至1951年期间，市总工会在全国总工会的指导下，经过市委的同意，先后建立了海员、邮电、纺织、搬运、店员、手工业、市政、盐业、轻工、建筑、机器制造、化工等产业工会，郭述申同时兼任东北地区海员工会主席。为了使市区的工会系统化，在市内的几个区相应的建立了市总工会的办事处。在他领导工会工作期间，确定了地方工会与产业工会相结合的方针，以地方工会领导为主的工会领导体制与组织模式，为后来全市工会建设的发展，充分发挥地方工会与产业工会两个积极性，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重视工会干部的培养和教育。1951年，郭述申鉴于全市已有职工20万人，工会会员16万人，各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普遍建立了工会组织和各种专门工作机构，当前的迫切任务就是需要提高工会干部和工会积极分子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工作水平。在他的大力提倡下，并得到市委的支持，于1951年，共筹集70余万元(旧币)，新建了具有教学楼、学员宿舍、大礼堂、大操场的旅大市工会干部学校，配备了教学和行政管理人员30余人。前后3年时间，共举办专业训练班17期，培养干部2467人；举办各种业余训练班，培训工会小组长以上干部10260人。后来，这些干部有许多人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多数成为各级工会的领导骨干。

　　郭述申指导工会要兴办集体文化福利事业，他说：“建设多样性的福利事业，可以培养职工的集体主义精神，提高工人觉悟，加强主人翁观念，稳定工人，减少流动。”1951年初，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市总工会接受了一座电影院，改造为工人俱乐部；5月，又取得市政府的支持，建起了旅大市工人文化宫，成为全市职工进行文化宣传活动中心。市总工会利用这两个阵地发挥了示范作用，组织推动全市企业文化俱乐部事业的发展，兴办时事政治宣传讲座、技术讲座，举办文学、戏曲、图书、美术、摄影等展览和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活动，从而为各厂矿企业培养了大批文艺骨干和文化活动的积极分子。6月，接收远东电业工人疗养院，市总工会出资加以扩建，建成一个旅大工人疗养院，拥有300张床位，从此有了第一所全市性的工人疗养基地。9月，得到党中央有关领导的支持，将华东局驻大连办事处房屋拨给东北地区海员工会，郭述申主持改建成为大连海员俱乐部1952年初，又投资建成第一所全市性的工人养老院，能容纳130多位退休老工人安度晚年。郭述申在总工会主席的岗位上，三年时间里，干了许多实事，不仅满足了当时工作的需要，而且为全市工会事业的发展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专门人才，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工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三年内工人的工资增加了将近两倍，有10万工人享受了劳动保险待遇。生活安定之后，要求学习文化、学习技术的人逐年增加，有71000多人参加了业余文化学习，其中28900个文盲变成了有文化的技术工人。带来的是旅大地区工人的面貌大改观，为大连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了有利条件。  兼管旅大地区的抗美援朝工作和初期的“三反”运动

　　郭述申除了主管工业外，他还担任了市抗美援朝分会的党组书记，负责领导和组织旅大地区的抗美援朝工作。旅大地区距离朝鲜较近，又是较为发达的工业城市，支援抗美援朝的任务自然要重一些。郭述申对党和国家的大事一向是十分重视的。他和欧阳钦、韩光是比较早就知道中央要出兵朝鲜的。1950年10月，党中央决定出兵之日起，通知旅大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中国决定派出志愿军入朝作战，旅大地区要迅速做好后援准备。区党委书记们多次研究，怎样才能做好志愿军入朝的各项准备工作。他们一致决定，从大局出发，为了保家卫国，为了打败美帝国主义，尽一切力量，做好支援工作。郭述申在实际工作中把很多的精力放在这个方面，多次号召旅大工人阶级要以工厂当战场，以机器当武器，用奋不顾身的劳动来支援抗美援朝。旅大工人阶级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为完成东北人民政府提出的增产节约800万吨粮食的财富而努力。仅195 1年旅大人民就增产节约了274万吨粮食的财富，支援了抗美援朝前线。

　　1951年7月，郭述申同吴善昌共同起草《关于旅大抗美援朝分会三项爱国号召执行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由市里转发各个单位。为了把今后抗美援朝工作做好，动员各个单位立即行动起来，随后郭述申主持召开了各厂负责干部会议，一再强调今冬棉军服的加工任务必须保质保量的完成。

　　10月27日，在旅大市各界人民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一周年大会上，郭述申代表市委作一年的工作报告，从他报告中列举的一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也能看到市委和他本人在抗美援朝方面所取得的工作业绩。郭述申在报告中指出，抗美援朝运动，普遍而深入地加强了旅大全体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教育。一方面在思想上提高了政治觉悟，克服了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对美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另一方面行动起来，慰问中朝军队，写慰问信11万封、寄慰问袋10万余个，有80万人左右在各种和平公约上签名，在街道、农村、学校、厂矿、家庭都订立了爱国公约，因此使各项工作面貌一新。又指出，抗美援朝运动进一步掀起了全区人民参加国防建设工作。青年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纷纷报名参加志愿军和到军事干校学习。积极完成捐献飞机的任务，全区人民计划捐献22架战斗机，仅一年时间，就已完成计划的71．2％，工商界已百分之百的完成了10架飞机的捐献任务。抗美援朝运动推动全区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许多工人开动脑筋，创造新纪录，提出许多合理化建议，许多技术人员深入车间发现问题，帮助工人解决技术上的各种难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抗美援朝运动还密切了各阶层人民的团结，扩大与加强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建国初期，党和国家的有一些工作人员，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袭，出现了严重的变质现象，在全国增产节约运动中被揭发出了大量的贪污浪费问题。“三反”、“五反”运动应运而生。中共中央于1951年12月做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于是在全国开展了“三反”运动。在“三反’运动中揭露的大量问题，都同不法资本家有关，说明了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在向工人阶级进攻，他们的主要手段是搞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以达到抗拒国营经济的领导，最终达到瓦解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而且直接危害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行。为了打退不法资本家的进攻，195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

　　旅大市委于195 1年9月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东北局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精神，11月，召开全市干部大会，作了工作部署，“三反”运动在旅大市全面展开。12月，市委研究继续深入开展“三反”运动，决定建立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并下发《关于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几个具体规定的通知》，要求开会不准会餐，不准招待水果，不准购买汽车、沙发、地毯；各机关、团体、学校要彻底清理小仓库，紧缩编制，减少开支，精简不必要的工作人员和勤杂人员等。到1952年初，市委决定在全市全面开展“三反”运动。2月3日，市委书记欧阳钦在各部委负责干部会议上指出，进一步开展“三反”运动要采取团结多数，打击少数，内外夹击的办法进行斗争。6日，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精神，市委成立领导全市“三反”“五反”斗争指挥部，下设总办公室。郭述申从始至终积极参与领导了“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运动在全区开展后，厂矿企业的运动向纵深发展，结果出现了削弱对生产领导的倾向，势必影响国家生产计划的完成。郭述申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召开部分的厂矿企业的厂长和党委书记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座谈，听取意见，着重研究了如何在“三反”斗争的基础上，加强对生产领导的问题。会上郭述申一再强调，在运动中一定要做到“三反”、生产两不误，达到双丰收。座谈会后，总工会召开了劳动模范和干部大会，明确了在运动中不忘抓生产，随后《旅大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群众开展迎接“五一”竞赛活动。这一系列措施，果然使运动和生产起了互相推动的效应。

　　市委正在有序地开展全区的“三反”和“五反”运动时，东北局派工作组来旅大指导运动。工作组带有主观意图，他们一不作调查研究，二又颐指气使，根本不听当地领导干部的意见，极其主观地认为：“旅大地区很多领导干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严重，局以上干部有严重问题的人占50％。”并极为形象的提出：“旅大山高、林密、虎多、虎大而肥”的口号，排斥了市委的正确领导，决定在旅大地区至少要打出4000只“老虎”。为了完成打“虎”指标，他们采取逼供信，搞小会挤、大会压的办法，进行残酷斗争，结果制造了许多错案，伤害了不少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欧阳钦、郭述申等市委领导干部一再表示，不能同意这种做法，反复提出意见，工作组全然听不进去。郭述申极力主张要坚持实事求是，反复强调对问题既不能夸大，也不应缩小，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站出来保护了一批干部，使他们少受伤害。由于市委领导同东北局工作组的斗争，坚决抵制了工作组的错误，到3月，在党中央正确指示下，19日，郭述申同市委一班人，根据政务院及北京市的经验，及时发出《关于纠正在“三反”运动中“逼供信”错误的通报》，强调了要材料、要证据，普遍推行算大帐、算细帐、追赃款、追脏物的方法，严禁“逼供信”，才得以全面纠正工作组的错误。

　　5月20日，市委召开各厂矿、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大会，郭述申代表市委向大会作《深入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的动员报告，首先分析了全市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有利条件，最后提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从“三反”“五反”迅速转向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上来。此后“三反”“五反”运动走向正规，可是郭述申本人的工作却进入一个多变的阶段。

　　第二阶段(1 952年6月-1 954年7月)

　　屡遭高岗刁难  工作极不稳定

　　1 952年6月东北局决定，调陈伯村任旅大市委第二书记兼工业部长，郭述申由主管工业工作改为主管统战工作，副书记兼任统战部长，同时解除其市总工会主席的职务。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人们极为费解，连郭述申自己也不知道原因。很多干部都表示这种决定是极不公平的，可是郭述申却一如既往，热情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

　　高岗刁难  工作冗杂

　　建国前后，高岗的地位直线上升，由北满分局书记到东北局的书记，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国家的副主席。郭述申、高岗二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原属两个根据地的干部，郭述申来自鄂豫皖根据地，高岗则是陕北根据地土生土长的干部。直到1935年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二人才在红十五军团共过事，高岗任军团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为副主任。不久高岗在陕北的错误肃反中遭到逮捕，这件事原本同郭述申毫无瓜葛，可是高岗却心生疑窦。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解决了陕北的错误肃反问题，高岗才得以解脱。当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时，郭述申被任命为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高岗被安排到陕甘宁保安司令部任司令员，他对这期间的遭遇一直怀有怨气，对郭述申有误解。高岗到东北工作的最初阶段，先彭真、后林彪是东北局书记，他做事还有所顾忌。到他主管东北工作后，就为所欲为起来，对“东北王”的称谓沾沾自喜，个人野心不断膨胀。这时郭述申在他直接管辖下工作，始终没有去迎合他的口味，更不会对他吹牛拍马，特别是在宣传工作中没有突出他，使他很不满意，再加上历史上的误解，一度使郭述申的工作开展十分困难。郭述申曾提出要到自己的家乡湖北省工作，高岗不但不允许并且直言不讳地说，我就是要把郭述申困死在大连。这时陈伯村被派到旅大市来工作，不仅代替了郭述申的领导职务，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有任意摆布郭述申的意向，这可能就是实现高岗的意图吧。

　　在陈伯村任职的两年时间里，郭述申的工作不仅变换多次，而且兼职也十分冗杂。6月，主管统战工作，兼任部长职务；10月主管农村工作，兼任农委书记1953年1月，兼任市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主任3月，市成立人民武装委员会，任主任。4月，市成立人民代表选举委员会，任主席。郭述申是党性很强的干部，从全局出发，为了党的工作，分配什么工作就干好什么工作，高岗也奈何不了他。可是新上任的第二书记处处给郭述申设置障碍，又叫你说不出来。可见这几年郭述申的工作处境是外人很难体察到的。

　　郭述申任统战部长时，他同一些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广泛接触，经常同他们有目的的谈话，了解他们的需求，了解他们的困难，及时给他们讲解党的方针政策。当发现他们思想上有不正确的认识时，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引导。为了使学习正规化和系统化，统战部制定了学习计划，结合形势结合他们的思想实际，有计划的有针对性的布置他们的日常学习，提高他们的认识，使他们从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高度来识别问题和判断是非，端正自己的错误看法。由于郭述申平等待人的态度，使很多统战人士把他视为知己。他也结交了一些朋友，给统战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

　　为了更好地掌握民主人士的基本情况，便于查找，他建议给每一个人建立一个档案。其中有一项叫“人物小传”，是由他们本人填写。在工作中这个人物小传起了方便工作的作用，使工作人员既能了解每个人的基本情况，又便于更好的安排使用，发挥他们参政议政的作用。郭述申对每一个人写的小传都认真看过，有一个知名人士在“人物小传”中写到，他在1924年曾参加过“反动的国民党”，后来脱离了共产党等等。对这个写法，郭述申不以为然，当然个人怎么写是他个人的自由，可是作为工作人员不加以区别的原封不动的就放在档案中是不妥当的。他向工作人员指出，1924年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年代，那时的国民党是孙中山领导的进步的政党，不能用“反动”的字样来形容他们，写自传的人，没有加以区别，是有他们个人的考虑，我们工作人员不能不加以区别。此后他非常重视工作人员的学习，他要求工作人员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教育工作人员要用历史的观点去看待和评价党外人士，只有了解历史，才能客观、全面地看待他们。这对工作人员教育极大，不仅正确指导“人物小传”的建立工作，而且教育了干部怎样去做好统战工作。

　　在兼任市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主任和人民代表选举委员会主席以及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期间，都认真完成了任务。这些工作的特点是群众性很强，有时间限制，法规具体。因此做好这些工作，首先要把宣传教育工作搞好，他利用广播、报刊、会议等多种渠道向全市人民宣传婚姻法、选举人民代表的意义等相关话题。工作中重视以典型引路，摸索出经验后，再推广铺开。布置工作细致，检查工作深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他常说，这些工作必须抓紧，不容我们推托和敷衍塞责。因此这些工作都做得很出色，也都得到了群众的称赞。

　　抓紧农业，渔业的合作化改造

　　在郭述申分管农村工作时，当时旅大地区的农村正处于土改刚刚完成，农民还处于在少量的土地上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阶段。郭述申接手农村工作后，首先考虑最多的问题就是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怎么才能使他们在经济上富裕起来。他一方面极力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伟大号召，一方面派人到苏联学习和考察农业集体化的经验。经过实地了解情况和征询群众意见，并征求了有关领导的同意，郭述申确定旅大市的农业改造要走合作化的道路。在郭述申亲自领导下，先搞试点，办了金县新月村友谊果树集体农庄。走集体化的道路，在1952年来说，这可能是最早的一批，全国还没有统一的名称，他当时就决定按苏联的名称叫集体农庄。东北局有的领导人认为旅大农村的合作化的步伐太快，搞“冒”了，指示要撤下来。郭述申在深入调查中发现果农十分拥护集体化生产，因为果树产量有明显的提高，庄员的收入增加很多，就连附近的果农也踊跃报名，要求参加农庄。实际情况表明，不但不能撤下来，而且还要大发展，只有发展才能极大地激发群众走集体化道路的积极性，也有利推动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因此郭述申决定先不要急忙撤销，继续搞下去，再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后来朱德到旅大休养，在郭述申陪同下参观了这个集体农庄，朱德对农庄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旅大地区是以大连的工业城市为中心的，又因为沿海，有些干部对农村工作重视不够，这种心态对于开展农村工作极为不利。郭述申在工作中经常注意纠正这种现象，总是发现这方面的问题，随时予以解决。有一次当他发现沙河口区的领导人对农村工作重视不够，有些复员军人回乡后，工作和生活困难没有得到及时妥善解决。他找到区委书记语重心长地开导谠你们区工厂多任务重，把工作重点放在工业上是对的，但是对郊区的农村也不能忽视，尽管郊区土地少，但是人口不少，对这块不重视，全区的工作也是做不好的。又说，我也知道你们安置复员军人确实也有困难，但是复员军人安置不好影响也很大，何况这些同志对解放战争作过贡献，要关心他们，我们做领导工作的要时刻不忘群众的疾苦。安置这些军人我看还是能够做到的，你要把眼光放在农村合作化上，农业合作化发展了，他们就有用武之地了。区领导对郭述申的一席话，铭记在心，后来这些复员军人也得到了妥善安置，他感到十分欣慰。

　　调查研究是郭述申一贯的工作方法，为了使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少走弯路，他倡导要以调查研究开路，可是考虑到农业口部门多，会增加农民的负担，为了减少农民的负担，提高工作效率，他提议在市委领导下成立了农委办公室，主要统一归口农村的调查研究工作。任务是组织市直机关农业口的干部下乡调查，重点是了解农民的收入是否有减少，了解有无挫伤农民积极性的问题，对市、县试办的农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财务管理、科技管理、思想政治管理等进行了专项调查。在农委办公室的主持下，有重点的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到下半年基本上掌握了农村互助合作组织的情况。在此基础上，郭述申又令农委办公室组织一批干部，到营城子区的牧城驿镇蹲点，搞全面调查，调查的项目更加广泛，也更加深入，一直到年底才结束。有一次他亲自到牧城驿听取汇报，当他了解到合作社还存在有问题，社员也有些意见，他在社员会上，用通俗形象的语言说：合作社就好比是刚会走路的娃娃，开始时必定东摇西晃，慢慢地才能走稳。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没有克服不了的缺点，一定会使大家满意的。郭述申从这些调查中发现问题及时予以研究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继续在调查研究中寻找办法，在借鉴兄弟省市的经验中结合旅大地区的情况找出解决的办法，因此工作做的比较扎实。

　　郭述申在主管农业工作中，非常重视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教育。每逢举办农技干部和农民科技骨干培训班时，他都亲自去讲课。重点讲解党对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科技对促进农业发展的重大意义。他的讲课深入浅出，联系实际，通俗易懂，很受群众的欢迎。

　　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郭述申经常在晚饭后利用农民的空闲时间到近郊马栏村一带找生产队干部和老农民聊天，了解情况，倾听意见。由于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农民都与他很亲近，他很容易掌握到第一手材料，为他正确地指导工作提供条件。而且这些谈话也极易发现农村中出现的新事物。在一个星期天，他到马栏村察看蔬菜生产情况，当他看到菜农把施肥、灌溉结合起来一次完成的办法很好，便仔细询问人粪尿是在充分发酵的情况下，肥效显著还有杀菌灭虫效果之后，他认为这个方法值得推广，既节省了很多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又能发挥水肥的效果，并帮助总结为“无害化水肥自流灌溉法”，在农村加以推广。

　　11月，在郭述申的主持下，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发出《对1954年继续贯彻区级试办农渔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要求各区县根据中央的方针，对原有的合作社以巩固提高为主；对自发社先作全面检查，够条件的给予批准，不够条件的待条件成熟时再办。这时在郭述申的积极支持下试办了各种农渔业合作社。旅大地区临海，渔民聚集，往往是渔汛期下海，农忙时种田，所以在这样的地区完全办单纯的农业合作社或者是渔业合作社都是有问题的。他从实际情况出发，适合办什么样的合作社就办什么样的，在旅大地区办起了农渔业合作社。这种决定很受渔民的欢迎，也成了当时的首创。

　　合作社办起来之后，他经常到下面了解情况，只要发现有好的经验，就帮助下面及时加以总结，然后加以推广。他的蹲点单位是甘井子大辛寨杨洪莪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了解到这个合作社的财务管理很有特色，叫干部帮助总结经验，并极力推广他们的管理经验，使合作社在管理方面又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这期间郭述申还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在全市开始建农用水库、塘坝、机井等，到1957年已形成可浇灌5万亩农田的规模。

　　七届四中全会召开  工作局面改观

　　1953年春，党中央在“两会”召开之前，曾考虑中央领导机构调整问题。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高岗(仍然兼任东北局书记)和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饶漱石认为时机已到，二人相互勾结，阴谋反党篡权。他们利用召开全国财经会议和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之机，高岗在会内会外制造党内纠纷，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刘少奇、周恩来，想取而代之。到年底，他们的反党活动达到高潮，高岗提出，由他担任中共中央的总书记或副主席或政府的总理。12月2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增强党的团结问题，以示警告。1954年2月，在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上，揭露和批判高饶反党分裂活动。高岗拒绝党的教育，于8月17日自杀身亡。

　　高、饶反党事件发生后，郭述申的心态极为平静，他没有幸灾乐祸的思想，更没有借机报复的心理，他想得最多的是，怎样从这件事里吸取教训，怎样以此为契机提高干部的水平，这些意见也得到其他领导人的赞同。旅大地区于5月19日，召开市委扩大会议，学习和领会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的精神，结合旅大地区的实际，揭发高岗和其代理人的问题。郭述申在这几年的工作中深受高岗等人的掣肘，但是他在会上发言除了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外，竟用一定的篇幅做干部的思想工作，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受高、饶党集团影响的同志，应该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今后不犯类似的错误；没有受影响的同志，绝不能以此而骄傲，应该更加谦虚谨慎；对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要采取积极帮助的态度，使他们尽快地认识和改正错误，共同进步才能搞好我们的工作。郭述申的这番讲话，感动了不少的干部，有的干部激动的流下了泪水。郭述申又针对有人因为紧跟过陈伯村而受到了不切实际的批判，他担心对中央精神领会不好，会伤害一些同志。他引证了毛泽东在延安时讲过的一段话，启发大家认真思考：毛主席说，一个人新到一个地方工作，特别注意三个问题一是工作估计，即对当地原来的工作必须有正确的估计，估计错了，否定一切，就会脱离群众。二是用人行政，用人用的不当，实行的政策不当，也会脱离群众。三是日常态度。态度不好也会脱离群众。意思是说，对有些干部出现的问题要加以分析，应该看到大部分的情况是属于工作中的认识问题，不能轻易的扣大帽子，不加区别的一股脑都说成是高岗的死党。但是对有些干部的无聊举动，今后也要引以为戒。在检举中并得到证实的，有个亲近高岗的领导干部，在一次晚会上，工作人员没有把高岗的爱人的坐位安排在前面，竞批评工作人员没有政治头脑。郭述申认为这样阿谀奉承的领导干部是不可取的，没有给工作人员做出榜样。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共旅大市委扩大会议关于拥护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东北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及讨论陈伯村同志所犯错误问题的决议》。这个会议开了一个多月，提高了干部的思想觉悟，认识到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认清了高饶的本来面貌，决心清除高岗的影响，把旅大的工作搞好。在会议期间，一方面解除了一些干部的顾虑，一方面又为受到委屈的干部平反。有的干部激动地说：“我不仅是为自己得以平反而激动，更为党内斗争的胜利而庆幸。”就是在一再强调的情况下，有些干部仍然有批判过头的倾向。后来的市委在清理历史遗留案件时，也认为不该株连一些仅有一般错误的干部。6月25日，陈伯村调离旅大，这标志着高岗对旅大的统治终于落下了帷幕。

　　第三阶段(1 954年7月-1 958年1 2月)

　　当一把手  运动频繁

　　7月27日，市委书记欧阳钦调离大连，郭述申接任市委书记职务，开始了独当一面的工作阶段。1955年9月，他又兼任大连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1956年1月，经党中央批准组成旅大市委书记处，郭述申任第一书记。在这几年里，他本想把旅大市的经济搞的更有声色，有条件也有能力把工作搞好。可是从1955年在全国开始了肃清反革命运动，旅大地区也不例外。1956年主要抓了三大改造运动，开始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1957年是整风反右派运动。1958年全国“大跃进”，以后政治运动更加频繁，影响了他建设旅大地区的宏愿，就是这样也依然做了很多有益于人民的实事。

　　交接旅顺口的防务

　　1954年的下半年，市委主要工作是清除高岗在旅大地区的影响，切实贯彻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加强领导干部之间的团结。9月3日，市委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入进行增强党的团结的教育和在全党宣布高岗、饶漱石反党罪行的通知》，通知指出，传达中央决议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党员的觉悟，增强全党的团结，尤其是要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郭述申把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季度都用来促进党内领导干部的团结上。由于工作做得扎实，颇得中央的重视，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郭述申在发言中专门介绍了旅大市委贯彻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作法和经验。

　　1955年上半年，工作的重点是中苏两国交接旅顺口的防务。据1954年10月中苏会谈公报的规定，驻旅顺口地区的苏军将于1955年5月31日前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离回国。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一工作，2月5日，中央军委组成接收旅大防卫区委员会，郭述申任副主任委员。2月22日，又派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为团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宋庆龄、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为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代表团，郭述申亲自安排和接待慰问团的相关活动，直到27日代表团离开旅大返回北京。 

　　郭述申极为重视交接防务工作，2月24日，市委发出《关于做好中苏友谊活动并向人民群众进行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思想教育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精神，市委组织了大量的活动欢送苏军回国。3月5日，市委发出《关于大力协助解放军做好接防工作的指示》，指出旅顺口地区苏军已开始陆续撤走回国，中国人民解放军陆续前来接防，旅大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要积极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做好接防工作，以巩固国防。4月15日，参加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举行的辽东半岛协议地区防务交接签字仪式。为了纪念苏军解放东北而牺牲的将士，苏军烈士纪念塔于5月7日建成，旅大人民举行落成典礼。8日，旅大人民举行盛大集会，欢送苏军回国，郭述申在大会上讲话，热情地i兑“我们一直把苏军看作是苏联人民伟大友谊的使者，看作是保卫自己和平劳动的忠诚的朋友。英勇的苏军为解放东北和驻旅顺口10年中所给予旅大人民的伟大的友谊援助，我们将永志不忘。”热烈欢送驻旅顺口地区的苏军将士回国，26日苏军全部撤离。6月4日，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旅大地区，举办旅大人民欢迎解放军进驻大会。历时四个月的交接防务工作，在郭述申等领导人的重视下，从始至终进行顺利，没有出现一丝疏漏，双方都很满意，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这一重要任务。

　　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

　　郭述申为旅大市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殚精竭虑。他从北京开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后，立即赶回大连，筹备市里的党代表会议。5月20日在如期举行的会议上，郭述申首先传达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重要精神和各项决议，特别强调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通过的意义；组织代表讨论并结合旅大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各项建议和意见。在此基础上他代表市委作《加强党的领导，提高政策思想水平，为完成1955年国家计划而奋斗!》的工作报告。6月8日又作会议总结发言，他指出，这次会议由于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这次会议对市委来说“是打开了窗子，透进了很多新鲜空气。到会同志以很大的积极性，展开了批评，对市委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这些批评意见绝大多数是正确的，我们对这些正确的建设性的意见表示欢迎，这对健全和加强市委的领导是有帮助的。”发言又强调指出，要开展增产节约反对浪费运动，要大力培养干部。关键是要加强市委的领导和改进工作作风，因此“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学习，对市委改进领导，改进工作，将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改进领导作风中提到，要加强党的监察与人民群众的监督的问题。到7月下旬，为了贯彻会议精神，市委召开全市干部会议，对前一段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行总结，确定今后任务，要求提出一个全面增产节约的指标和相应措施。

　　全面贯彻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除了切实抓好农业的合作化运动外，郭述申把很多的精力放在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上。1955年6月，全国实行公私合营的工厂已达1900多个，商业方面也有较大的进展。11月中旬，郭述申赴京出席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会议，这个会议专门研究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旅大在全国形势的影响下，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也迅速行动起来。在1955年底，市委连续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和私人资本主义改造工作会议，通盘研究全市农渔业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合作化问题，研究对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到1956年1月，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在全市的报捷大会上，郭述申亲自接受私人工商业者申请公私合营的报捷信。

　　1956年，郭述申把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工业上。在这一年的年初，春节刚过，就召开工厂企业及有关部门党、政、工、青领导干部会议，他在会上的讲话针对前一阶段出现的规律，要把全市的工业生产搞好，一方面须重视技术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他们的所长；另一方面，要把工人的文化、技术学习抓好，努力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技术水平，在生产战线发挥他们的主人翁作用。3月初，市委为了贯彻省委会议的精神和动员旅大市全党把工业生产推向新高潮，再一次召开全市工厂企业的党、政、团负责干部及市属单位主要负责干部会议，要全国把工业生产搞上去。

　　为了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中共旅大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于6月7日至16日召开，郭述申向大会做了题为《全党动员起来，进一步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为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的报告。这个报告对推动全市的生产和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次会议上郭述申再次当选为市委常委和第一书记。会后他和市委围绕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为了保证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必须加强党的监察工作，同违纪行为和不良作风作斗争。为此，6月25日市委发出《关于加强对党的监察工作的领导的指示》，指出提高监察工作的战斗作用是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要保证，各级党的监委会，必须加强集体领导，贯彻群众路线，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后来又决定增加监察干部的编制，到第四季度全部配齐。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工作质量，一方面着眼于提高党员的数量和质量另一方面从提高干部的管理水平入手，全面加强干部素质的培养。郭述申提出市委在加强党的领导方面，不能只有短期打算，需作长期规划。于7月6日，市委连续出台两个方案，一个是《关于今明两年干部工作的基本方案》，一个是《关于今明两年发展党和巩固党的规划方案》。这两项决定都是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做准备的。方案提出，全市在两年内，发展一批新党员和建立起干部工作的正常秩序，改善党对干部工作的领导，不但能够壮大党的队伍，提高干部工作质量，有利于增强党的领导，而且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改造事业提供物质保证。

　　提高工业的核心是要改善企业的管理水平，市委于7月23日，召开工业政治工作会议，明确企业政治工作的中心，就是要把提高产品质量作为当前的工作重点。郭述申在会议上提出，要改善企业管理，使企业管理向科学化迈进，同时强调要开展一个以优良品种竞赛为中心的先进生产者运动，以保证全面完成国家计划。

　　为了提高领导水平，提高干部的素质，7月25日，市委发出关于加强学习的通知，要求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件，目的是记取党的历史经验，明确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尊重客观实际，只有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克服工作中的一切主观主义，才能实现正确的领导。

　　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季度，郭述申把市委工作的重点主要是放在学习和宣传八大的精神、贯彻八大的各项决议上。9月14日，市委发出((关于学习和宣传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文件的通知》，要求根据党的八大的文件，结合全市各部门的情况，着重宣传一切为着实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思想，宣传党的领导作用。10月19日，市委发出《关于学习“八大”文件和宣传“八大”决议的通知》，指出目前旅大党的任务，就是根据八大的精神，切实地、迅速地调动全市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发挥本市沿海工业城市的各方面潜力，实现党的八大提出的各项任务。25日，市委发出《关于向党内外传达党的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传达报告提纲》。后来又连续召开党的基层支部工作会议、农村基层工作会议，贯彻八大精神。到年底，市委发出《关于进-．步深入学习“八大”文件的通知》，把学习时间延长到明年的三月，市委将组织几次学习辅导专题报告会。从这个时期多次发出关于学习和贯彻八大的决定和通知，多次组织干部的专门会议，可以看出郭述申是很重视吃透八大精神和贯彻八大决议的。

　　1956年，旅大地区全年工业总产值为13亿元，农业为3．93亿元，比上一个年度都有所增长。

　　陷于政治运动无暇他顾

　　进入1957年，郭述申准备把工作重点放在抓增产节约运动上，但是党中央的部署有变动，抓党内整风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派斗争。5月6日，旅大市委常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省委的部署，决定在市级机关党组织中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郭述申在整风运动开始时思想是明确的，根据延安整风的经验，整风必然要贯彻“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首先在领导干部中进行，以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为重点。成立了市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运动逐步在全市展开。为了使整风在领导干部中深入下去，市委曾召开一系列各方面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他亲自倾听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并认为这些座谈会对帮助整风很有好处，又考虑到有些人言犹未尽，于3 1日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郭述申在讲话中指出，整风运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希望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打消顾虑，帮助党整风。整风运动朝着正确的轨道在发展。到6月8日，旅大市委接到党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时《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以后，旅大市的原定整风方案受阻，势必转向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了，郭述申的思想转的没有这样快，但是中央的决定必须执行。6月中旬，在市委召开的职工代表会议上开始批判鸣放出来的一些言论，接着《旅大人民日报》报道了工农兵及大学生对“右派言论”的批判活动。在这些活动中，郭述申已察觉到在批判中言词过激，上纲上线者甚多，一再提醒不要扣帽子，要摆事实，讲道理。但考虑到在运动中往往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因此一再强调在定性和处理中一定把好关。此后他在常委会和干部会上多次讲到，对右派的定性处理中要持慎重态度，必须严格把关，严格审查，凡定右派者，一定要经三榜定案。但在全国反右派的大趋势下，旅大市在揭发批判右派言论及定性处理中，仍然犯有扩大化的错误。

　　年底，市委召开党员干部会议，郭述申在大会上作《继续深入发动群众，把整改推向高潮》的报告，指出要积极解决职工群众在鸣放中提出的正确的和基本正确的意见，仍然念念不忘地强调在整改的同时一定要搞好生产，掀起一个群众性的生产高潮。

　　1958年3月，省委任命胡明为旅大市委书记处书记。这一年是郭述申平生最为遗憾的一年，除了领导抗旱、表彰劳模、学校整改等工作外，因为正处于“大跃进”的年代，他生前曾经不止一次的说过，全年内参加会议占去了大部分时间，而且开的这些会议，空谈过多，并没有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由于实际工作做得太少，需要为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愿望很难如愿，郭述申深感有负旅大人民的信任。他从自己是第一把手的角度来讲，这一年应吸取的教训很多，主要是党内生活极不正常，尤其是领导核心缺乏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因此使有些分歧的问题没有解决好，留下了后遗症，使他遗憾终身。

　　第四阶段(1959年初至1963年11月)

　　核心分歧工作掣肘

　　省委派干部来旅大市固然是以加强市委的领导工作为由，实际上也反映了对郭述申这几年的工作不够满意。省委认为旅大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而工作中长期没有认真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反右派运动领导的不利，难以贯彻省委的意图；市委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保守，同当前的“大跃进”的形势很难合拍。因此加派领导骨干，以扭转旅大局面。省委派来的干部到来之后，有省委撑腰，又以纠偏者自居，自然有喧宾夺主之势，全然不顾旅大的客观实际。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不是摆在桌面上，而是搞小圈子嘀嘀咕咕。领导人之间有意见不通过正常渠道解决，没有交流，没有沟通，没有相互协商，使郭述申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处处掣肘第一书记的工作，尤其是从1960年以后更甚。在两年时间里，接连不断地整治干部，郭述申的助手和身边的得力的干部几乎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撤职，最后把郭述申孤立起来，加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赶下了台。郭述申为了顾全党的利益，从大局出发，对一些小事则让之，但是对大的原则问题则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是处在全国的形势直至旅大市的局面之下，他几乎到了单枪匹马的境地，终因以个人的微薄力量是很难抗衡的，眼看着一批共同战斗多年的战友倒下去，多年付出心血耕耘的大地，又到处是被指责的声音，心情是既不理解而又无可奈何，既痛心而又无计可施。可以想见，郭述申的处境是极其困难的，是第一书记而又不能完全施展第一书记的职能，找上级又得不到省委的支持，只能是凭党性在支撑在工作着。

　　党内斗争不能正常进行

　　省委派来的领导干部到来后，于1958年底，借口在旅大地区清理干部队伍，最早开刀的是对准了市长宋黎、副市长历男，市委秘书长徐树贵等人。这里要说明的是，把宋黎打成反党集团成员的是省委做出的决定，但是准备把他们搞成一个旅大市的反党宗派的责任并不在省委。12月2日，市委召开第一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历时53天。因为是贯彻省委的意图，主要是揭发、批判宋黎等人，所以会议上的发言，几乎是一边倒。郭述申在会议上的发言就显得格外突出，他不同意把宋黎等人打成反党宗派，他一再强调，宋黎是尊重第一书记的，没有反党活动。在批判徐树贵时，他又是“独树一帜“。徐树贵是市委常委、秘书长，同宋黎是北平东北大学的同学，因此受到株连。会议期间他带病出席，在实事求是的发言中却招来了一片嘘声，大批他温情主义，同宋黎划不清界线等等，弄得他下不了台。在这种情况下郭述申站了出来说，我和徐树贵在延安就有过工作接触，对他我是了解的，他没有参加什么反党宗派活动。虽然免除了徐树贵的不白之冤，但是会议还是通过了《关于宋黎在旅大勾结厉男、吕锡元、马荆宇进行反党宗派活动的决议》。从这次会议起，市委核心领导成员的分歧凸显出来。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是批判错了，又为这些同志平了反。

　　1959年6月，旅大市逐步开展了改造农村落后地区的运动(简称“落改”运动)，为了贯彻主观意图，证明旅大市的工作确有问题，在全市1042个生产大队中，被作为落后队和三类队需要改造的，竟高达539个，占50％以上。以此说明，旅大地区的民主革命不彻底，领导工作不力。1960年2月，又把长海县定为三类县，说这个县没有进行土改，没有公开划定阶级成份，敌情严重，曾发现有秘密电台，党政干部队伍严重不纯等等。按照预定的框框，于1961年3月，长海县召开四级干部紧急会议，当场逮捕了10余名党政干部，以后又陆续逮捕了23名干部，其中包括县委书记、县长、县委组织部长、县公安局长等，其中2人冤死在狱中。对于这样的估计和作法，郭述申始终持怀疑态度。

　　1961年2月6日市委的第二届第八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会议时间长，分阶段进行，持续到6月2日结束。会议主要是根据东北局和省委的“旅大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遗留问题不小，大量坏人钻入党的队伍和干部队伍”的错误指示，根据主观的判断：“落后生产大队占大队总数的55％落后公社占公社总数的27％”。由于这些错误的估计，造成了扩大打击面，是制造大量冤假错案的根源。会议错误批判了一批局级干部，定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等；会议对市委两名常委进行了错误的揭发批判，撤销了他们的常委职务。对市委候补书记、副市长陈少景展开批判，又牵连到一批局级干部也惨遭厄运。陈少景是河南内乡人，1933年入党，在地下工作时期被捕过。郭述申在1990年在怀念他的诗中写到：“汴水燕京奔走忙，凄风苦雨黄浦江。铁窗几度炼忠骨，信仰弥坚志铿锵。”就是说他虽然几次被捕，但是他“信仰弥坚”，没有叛变行为。在会议的第一天开幕式上，郭述申讲话中明确指出：“会议应本着整风精神进行，会议指导方针是揭发错误，提高认识，教育干部，总结经验教训。”企图使会议按照党内批判的轨道进行。会议进行中，他又指出，为进行正确的党内斗争，要善于分清两类性质矛盾，对不同的矛盾要有不同的方法处理。分清两类矛盾，重要的是搞好调查研究，以事实为依据。他又一再强调“处理干部，先不要忙于定性，一定要把问题查清再定性处理”。他还主张“在调查过程中要多同当事人谈话，以了解矛盾之所在。”他的这些话得到了与会的大多数干部的拥护。但是不符合省委的意图，市委核心人物手持“尚方宝剑”，自然听不进第一书记的正确意见，仍然依敌我矛盾的性质、方法展开对陈少景等人的批判，令人不能容忍的还动用了专政工具。八次扩大会议期间，在市委个别领导人的指使下，对认为有问题的负责干部，采取了不准回家，不准与外人接触，派人监视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办法；特别是指使市公安局，竞采用安装窃听器等对敌斗争的方法，对待市委主要领导同志。由于党中央的决策有所变动和郭述申的不同意见，对陈少景的问题一直未作处理。到1963年初，以极端错误的方法处理了副市长陈少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关押了14个年头。对市委常委、大连机车厂党委书记郭欠恒、大连造船厂党委书记原宪千也进行了批判，并撤消了他们的党内外职务。郭述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气候下，他终于回天无力，难以挽回会议的错误方向。

　　在虚假声中敢于公开倡导实事求是

　　1958年，全国进入“大跃进”年代，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夸大，报刊发表了很多不切实际的报道，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什么“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报纸刊登的“喜讯”是，小麦亩产6、7千斤，水稻上万斤比比皆是。8月，北戴河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1959年，要求我国的工业和农业继续用1958年的速度或者比1958年更高的速度前进。这就是说继续“大跃进”的趋势是党中央决定的，郭述申知道党中央的这个精神，可是他是深入实际的地方领导干部，也是深知实际情况的。凭他多年的工作经验，知道这种不顾实际的只求速度的作法是要出乱子的。面对全国的干部头脑都在发热，面对夸大其辞的弄虚作假局面，就在他领导的大连也不例外，他决定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大连的局势扭转过来。郭述申想了许多方法纠正这种倾向，但效果不大。决心从根本上抓起，从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抓起。此后他利用一切机会来宣扬实事求是。1959年4月，郭述申出席《大连人民日报》创刊十周年纪念大会并讲话，强调要坚持和维护党对报纸的绝对领导，强调要坚持党报的党性原则。后来在出席报社的座谈会上，当面提醒报社领导，注意总结报纸在“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倾向。会后又委托市委候补书记徐树贵到报社同编委一起，全面分析和总结这一时期不切实际的报道。6月29日他又在旅大市第二届党代会上讲了这一思想。30日，市委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8周年大会，郭述申作了题为《提倡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的报告，第二天以社论形式刊登在《大连人民日报》上。

　　这篇社论旗帜鲜明，以理服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在这篇社论中，针对当时出现的问题，从理论上正面地阐明了一些基本思想：首先讲到正确的工作方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正确的认识客观实际，并能正确地改造客观实际的方法。也就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实事求是四个字。”它之所以正确，就是把主观和客观一致起来。如果这两者的关系摆不正，就要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党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这本来是党内都知道的基础知识，可是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偏偏就忽略了这些重要思想。主要是头脑发热，忽视了中国的国情，过高地估计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由于不能从客观实际出发，就不可能制定正确的决策，自然也就在全国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大力宣传从实际出发、讲求实事求是，是当时唯一清醒头脑的有效措施。社论强调，实事求是是做好每一件工作的先决条件，离开了实事求是，是绝对达不到预想的目的，我们这几年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发扬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结果”，我们出现的任何错误正是远离实事求是所造成的。

　　其次，社论指出，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是能够发挥出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的，但是“主观能动性必须同客观的可能性结合起来”，才不会变成不顾客观实际的蛮干。社论指出在改造客观世界中，“人的主观能动性起着重大的作用”。大连在工业生产中出现原材料不足，电力紧张，燃料缺乏，都没有阻挡我们的前进步伐，就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如果由此而无限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也是不对的。因为“离开了客观的可能性，是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这就是说，做任何事情还是要讲条件的，条件是我们做事情的客观依据。郭述申说：“不讲条件，不分析条件，把主观能动性夸张到不适当的程度”，全凭主观意志来办事，根本不顾客观事实，是不可能成功的。当然唯条件论也是不正确的，使人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事实证明，实事求是同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两者并不矛盾，郭述申说：“因为事情总是要人去做的，认识客观规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改造客观世界。”社论针对1958年“大跃进”中的一些说法：“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明确指出，这是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错误论调，是完全不正确的。“事实上不可能想到的事情都能做到。不存在客观可能性的事情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离开了客观的可能性，引导人们的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要明白，“我们提倡敢想敢说敢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破除人们思想中的不科学的东西，解除人们的思想束缚，使人们敢于思考，勇于实践，探求真理。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违反客观规律去盲目蛮干，都不可以把科学和真理也当作迷信去破除。”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敢于说出这样犀利而明确的观点，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

　　第三，共产主义不是一个早上就能建设起来的，“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一定要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社论说，“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的理想是很远大的，我们的事业发展前途是无限的，但是我们的工作应当是脚踏实地，深入细致，实事求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路要一步一步的走，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一个早晨就把社会主义建成，这只是一个天真的愿望，但是这个愿望却缺乏客观的可能性，因此就成了不能实现的主观空想。“告诫共产党员，党性就表现在诚诚恳恳实实在在，没有一点私心，没有一点虚假”，“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看风’说话，事实怎样就怎样说，有几分就说几分”。他又借用毛泽东的话强调说，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这些鲜明的观点对头脑发热的人来说，无疑是个清醒剂。在当时敢于公开说出这么透彻的语言，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社论最后指出，要干好我们的事业就要努力学习，“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要学习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我们所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规模巨大，艰巨复杂。我们不仅需要兢兢业业的工作，还需要刻苦努力学习。”又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认识和掌握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因而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今天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学透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更大胜利。”

　　社论表达的鲜明态度，正确观点，如同一把火炬照在大连的上空，使大连地区干部的头脑清醒了许多。此后在市委会议，干部会议，干部轮训班上他一再强调干部要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由此而遭到省委和市委的某些领导人的不满和指责。况且在全国大的政治气候下，一个市委书记发出的真理的声音，是极容易被忽略的。就在大连也有不同的反映，有的干部觉得头脑清醒了，有主要领导干部不但不赞成，反而视为反动，这也成为郭述申被撤职的一条理由。想以此来扭转全局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值得称赞的是郭述申的勇气，不怕挨批，不怕丢掉乌纱帽，不怕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在一片虚假声中，挺身而出，传达出真理的声音。在大连广大干部中暗地里称道这才是真理，这才是马克思主义。郭述申的这篇社论是经受了历史的考验，也是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坚持原则力争为人民多做实事

　　1959年8月，省委增派的领导干部在全市召开的万人大会上作报告，标志着旅大地区的反右倾运动的开始。这场运动历时8个月，直到1960年3月结束，又有一批干部受到了错误的批判，蒙受不白之冤。

　　10月，郭述申因病到北京治病，年底到广州休养，于次年的1月返回大连。

　　1960年的1月，郭述申养病刚回到大连，就传来辽宁省委常委会对他的批评，没有指名地说，旅大市委的主要领导人在原则问题上斗争不积极。郭述申对这当头一棒，有点摸不着头脑，但他没有过多的去理会省委对他的指责，更没有迎合省委加强斗争的要求，依然按照他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为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着想。他是在省委指责与干预下，又在同级领导的掣肘和制约下，埋头力争为旅大群众作些实事。1960年为解决旅大地区缺水的矛盾，曾亲自调查水源，走访专家、教授，征求工学院教授和水利局专家的意见，力争在市委会议上多次讨论研究，他提出的引碧流河水，建立水库，以解决大连缺水的初步设想，得到了市委的认同。这个设想在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也得到周的支持，随即建立起水库建设筹备办公室，负责筹备工作。在水库选址问题上，他多次同有关人员商讨大坝建在何处。在前期准备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他都妥善予以解决，修建水库工程基本确定下来。惋惜的是修建碧流河水库的愿望在他任内没有能够实现。

　　正在“左倾”错误泛滥之际，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于1962年1月在北京召开。郭述申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使他多年压抑的心情突然转好。会后他十分兴奋，回到大连之后立即召开市委会议和干部会议，传达大会精神。强调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要作具体分析，造成当前困难的原因，除了自然灾害外，还有我们工作中的错误。会议要求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在党的建设上，强调发扬民主，开展批判与自我批评，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郭述申传达了中央精神之后，得到了干部的热烈拥护。会后郭述申亲自深入学员支部听取意见，请长海县来学习的干部座谈。座谈会上郭述申说，由于“左”的错误，长海县的许多干部被错误地批判和处理，形成冤案，根据中央的要求，市委一定要实事求是的进行甄别，有错必纠。说到这里他站起来以沉痛的心情向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同志道歉，与会的干部深受感动。

　　4月，大连市委在接到党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甄别工作的通知》后，立即成立了甄别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郭述申由衷地拥护中央的这个决定，他亲自组织力量，对“大跃进”、反右倾以来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对长海县问题重新组织力量进行复查，主持常委会听汇报，认真研究，并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处理。他一再强调做好甄别工作是要拿出党性来，因为是我们对人家进行了错误处理的，现在要更正，自然是不那么痛快。尤其是领导干部要耐心听取被错误处理干部的意见，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要有错必纠。对马成山等人的问题一定要把复查工作做好。这些正确的作法和意见，不久就成了”带头刮翻案风”的依据。

　　为了深入贯彻“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市委做出轮训干部的决定。郭述申当时认为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是强调从组织上、从思想上教育干部”。大连这几年的问题，也主要是干部的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势必会影响今后的工作。轮训干部的工作由市委党校承担，共办九期，对全市近万名干部进行了轮训，还代省委培训了千名干部。郭述申对轮训干部的工作十分重视，前三期他在了解情况，没有讲话，到第四期干部轮训班他亲自作了辅导报告，题目是《正确开展党内斗争》。他首先一针见血地说：“近几年来，我们在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一个是脱离群众，一个是脱离实际，这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又说“概括来说，我们的干部在认识上有问题，在方法上有问题，在思想作风上有问题，在组织原则上有问题。”因此要学习提高，“要学习好，必须会思考问题。不思考问题或不善于思考问题，都是搞不好工作的。”然后他不厌其烦地用了很大的篇幅讲党内斗争性质和进行党内斗争的正确方法，他说这些问题思想上明确了，党内生活正常化才有保证。在讲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时，他侧重讲如何对待不同意见的问题。他说，“委员有不同意见这是好事，能使我们讨论的更充分，经过对比，容易取得一致意见。如仍有不同意见，要尊重少数人的意见，少数人的意见也可能是正确的。”最后讲团结问题，他说：“上下左右都要团结。还要和党外干部团结，多听听党外人士的意见”，“不听意见是搞不好工作的”。在开展党内斗争时，一定要搞正批评与被批评者的关系。“批评者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讲无根据的或过头话，就是把话讲的过了头，被批评者不要计较那些话说的难听，要从中吸取营养，哪些意见有道理，自己注意改正，不对的意见，也还可以引起自己的警惕。”

　　两个多月以后，第五期干部轮训班开学。在结业会上郭述申又作了一次《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的报告，他开头就说，这样规模之大、人数之多的轮训干部在旅大历史上是第一次。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要做好我们的工作，党内要树正气，“树立正气，要靠我们负责同志。”还要讲原则，“对原则问题要分清，分清后达到团结。不能模糊原则，不能不分清是非，讲无原则的团结”。他以落后地区改造中的长海县为例子，总结市委的工作。他认为市委对长海县的方针、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有两条错误：一是把长海定性为三类县是错了；二是用工作队代替党委的做法是错误的。诚恳的说，这些错误首先由我负责。错误产生的原因：一是思想方法有问题，我们只听汇报，没有核对，主观主义的定为三类县。二是混淆了两类矛盾，原本就难于划分，而又草率决定，把内部矛盾当成了敌我矛盾。三是没有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有些事常委没有讨论，几个人就拍概有些事书记处决定，没有在常委会上讨论。最后说市委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不必担心报复，也不会给小鞋穿。在这两次讲话里他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这几年在我们的工作中，特别是在群众运动中，是有严重缺点的，党内斗争发生了偏差，搞了过火斗争，把认识问题、学术研究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线混淆了，错批错斗了一些同志，伤害了大批干部，使党的优良作风、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了破坏。又说，这些问题市委首先要负责任，我作为一把手更有责任。他结合自己的经历，语重心长地启发干部说，我在内战时期也挨过整，被错戴过帽子，被撤过职，这种受冤屈的心情我理解。事情过去几十年了，从现在看过去，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就看得十分清楚了。我们共产党员要顾全大局，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即使受了委屈也要向前看，犯错误不要紧，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经验会使我们更加聪明起来。在郭述申的启发下，轮训班的学员打消了顾虑，敞开心扉，把憋在心里的话都讲出来，气氛非常活跃，起到了打破思想禁锢的作用，也端正了党内斗争的态度。但也成为后来郭述申被指责为旅大市刮“右倾翻案风”带头人罪名的根由。

　　1962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又逢辽南大旱，旅大地区出现了大量的灾民。市里主管农业的负责人，派干部去北大荒考察土地，准备筹办“大南泥湾”，接着又派干部到洛阳准备采购拖拉机，以解决粮食问题。征求郭述申的意见时，他考虑再三，最后是阻止了这种作法，他认为这样做花钱太多，而且解决不了燃眉之急。郭述申亲自到灾情最严重的新金县的三个公社进行调查，听说老百姓在吃槐树花，他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能吃吗?工作人员说可以吃。当他在探望和慰问灾民时，看到他们浮肿的脸颊时，热泪止不住流下来说：由于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叫你们吃苦了。他多次同县委领导一起研究解决缺粮问题。后来在普兰店召开县、区委书记会议时，他听取金县县委书记陈士明、庄河县委书记王金普介绍依靠群众生产自救的经验，对他们的作法非常感兴趣。他们经验的核心是把少量土地暂时分到重灾户的手里，作为“救灾田”，栽种生长周期短的农作物以渡难关。郭述申在会上当即肯定了这两个县的经验，提出要他们继续试验，但先不要大面积推广，待请示省委后再定。他的这个决定解救了一批灾民，群众满含着热泪说，郭书记救了我们。

　　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离开大连

　　1960年初，省委指责旅大地区主要领导人斗争不积极之后，8月，省委派出工作组到大连检查重大案件的处理情况，认为市委候补书记、副市长陈少景有问题。不久，市委主要领导人提出长海县委书记马成山有问题，应停职反省。郭述申顶着巨大的压力，不同意问题还没有弄清就草率停职的作法。此后市委领导班子就围绕如何对待这两个人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怎么对待这两个人的问题上和涉及到的一批干部，郭述申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主张对待干部问题要慎重，不能轻易就搬掉。首先要区分矛盾的性质，避免矛头对准好人。是人民内部矛盾就要以教育为主，必须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揭开矛盾，使他从根源上认识自己的错误。为了把问题搞准，他一再倡导要做调查研究，多同有问题的干部谈话，谈话的好处很多，最起码能够起到沟通思想的作用，何况还能了解问题的实际情况和分歧的症结，从而便于分析问题是什么，怎样定性通过谈话可以启发和教育他本人对自己问题的认识。他带头同当事人谈了一、二次话后，被省委工作组迅速制止。工作组决定集中揭发批判陈少景的“阶级立场”错误和“特嫌”问题，连带批判一批局级干部。有的市委领导人认为，旅大地区一些重要案件长期没有处理，要吸取经验教训，领导负有责任。郭述申在发言中，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说党内确实要有原则空气，不能展开原则斗争，就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在坚持原则进行斗争时，要善于分清两类性质的矛盾，对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有不同的方法来处理分清两类矛盾重要的是搞好调查研究，以事实为依据。对陈少景问题的定性上，郭述申始终不同意先扣大帽子的作法，始终坚持把问题查清再定性处理。由于郭述申的坚持，就使马成山、陈少景的处理拖延了二、三年之久。

　　旅大市随着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的贯彻，又恢复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上来。省委和市委的领导人于1963年3、4月间，对这些干部动起了大手术，将马成山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1978年已平反)。对陈少景则扣以“叛徒”、“特嫌”的大帽子，开除了党籍，由公安部门关押了14年(1978年撤销原处理决定，予以彻底平反)。在讨论时，郭述申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对陈少景的问题不要轻易处理，应查清并核实后，再做组织处理。省委对郭述申失去了耐心，决定动手。7月，终于也免去了郭述申的市委第一书记和辽宁省委委员的职务。于10、11月市委组织批判以郭述申为首的一批干部，指责他们犯了“严重的政治立场和组织原则错误。”12月7日，胡明在总结发言时指出，他们的错误是一贯严重思想右倾，发展到丧失立场、敌我不分。

　　1964年8月3日，市委给省委的报告中说，郭述申、傅忠海对旅大市出现的一些案件不抓紧处理，听任坏人长期逍遥法外，支持和重用陈少景等“坏人”：根本错误在于阻挠对敌斗争，否认落后地区改造政策的必要性，带头为坏人翻案：进行宗派活动。性质是“政治上犯了立场性、方向性的严重右倾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要求将他们所犯错误在旅大市全体党员中进行传达。19日，辽宁省委要求在全省各基层组织进行传达讨论。11月2日，东北局请示中央，除了同意辽宁省委将郭述申、傅忠海的错误向辽宁全省的基层组织传达外，在吉林、黑龙江两省通报到县级以上的党组织，在东北地区部队中通报到师级以上党委。这时的郭述申成了东北闻名的犯了严重错误的人物。

　　年底，郭述申离开了大连。他对大连有极为深厚的感情，他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地耕耘了14个年头。现在他以一个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到中央组织部等待分配。当他带全家迁居北京时，在别人的眼光里，他一定是灰溜溜的样子。实际上，他不仅丝毫没有这种情绪，更没有这种言行，极其镇定自若地对待周围的一切。这时他渴望的是工作，什么样的工作他都愿意去做。

　　郭述申在大连工作的14个年头里，有欣慰，有痛苦，也有迷茫和错误。在1990年《大连党史》刊登了韩光写的《旅大八年》一文后，编辑请郭述申也写一篇类似的文章，以充实旅大地区党史的内容。郭述申说：我的14年同韩光同志的8年有所不同，韩光的8年，基本上是一路凯歌，我这14年受“左”的思想影响较多，自己都执行了，也有错误，还是不整理成文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