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郑位三受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派遣来到鄂豫边区，加强对五师、边区的领导。在边区我们都尊称他为“位老”。位老坚持实事求是，如实地向中央和华中局反映以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为核心的边区党委的工作，以及新四军第五师的状况；正确领导了边区的整风与审干，保护了一批干部；逐步消除了当时中央对五师、边区的某种误解，为五师和边区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

　　中央两次决定位老到鄂豫边区工作

　　抗战爆发不久，位老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派，回鄂豫皖地区，先后任鄂豫皖特委(后改为鄂东特委)书记、鄂豫皖区党委书记，领导鄂豫皖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与准备工作。在黄安(今红安)七里坪，位老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将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当时，红二十八军在大别山区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不了解全国的抗战形势。位老来了以后，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帮助高敬亭纠正了接受国民党命令的错误，退还了蒋介石的委任令，将国民党派来的副司令刘纲夫礼送出境，使红二十八军迅速整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赴皖东抗日前线，后来发展成为新四军第二师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提高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培养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位老和方毅等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从1937年10月到1938年6月，先后举办了“游击队干部训练班”和“青年训练班”，共培训出600多名学员。他们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华中和鄂豫边区领导抗战的骨干。与此同时，位老还把从延安来的同志和各期训练班的骨干组织起来，到各地去发动群众，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成立游击武装。先后领导建立了独立游击第五大队、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1939年1月，中共鄂豫皖区党委成立，位老任区党委书记。在他的领导下，鄂东党组织又组建了新四军游击第七大队和新四军江北游击第八大队，为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同时位老在七里坪还建立了四支队后方留守处，积极开展各项工作。这样使七里坪成为发动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支撑点之一。

　　1940年1月，新成立的豫鄂边区党委在朱理治的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党委会议，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会议决定中原局委员郑位三任豫鄂边区党委书记，后因在皖西根据地染病未能到职。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中共中央更加重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作用。为了加强新四军第五师领导班子建设和鄂豫边区的领导，李先念一再坚持要求中央派人来，中共中央经过反复考虑，还是认为郑位三去鄂豫边区是最合适的人选。1943年5月任命郑位三为豫鄂边区党委书记兼新四军第五师政治委员，但他并没有立即启程赴任。七八月间，华中局派城工部部长刘晓到鄂豫边区先期调查了解情况。刘晓在大小悟山住了二十多天，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和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等领导同志交谈外，还广泛找了一些地方和部队的基层干部了解，并详细查阅了五师团以上干部的档案。临走时才提到华中局准备派一位领导同志来五师的消息，得到了李先念等非常欢迎的表态。一个多月后，才有电报通知五师说郑位三从二师出发了。11月下旬，郑位三来到鄂豫边区。

　　以上情况说明位老和鄂豫皖边区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同时也说明中共中央对五师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视，以及中央、毛主席和华中局对位老的高度信任并寄予厚望。

　　位老带着审查任务来五师

　　郑位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久负盛名的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是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是创建和坚持鄂豫皖和陕南苏区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有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为人正派，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而且又曾是李先念的老上级。他的到来，李先念打心眼里高兴，并且受到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等同志的热情迎接。但是，位老这次是带着中央对五师和边区的某些误解，做审查而来的。

　　中央对五师和边区的某些误解，突出表现在：1943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给陈毅、饶漱石并告郑位三的电报。电称：“(一)位三已同意去五师，中央即决定以郑为鄂豫边区党委书记兼五师政委。(二)为了帮助去解决五师问题及使华中局了解五师情况起见，书记处提议加派刘晓(时任华中局城工部部长)同郑一起到五师，帮助一时期工作，再回华中局，如何?望你们决定电告。(三)郑与刘晓暂缓起程，待中央指示机宜及电告某种机密事件后再起程。但在目前须准备下列工作：1．由薛丹浩(时任新四军机要科长)亲自约定五师与你们及与中央通电可靠密码带去。2．由前四支队人员中选两个译电员带去，这两个译电员必须是完全未到过国民党区及未能脱离过部队，完全忠实可靠的(即使以前未做过译电工作亦可)。因五师机要科内部已有奸细打入，位三在五师必须另组织一个私人用的可靠机要室，以后才好办事。3．位三带去五师的其他干部，必须选择前四支队的老干部，对位三有很好信仰者。要有几个旅、团干部同去，因在位三到五师后，还准备从五师抽一批高级干部到华中局。”①

　　其所以使中央产生对第五师某些误解，我考虑有其历史的、现实的多种原因，主要可能有如下几点：一是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纠正干部中非无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当时中央社会部长康生提供了某些领导层于部不可信任的错误情报，同时在延安掀起“抢救运动”，用“逼供信”手段制造了“特务”张克勤冤假错案，进而诬指河南、湖北、甘肃、陕西、四川等省党组织，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所谓“红旗党”。而五师、边区正是由河南、湖北党组织领导创建发展起来的，不少干部又来自于两个省的党组织，这就使边区和五师党组织不能不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蒙上了阴影。二是新四军第五师及其前身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挺进纵队，自建军伊始就受到敌顽伪的夹击，与其他兄弟部队完全隔绝，长期孤悬武汉外围独立奋战，只能通过无线电台向中央和军部报告部队简要情况，不可能具体、详细地反映部队、边区全貌。因而中央和华中局也不可能具体、详细地了解五师、边区的全面情况。而且，建军初期的两三年里，部队发展又大又快，开辟的根据地地区辽阔，还吸收了一大批人参军、入党，改造了一批反正伪军参加抗战行列，因而在某些基层难免出现良莠不齐，甚至叛逃行为。三是由于自延安开始的清算“国焘路线”斗争，对张国焘的错误及其影响缺乏具体分析和区别，当时对西路军的失败作出了错误的评述，使一些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不应有的伤害。当然这个问题以后也都解决了。正如李先念在《对处理高(岗)饶(漱石)事件的认识》一文中所指出：“对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斗争我未参加，只参加了

　　①《新四军文献》(3)，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11月版，第685页。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开始有个缺点，就是讲区别不够，以后解决了，也区别了。但总有一些空气，有些人是不大会舒服的，我就不舒服了一个时候。但经过整风，完全解决了。”①所有这些，都促使中央对五师、边区产生一些误解，也是不难理解的。

　　虽然，先于位老来边区考察情况的刘晓同志，回去后向华中局作了汇报，为五师说了好话，使华中局对五师、边区情况有进一步了解，但未从根本上使中央对五师、边区消除某些误解。因此，位老来五师，除了以华中局党代表的身份出现，而未宣布中央关于他任边区党委书记兼五师政委外，其他的都是按“5·17”电报的部署进行的。特别是位老来五师不久，在一次交谈中，向李先念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要接受高敬亭被杀的教训”!②

　　位老对五师的特殊贡献

　　位老来五师后，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多方了解情况，特别是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开展工作，逐步消除了中央对五师、边区的某些误解，从而作出了特殊贡献。

　　第一，充分肯定成绩，鼓舞斗志，增强信心。1943年11月24日，位老在边区党政军民机关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就开门见山地说：“华中局、军部的首长派我作代表给五师一个奖励。这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五师的同志在整个新四军、整个华中发展工作是占第一位的；第二，边区和五师在整个华中八九个单位中独立工作的精神是顶好的。”他接着说：“我们边区的发展确实是很大的，独立工作的精神也是很强的。我们有许多同志自己都不晓得自己的根据地发

　　①《李先念建国初期文稿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第561页。

　　②《李先念传》(1909—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04页。展有多大了。从无到有，白手起家，今天已影响了一千万以上的群众，新的抗日民主政府由许(子威)主席领导下的有几百万以上的人口，军队也有了好几万”。这“除了共产党人是谁也做不到的”。“所以，军首长奖我们‘发展第一’、‘独立工作第一’，我个人觉得我们的五师是受之无愧的。”位老还说：“边区所以有这么大成绩，这是边区领导机关(党委和五师司令部)领导的正确，李师长、任副政委、陈大姐这三位同志在这方面负了更重要更多的责任。”①

　　位老高度评价五师、边区所取得的成绩，是对边区广大军民的一个极大鼓舞，激励了他们的斗志，增强了他们对敌斗争和夺取胜利的信心，稳定了大局。这不仅表现了位老的务实精神和宽阔胸怀，而且也体现了他高超的领导艺术。

　　第二，以华中局党代表身份领导工作，坚决维护和支持原有的领导班子，继续发挥他们的领导作用。位老未到五师之前，中央“5·17”电报中就指出：“中央决定以郑位三为鄂豫边区党委书记兼五师政委”。可是位老来了以后，只字不提中央的这份电报和这项任命，只传达他是华中局的代表，以致包括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等领导同志在内的广大五师指战员和边区干部都不知有此项任命。位老来五师后，1944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又致电豫鄂边区党委(位老专用机要班子收)称：“中央决定郑位三为鄂豫边区党委书记兼第五师政委。”此命令仍然压在位老那里没有公布。他坚决维护和支持现有的领导班子，不断在各种场合，各种会议上充分肯定了李先念等过去几年的工作，称赞“李先念领导的第五师团结得好。”并说“在新四军七个师中，我认为师级于部中就算李先念师长团结工作做得最好。”②

　　位老一再不公布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他的豫鄂边区党委书

　　①《七七报》，1943年11月26日。

　　②《李先念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14页。记兼新四军第五师政治委员的任命，而以中共中央华中局代表的身份进行工作，充分反映了位老实事求是和高度谨慎的工作作风。因为，这样做，一方面并不影响他对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的全面领导，李先念等原边区党委和第五师领导成员都把他作为上级党的代表看待，非常尊重他，保证了他在边区和五师的最高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原领导班子的工作开展，避免了因领导班子的调整而引起干部的种种猜疑，保持了边区领导集体的安定团结和稳定的局面。这样做也正是位老高尚的政治品德的表现。

　　第三，正确领导整风、审干工作，保护了大批干部，提高了干部素质，增强了团结。整风审干，是位老来五师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消除中央对五师、边区某些误解的重要环节。如果按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办法，开展整风、审干工作，则获得巨大成功，否则就会闯下大乱子。这是当时整风、审干工作所存在的两重性。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位老是忠实地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整风、审干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从而完满地达到预期目的。

　　位老来五师之前，边区和五师曾于1942年进行了“战时整顿三风”，但由于严重的敌顽夹击，环境十分动荡，边区的整风运动未能多面深入的开展，位老来了以后才正式地大规模地开展了整风、审干工作。1943年11月18日，豫鄂边区党委发出了《关于彻底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边区各级党组织抓紧相对稳定的局面，立即全面开展整风。位老亲自挂帅，在任质斌同志的协助下，领导边区和五师高、中级三期整风班。在工作中，他首先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介绍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和抗战初期共产党内斗争的情况，使长期孤悬敌后的边区和五师骨干，进一步了解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王明“左”倾路线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斗争的实质及其重大历史意义，武装了党员干部的思想。尽管延安发来康生的一些“内供”材料等，但边区的整风、审干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排除了这些干扰，坚持了启发干部自觉交代，不迫不逼，实事求是，治病救人的方针，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于1943年8月15日作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的精神，对个别有问题的干部及时作出有关规定①，注意吸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肃反扩大化的历史教训，没有搞“逼供信”和扩大化，没有伤害同志，保护了大批干部，保持了五师、边区干部队伍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三期整风班中没有发现一个特务和内奸。鄂豫边区整风、审干工作的顺利开展，充分体现了位老的高度政策水平和成熟的党性和慎重的作风。
       ①位老在作整风审干报告时，明确作出三条规定：一是一般历史问题的人只要忠诚老实地向党委交待清楚可以不给予处分；二是对被敌拉过去的失足者，只要坦白交代，悔过自新，还可留在根据地内参加抗日工作；三是对打进来的特务、反革命，也可以坦白从宽。(刘光明著《郑位三传记》218页)

　　1943年冬至1944年春，在当时四地委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对黄冈中心县委所属地区的整风、审干，采取“逼供信”办法，咬出一大批“特务”，犯了扩大化错误。因黄冈地区环境动荡，不得不在1944年春在边区党校开办了四个“长江整风班”，集中黄冈中心县委下属的几乎所有乡以上干部300多人进行整风、审干，在学习班中仍然采取“逼供信”，搞扩大化那一套，局面十分混乱。位老发现后，亲自到党校作报告，阐述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整风、审干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认真吸取土地革命时期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历史教训，开展甄别平反工作。至此，在边区唯一的在整风、审干中犯有“逼供信”和扩大化的案件才算纠正过来。这又从另一方面证明位老的深厚的马列主义修养，成熟的政策水平和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整风、审干的一系列指示的崇高品德风范。

　　第四，认真清查五师的机要工作队伍，没有-发现任何政治问题。位老到达五师以后，几经反复审查，始终未发现有“奸细打入五师机要科内部”的事实。因为五师机要干部骨干，大都是由延安派出和刘少奇从洛阳带来的。就是五师自己后来培养的机要人员，也都经过了严格政治审查，是从教导队、警卫员、宣传员、勤务员中选择的忠诚党员。从抗日战争到中原突围，五师机要人员从未发生过问题。1946年中原突围前，位老在宣化店机要人员会议上讲话，曾表扬五师机要人员在孤悬敌后极重要的机要通讯岗位上，埋头苦干，积极工作，很好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鼓励他们做无名英雄。位老的讲话就充分证明五师的机要干部队伍，是一支对党忠诚的可以完全信赖的队伍。

　　从以上几个方面足以说明五师、边区不存在“某些误解”，五师和边区的整个历史进程和日本投降后的战略坚持和中原胜利突围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自1939年1月李先念率领160余人部队从竹沟挺进武汉外围之日起，边区武装就在李先念率领下，坚决遵循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华中局)的既定部署，高举抗日大旗，由游击支队、挺进纵队进而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在武汉外围江淮河汉之间，纵横捭阖，积极打击敌伪，先后进行过无数次战斗，沉重打击了日伪军，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开辟了赣北、鄂南，挺进襄南、洪湖，完成了对武汉的战略包围态势，建立了鄂豫皖湘赣边广阔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牢固地确立了新四军在中原敌后抗战的地位。在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配合了苏皖新四军兄弟部队的反顽斗争，维护了中原敌后全民族抗战的局面。

　　自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鄂豫边区虽被国民党军切断了同延安和其他解放区的陆上交通联系，陷入孤悬武汉外围敌后独立作战的境地，但它一直有无线电台保持着同党中央、军委和华中局、军部的空中联络。特别是自1942年7月18日，毛泽东、党中央批准五师归军委直接指挥以后，五师、边区的一些重大军事行动、工作部署、干部调动任免，都向华中局、军部和党中央、军委请示报告，都是遵照上级指示或取得他们的批准后而进行的。历史已经证明：新四军第五师及其前身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挺进纵队，和边区从未对党中央、军委和华中局、军部闹过独立性；也未发生过不尊重上级领导、不服从上级命令和指示的事情。五师的广大指战员在日本投降后，面临斗争更加尖锐、复杂、艰险的条件下，情绪稳定，斗志昂扬，万众一心。在反内战、反围困和艰苦卓绝中原突围斗争中，也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件。这也充分证明了边区的党组织和五师的广大指战员是无限忠于党、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正确路线和政策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位老的多方调查了解，开展一系列工作，摸清了情况，向华中局、军部和党中央反映、报告了关于五师、边区的情况，终于消除了某些误解，极力地褒扬了以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为核心的豫鄂边区党委和五师的领导。位老来五师四个月以后，1944年3月15日，华中局曾致电郑位三转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称：“你们数年来在艰苦条件下，建立了广大民主根据地，创造了数质均相当强大的主力和地方军。这是由于你们内部团结，正确灵活执行中央路线(你们在实际工作中反对了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结果。”①1944年夏日寇打通大陆交通后，中央和华中局多次来电委以五师、边区北上南进的重任，以及后来任命李先念为中原军区司令员等等，都足以证明中央已消除了对五师、边区的某些误解，对五师、边区的过去是充分肯定的，这之中无不凝聚着位老的特殊贡献。
      ①《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226页。

　　值此纪念位老百年诞辰之际，特草小诗一首，以表达对我们尊敬的老革命前辈的深切缅怀之情。

　　黄麻起义响铜锣，大别山峦奏凯歌。

　　东鄂①坚持惊日月，陕南②苦战动山河。

　　皖苏③建设堪称范，鄂豫帷筹智慧多。

　　谨慎一生夷险恶，崇高品德是楷模。

　　①1932年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由郑位三任鄂东北道委书记并游击总司令，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②1934年11月，郑位三任鄂豫陕特委书记，率领红七十四师在陕南坚持游击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