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这是与他一生学而不厌孜孜以求，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优秀品德分不开的。

　　郑位三同志的启蒙教育，是在乡村私塾开始的。他的启蒙老师郑锡云是一位老学究，但他赞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思想颇为进步，他不仅教学生“四书”“五经”，还让学生读一些“扶弱抑强”的书，激励学生的进步思想，这对从小就勤奋好学，好动脑子的郑位三影响很大，小小年纪就在思考为什么要打仗?为什么外国人要打中国人?怎样才能消除社会上不合理的现象等问题并向老师发问。特别在他从乡村私塾考入武昌甲种工业学校后，就更加勤奋地学习、求知，并经他的启蒙老师介绍结识了肖楚女，参加了恽代英同志办的“利群书社”，这是当时传播马列主义和进步青年交往的场所，因此，更使他开阔了眼界，扩大了视野，受到了马列主义的初步熏陶，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同时也养成了他良好的求知、学习的习惯。

　　1922年从武昌工业学校毕业后，他毅然回到黄安老家参加革命活动，联系进步青年搞马列主义小组，办青年夜校，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无论是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革命胜利后的建设时期，即便是离职养病期间，他都不忘孜孜以求的学习。这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是非常突出的，堪称求知诲人的楷模。

　　早在鄂东北、鄂豫皖苏区时，他就把培养干部放在重要的地位。他深知要做好边区的工作，就必须有大批优秀、称职的干部。因此他主持创办了党务干部学校，亲自授课，大力培养苏区各县、区、乡干部。一年多的时间为苏区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增强了战斗力，播下了打不垮、剿不灭的革命种子。在红军长征转移后，郑位三同志留在鄂豫皖任省委常委和省苏维埃主席、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队司令，克服极大困难举办便衣队训练班，亲自讲课，并为便衣队规定了“游击战争，昼伏夜动，两面政策，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使这支队伍得以保存和发展，直至与红军主力会师，“位老”功不可没。

　　位老在抗日中期任淮南区党委书记和新四军二师政委期间，都极为重视自己的学习和对干部的培养教育工作，成效卓著。

　　1943年冬，位老遵命到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新四军五师，在此领导工作期间，为了培养各类干部和专业人士，他与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等同志一起，在原有的基础上，使各类学校都得到了较大发展。发展和健全了五师的抗大十分校，边区洪山公学、育才学校、实验中学、实验小学以及民主建国公学和边区各地、县各类学校，从1944年至日本投降，培养了各类人才，为边区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在抗战胜利前夕，中共南方局周恩来同志为与国民党争夺知识青年，动员大后方、敌占区的爱国知识青年“到前线去、到敌后去”，参加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战斗和建设，先后从重庆、成都、武汉及云贵等地动员和组织到鄂豫边区和新四军五师的男女青年知识分子就有三四百人。为了保存和培养这批青年成为建国人才，位老和其他领导同志果断地决定，把这批青年集中起来建立一所新型的“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位老亲自兼任校长，中原局委员刘子久任专职副校长，李昌为教育长，并从机关、部队抽调一批得力干部组成学校各级领导班子，按照抗大的办法和要求办学。学校虽因蒋介石围歼我中原部队只办了3个月，但却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在中原突围前夕，他们无论分到部队工作，还是利用社会关系，进行隐蔽，都表现出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郑位三同志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就很重视部队的文化教育。他常说：一个共产党员、革命战士与学习是永远不能分开的。“工作做到老，学到老”。部队的指战员多出身工农，文化低，有的团级干部也不识字；这些同志革命热情高，作战勇敢，但不善于总结作战经验，难于学习革命理论。因此他很强调部队的文化教育，并指出要克服工作靠经验，打仗靠勇敢，学不好和不想学的各种思想障碍，提高对学习重要性的认识，他曾号召部队平时每人一天学五个字，积少成多。他说没有文化是学不好马列主义的，我们的事业是改造世界，只有学好了文化才能担当起改造世界的重任。

　　位老长期带病工作，建国后中央同意让他不再担任具体领导职务，离职养病。但他常说：休闲非学隐，民情我不忘。他在全国胜利后的二十多年休养岁月里，身体力行了一个共产党员活到老学到老，为人民服务到老的高尚情操。他一直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研究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执政党的建设，文化教育以及农业等实际问题，写了不少远见卓识的文章和建议。他十分重视对青年的教育问题。多次带病亲自到湖北“革大”作报告，对青年宣传党的政策，宣传马列主义。他还特别重视对青年进行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教育。对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讲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观点非常赞同。位老在参加开国大典之后回到武汉的火车上，在日记上曾写下这样诗句：“人民生自苦，尽是敌造成，愧我才体弱，难符急救心。大家要艰苦，党员非作官。齐心同建设，生产莫为难”。他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病休中，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从不铺张浪费。

　　位老在养病中，格外珍惜战争年代所没有的安定环境和充裕时间，更抓紧读书学习。在他的书桌上总放着各色笔和纸条、卡片，在学经典著作时总是聚精会神，重点处就勾、画、点，有的警句便摘在卡片上。位老常说：读书贵在精，精通一个问题，胜于一知半解一百个问题。他善于联系实际思考，从不人云亦云。他读过的重要著作中，几乎每页都有自己的批语和心得。由于他的刻苦勤奋，二十多年养病期间写下了数十万字的文章、报告和读书心得、体会及日记等。只可惜，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文革”中尽数散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