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三同志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党的第七届、第八届中央委员。

　　位三同志对领袖、对上级从来都是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一方面，尊重和信任。同时，相信不迷信，服从不盲从，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敢于反潮流。这是他长期革命生涯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和过人之处，其生动实例，不胜枚举。

　　1930年3月，“左”倾路线把持着中央，要求鄂豫皖苏区的红军合编为红一军，夺取武汉。对此，郑位三、徐朋人等经过独立思考，在会上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中央要求把一切武装都并人正规红军的作法是取消地方工作。

　　1931年初夏，张国焘等在鄂豫皖苏区进行错误“肃反”，郑位三、曾中生挺身而出，坚决抵制。1933年3月，当鄂豫皖再次进行错误“肃反”时，位三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又勇敢地站出来反对。刘华清同志回忆说：“当时，郑位三和其他许多同志，对红军的‘肃反’扩大化提出了不同意见。由于郑位三同志反对肃反扩大化，反对围攻七里坪，有些领导人便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事实证明，郑位三同志是正确的，他代表了多数党员、干部的意见。然而他的正确意见，却在一个时期里被省委否定了。”

　　后来，位三同志多次撰文指出：“‘肃反’的‘左’直接危害党和基本群众。”他在《苏区肃反错误是自杀》一文中指出：“鄂豫皖、湘鄂西、川陕等苏区的失败和削弱，错误的‘肃反’是极大的原因之一。‘肃反’错误是自杀性的破坏方法，它杀害了领导干部及党员，引起全党全军的恐怖，严重地脱离群众。”

　　全国解放后，位三同志长期养病，一直未担任具体工作，但他仍念念不忘正确地妥善解决当年在肃反扩大化中被错杀的红军家属问题。总想上书中央，请中央下发文件解决此事。1959年，河南省有一个被错杀的红军家属写信给毛泽东，说自己不是反革命家属，并说位三可以证明。此信由中央组织部转给位三同志处理，他实事求是地给党中央写了一份很详细的提议，认为“肃反千分之一还少，除了千分之一外，其余统统都是烈属。”中央接受了位三同志的建议，下发了文件，使这个久拖不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解决。

　　对一些自己了解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位三同志从不人云亦云，被人左右，而总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客观公正地评价。指出：“关于徐朋人问题，主要是四中全会搞罗章龙时期犯的错误。以后在肃反中肃了他，这是不对的。”“曹大俊本质上是个好同志，思想作风上有缺点。他不满张国焘的领导是千真万确。后来张把他当反革命看待，实际上知道他的同志都说他是好同志”。

　　1935年在陕南，红七十四师一位干部犯了严重错误，多数人主张要从重处理，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位三同志则认为：处理人要慎之又慎，应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要给人以改正错误的机会。经他耐心说服，只给这位干部降职使用，保留党籍的处分，使这位干部深受感动，后来用行动改正了错误，表现一直很好。

　　抗日战争时期，部队一位营长打了败仗，部队准备枪毙他。时任新四军二师政委的位三同志力排众议。他说，对打败仗要作具体分析，不能草率处理。在他的坚持下，这位营长被免于一死，只给了撤职判刑的处分。1943年，位三同志又将他送到延安学习。以后，他作战勇敢，工作积极，又被提升为团长、师长。这个同志常对人说：“不是位老当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决贯彻党的干部政策，我早已不在人世了。”

　　当整风进入审查干部历史的阶段后，由于康生等搞“抢救运动”的干扰，各根据地中不少地方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但豫鄂边区党委在位三同志的正确指导下，始终没有搞“抢救运动”和“逼、供、信”。当时，康生介绍一些地方在“抢救运动”中搞出了多少特务、反革命并要豫鄂边区也上报搞出的特务、反革命数字，给边区领导施加压力。位三同志根本不为所动，他坚定地说：“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干部中有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没有特务、反革命，就不能把好人当特务、反革命抓。”尽管位三同志从上边是带着一批“特嫌”的名单来到豫鄂边区的，但由于他坚持实事求是，豫鄂边区党委对干部历史审查的结果是：边区绝大多数干部只是思想问题，真正的特务、反革命一个也没有。

　　要做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就必须具有实事求是的品格和勇于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

　　位三同志不仅在战争年代坚决抵制各种错误倾向，而且在全国解放以后，也敢于同自己队伍中发生的违背马克思主义、有损于党和人民利益的错误作斗争。即使这种错误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他也决不随波逐流，随声附和。他往往不顾个人安危，逆流而上，拍案而起，仗义执言，坚决顶住。

　　由于位三同志在长期革命战争中积劳成疾，新中国成立后，经中央批准，他长期养病。在与疾病作顽强斗争的同时，他以极大的热情，密切关注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针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潜心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断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束缚，独立思考，不懈探索，作了数千张卡片，写下了几百万字的日记、笔记和论著，在哲学、经济学、党史学、党建学等诸多领域中均有创造性的贡献。

　　早在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就以伟人的胸怀和预见，在党内作出了少宣传个人、不以人名作地名，不祝寿等规定，用以警戒自己和全党。然而，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胜利，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党地位，使人民从内心感谢党，热爱自己的领袖，使毛泽东的巨大威望与日俱增。加之各色人等的赞扬和捧场，毛泽东不由自主地被日益推向神坛。对此，位三同志的头脑是清醒的，思考是深邃的。

　　1953年4月18日，他在《天才并不是生而知之者》一文中破除迷信地指出：“马恩列斯并不是在十岁左右就将革命的道理随口道出。他们必须经过看书，也必须经过研究实际与实践。他们第一篇成功的著作，是看了许多书和研究了许多实际才写的。”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天才与实践的关系，天才和领袖来源于实践的基本道理。

　　一年之后的1954年7月5日，他在《领袖与群众》一文中进而指出：“领袖能代表群众的意志，但不能代替群众的意志。领袖完全不能代替群众的力量和作用，也不能代替群众的智慧。领袖本身是片面的东西，他只能是一个人。”这些精辟的论述，从另一个方面，透彻地说明了领袖和群众的关系，以及领袖本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因为领袖是人不是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氛围中，能有敢为天下先的理论勇气，作出这种论断，确是难能可贵的。

　　1956年5月7日，54岁的位三同志以大思路研究大问题，以大手笔作大文章，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出现的问题，紧密联系中国的实际，写下了《斯大林问题》一文，尖锐地提出了执政党必须摆正领袖、政党和人民群众的三者关系，端正全党对领袖的态度，废除干部制度中的终身制以及在党内建立监督机制等一系列真知灼见，体现了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远见卓识。

　　在中国这样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怎样才能避免发生在当时的老大哥苏联出现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问题。为此，位三同志解放思想，运筹先机，敢于想在别人前头。经过苦苦的摸索和探求，他找到了两条解决办法。

　　他在《斯大林问题》一文中强调：为了使领袖少犯错误，“如何办?第一是党员群众，首先是中央委员要具有对领袖的正确态度：应有的信任和应有的监督。”

　　“第二要制度完善，特别要监督制度完善。”“领袖的权力应建立在法律之上，建立在信服之上。”

　　30多年过去了，岁月的风尘掩盖不住上述三篇文稿的价值。30多年过去了，历史证明了上述文稿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位三同志在这三篇文稿中提出的正确主张和精辟见解，与后来党的八大修改通过的党章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少宣传个人”、反对“个人崇拜”的指导方针是完全一致的。

　　早在1953年6月22日，位三同志就明确提出：“中国人民当前的事业，就是争取世界和平与经济建设，首先是工业化。”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我们每个党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代人特别光荣，责任特别大。”以后，他又多次强调：“革命胜利后主要任务是建设”，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今天的任务应该相当着重于建设。”他一贯主张经济建设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坚决反对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脱离实际的“左”倾冒进。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审查、横遭迫害的险恶处境中，他也一身傲骨正气，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