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述申生活了90个春秋，在他年近40岁的时候才真正摆脱了孤身一人的生活，有了一位可心的妻子。长年为革命奔波和过着飘泊的生活终于结束了，有了一个可以停泊的港湾。建国后，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但是复杂而多变的政治风云，也波及到家庭的安定，特别是在郭述申遭遇到坎坷，受到了批判，被撤销了一切领导职务时；在“文革”岁月中的艰难的日子里，无情的批斗，变相的体罚等等，都因为有相濡以沫的妻子和懂事而上进的孩子们作他的坚强的后盾，才渡过了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尤其是晚年的幸福家庭，是他生命延续发出光彩的一个重要原因。

　　郭述申同夫人许云长相厮守五十余载，这是一对共患难、同甘苦的革命伴侣。他们养育了六个孩子，至今有两个已经退休，他们都是健康而有为的后代，在不同的岗位，发挥各自的特长，为祖国的美好未来而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独立而刚强的夫人

　　郭述申的一生订过一次婚，结过两次婚。1921年经父母做主与同乡杨楚珍定婚，郭述申参加革命后，远离家乡，在通讯完全隔绝的情况下，由双方家长协商解除了婚约。全国解放后，郭述申有了工资收入，为了感谢杨家过去的资助，曾定期给杨家寄钱。郭述申的第一次婚姻时间短暂，那是在1938年9月，他从湖北武汉回到延安列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经人介绍，与东北人张淑勤相识，后来在淮南结为夫妻，同在新四军五支队工作，他们共同在一起生活不到两年的光景，生有一个孩子，也很快夭折了。1940年9月郭述申去延安准备参加“七大”，离开五支队。到延安后，因会议延期，便留在中央党校学习。夫妻两地相隔遥远，由于感情也不够深厚，于1942年就离婚了。从此天各一方，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郭述申第二次婚姻就是同夫人许云永结连理。许云是湖北襄樊人，出身于一个职员家庭，1920年8月出生，至今已八十有四了。许云从小随着父母迁居武汉，在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适逢北京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使她幼小的心灵燃起爱国的激情，注入了要坚决抵抗日寇侵略的信念。1936年初，她到女师读书时，秘密的参加了学生会组织的进步活动。经过一年半的锻炼和接受党的教育，在她还不满十八岁的时候，于1937年的10月，走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列。她生性活泼，喜爱音乐，会弹琴、善歌舞，是一个活跃分子。抗战爆发后，她一腔热血融入到抗日的洪流中，为民族的解放战斗不息。湖北省在这一年的12月，在省委书记郭述申的支持下，成立了青年救国团(简称“青救”)总团部下设七个部一个突击工作队，许云任突击工作队副队长，主要是发展团员和建立基层组织等工作。许云和其他同志经过七个月的共同努力，在武汉三镇就发展了1万人的“青救”团员。

　　许云的第一个丈夫是何功伟(又名何彬)，是湖北成宁人，1915年出生，幼年时期随父母长住在武汉，在武昌高中读书时，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此后积极投身学生运动，193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开始后，他一直活跃在湖北大地，担任很多重要职务，是当时省委最年轻的委员。许云和何功伟的相识，是同“青救”有关。1938年初，何功伟任武昌区委书记，组织“青救”团员开展群众工作，同许云有过多次接触。这一年的夏季，何功伟被派往成宁一带开辟工作，在他离开武汉的前夕，许云和其他青年工作者为何功伟送行，在临行前，何功伟给他们分析了当前的局势，说得头头是道，令听讲者极为佩服。要到分别的时候，参加的人要求何对每个人提出意见。何对许云提出的意见是，对人民事业的热情是宝贵的，要永远保持，但是还要不断的学习正确的分析问题，使认识更符合实际，工作才能主动。许云觉得说的中肯，切中要害，极为感动。经过多次接触，尤其是这次活动，许云就被何功伟的热情、朴实、平易近人所打动，又被他清晰而明确的时局分析所折服。许云把何的临别留言深深的镌刻在脑海里，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此后，各自工作繁忙，他们有一段时间再也没有机会见面。

　　1939年底，许云被调往宜昌县中共湘鄂西区党委机关工作。一年前她和何功伟匆匆一别，再也没有机会接触，当她得知何功伟也调到湘鄂西工作时，心情格外的兴奋。他乡遇故人，把两个青年人的心拉近了距离，工作又把他们栓到了一起，两个青年人相爱了。由于都从事的是地下工作，需要组成一个家庭作为掩护，于是在1940年初他们结为夫妇。但是在那动荡的年代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总是十分短暂，尤其是何功伟身负一个地区的领导责任，经常东奔西走。年底，许云独自一人在重庆生下一子，就是何继伟(又名小彬)。皖南事变后不久，何功伟被捕，敌人用尽一切手段诱其投降，使尽一切刑具摧残其躯体，都无效果。到了11月，国民党终于耐不住性子，把子弹射向了何功伟的胸膛。一个26岁的青年，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个党的忠诚战士，一个年轻而能干的领导干部，为了人民和民族的解放事业奉献出宝贵的生命。

　　中共中央南方局鉴于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的现状，决定把一批地下工作者和一批知识分子送往革命圣地延安。在11月份，也就是何功伟就义前，许云带着小彬就随着这支队伍由重庆去了延安。在离开之前周恩来嘱咐她，带着孩子安心的去延安吧，那是我们的家，到那里要努力学习，等待着何功伟的出狱，组织上目前正在设法营救。

　　许云到达延安后，虽然惦记爱人的安危，但考虑到有组织上的营救，心情也舒展了许多。延安是革命者的大家庭，毕竟是回到了兄弟姐妹的身边，感受到党的温暖，彻底摆脱了地下工作紧张而又惊险的环境。迎接她的是灿烂的阳光和亲切的笑脸，在这黄土高坡上尽情的奔跑，情不自尽的大声喊叫着，延安，你的女儿回来了!

　　许云到延安后，组织上安排她到亚洲学生疗养院任秘书工作。安定以后，湖北同乡说原湖北省委书记李震寰(郭述申在湖北省委工作时期的化名)也在延安，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从湖北刚来的干部都想看望和拜访这位书记。1942年初，许云带着刚满一岁的小彬随同湖北的其他干部一起去中央党校宿舍看望郭述申，这是他们第一次会面。他们过去虽然同在湖北工作，由于地下工作环境，而且一个是省委书记，一个是年轻干部，没有机会接触。当郭述申出现在他们面前时，魁梧高大的身材，和蔼可亲的谈吐，沉稳儒雅的风度，都给这些湖北干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然也给许云以良好的感觉。

　　1942年4月，许云在延安听到了何功伟牺牲的噩耗，痛哭失声，难以自已。在组织上的关怀和同志们的劝解下，刚强的许云又挺起胸膛继续前进了。6月、在延安召开追悼何功伟等烈士大会，许云在大会上抑制着自己的悲痛，表态说：“我痛恨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我们要牢记这一笔血债。我也感到光荣和自豪，因为他们是我热爱和敬佩的战友、亲人，他们忠实地实践了共产党员入党时的誓言。我必须擦干眼泪，前赴后继跟党走。”化悲痛为力量，许云暗下决心，把她的全部精力投放到革命事业上。

　　此后许云同郭述申的交往增多，郭述申理所当然的要去照顾许云，因为许云是革命烈士何功伟的遗孀，何功伟又是郭述申在湖北工作时的部下，何况许云年纪轻轻，刚22岁，又带着一个幼子，固然在延安的大家庭里同志之间的友情确实可以弥补亲情的不足，但许云毕竟刚到延安不久，还在经受失去亲人的痛苦折磨，迫切需要有人关心、有人帮助、有人不断地开导和慰藉这位失去了丈夫的年轻母亲。他们在一年多不断的交往中，感情的火花碰撞出爱情的结局，共同走上婚姻的殿堂，1943年苏联红军节的那一天，经组织批准他们结为夫妇。

　　革命伴侣的婚后生活非常简单，没有什么浪漫可言。那时抗日战火燃遍祖国大地，延安是贫瘠的高原地区，物质极端匮乏，生活极其艰苦，家庭设施更是简陋。他们夫妇因为工作繁忙，经常是聚少离多，但是心心相印，和谐的爱情生活却是甜蜜的、温馨的。平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埋头工作，周末晚上到家，周日一天又是匆忙而过，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到了晚上一方还要赶回工作住地。延安是处在坡岭之间，有一条延河横亘其中，没有交通工具，无论到那里都需要步行，除了一些高级领导人可以骑马。郭述申工作地点是在兰家坪中央党校，许云的工作地址是在亚洲学生疗养院，虽然不是太远，但是路面崎岖，步行起来，也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遇到刮风下雨，黄沙遮目，泥泞双足，何况每个周末许云还要抱着孩子步行，有时郭述申也会体贴妻子的艰辛，叫勤务员帮忙接送背着小彬。郭述申虽然是领导干部，但是当时处于战争年代，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那时缺衣少穿的艰苦是今天青年绝对想象不到的，他们夫妇之间把理想、信仰和奋斗目标交织在一起的亢奋的思想境界，把生活的简单和艰苦都抛掷在九霄云外的心情，也是当前现代青年所体会不到的。

　　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交织的年代里，一有风吹草动，也会影响到家庭的安定。革命者的家庭生活虽然极其简单，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极易受政治风云的左右。1943年的下半年，正是整风进入审干阶段。许云因为是从大后方来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干部，又从事过地下工作，自然容易被人怀疑，受审查是避免不了的。她所在的工作单位亚洲学生疗养院，是涉外单位，也是个惹人瞩目的地方。许云虽然不是心甘情愿地接受审查，但是认识到审干的必要性，对审查自己采取了正确态度。由于自知没有任何政治和历史问题，自觉地接受了审查。在审查期间夫妻之间的来往无形之中受到了限制。许云为了不连累郭述申，准备向组织提出，在受审查期间，夫妻之间停止联系，郭述申不同意这种作法。虽然没有停止联系，但是许云十分自觉地独立安排自己和孩子的生活，尽量的不去或者是少去打扰郭述申。这时郭述申也是在尽自己的可能来帮助和照顾许云，除了政治上关心之外，生活上的体贴也是无微不至的。1943年11月，许云临产，也就是他们的儿子小华就要出世。这时郭述申正在中央党校三部担任部主任工作，做文化人的工作还是他平生第一次，任务复杂而繁重，在这种情况下他主动的把小彬接走，还安排人临时照顾许云的产后生活。要知道郭述申是个长期独自过着军旅生活的人，又处在新接手工作的情况下，居然还要带一个不满三岁的孩子，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但也正是从这些地方看出郭述申对妻子的细心呵护和关爱。直到1945年的4月，对许云的审查才有了明确的结论：历史清白，政治上没有问题。这种紧张而波折的婚后生活总算平安度过。

　　抗战胜利后，中央决定郭述申仍然回到新四军工作，因为他需要作疝气手术，暂时留在延安。为了不拖累郭述申，许云决定由她带着小华跟随去华中的干部大队一起先走。干部大队于8月下旬出发，行色匆匆，好在没有什么家当，把小彬暂时先放在延安保育院，一家四口，分在两处。由于战局的变化，中央决定在东北建立根据地，因此要加强东北地区的工作。决定将郭述申等一批去往新四军的干部转派东北。许云随干部大队步行了一个月，已经到达太行山附近了。郭述申闻讯从延安赶到山西黎城，夫妻会合后，带上孩子又日夜兼程赶到东北沈阳。一直到全国解放的四年时间里，他们夫妇都在各自的岗位上过着流动的生活。虽然有了家庭的概念，但是又面临着解放战争，郭述申随着形势发展变化，转战东北各地，有时在一个地方只能呆上个把月，多则四、五个月，可以说仍然是居无定所，许云总是跟随自己的工作单位，过着独立的清苦而漂泊的生活。直到全国解放，才有一个真正意义的家了。

　　和谐而奋进的家庭

　　建国前夕，郭述申调到旅大地区任区党委副书记，这时他们有了固定的住所，子女也逐渐增多，夫妇相互辅佐，家庭生活逐渐正常起来。但是夫妻双方都有自己的工作，尤其是郭述申身为领导干部，又分管工业，对长期在根据地工作的他来讲，这是极为陌生的工作，必须全力以赴的去迎接新的挑战。夫人许云十分理解丈夫的处境，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家庭这块阵地的主角自然是许云，把管家和教育孩子的任务义不容辞的担当起来。这个家庭有其独特的和革命的色彩。

　　夫妻之间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不存在依附关系。许云作为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从来反对女同志要依附于丈夫的庇护，一贯主张要有独立的人格。在经济上各有自己的工资，共同负担家庭的日常开支。此外郭述申的亲友多，他的一半工资用到支援亲属、接济战友和偿还债务以及公益捐款上。他们之间谁也不过问谁的钱是怎么花的。政治生活上一直遵循着不需要对方知道的，自觉地遵守保密原则，谁也不问。工作上保持独立思考的习惯，虽然他们夫妇从工作来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郭述申在大连统领全局，许云是基层或者是部门的领导，但是他们从来也不在家谈工作，绝对不谈论有关干部方面的任何问题。许云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总是通过工作单位系统提出。只有在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上，郭述申则更为敏锐一些，有时以极为巧妙的谈话暗示许云要多动脑筋，多加思考，不要跟风走。在1959年欢庆国庆十周年时，他们同群众在公园一起联欢，夜色已经很浓，群众也已渐渐散去，他们夫妇游兴未尽，实际是郭述申有意逗留，同许云谈谈心里话。因为家里孩子多年龄又小，说起话来有些不便。郭述申一面在欣赏美丽的夜景，一面缓缓地说到：今夜的美景的确使人流连忘返，建国十年了，这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在一步一步的展现。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一个干部最重要的是头脑清醒，不能随波逐流，目前全国在大跃进的势态下，头脑更要冷静，多思考一些问题。许云在心领神会中体会到丈夫的良苦用心。

　　他们夫妇把教育孩子作为家庭的一件大事来抓。他们是个多子女的家庭，初到大连时，孩子们年岁都还小，需要父母用更多的精力管教他们。郭述申在工作之余也十分重视家庭生活，只要他有一点闲暇的时间，就主动承担起作父亲的责任。他们夫妇在教育子女问题上有共识，谁也不娇惯孩子。到大连工作以前他们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在大连又生了两个，围绕在他们面前的六个孩子的教育是个大问题。他们决定父母共同承担教育的责任，从家庭生活开始，培养他们的好思想、好身体、好习惯。

　　在家庭里父母要担负起第一任教师的职责，是他们夫妇的共识。他们认为父母的责任不仪要养育子女，更重要的是给孩子们以良好的教育，为他们的今后发展奠定起一块健康而牢固的基石。要做子女的称职的教师，他们认为言教固然需要，但是身教更为重要，父母的以身作则，给孩子们树立起好榜样，是他们共同遵守的原则。夫妻双方决定首先要有整洁的仪容和良好整齐的生活习惯，把各自的不良习惯自觉的改掉。他们夫妇不仅注意个人服装的整洁、得体，对个人的生活事物的处理也是井井有条，对自己的衣服、生活用品、文具、杂物的摆放，都是整齐有序的。在父母的影响下，孩子们在这些方面都有良好的表现。郭述申有多年吸烟的经历，为了孩子的健康，他毅然决然的戒掉了。就在社会上抽烟之风盛行之际，他们的六个子女没有一个烟民，连同他们的第三代也没有吸烟的习惯。不仅不吸烟，也没有嗜酒的习惯。其次注意培养孩子们的劳动习惯和独立生活能力。家里虽然有保姆，仍然要求孩子们作力所能及的劳动。把大孩子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自己洗小件衣服，轮流打扫他们自己的房间，缝补自己撕破的衣衫，兄弟之间相互理发。在各方面父母尽量调动大孩子的积极性，把弟妹的学习、卫生、劳动管起来。孩子们共同选举大哥继伟为组长，负责督促检查弟妹的学习情况，个人卫生，劳动态度，团结互助等，各项做的如何，定期开会评比，达标者给插上红旗。他们尽量培养孩子们的独立生活能力，也减轻了父母的负担。他们还在自家的院子里学习种蔬菜，父亲教孩子们怎样观察植物的生长情况，学会怎样管理。还喂养了鸡、兔等一些小动物，使孩子们既养成了劳动习惯，不忘劳动人民的本色，又学到了科学知识。还领导孩子们从事公益事业，家门口的路面不平，父母亲利用假日，带领孩子抬土垫路，在孩子们感觉劳累或有厌倦情绪时，父母就告诫孩子们再努一把力，就可以使来往的车辆畅通无阻，一直把路面修理平整，劳累完全被心情的舒畅所代替。发现路旁有堆积的垃圾或杂物，影响环境的美观，就组织大些的孩子用肩扛，小些的孩子两个人用筐抬，把附近的环境搞整洁。

　　教育孩子养成节约的习惯，是父母的又一重要任务。父母观察到孩子有吃饭吃不干净和挑食的现象，一方面带头在吃饭的时候绝不抛洒一粒粮食，另一方面郭述申在饭桌上经常给孩子们讲述自己儿时的困苦生活，那时吃饭时经常是没有什么菜，有时连白饭也吃不饱，有时要去借贷才能吃上饭。提醒孩子们不要挑食，碗里不许剩饭菜，一旦发现有哪一个孩子剩有饭菜，就让学过“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诗句的孩子当面背诵出来，以示警告。加上吃饭的时候采取分餐制，谁剩饭都一目了然，此后这种现象就再也没有出现。父母从不乱花一分钱，处处注意节约水电。因此孩子们也时时仿效父母的样子，随手关灯，拧好水龙头成为孩子们的自觉的动作。家中大人从来不吃零食，孩子们也没有花零钱的习惯。年岁小的孩子自觉的穿大孩子剩下的衣服，都公认是应该的，从来也不挑三拣四。

　　此外他们十分重视孩子们的身体健康，从小就培养他们锻炼身体的习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平时要求孩子们每天坚持跑步、骑自行车、做哑铃操等。在节假日父母尽可能的主动带领他们搞各项体育活动，春季带孩子们爬山、游园，夏季带孩子们游泳，秋季带孩子们到农村采摘和帮助农民收获庄稼，冬季带孩子们在冰上活动。既培养了孩子们的健康体魄，又增加了他们的活动兴趣。郭述申以他常年形成了洗冷水澡的习惯，告诫他已经成年的子女，继续坚持锻炼。在他去世的前一天还在洗冷水澡的事实，督促他的子女至今都注重身体的健康。在他们积极锻炼的影响下，他们的六个子女和第三代的身体都不错。

　　培养家庭的平等和民主风气，是他们家庭的一大特色。夫妻双方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家庭大事共同商量解决，出现矛盾和分歧，都平心静气的把问题和意见摆在桌面上，通过相互沟通、理解，该批评的批评，该帮助的帮助，不使矛盾扩大，也不结怨于心。凡是牵扯另一方的有关事项，谁也不擅自代替对方做主。父母和孩子之间也是平等的关系，父母在孩子面前不是以威严的长者的面貌出现，总是以友善的像朋友一样的姿态交流谈心。尤其是郭述申对子女从不颐指气使，或是大声训斥，或口出不逊，总是耐心的启发和诱导孩子们自己认识、自己解决问题。他们夫妇经常地启发孩子们对父母对家庭提出批评和意见。在这种平等和民主的气氛下，孩子们什么意见都敢提，如对父亲偏爱老三有意见，并指出这样会影响孩子之间的团结，提出后，父亲欣然接受。有一次孩子们看见郭述申对警卫员态度不够好，立即向他提出意见，迫使他日常更加注意对工作人员的态度。郭述申有一次坐公车到离家不远的地方，被孩子们看见，就直接向父亲提出意见说，路这么近，应该走着去，用不着坐汽车，作父亲的虚心接受。父母还教育孩子们要平等待人，要尊重别人。许云在这方面注意的更多一些，鉴于郭述申在大连身居要职，意识到必须防止孩子们产生优越感，不但自己带头以平等的态度尊重他人，也教育孩子要这样去做。他们的孩子不仅对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尊重，总是叔叔阿姨的叫，而且还想方设法的帮助他们作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父母的教育下，对工人农民极为尊重，每当父母带他们参观工厂和深入农村时，不仅礼貌待人，而且帮助作些农活。至今他们的孩子都有一些工农朋友，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同群众和一般工作人员都有着良好的关系。

　　在波折和坎坷面前，夫妻共同度过难关，绝不互相埋怨，更无落井下石之举。1960年以后，郭述申的工作处境极为困难，省委公开批评旅大市的主要领导人对原则斗争不积极，市委的领导核心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有意见不能摆在桌子上，工作压力极大。可是在家人面前他从不表露，一方面是组织性纪律性强，工作的问题绝不带到家里，不习惯背后说三道四；另一方面也有不愿意叫家人为他承受负担的因素在内。许云有点感觉，她曾经同其他同志说过：“他在工作中有多少烦恼，我也不知道，在家里既不说，我也不便问”。许云从其他的渠道有所耳闻后，只能是默默地给予生活上更多的照顾和体贴。1963年被撤销一切职务以后，郭述申无论在家人面前或者在群众面前总是泰然自若地对待这一切，使人感受不到在不公正的待遇中有丝毫不快的心情。他之所以有这种豁达的境界，除了他问心无愧之外，就是不愿意给家人以沉痛感。“文革”之际，无论是“红卫兵”的揪斗，还是“造反派”的审查，郭述申都能够坦然面对这一切，在任何不利的情况下，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固然是他始终坚信真理是任何力量也摧不垮的，同时他也考虑到怎样给孩子们以正确的教育。“文革”以后，孩子们都因“停课闹革命”而留在家中。有一次外调彭真在东北局工作的问题，这时彭真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成员，可是郭述申回答外调人的问题说：彭真是正确的，没有问题。外调人大拍桌子说，你包庇坏人。他冷静的回答说，我是实事求是的。在天津“揪叛徒兵团”向他要胡锡奎是叛徒的证明材料时，他沉着的说，据我所知胡锡奎不是叛徒。要知道郭述申这时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身份去面对这一切的。能够如此勇敢的去面对这些极不正常的情况，而且信心百倍的战斗下去，除了有他的个人修养的因素外，妻子和子女们的支持和信任给了他足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