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是变化无常的，尤其是一个以革命为职业的共产党人，总是随着革命的发展而欢欣鼓舞，随着革命的动荡而漂泊无定，随着革命的挫折而流血牺牲，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而跌宕起伏。郭述申的一生就是这样的一生。在20世纪60年代，他虽然遭遇到极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他从来没有后悔过，也从来没有埋怨过，更没有灰心丧气过。尽管他有过短暂的不解和迷茫，但是他始终坚信真理的力量。正因为他有理论的武装和革命的磨炼，使他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在什么样的处境中，他都十分坦然，总是走着坚定的步子，勇往直前地实现他的理想和信念。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从来都知道困难和挫折总是伴随着顺利和成功，而且它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更没有什么可怕的，这只不过是暂时的，只要正确地对待，用百折不挠的精神坚持下去，最终一定会克服困难，一定会战胜挫折，成功的到来则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他在自己所写的遗嘱中对他的子女说的那样：“在你们工作生活的前进路上，可能遇到困难甚至挫折，一定要百折不挠的坚持奋斗下去，胜利总是属于不怕困难、不怕挫折而勇往直前的人。在你们一生中，能做出一番有益于人民，有益于民族的事业，无论成就的大小，只要诚心诚意地坚持干下去，那就是我们光荣的后代!”这是他的切身体会，也是他一生的写照，更是他人生经验的深刻总结。

　　打倒“四人帮”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也给郭述申的革命历程提供了一个再驰骋的空间。

　　错误得以平反革命青春重又焕发

　　1964年的冬天，在北京显得格外的寒冷，这样的天气并没有影响到郭述申的情绪。他迁居北京后，是以一个犯了大错误的干部出现在人们的面前，长期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下意识地在不断地思考自己所犯的“错误”，想来想去就是想不通，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么教育我们的，按照他们教导的去做，怎么会酿成这么严重的错误?事实摆在面前，白纸黑字写的结论，被撤了职不说，还扣上了严重右倾，政治立场和组织原则错误的大帽子。思想不通是一个方面，但他还想再为人民作些事情，哪怕是普通的工作。他在期盼着工作的一天快点到来。

　　郭述申在长期等待分配工作中，除了学习、学习、再学习之外，就是偶尔参加一些中组部组织的活动，他更感兴趣的是到各地搞些调查研究。这时他虽然已是花甲之年了，但他认为自己的身体健康、思路敏捷，还能作些事情，而且也应该去工作。曾经数次向中央组织部申请，要求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然而他个人只有耐心等待。这样的生活，直到1966年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对于一个以革命为职业的老共产党员来说，这无疑又是一个考验，也是一种折磨。

　　“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袭来后，郭述申在中组部参加一些活动，还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因为他在一些人的眼里已经是一条“死老虎”了。到1967年初，大连的“红卫兵”把他强行带到大连进行轮番批斗。开始这些“红卫兵”劲头还很足，可是斗来斗去，斗不出什么名堂来，时间长了，也就松弛下来。郭述申住在楼梯下的小储藏室里，每天有窝窝头可吃，除了打扫卫生、收拾厕所之外，在空暇时间里，倒是没有人干扰，安静的读点原著。后来辽宁的“革命群众”又把郭述申带到沈阳，接受“群众审查”，查来查去，查不出什么问题，“革命群众”也没有了积极性。1968年底，中央组织部造反派指令旅大市“审查”郭述申的问题。依然没有查出什么“新”问题。从1969年2月到1971年初，在旅大市委机关学习班接受“审查”，还是什么问题也没有，只好罢手。在这期间，他的心情一直处于平静状态，有时间就读一些书，思考一些问题。于1971年初被放回，到了北京，总算度过了这一场劫难。在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处边学习、边休养。  ‘在“文革”期间，红卫兵和造反派在审查他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工作评价是实事求是的，没有给自己扣上不合适的大帽子，也没有把自己说的一无是处，更没有诿过于人的情况。因为他十分清楚，在旅大时期的工作成绩，是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是很多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努力的结果，所以有多少成绩就说多少成绩。对于出现的问题，该他负责的他坦诚的负起责任，决不推诿。不该他负责的他就直率的说明情况。郭述申对于外调所书写的众多材料，也是坚持了实事求是，是经得起历史的推敲。对于中央已经公布为反党集团的人，他也不去按照外调人员的意图回答问题，总是实事求是的说明情况。在外调人员的恐吓和威逼下，他也是沉稳地说，这是事实。对于调查群众团体已经定性为反革命或者是叛徒的干部，他明确表态，这个人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叛徒。来人说，他不是叛徒，那你就是叛徒。他当即顶撞说，我不是叛徒，你说他是叛徒那不符合实际，我不能瞎说。他在写外调材料时，经常用些智慧来应付。比如为了避免伤人和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往往都把这个人的活动同毛泽东联系起来，这么写的多了，有一次他的小女儿问他，怎么这些人都同毛主席有联系呢?他说，这么写，他们就不好再纠缠下去了，要调查的话，那就去找毛主席好了。

　　“四人帮”倒台后，郭述申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有了转机而欢欣不已。心情好转，埋头学习，除了系统学习《资本论》、《毛泽东选集》四卷和列宁的经典著作，还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积极参加中组部组织老干部到外地参观访问，东到南京、南至湖北、西达兰州、新疆、北抵黑龙江等地，为烈士扫墓，看望烈士的故居，看望老红军和烈士家属。1978年2月，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5月，他到鄂东和皖西等地参观访问。到浠水参观水电站、养猪场。到黄梅访问了邓雅声烈士的故居，当他看到战友的遗著时，多次流下了怀念的泪水。又看望了烈士的后代。当汽车奔驰在英(山)、罗(田)的公路上，他回想起在1932年的秋天，就是在英山、罗田之间的地方，重建红二十七军的情景。参观英山张家嘴水库时，欣喜异常。到皖西的太湖、宿松等故地，自然想起当年在这些地方战斗的情景。是年的12月，虽然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暖风，使人人的心里都是温煦的。当郭述申的子女们听到恢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建制，父亲当选为中纪委副书记时，都为他又能重新工作而欢呼雀跃，因为他们知道父亲盼望这一天的到来已经是望眼欲穿了。革命的青春又得到了焕发，尽管这时的郭述申已经是七十有四的高龄了。

　　1979年3月，旅大市委向辽宁省委作的《关于郭述申、傅忠海同志问题复查平反的请示报告》中指出，经过复查，1964年8月3日中共旅大市委“对郭述申、傅忠海同志所作的结论和处分决定是错误的，乃是一起错案”。认为郭述申在主持旅大市委工作期间，“是贯彻执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旅大地区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在旅大市委的“大是大非斗争中，是坚持了党的政策和党的原则的”。因此决定撤销原决定，在原传达范围内予以平反，建议省委也撤销对郭、傅的处分决定。4月16日，辽宁省委给党中央的《关于为郭述申、傅忠海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指出：郭述申在主持旅大市委工作期间，认真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因此1965年3月东北局和省市委所做的结论及撤销职务的处分是错误的，应予以平反。待中央批准后，将省委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在全省党组织中公布，以挽回影响。10月4日，中央批准辽宁省委的报告，为郭述申彻底平反，并在东北地区传达到党员干部，至此洗刷了不白之冤。郭述申这时早已顾不上平反的问题，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了。

　　为恢复纪检工作、为平反冤假错案而奋斗不息

　　“文革”开始后，在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下，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被取消了，冲击了执行纪律的机关，冲击了党的纪律，也冲击了执行纪律的专门队伍，结果是党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泛滥，不良的党风充斥党内，歪风邪气严重地腐蚀了党的肌体，给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因此中纪委组建后，百废待举，任务极为繁重，一面抓自身的建设和充实，开展分内的各项工作；一面要拨乱反正，清除“左”的流毒，进行广泛的宣传，协助地方把纪检部门组建起来，把工作落实下去。郭述申到中纪委后，第一件事就是到各地贯彻党中央的决定，宣传纪检工作的重要，把纪检工作的性质、任务、方针明确起来，把纪检机关重新建立和加强起来。根据工作分工郭述申到一些省份，帮助把地方党委的纪检部门恢复起来，建全起来，巩固起来，运作起来。

　　当时纪检部门的工作任务繁重，尤其是中纪委面对着全党和全国，大量的工作是为冤假错案甄别平反。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都或多或少的遗留些冤案、错案，尤其是反“右派”运动以来，问题就更多，到“文革”以后，积压的冤假错案更是令人吃惊，这些都需要一桩桩一件件地还其本来面貌。可见中纪委刚恢复职能，所面临的任务是多么的繁重，要把各地的纪检机构建立和健全起来，要指导下面把多年积累的案件审查清楚，还要把中纪委自身所管辖的案件审理有个明确的了结，总之，凡是冤假错案一律予以平反。郭述申这时全然不顾自己的高龄和疾病，作为副书记他精神抖擞、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繁重的工作任务。

　　1979年4月郭述申到合肥，参加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会，同时也了解安徽的纪检工作情况。会议期间，省委主要领导讲了话，组织与会代表认真学习中央纪委的文件，热烈讨论了领导的讲话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并结合安徽省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认识到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郭述申在全会结束前作了题为《加强党的建设是端正党风严肃党纪的基础》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党内的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讲了五个问题，在“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共产党员”的标题下，他强调做好纪检工作要把着眼点放在党员教育上，他说：“检查和处理违反党规党法的案件，同违法乱纪的现象作斗争，是我们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工作。但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应着眼于对党员的教育”，“纪委的工作，首先是进行党风党纪教育，其次才是检查处理。不能‘不教而诛’。”检查处理，除了清除混进党内的坏人，就大多数违纪党员来说，也还是立足于教育，既教育犯错误者本人，又通过一些典型案件的处理，教育全党。郭述申针对在林彪、“四人帮”把共产党员的基本原则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对党员教育就要从根本抓起。在全党进行“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共产党员”的教育中，一方面要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负责干部，都要对自己符合不符合共产党员的标准?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共产党员?有没有为党为革命献出自己一切的决心?作一番思考。要党组织把教育放在根本问题上，把党员标准结合实际，向党员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进行教育，使每一个共产党员懂得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参加党，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

　　在“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在搞好党风中的作用”的标题下，他把纪检工作要从基层做起讲得很透彻。他说：“党的基层组织是组成党的肌体的细胞，是率领党员和群众保证完成党的各项任务的战斗单位，是教育党员的学校。”又说，我们维护党规、党法，搞好党风，首先要靠广大党员和广大党的基层组织，特别是要靠有战斗力的党支部。他又针对这几年基层组织发挥不了作用的实际情况，指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有责任协助党委抓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因为维护党规党法，端正党风，党的基层组织负有重要责任。同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教育、监督党员发扬民主，不搞‘一言堂’，不搞特殊化，不以权谋私，严明党的纪律，也要靠党支部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支部还要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纪律教育，多方面的恢复工作才能使基层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在“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重大责任”的标题下，他说：“维护党规党法，贯彻《准则》，搞好党风，严肃党纪，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负有极为重大的责任。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要支持下级组织坚决执行。”他借用一个地委干部的话说：“不敢接触实际，不敢揭露矛盾，是我们纪律检查工作中的一个‘致命弱点’”。他说我们工作确实面临很多的难题，但是我们有克服困难的基本条件，只要我们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支持纪律检查工作，支持纪委同坏人坏事作斗争，不能做违背原则的事。只要我们从事纪检工作的干部有抛开个人私心杂念的精神，敢于揭露矛盾，迎着困难上，在上级党委和纪委的支持下，是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干扰的，会得到群众支持的。他分析了安徽领导干部的基本情况说，现职的这一批领导骨干，他们有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希望他们精神抖擞，做好工作，做出表率。同时“要时刻关心对青年的培养教育，从各方面去发现精通业务，思想先进，作风正派的青年同志，并把他们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又语重心长地说，对青年干部的缺点错误，一要客观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二要耐心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立足于提高他们，为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青年干部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把革命事业传承下去。又饱含感情的向在座的老干部说：“我们老干部要为革命鞠躬尽瘁，把党风搞好，把党的事业搞得兴旺发达。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就对不起曾经同我们一起战斗而早已牺牲了的革命先烈对不起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我们的教育和期望；对不起自己的光荣的历史；也对不起我们的子孙后代。”他恳切的话语，感动了在座的老干部。

　　在“加强学习”的标题下，他引证毛泽东的话说：“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只有认真学习，才能做好工作。”因为我们面临着新的任务，“我们会遇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不努力学习，我们的思想就会跟不上飞速发展的形势”。强调指出，我们做纪检工作的，既要学习革命理论，又要“善于在实践中学习”，他认为在实践中学习的最好方法是调查研究，“在实际工作中要深入群众作调查研究，”因为“客观事物、社会现象是复杂的，要弄清楚某一件事、某一问题，就要深入的调查和细致的分析研究……才能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我们从事纪检工作的“在检查、办案中要全面了解情况，不能偏听偏信。”“决不能草率地、主观地、片面地决定问题、处理案件。”总之，“努力学习，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加强调查研究，反对主观主义，客观地、全面地、谨慎地处理问题，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原则。”

　　在最后的一个问题里，他讲了“增强团结”的重要性，他说：“团结，是我们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今天，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也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他强调指出，在全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关键是加强党的团结”，这是全国人民团结的基础。“四人帮”给党造成的严重创伤，使党的团结存在很多的问题。要把全党团结工作搞好，首先要实事求是的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其次要解开同志之间的疙瘩、消除隔阂的工作，这个工作需要下大力气去做；还要彻底肃清“四人帮”搞的派性流毒。搞好党的团结，领导核心的团结就显得格外的重要，要求领导机关的负责人之间，“要讲友谊，讲谅解，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相商量，互相照顾，求大同，存小异。在原则问题上，大是大非问题上，要经过酝酿、讨论、商量、研究，取得认识上的一致，在非原则问题上，小是小非问题上，就要互相谅解，善于妥协、让步，不纠缠个人恩怨，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了维护团结，以大局为重，即使自己受些委屈，也是值得的。”

　　最后他强调说：“各级纪委都要协助党委落实党的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把积压的案件，有计划有步骤和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也希望作纪律检查工作的同志，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原则又谦虚谨慎，刚直不阿，不徇私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自己也应是遵纪守法的模范。”

　　在省纪委第一次全会后，郭述申同省纪委第二书记张凯帆等人到滁县、来安、天长等地参观访问。这些地方是四十年前，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郭述申与张凯帆早在1939年新四军五支队时就共过事，郭述申任支队政委、张凯帆任司令部直属政治处主任。五支队的领导机关就设立在滁州的古河镇。他们这次来滁州也是来寻访故地的，看到了当年新四军五支队司令部、政治部所在地，探望了当地的老乡和已经离休的老同志。

　　在战争年代，琅琊山就在五支队活动的范围以内，可是戎马倥偬，他们从来没有机会游览过，也根本没有要游览的心情。这次来到琅琊山虽属故地重游，但是和四十年前相比已是换了人间，祖国的山川更加优美壮丽，他们抱着既怀旧又迎新的兴致游览了琅琊寺、醉翁亭。在醉翁亭前欣赏苏轼手书的碑刻，异口同声地背诵起《醉翁亭记》中的名句。在滁州地委机关，他们听取了地委书记关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介绍，他们还共同探讨在新形势下，农业机械化和兴修水利等问题。到来安，参观了半塔保卫战的烈士陵园，他们看到陵园纪念碑的说明，知道半塔保卫战纪念碑的碑石在“文革”中遭到了破坏，两个人的一致意见是应该加以修复，碑文还要充实，使其更符合历史的真实。为了修复纪念碑，郭述申回到北京后，请原在五支队工作过的老同志座谈，将整理出来的座谈纪要，送给了有关部门。后来的新碑文就是根据座谈纪要的思想加以充实和修改的。

　　1980年2月，北京市委召开纪检工作会议，郭述申带领中纪委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一面了解纪检工作的进展情况一面继续宣传纪检工作的重要性，以引起党委和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视。29日，他在会议上讲话，以1980年纪检工作的中心任务为重点，讲了三点意见：一是提倡发扬共产主义的高尚品德和风格，二是要严格党的纪律，三是加强纪律检查队伍的自身建设。

　　郭述申讲到：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不同的特点，就在于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远大理想，有共产主义的品德和风格。能不能保持这个特点，“对一个执政党来说，是关系到能不能保持无产阶级本色，继续领导全党和人民群众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大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吸引群众和团结群众的问题，是我党的建设上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又针对十年浩劫党的肌体受到严重损害后，指出：要从根本上转变这种状况，纠正党内不正之风，重要的是，要坚持正面教育。首先要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进行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的远大理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当前奋斗的宏伟目标。“只有树立了远大理想，我们才能在前进道路上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必要时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还要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观点。没有无产阶级世界观，也不会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其次，“要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怎样解决党员能够自觉的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呢?必须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强调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发扬党的一贯艰苦创业的精神；进行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教育，把党和群众的鱼水关系永远保持下去。通过这一系列的教育，一个党员才能养成共产主义的品德和风格，在党内才会逐渐形成一种优良的党风。

　　他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要严格党的纪律”。他首先引证了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一段名言：“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工人阶级全体群众全心全意的拥护，……那末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十月革命证实了这一点，中国革命也不例外。中国革命经历各个时期，正因为有革命的纪律，保证了党的路线的执行，才有革命的胜利。十年浩劫，破坏了党的纪律，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它涣散了党的组织，损害了党的战斗力，破坏了党的威信。这是当前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严格党的纪律是要建立在党员高度自觉的基础上，因此要加强党员的纪律教育。他着重说明了严格党的纪律不是不要民主，在党的会议上，允许党员畅所欲言，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包括反对的意见，“但是，一个党员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党的决定，在组织上必须是无条件的服从，并且身体力行地去执行”。为了引起党内的重视，他加重了语气说：“党的纪律问题，是关系到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问题，关系到团结人民群众的问题，关系到党的战斗力的问题。”如果党员能够高度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就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不断地前进。

　　他在加强纪检队伍自身建设问题上，针对纪检工作中存在的困难说道：“大家反映，现在做纪律检查工作困难很多：办案牵涉到领导干部难办；知情人不说实话难办；替被检查人说情难办。因此，有的同志对工作有畏难情绪，感到检查一个案子阻力很尢有的案子检查完了也处理不了。东北的同志说是‘保护层厚’，这次会议上反映是‘案子一进门，就有说情人’。这一些说法反映了当前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一些实际情况。检查一个案子，历来是有斗争的，这在历史上也是有的。但是像今天这种情况，的确是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搞乱了的结果。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每一个纪律检查干部，都应知难而进，而不应该知难而退。因为这是一个同党内的坏思想、坏作风、坏行为作斗争的问题。该处理的，一定要严肃处理。当然，作斗争并不是一棍子打死，要教育，要敲警钟。困难是会有的，解决困难的办法，不但要从组织上解决，而且要从思想上解决。”

　　接着他以切身的体会和针对存在的困难，提出了怎么做：“第一，和坏人坏事作斗争要有勇气，遇到困难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第二，要高屋建瓴，根据党的原则，耐心艰苦地做思想工作。第三，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是党性的第一表现。要反复调查研究，如实地反映情况。对问题的处理，要按党的政策办事。第四，配备干部要符合条件，坚持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会提出的标准，特别要注意吸收一定数量的优秀的中青年干部。纪律检查工作，是个难度很大的政治思想工作，要有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才能做好这项工作。”

　　在这一年的10月初，他和中纪委的几个干部到达云南，任务是了解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简称《准则》)的贯彻执行情况，了解一下省、地、县领导班子的情况，特别是党的团结问题。郭述申和绝大部分的云南省委常委交谈过，也找了云南少数部、委的领导谈了话；中纪委的其他干部深入到8个地、州和一些县，和各级干部进行了交流，了解了下面的一些情况，尤其是重点了解云南全省执行《准则》的情况。经过50余天的调查研究，在11月19日云南省委召开的常委会上，郭述申讲了话。他着重讲了对省委班子的看法。由于他的讲话是经过调查研究的，讲的内容充实，实事求是，有针对性，获得了常委们的好评。

　　他首先肯定说“云南省委的领导班子，是坚决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总的看，领导班子是团结的，工作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也是有战斗力的，领导是正确的，是个好的领导班子。”又指出他们在拨乱反正和清查工作中做得很有成绩，在农业和工业的生产上也都有显著的成效，党群关系尤其是民族关系正朝着好的方面转变，采取的措施有力，使“四人帮”时期遗留的问题正逐步加以解决。云南地处祖国的边疆，省委重视加强军民团结和军政团结。但又指出他们的不足：由于一些历史条件的限制思想认识还有待于提高，克服极左的余毒和影响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加上调查研究不够，指导工作也产生过一些失误。这是前进中的问题，要总结经验教训，不能责怪哪个人。

　　郭述申指出，省委领导班子的团结是建立在大家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各人的工作经历不同，了解情况的深度不同，以及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因此产生意见分歧也是正常的。我们了解到省委常委之间在政治生活中也存在有意见分歧，一般的能把不同意见摆在桌面上，经过激烈的争论，求得认识上的统一，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这是好现象。矛盾最大的问题是对一些干部的看法，解决这个问题也不难，首先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干部，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看执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坚决，是否理论与实践统一；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是否敢于负责，是否有能力带领群众搞四化是否敢于坚持党的原则和党的纪律。对于干部的缺点和错误的，主要看是否认识和改正了，包括十年动乱中的错误。在这些基本方面搞清了，对干部的认识就可以取得一致。

　　针对有些常委认为常委会在执行民主集中制上存在有问题，郭述申说，对这个问题我也作了一些了解，我认为要进行分析，总的来看，还是比较好的，一些重大问题，都是经过集体讨论决定的。至于对于有争论的问题，我看“还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或者在认识还不完全一致的时候，暂缓作出决定，等待意见成熟以后再作决定，这是符合领导原则的。”

　　省委领导班子在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互通情报、沟通思想、交流经验、相互支持、增进领导核心中的友谊，对进一步增强团结，是非常重要的。”又以自己在大连工作时期出现的问题做例子，说明常委之间要经常沟通思想，互通情报，这是增进领导核心中的友谊和取得谅解的必要条件。又明确指出：领导班子“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要争论明白，大是大非要分清楚但在一些非原则问题，在一些纯属事务性的工作问题上，要互相谅解，互相支持。”“相互支持对增强党的团结是十分重要的。”又说，每个成员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都要从全局出发。都要严格要求自己，做到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要维护党的团结。要把全省人民的思想，引导到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同心同德搞好现代化建设上来。

　　到1981年，郭述申回到机关后，全力以赴地参与和领导平反重大的冤假错案的工作，认真地阅读了刘少奇、瞿秋白等人的主要材料；并同有关检查室和审理室共同研究被平反人员的材料参与商讨向党中央所作报告的内容参加违纪案件的检查和处理工作阅读有关林彪、“四人帮”骨干分子的材料并参加审查和处理工作。

　　在中纪委工作的这两年时间里，他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工作机会，终于在晚年又能为党为人民做些实事，这是他最美好的心愿，也是他人生最大的乐趣。在这段时间里，他总是夜以继日地、殚精竭虑地操劳，总想把每一件工作尽可能的做得完美。他的司机经常讲，在中纪委下班最晚的就是郭述申了，最后的这辆车直到天黑以后才离开办公楼，几乎每天如此。

　　郭述申尽管对工作十分的留恋，但是自己毕竟年事已高，应该让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有旺盛革命斗志的干部来接替工作，这也是党的事业的需要。于是在年底向党中央提出申请，要求退出第一线，请中央考虑他的意见。

　　1982年5月初，郭述申身负工作任务到陕西省的一些地区作调查研究，了解纪检工作和干部情况，借此机会来再看看他战斗过多年的地方。郭述申从1934年到1945年，大部分时间是在陕北、陕南渡过的，对这个地区有很深厚的感情。阔别了近四十年的时间，又来到故地，往昔的情景，又一一浮现在眼前。他访问了1934年底随红二十五军长征时经过的商洛地区的丹凤县、兰草镇。登上当年庾家河战斗的山岭，同当地群众交谈，感谢他们当年对红军的支持。建议地方党委在这里建立庾家河战斗纪念碑。他的这个建议得到商洛地委的赞同，请他为庾家河战斗纪念碑题写碑名。纪念碑于1983年初建成。18日，郭述申出席商洛地区召开的“老红军座谈会”，他代表红二十五军在京的老同志向到会的老红军表示敬意并在大会发言，他说今天“跟同志们坐到一块，畅谈往事，我倍感亲切。”“我们现在年老体弱，我相信我们老同志还是有过去那股革命的豪情壮志，要继续为革命尽点力量。”他把党中央要整党、要整顿领导班子和加强党员教育等精神传达给这些老同志，还要求他们要以身作则，支持地方党委的工作，尤其是要支持在执行党的政策上所采取的各项措施。

　　1983年4月，郭述申亲临武汉，参加抗战初期武汉地区工运史座谈会，主要听取与会人员的意见，他也诚恳地讲述了自己的意见。当时由于长江局没有向省委传达中央的五月指示，延误了一些重要部署，如果按照中央的指示，在武汉撤退前夕，可以组织工人到鄂豫皖根据地开展工作，在兵工厂搬迁时，还可以把机器、枪支弹药运往根据地。这些都是受王明路线影响的结果。

　　1983年8月，以郭述申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代表团赴罗马尼亚访问。全团10人，8月22日适逢罗马尼亚国庆日，他们参加了罗马尼亚人民欢度的节日。在二十天的访问期间，除了了解党的工作情况和交流工作经验外，他们游览了多瑙河、喀尔巴阡山等景区。郭述申回国后，把这次活动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写了《访罗即事六首》，其中有这样的诗句：“黑海风高卷巨澜，车流如水蔚奇观，高楼栉比花争艳，笑语欢声满海滩。”“携手泛舟多瑙河，喜看大地谱新歌”，“喀尔巴阡景壮观，林前空地锦花坛”，“遨游廿日心神旷，学习健康两并收，花甲古稀何所愿，雄心壮志岂难酬。”反映了当时他们所看到的罗马尼亚的景色，也抒发了他们的情感和欢愉的心情。

　　关于党史和军史书写原则的阐述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82年9月1日至1 1日在北京召开，郭述申受邀请列席大会，并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此后郭述申由中纪委副书记退居二线，专心于中顾委的工作。他在中纪委工作将近三年时间，不仅作了大量的纪检工作，而且还参加了很多关于党史和军史研究的会议和活动，写了很多有关的文章。他从1979年1月写了《永远怀念周恩来同志》刊登在《旅大日报》上开始，到1985年他离开中顾委期间，他个人写了25篇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回忆领袖、回忆战友、回忆历史事件的，还有就是为地方的革命历史书籍作序。郭述申的这种责任感，迫使他把自己所经历过的历史事件，共同战斗过的战友的生平和革命事迹写出来，一方面供给研究党史和军史的有关人员作参考，另一方面教育后人。他生前曾经说过：“我们革命的历史，就是人民谱写出的历史，用人民的历史来教育人民是最容易被人民所接受的。”又说“我们是革命事变的参加者，革命历史的见证人，把自己的经历和斗争事实如实地记录下来，汇编成册，这是我们老一辈人的神圣职责。”同时他认为“盛世修史”，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是修史的大好时机，尤其对老革命根据地历史的相继出版，使他极为欣慰。

　　由于郭述申十分重视这一工作，他在如何书写党史和如何反映历史事件上，有很多值得重视的观点和比较系统的论述，对今天我们书写回忆文章仍然很有裨益。

　　首先他充分认识到党史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他说：“党史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我们正是通过党史来回答在中国为什么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要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等问题。所以编写、宣传党史是一项非常重要、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学习和研究党史，才能加深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从而自觉地贯彻执行。他又强调说“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青少年必须了解和熟悉我们党的历史，借鉴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书写党史、书写根据地历史，也有很多的论述。他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序》中说到，要“本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两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尽力作到实事求是地全面系统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分析成败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他历来强调对党内发生的大事，“应秉笔直书，实事求是，才能做到以史为鉴”。也就是说，从对人民负责的基本立场出发，不受政治风云的影响，不受实力人物的左右，一定要客观地反映出历史的真实面貌，不仅把革命的伟大功绩凸显出来，还要把革命斗争的挫折和错误反映出来不仅写革命领导人物的运筹帷幄和叱咤风云，还要写他们的失误和不足；不仅书写英雄的丰功伟绩，还要写普通革命者的前仆后继和流血牺牲。总之，把真实的历史和全面的经验和教训留给后人。他认为党史如果没有真实性，写党史也就失去了原本的教育意义；党内发生的大事写不清楚，或者省略不写，那也就成了空洞的、惨白地说教，失去了用党史教育后代的本意，也使后人无法借鉴历史。

　　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郭述申在审定《皖西革命史》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说：“要认真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经过反复的研究，力求使这部地方史能够真正符合皖西30年革命斗争的客观实际。除了史实准确外，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功过，如何正确地评价等等，都需要史学工作者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作出客观而公正的判断”。他说，历史问题有很多现象，怎样透过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怎样找出主要矛盾，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识别矛盾的主要方面，“都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判断，否则，就不可能把历史的本质，历史的真实面目揭示出来”。所以在总结重大政治事件上务求旗帜鲜明，是非清楚，基本经验明晰，脱离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是不可能做到的。不仅如此，我们书写历史，不完全是为了总结过去，更重要的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指导实践，指导今天的工作。所以写好历史，一定要立足于现实，为此，从事党史和革命史研究的人员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学好邓小平的理论，有了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也才能保证革命历史的质量和它的存在价值。

　　郭述申认为党史工作者，要走出书斋，走向社会，和当前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又说，书斋还是要坐的，但是也要走出来，这样做大有好处，党史工作者眼界开阔，面向实际，写出来的东西不空洞，容易有的放矢，真正发挥党史的教育功能和历史的借鉴作用。他对党史工作者提出了要加强史德修养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遵循周恩来生前一贯倡导的“存真、求实”，“秉笔直书”的精神，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写出一部真实的党史来教育后人。

　　研究党史和书写党史文章，需要积累大量的素材，郭述申告诫史学工作者要具备善于积累材料的基本功。他认为党史和政治理论的区别，就在于党史是以丰富的史料作为论述的基础，没有党的重大的历史事件作素材，也就没有党史，因此他十分重视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他自己在晚年一直是遵循这个原则在从事这件工作，当他看到《大别山烽火》和《皖西革命回忆录》、《鄂北风云》等书时，异常高兴，他认为以“回忆录丛书的形式将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斗争史料挖掘、整理出来，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方法，值得提倡。一来可以积累史料，二来可以告慰先烈，三来可为后人提供革命传统教育教材。”

　　他对党史大事记的写法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说，党史大事记和地方志是有区别的。他在审阅大连党史大事记时说，党史大事记“应以党的重要史实和基本经验为重点，其他与党史无关的材料可以省略”，因此“大事记本身必须把重大的政治史实和基本经验教训反映出来”。为此他不主张把缺点和错误加以掩饰的作法，就如党内的斗争，也无可讳言，应该如实地反映出来，这是教育全党教育人民的极好教材。在他的文章中，有的是揭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他在审定《皖西革命史))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说到：“皖西的革命斗争还要反映出我们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精神。当时我们很多领导人大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没有经验，而当时的斗争又异常激烈，出现一些缺点和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对缺点错误不要遮遮掩掩，要有自我批评精神。”“我在皖西北道委领导工作中也是有缺点错误的，要反映出来。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进行自我批评，是表现自己对革命事业的负责态度。”所以他十分欣赏那些从不文过饰非，对自己的错误一经认识就勇于承担责任的人。

　　在任中顾委的委员之后，他曾到各地参观访问，参加革命烈士的纪念活动。1985年5月，郭述申在中顾委工作期间，曾到延安参观访问，了解到工厂企业在下面遇到两大难题，一是“简政放权未能贯彻执行”，二是“摊派款、资助款名目繁多，捐款数字越来越大”。这两大难题，不仅严重制约生产部门的发展，而且也阻碍改革的实现。回京后，他写了《机构臃肿和乱派款项是两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交中顾委后，发表在中顾委办公室编的《通讯》第97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