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述申离开了工作岗位，他又为自己铺设了一个继续奋斗的平台。因为他不习惯过无所事事的生活，尽管已是耄耋老人，又是疾病缠身，双目模糊，步履蹒跚，可是头脑清楚，思维敏捷，依旧能够做些扬长避短的工作。几十年养成的工作习惯，真正到了该歇歇脚的时候，反而不习惯了。好在他有很多的事情想做还没有做，现在正好可以完成这个宿愿。有很多的回忆文章还没有写，有很多想读的书还没有读，他要利用生命的最后时光，尽力完成他想做的事情。他的确是做到了生命不止，战斗不息，一直奋斗到生命的尽头。1985年10月离休以后，到1994年7月他在睡梦中逝去的九年时间里，仍然和时间竞赛，在争分夺秒地学习，勤奋地做他力所能及的工作，参加各种会议，写作回忆文章，完成有关书稿，为公益事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把他的关爱留给那些需要帮助的同志，把他的余热真诚地奉献给人民，把他的爱心无私留给下一代，直到他停止呼吸，再也不能前行的时候，无怨无悔地安详地离开了他一生热爱的土地。

　　认真负责地书写回忆文章

　　郭述申生前曾经说过，不是因为我有写作的偏爱，更不是我有什么生花妙笔写出文采飞扬的文章，而是因为我亲自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是某些方面历史的见证人，有责任把我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把我了解的但早已牺牲了的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把我知道的领袖人物的某些片断，把我参加的重要活动等等，书写出来，供党史和军史研究者参考，供今天的青少年阅读，帮助他们了解历史，了解过去，启发他们对革命成果的珍惜，提高他们对真正生活的热爱，引导他们为自己的祖国作出奉献。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也是在党中央对老同志的号召下，他刚刚离开了办公桌，又拿起纸笔来，只争朝夕地书写出了大量的回忆文章。

　　在他最后的九年时间里，经受着糖尿病和白内障的折磨，体质下降，视力模糊，完全丧失了个人独自阅读的能力和书写能力。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个人口述由他人代劳，撰写的回忆文章有20篇之多，《关于处理“麻城惨案”的回忆》、《与陕北红军会师，迎来了党中央与中央红军》、《寄语商山忆英烈——缅怀吴焕先同志》、《红二十八军在皖西》、《孝感暑期学校斗争生活的回忆》、《中共京汉特委1927年在应山的活动》、《战斗在皖西北的红二十七军》、《赤胆山河壮浩气满乾坤——纪念邓雅声烈士就义60周年》、《关于红二十七军的几个问题》(没有收在《文集》中)、《一个值得怀念的共产党人——沈泽民同志在鄂豫皖苏区》(1993年修改为《光明磊落坦荡无私——回忆沈泽民同志在鄂豫皖苏区》)、《回顾吉江省委和嫩南区党委》、《革命生涯中难忘的导师》、《功勋垂青史，楷模昭后人——怀念向前同志在鄂豫皖的日子里》、《抗日战争初期的中共湖北省委》、《一位具有坚强党性的战友——怀念欧阳钦同志》、《发扬延安整风精神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怀念战友张恺帆同志》、《中国农民运动是革命进程中的主要力量》、《深深怀念朱理治同志》、《赴延安的惊险旅程》。这些文章都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党的文献》和军队及地方的书刊杂志上。还有5篇重要的讲话《在张星江烈士牺牲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事业需要献身精神》、《在兰州吴焕先烈士纪念碑揭幕仪式上的讲话》、《关于鄂豫皖苏区肃反问题的谈话》、《继承和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也都加工整理成为文章。在1985年以后，同-其他同志合写的回忆文章大约有14篇之多，如同黄火青等人合写的《回忆延安党校的整风运动》、同刘震等合写的《卓越的军事家、我党的好战士——忆韩先楚同志》、同刘华清等共同撰写《深切悼念我们的军长程子华同志》等，就不一一列出，都发表在《人民日报》第五版和《解放军报》及有关书刊上。此外还为一些书刊作序，如《<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序》、《<红安县革命史>序言》、《<皖西革命史>序言》、《<鄂北风云>序》、《<商城革命史>序言》、(《<何功伟烈士纪念文集>序》、《<刘少奇在皖东>序》、《<罗山革命史>序言》、《<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孝感卷>序》、《<潢川革命史>序》、《<峥嵘岁月>序》、《<磨针集>序》等有12篇之多。兴致所致，浮想联翩，写下了怀念战友抒发情感和为同学、子女写的诗歌，也有14篇。为地方博物馆和烈士的纪念馆等题词，为各地区的纪念活动书写贺信等至少也有20多篇，在他的《文集》里只选了一部分。我们在这里不厌其烦的一一列举出来，只想说明一个耄耋老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他写作的态度是极其认真负责的，每写完一篇文章，总要反复听读、思考，提出修改意见，核对史实，直到把文章修改到比较满意为止。有些文章少则修改一、二遍，有些文章发表后还不断地修改。有一篇纪念刘少奇的文章，最早刊登在1982年《江准论坛》第6期上，文章的标题是《刘少奇同志在淮南》；后来中共安徽滁县地委准备编纂《忆刘少奇在皖东》一书，欲将郭述申的这篇文章收入。郭述申为了把刘少奇在皖东的活动和他的精神面貌真实地再现给读者，专门征求和听取了有关同志的意见，决定从文章题目到内容作了大量的修改，题目改为《忆刘少奇在皖东的岁月》。当1991年编辑《郭述申著述选》时，要把这篇文章收入，再一次听取了曾在皖东工作同志的意见，又做了较大的改动和增添了一些内容，最后定名为《深切怀念，教诲铭心——忆刘少奇同志》。这样的例子是数不胜数，凡是重要的文章，几乎都经过反复的修改。

　　1991年初，他的家乡湖北省孝感地、市委倡议为他编辑出版《郭述申著述选》，他向编者一再强调，编进著述选的一些文章虽然绝大部分都在报刊上发表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重新审定，需要认真取舍，需要不断的修改，才能使所写的人物和事件更符合实际，更适应时代的要求。因此一定要把内容搞好，要经得起历史的推敲。为他修年谱时，因年代久远，记忆不清，有些年代和事件不够准确，虽然有人证明，但是他个人记不起来的事情，他的原则是宁可不写，也不能道听途说。他嘱咐有关工作人员说，我们作这些事情，不是为我个人树碑立传，而是为研究党的历史提供一些素材，必须要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原则是一定要有确凿的证据，一时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暂时先不写，有了可靠的证据再写上也不迟。下面的一个实例是最好的说明，20世纪70年代末，郭述申在他儿子继伟的陪同下，拜访老战友肖克，在谈话中，肖克说，你还当过我们的总政治部的副主任呢!郭述申半信半疑地说，是吗?可我想不起来了。在回家的路上，继伟问父亲，怎么没有听爸爸说过呢?郭述申说，我不记得了，在我的表格里从来没有填写过。1980年初，郭述申到云南检查工作时碰到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在谈话中胡也说过类似的话。他的秘书赵太乙认为有这样的两个重要人物的证明，可以把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职务写在年谱上了，郭述申还是坚持调查清楚后再写，他说，年代久远，都不能记得那么清楚，如果找不到更多、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宁可不写。工作人员思想不通，认为有这样两位重要的证人，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他进一步说明重视真实性的意义，他说：“给我们这些人修谱，我看不外有两个目的，一是为研究党史、军史提供一些具体资料，二是给青年人留下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因此年谱的首要条件是尽可能的真实；真实的再现一个地区、一个历史阶段的侧面、一个革命者所走过的道路。当然因年代久远，要做到件件真实也是有困难的，但是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一定要符合历史的真实。这样的年谱才有价值。”

　　在1994年6月，也就是郭述申悄然离世前的一个月，写下了他的最后的一篇文章。他在撰写这篇文章时的认真的劲头令人钦佩不已。郭述申准备把他在1940年从新四军赴延安参加“七大”的旅程写成一篇回忆文章。6月16日这一天，从天津把当时曾经给他作过警卫员并和他一起同赴延安的常万福(现名方晓吾)请来他家，共同回忆这段惊险旅程。在常万福已有准备的情况下，两人整整谈了一个上午，这一天气候很热，郭述申沉浸于回忆之中，全然不觉得闷热的袭扰。常万福在一些细节上记忆清晰，郭述申在关键问题上表述的更为准确，直到把当时的情景完全回忆起来，可以整理成文章，才吃午饭。文章的初稿写好后，郭述申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又作了仔细的推敲。在7月9日这一天，这是他去世的前五天，又同执笔者共同商讨共同修改了关键部分，并核对了一些具体细节，题目最后确定为《赴延安的惊险旅程》，郭述申才松了一口气。这时他已经脸色苍白，说起话来声音细弱颤抖，实际上他的健康状况已不堪如此重负了。

　　饱含激情地参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

　　郭述申晚年因为糖尿病的影响，一只脚的伤口终年不能愈合，走路极为困难，可是这阻挡不了他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的热情。他之所以要积极参加这些活动，是把它看作是学习的机会，接触新鲜事物的契机，同各界人士广泛接触的难得机遇。所以只要他身体允许，还能活动，他就一定要参加。在他最后的九年里，出席的会议和各种活动也是很频繁的。

　　1985年10月，郭述申刚办完离休手续，就奔赴河南新县，参加河南省为吴焕先烈士纪念碑落成举行的典礼，以及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奠基仪式；11月，应邀赴武汉，参加长江局党史资料征集座谈会。

　　1986年5月，到山西参加在太原举行的红军东渡黄河50周年研讨会；9月，列席中共中央第十二届六中全会；10月，到南阳市，出席张星江烈士牺牲50周年纪念大会并讲话，这个讲话原文发表在《南阳党史通讯》专辑上；同时应上海有声读物公司之约，在《革命前辈的心声》专辑中，为青年朋友录制了《事业需要献身精神》；11月，兰州吴焕先烈士纪念碑已建成，准备举行揭幕典礼，有关单位邀请郭述申参加。这时的兰州虽非漫天飞雪，但已寒气逼人，他又刚从河南回来不久，家人都担心他身体吃不消，劝他不必亲自去兰州了。郭述申怀着对已故战友的深厚情意，不顾身体的疲惫，不听家属的劝阻，更不管天气的严寒，决定亲自去兰州缅怀革命烈士。在袭人的寒风中，参加了吴焕先烈士纪念碑揭幕式并发表了激情满怀的讲话，他真诚的表达了参加这个盛会的兴奋心情，介绍了烈士的生平和英勇感人的事迹，也回忆了他们在一起并肩战斗的岁月。

　　1987年7月，到河北丰宁县参加老红军部队——陆军第七十师举办的纪念活动，并发表讲话；10月，在北京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初，列席中共中央十三届一中全会。在这之前，他就反腐败和党的廉政建设问题到大连作了专门调查。当他发现有些部门和单位，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取得了反腐败的初步成果时，他不仅细致地询问，叫秘书仔细的记录，而且极为高兴。因为反腐败是他晚年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他最忧心的问题，当他了解到有些单位有了可行的办法，他怎么能不高兴呢?这时他正在读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对书中描写红二十五军长征的部分史实有多处疑义，同刘华清等有关同志交换意见、共同商讨并写出书面材料，提出了8处订正，送有关部门转交作者，书面意见稿后被《中共党史资料》第43期收进发表。

　　1988年5月，第三次组成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郭述申为编审委员。红二十五军战史的编写工作早在1960年就已开始，当时由郭述申任编审委员会的副主任，1965年编出初稿。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需要修改，1982年又第二次组成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郭述申为委员，在初稿的基础上，于1985年编写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为第二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思路的拓展，史料的深入挖掘，仍然需要再次修改。于是又有了第三次组建编审委员会，于1989年3月第三稿完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由解放军出版社正式出版。郭述申为这本战史的出版，可以说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消耗了大量的精力，阅读了全书一、二、三稿，重要的章节反复阅读思考。参加了无数次座谈会、讨论会，不但提出了很多的宝贵意见，还亲自书写了多篇有价值的史料。8月，访问黑龙江省黑河地区，返京后写书面报告送交中顾委，报告中提出扩大开放、加强边境贸易的建议，又提出请党中央考虑帮助当地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问题。

　　1989年12月，赴湖北红安参观王树声展览室并题诗两首。

　　1990年9月，到辽宁省辽阳市，在某集团军机关干部会上发表题为《继承和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的讲话。

　　1991年7月，赴大连参加《中共大连党史大事记》的研讨活动。在休息的间隙，参观旅顺的一个民营大型养鸡场等；返京后，就大连党史大事记所表述的几个党内的重大问题，书写了《读<大连党史大事记>后的意见》。他说作为一个地区党的大事记，“本身必须把重大的政治史实和基本经验教训反映出来，使人读后一目了然”，又明确指出，“我在大连工作期间(1949年9月至1964年)党内生活的几件大事在‘大事记’中没有或没有完全准确反映出来。例如：三反运动、‘落后’地区改造、二届八次扩大会议、十七次扩大会议、陈少景问题、大连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问题等，应该加以补充。”对这些问题他旗帜鲜明的表述了自己的意见，送交大连市委审定。

　　1992年2月，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延安整风50周年座谈会，他在会上作题为《发扬延安整风精神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书面发言。10月7日至10日，应家乡孝感市的邀请，出席全国第二届农民运动会。参观孝感市容。同编辑《郭述申著述选》的有关人员多次商讨编辑和出版问题。11日，返京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并以十四大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大会。12月，赴保定参加某部红军团建团60周年庆祝活动。

　　1993年11月，应邀参加中国人民银行、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组织的《朱理治金融论稿》一书座谈会，在会上作了《深切怀念朱理治同志》的发言。

　　1994年2月，接见51030部队的领导。5月，为81043部队军史题词。6月，会见《中国精神文明年鉴》主编；不久又会见《鄂豫边区史》编辑。

　　以上列举的是一些有文字记载的和身边工作人员提供的主要的政治和社会活动，肯定是会有所遗漏的。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耄耋老人是多么的勤奋，多么的热爱生活，多么的珍惜每一寸光阴，多么的留恋他所从事的事业。他知道自己的来日无多，想方设法把他自己的最后的一点时光、最后的一点力量无私的奉献出来。郭述申的晚年生活，过得充实，过得有意义，充分反映出一个革命家的本色。

　　此外郭述申多年形成的习惯是每到一地一定要有参观访问的活动。剑老根据地，必定是要访问老红军、烈士家属和参拜烈士陵园等；到城市就要请有关领导介绍改革开放的情况，询问一些实际问题，有机会就要参观市政建设和工厂企业在北京只要可能他一定去参观各种科技展览、教育展览，军事展览等，尽管他的视力低下，看不清展板的图片和文字，需要陪同人员讲给他听，听后回到家中，意犹未尽还要懂行的子女给再讲解，直到听明白才肯罢休。他的大儿子是搞航天科技工作的，每逢卫星上天，他都要询问，不仅关心卫星的性能、作用，甚至于连卫星的构造、原理，也有不少的问题，询问个不停。即使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他也愿意感受一下那种气氛，总会使他兴奋不已。郭述申是一个极度热爱事业和生活的人，他总是愿意把自己溶进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

　　要想不落后就得学习

　　好学不倦是郭述申的一大特点，在他的晚年，学习显得更为重要，成为他精神的最好寄托。他的一生除了工作就是学习，按说在他那个时代，他是党内老干部中少有的“大知识分子”，从小学到大学系统地学习过，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参加革命后又有在红军大学和中央党校学习的经历，有相当的理论修养；几十年的丰富革命实践，使他善于把所学的理论同实际结合起来。他不仅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并且掌握有科学的学习方法。在别人看来，晚年对他来说学习已经不是第一要务了，何况年老体弱，可以多些时间颐养天年了。但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学习对他来说已成为生活的第一要素，就如同吃饭和睡觉一样，一天也不能中断，不学就觉得空虚、茫然；就觉得是对生命的浪费，过得不充实，过得没有意义。学习对他来讲也是一种享受，享受知识所带给他的快乐和精神上的满足，享受知识带给他的思想开阔和不断升华。总之，从一定意义上说，郭述申认为精神食粮比物质食粮更重要，学习是他精神上的支柱，也是他与时俱进的有力武器。

　　郭述申重视学习，可是根据他晚年的特殊情况，自己不能直接阅读，他就采取听读的办法，《邓小平文选》是他晚年经常必需听读的理论书籍。每天必须听读的还有公开的报刊杂志，一周还要听读党中央、国务院的各类文件，这些已经占用他很多的时间了，但他乐此不疲，在听读中精神高度集中，而且常是处于亢奋状态。秘书怕他过于疲劳，总是多次打断他的听读，除非他深感疲劳，才答应休息。1993年11月，已接近90高龄的年纪，他还听读了《朱理治金融论稿》的主要章节。金融对他来讲是极其陌生的学问，由于他平时的好问，多少也有些了解，听读起来兴致很高。可见他听读的范围是很广的。

　　郭述申不仅重视书本知识的学习，还十分重视向实际学习。他晚年行动不便，不能同外界广泛接触，但这一时期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时期，新的东西不断涌现。为了能够多了解一些新事物，尽量跟上时代的步伐，他就充分利用和家人、亲朋、战友等接触的机会，不管是什么行业的，也不管是干什么工作的，更不管年龄的大小，都是他了解国家、了解社会的对象。有从国外回来的亲戚，他总是问个不停，就连国外的风土人情也十分感兴趣。有各地来看望他的同志，或者孩子们的朋友来串门，他都能与大家热烈地攀谈。这是他向实际学习的一个重要渠道，通过他们来了解国内、国际的大事小情，即使不能了解事件的全貌，可能包含很多个人的意见，但他依然感到能弥补其不足，至少也能从中找到某些问题，提供自己思考。他求知的欲望非常强烈，对经济、金融、外贸、外交、科技、教育，甚至文学艺术等等领域他都愿意涉猎。他不懂的方面就问，而且一定要问个明白，从来不马虎。由于他讯问的十分仔细认真，回答问题的人，有时很紧张，有时回答不上来表现尴尬，郭述申在感到这点时，总是泰然自若地说，没有关系，咱们共同探讨，向内行请教。这些问题在他闲暇时，成为他思考的内容。他这样孜孜不倦的思考和探求，不断的倾听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呼声，虽然他接触外界的机会不是很多，但他满脑子里有不少的新信息、新情况，尤其是当他听到这些新事物在事实面前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他由衷的感到高兴。总之，探听、询问和思考一些新鲜事物是他学习的一种形式。向实际学习，向一切人学习各个方面的、各个领域的知识是他善于学习的重要表现。他这样孜孜不倦地了解新的事物，了解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目的就是使自己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弥补年事已高、接触外界的机会大大减少的不足。他常年不断地扬长避短地来充实自己，丰富自己，从各种渠道中吸取营养，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尽管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尽管新事物层出不穷，但他思想不保守，做事也不因循守旧。他的思想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跟上了时代的潮流，不但防止了思想上的停滞不前，而且也十分理解党中央的改革开放的部署，拥护党中央的有关决定。这就是郭述申晚年能够跟上党中央的步伐，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前进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正是这种好学的精神，使他能够在耄耋之年始终保持思维的清楚，避免了可能发生的老年思维障碍的困扰。

　　他的好学，最根本的是他关心党和国家大事，他考虑最多的是党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因为他经历过：“暴风卷大地，骤雨降神州”的年月，而长期养成的习惯，占据头脑里只有党和国家的大事，这也是他文章中不变的主题。在这里只从他的诗歌中摘引几句，也可以略见一二。他在1986年悼念徐挺湘的诗中写到：“蓬莱岛上谈国是，棒棰岛上赞民欢。”1990年他在悼念同学陈端本的诗中也写到：“国是深谈论，鬓发却已斑”。1992年悼念李先念的诗中写到：“相逢常叙旧，心忧农基摇”，表达了他们对农民和农业的关心。在怀念战友吴信泉的诗中看到这样的诗句：“纪检战线重相逢，语重心长论党风。”在他最后的时光里，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党内的腐败问题。他知道即使是共产党执掌着政权，如果党风不正，纪律不严，监督不力，同样也会走上腐败的。因为产生腐败的土壤还存在，特别是一些掌握权势的干部，不自律，任凭私欲膨胀，很容易走上邪路。他常说，不把贪污腐败的漏洞堵住，不仅是腐蚀干部队伍的问题，重要的失掉民心，没有群众的拥护和信任，执政党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是他晚年最为忧心的问题。每当他听说某些干部的严重贪污受贿，他在气愤之余，促使他经常思考的怎么加强党风建设和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的问题。他也同家人和战友、同志探讨和交换解决的办法。

　　郭述申在临终前的一个月断断续续的听读了《中国第一人——毛泽东》一书，这位老人的好学精神令人感动。1994年的夏天格外来的早，6月8日这一天，已经感觉到气候的闷热，对于身体魁梧的郭述申来说更是令人难耐。可是学习的欲望使他顾不上这些，他要求夫人许云继续为他读下去。这本书是借来的，要尽快的还给人家，又基于对领袖的爱戴，他越听越爱听，也顾不上天热，也不觉得身体的疲倦，可是许云已经是大汗淋漓、口干舌燥了。

　　盛暑来临，郭述申应大连市的邀请，准备于7月15日或16日去大连海滨休养。从他生前最后的几天的安排也可以看到这位老革命家对学习的勤奋和执著。7月9日，在修改完《赴延安的惊险旅程》一文之后，显然他已经很累了。他又叫旁边的工作人员读了王勃的《滕王阁序》，这是他百听不厌的古文之一，每逢工作劳累之余，经常用读古文来调节。这篇文章他在少年时期就学习过，在读到有些句子时他还能背诵出来。然后他沉浸在回忆中又对身边的人员说道：这篇文章是我父亲教我的，因为父亲不懂历史，只从文学的角度来讲解，现在看来很显然是理解的不够，有很大的局限性。当读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他的脑海里似乎又浮现出当年在陕北直罗镇战役前夕同毛泽东研究作战方案时的情景，慢慢地说到，毛主席借用这两句话，来比喻我们军队打到哪里，就在哪里建设自己的根据地。当文章读完后自言自语地说，学习是多么好的营养，它使我精神上得到满足。10日，到机关听读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11日，在家里叫秘书给他阅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有关章节，重要的部分要秘书慢慢阅读和重复阅读。实际上《邓小平文选》三卷虽然刚出版不久，可是他已学过多次了，重点文章他已经过深思熟虑。为了去大连休养，做好准备工作，到医院看病拿药，阅读报刊上的重点文章。14日，也就是他离去的那个上午，由秘书给他读了7月11、12、13日的国内动态。午饭后休息，谁也没有想到他竞在沉睡中离开了他热爱的祖国和家人。

　　把更多的关爱留给他人

　　郭述申是个感情极其丰富的人，他晚年就想把他的爱心尽可能多的留给人民，留给同志、留给战友、留给后代，实际上这是他的一贯思想。他在很多部门工作过，爱护干部，关心同志是有口皆碑的。他同很多群众接触过，关心他们的疾苦，人民群众对他的评价也是极其公允的，就连“文革”期间在一片打倒声中，工农群众和一般干部的大字报，对他仍然有很高的评价。他在身居要职时关心群众的疾苦自不待言，在他被罢官时，他尽自己的所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尤其是晚年，把更多的关爱留给别人。生病的，他帮助联系医院，寻找新药；生活困难的他解囊相助，或者想其他方法帮助解决；遇到难题又难解的时候，他想方设法也要给一个圆满的答案。他关心下一代的成长，关心教师的生活。总之，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愿意把他的爱心更多的留给生者。他经常说，我们这些幸存者，尽可能的为革命先烈偿还夙愿。

　　在这里从1994年他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年说起，回放到“文革”时期，撷取一些典型事例，展现一位革命家的爱心。

　　在他逝世的前一天，嘱咐夫人许云，要把捐给大连市教育奖励基金会的1000元钱准备好。他说过“对教师进行表彰奖励，是调动广大教师积极性的好办法，我坚决支持。”在1992年他捐过1000元，在基金会成立时他也捐过1000元。3000元，在当时已经是个不小的数字，在今天的青年人眼里不算什么，可是对一位工资并不高的离休老人来说，这是节衣缩食积攒下来的。在他去世的当天上午，嘱咐夫人把他的积蓄拿出来，捐给孝感市教育基金会5000元，要赶早寄出。

　　在他逝世前的两个月，他主动向党中央建议，为戴季英解决生活困难的问题。戴季英原是红二十五军的领导者之一，他们曾经在一起共过事，1933年，戴季英曾诬蔑过郭述申是“反革命”、“第三党首领”，要杀郭述申的头。由于戴后来屡犯错误，受到处理，晚年境遇不佳。当1994年5月，郭述申知道他从河南来到北京时，不顾年迈体弱，行走困难，亲自到河南驻京办事处看望他，听他说生活有困难，自己不但解囊相助，还向其他战友募捐，又把在京的老战友聚集起来，在华北大酒店宴请他，使戴感动的热泪盈眶。

　　1991年的夏末，郭述申到大连，专门请来大连劳动模范，50年代大连机床厂工人、著名的先进生产小组长王兆达的遗属。他说，现在年龄大了，今年能来，明年还不知怎样呢?特地请你们来见见面。他详细询问王兆达在“文革”中情况、询问落实政策的情况、询问子女就业情况。他还关照机床厂的党政领导要安排好遗属的工作和生活，不能忘记劳模的贡献。

　　1990年初秋的一天，郭述申夫妇来到一个普通干部的人家，安慰女主人要从刚刚丧失了伴侣的悲痛中解脱出来。这时郭述申已86岁的高龄，吃力地爬上了三楼，坐下后，歇息了很长时间，才说出话来。这家女主人是后生晚辈，一再用各种托词都没有奏效，两位老人家还是从东城来到了海淀，一家人感动的不知说什么才好。

　　1989年前后，一个在50年前同夫人许云共过事的同志来拜访，在闲谈中，郭述申得知她孤身一人在北京，老伴已经过世，年事已高，又体弱多病，曾经向组织提出，希望把在外地的一个子女调到身边，来回交涉了五、六年，仍然是迟迟没有下文。郭述申主动帮助她联系有关单位，多次协商，按照政策，将她的女儿调来，解决了她晚年无人照顾的难题。

　　“四人帮”倒台不久，郭述申在中组部赋闲期间，一个过去曾经认识的下属，但几十年没有来往的干部，找到他诉说“文革”中的遭遇，以及子女受牵连的情况，希望通过中组部的关系，帮助平反。他仔细问明情况，再经过细致的了解，通过组织系统，协助他向有关部门申诉，最后给他平了反。

　　在“文革”时期，他的处境t分困难，可是在别人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他就毫不犹豫的帮助他们。从下面的事例中，更加充分的表达了这种助人为乐的情怀和细致周到的作风，真是令人感动。1974年，他已经从旅大被批斗回到北京，原旅大的市委候补书记徐树贵凶病情严重，需要到北京的医院治疗。徐的夫人傅嘉兰先行到达，联系入院事宜。傅跑遍了北京各医院，在当时就是找不到接收的医院。到中央组织部求援，也碰了一鼻子灰，得到的答复也是无能为力。找到其他战友不是挨批斗，就是靠边站，帮不了忙。徐树贵的夫人焦急无奈，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找到了郭述申。她知道郭述申是个“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没有恢复工作，又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也不知找他会有什么结果。当她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郭述申二话不说，向中组部要了一部车，带上傅嘉兰，他们直奔当时的卫生部长钱信忠的家里。不巧钱部长出国未归。当他们从钱家出来，司机已经把车开走了。只好坐公共汽车回家，郭述申又同北京市的有关同志联系，仍然没有结果，他一再安慰傅嘉兰不要着急，一定会有办法的。果然过了几天，他打电话告诉傅说，已经联系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徐运北，得到他的帮助，再三叮嘱傅务必在当天的下午到某地方，找某某人办理徐树贵入院手续。傅感动不已，立即打电话通知大连的家人，送徐树贵进京。到京的那一天，郭述申亲自到火车站去接，又陪同送到友谊医院，直到医院例行检查完毕，住进了病房，他才离去。在徐住院期间，他和夫人经常到医院看望。在徐病危之际，郭述申又想尽办法，求总后勤部长，搞到了抗癌新药，使病情有所缓解。徐在医院住了一年半的时间，终因病情严重，癌症晚期，回天无力而病逝。病逝后，在追悼问题上又生出许多的刁难，规定不许举行仪式，送葬亲友不能超过30人等等限制。在家人和亲友不满的情况下，又是郭述申出面，找到中组部，在他们的协助下，得到了较好解决。

　　他为了爱护干部，自己受到了许多批评和磨难。在鄂豫皖根据地为了保护干部，不受错误肃反的迫害，而遭到了撤职处分。在大连时期为了不使干部蒙受不白之冤，他采取了很多措施，保护那些为革命前赴后继的干部，终究由于当时的政治大气候所限，而无能为力，又导致了自己被撤职的严重处分。但是他终身不悔，晚年更加努力为他人奔波。

　　对后代的殷切关怀和期望

　　郭述申晚年最关心的是青年的成长，尤其是有一段时间，青年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较多，他心中极度不安。他要用他的余生多为青年做点事情，他的很多文章就是写给青年的，文章中透出对青少年的深深关切，关心他们要学有所长，启发他们寻找树立正确思想的途径，拥有一个健康体魄的重要，做好准备为祖国奉献自己的青春。总之，关心下一代身心的健康成长，是他最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的现状和走向，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国家的前途。

　　1986年10月，在同青年朋友谈心时说：“今天能够同青年同志们谈心，我很高兴。我已经是垂暮之年的人了，到今年12月，已整整满82岁了。”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他是怎样步入社会的和怎样认识社会的，怎样认识中国的。最后他鼓励青年说：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解放，需要有献身的精神，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也需要有献身的精神。我们经济还不发达，科学技术方面还比较落后，做到经济和科学技术上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也需要我们青年同志们具有献身的精神，发奋图强，刻苦学习，不怕困难，英勇拼搏。为了祖国的和平和安宁，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都需要青年人的献身精神。希望青年一代“不但要懂得最新的科学技术，还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来武装头脑。你们应当接受和培养自己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无产阶级道德情操，锻炼自己成为有觉悟、遵守纪律的一代新人。”最后谆谆告诫青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历史从未有过的事业，它需要我们，特别是你们青年一代的努力学习，积极探索。”希望你们“走在前面，冲锋陷阵，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把祖国建设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987年6月，他写了一篇回忆在大学时期课余从事社会活动的文章，题目是《孝感暑期学校斗争生活的回忆》。这篇文章是专门写给青年的，他期望当代青年能从中得到一些启迪和激励。在文章的开头，他说：“20世纪20年代，中国历史正在经历一场重大转折。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三年时间里坚持办学，全凭着献身的热情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在支撑，一无钱，_二无权，只有靠着自己的双腿和双手，找校址，请教师，编教材，动员学生上学。遇到了无数的困难，他们凭着要改变家乡青年缺乏知识的这种信念，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终于比较圆满地达到了预期目的。文章最后说，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探求真理，不怕困难，为民众为社会服务的献身精神。这对于今天的广大青年来讲，也可以从中得到借鉴的。”又说：或许能从精神上对当代的青年起到一些激励作用，我的日的也就达到了。

　　1988年3月，在纪念革命烈士邓雅声就义60周年时，他以极高的评价和激扬的文字介绍了这位仪在世界上生活了26个春秋的革命战友。向广大青年介绍了邓雅声的革命事迹，介绍了他的勤奋好学，介绍了他热爱群众，介绍了他痛恨地主欺压百姓，介绍了他为大家而不顾小家的牺牲精神，介绍了他拒绝诱惑而选择了英勇牺牲的壮举。郭述申的这篇文章也是为了使今天的青年树立起远大的理想，脚踏实地的做事，做一个有益于民族和人民的事业的人。

　　1989年l 1月郭述申在为《何功伟烈士纪念文集》写的序言中，以高度景仰的心情和满怀激情的笔调，集中介绍何功伟烈士被捕的经过和在狱中的英勇斗争的浩然正气。何功伟是郭述申的部下，抗战初期郭述申任湖北省委书记时，何功伟曾是鄂西特委书记，他牺牲时年仅26岁。郭述申在序言中说，何功伟挫败了敌人的“劝降”伎俩和“感化”阴谋，拒绝了敌人高官厚禄、出国留洋等所谓“自首”条件。他年迈的父亲为了挽救他的生命而东奔西走，他年轻的妻子就要临盆。面对这样的处境他必须做出选择，他知道，要顾全家庭，就得向敌人屈服，就得出卖灵魂。他在狱中给父亲的信中说得明白：“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儿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仁取义，此正其时”。郭述申写到，“他的高尚人格，永远是一切信仰马克思主义、立志为中华民族兴旺发达而献身的中国青年的楷模。”

　　1993年，他为湛有恒的《磨针集》一书写序时说，借此机会主要对青年朋友说几句话。他在序言中总结湛有恒成长的两个根本原因，一是注意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勤奋好学。湛有恒本人参加工作很早，从来没有出现过大的波动，他并没有多高的学历，但争分夺秒的自学，终于有所成就。这两条也是任何一个青年人成长的重要经验。郭述申说：“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健康向上的支柱和灵魂；勤奋好学是成长的重要手段。两者有机的结合，才是成材的正确途经。”又说，在通向成功的路上，既无捷径，也没有“宝葫芦”，只有功到才能成。这个“功”包含着的是汗水和辛劳，汗水和辛劳积累的越多，成功的机率就越大，想不付出就得到成功的事例是没有的。希望青年朋友从《磨针集》一书中得到启发，拓宽知识面，只要有决心有毅力，就一定能够事业有成。

　　他在退居二线后，1984年写了一篇《我的青少年时期》，1993年又作了重大修改。这篇文章是讲述他自己在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和感受，他说：“尽管我那时还很幼稚，但是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这也为我一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为寻求救国救民的良策，尝试过农业救国、教育救国和实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在无数次的挫折中，觉醒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他说：“我由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自觉地转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中来。这是我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他对青年的关切和期望还集中表现在他写的遗嘱上。1987年12月，在他83岁生日的时候，亲自起草了一份遗嘱，这份遗嘱尽管是留给他的子女们的，但是从中充分反映了他对后代的殷切期望。他对子女们说：“我希望你们积极地、认真地努力学习文化、学科学、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武装自己，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又谆谆告诫他们“在你们工作生活的前进路上，可能遇到困难甚至挫折，一定要百折不挠的坚持奋斗下去，胜利总是属于不怕困难、不怕挫折而勇往直前的人。在你们一生中，能做出一番有益于人民、有益于民族的事业，无论成就的大小，只要诚心诚意地坚持下去，那就是我们光荣的后代!”最后提出了要求，他说：“1，不损人利己；2，不贪污枉法；3，不以权谋私，不以势压人，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以平等友好的精神和积极帮助别人的态度(包括批评)对待周围的人们。”要他的子女“立志做一个正直的有道德的有益于人民有益于民族的人。”

　　值得郭述申欣慰的是，他的六个子女和六个孙子女，都按照他的殷切期望在健康的成长，在努力的工作，在勤奋的学习，在为中华民族的腾飞而备斗在各条战线上。

　　为了关心青少年的成长，他十分重视教师队伍的稳定和发挥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在他临终时念念不忘的是为教育事业尽点绵薄之力。

　　1994年7月14日16时40分，这个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睡梦中离开了他生活过90个年头的中国大地，这块土地上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无恨无悔地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他的肉体离开了世界，但是他献身的事业完好无损的留存了下来，他的品德和宝贵的精神财富留存了下来。后来人也会沿着他的足迹继续前行，而且会越走越稳健，越走路越宽，事业越来越兴旺。后来人也将继承他的品德和宝贵的精神财富，结合新时代的要求，创造出更加璀璨的果实。这将是他最为欣慰和最为热切期盼的。

　　他的夫人许云在纪念文章中说出了许多人们的心声：“作为你，无愧于党和人民，无愧于子孙后代，撒向人间全是爱。…‘你安然地去了，你要将自己溶于大海，溶于长江，紧紧依傍在大别山和孝感老家，与那里的乡亲和山山水水永远相伴。我们家人遵照你的遗嘱，当年就完成了将你骨灰撒向四处的愿望。”许云最后欣慰地说：“你的晚年是幸福的，是在有为中继续拼搏中度过的，是一个平凡的共产党员以超越自我的精神向党和人民做出了最后的奉献。”

　　他的部下，原《大连日报》总编辑王凡说：“我在大连日报工作期间，所亲身感受到的郭老的高尚品德，是纸笔无法完全表达的。他的坚持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爱护干部、关心同志的长者胸怀，谦逊宽容、虚怀若谷的风度，艰苦朴素、平等待人的作风，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我终生学习的楷模。”

　　他的老战友黎光是这样概括他的一生的，“终身革命，处处为民。”

　　他的战友、著名作家马识途在他逝世后说道：“他的一生和中国革命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他坦荡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又坦然地离开这个世界，真可说是无悔无愧，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

　　原大连市委书记于学祥说：“郭述申的高贵品质和优良作风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对人民群众满腔热忱，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执著渴求，尤其是他那体现党的三大作风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优良作风，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终身受用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