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位三同志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他家乡湖北省红安县的人民当中，至今还流传着“董必武、郑位三，领导人民把身翻”的红色歌谣，人民深深的怀念他。

　　（一）郑位三同志终生老实做人，正直为人，诚恳待人，善于调动一切人的积极因素，为革命和建设服务，这在党内有口皆碑。他认为，要正确待人，首先要解决自己如何做人的问题。首先，是做一名真正的人；其次，是做一名真正的中国人；再其次，是做一名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他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完全实践了这一点。

　　郑位三同志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千百万群众，靠的是千百万干部，靠的是千百万人才，民主革命时期，他长期主持革命根据地和地方党政军工作，高度重视培养干部和人才，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丰硕成果。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亦是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位三同志长期因病休养。他在病中主要坚持做了两件事：一是学习研究理论；二是培养教育干部。

　　从解放到1953年5月，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昌办了4年湖北人民革命大学，共招收四期学员，培养了1．5万人，充实了全省基层干部队伍。郑位三同志始终关心这所大学，他几次为该校校刊《革大生活》题词，并多次为该校学员作报告，宣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帮助大家树立革命人生观，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对该校建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53年6月22日，为适应农村迅速发展的形势，大力培养农村干部，郑位三建议：湖北“省委应办优秀农民的学校”。

　　1954年3月，郑位三应邀在湖北省第一次中等学校教育会议上作重要讲话，针对当时教师的思想实际，深刻阐明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社会主义教育与社会主义政治的关系。

　　同年9月27日，他在中南局统战部举办的知识分子政治研究班上作《关于思想改造问题的讲话》，系统论述了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任务和基本途径，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要与经济建设联系。他指出：“革命胜利后主要任务是建设，知识分子要作出贡献与改造思想也要与建设联系起来”。

　　1955年2月28日，郑位三同志针对农村干部在执行政策中存在的问题，给党中央写信建议：“各省应办优秀农民学校，直接培养农民干部”。

　　建国初期，郑位三重视各类干部人才的培养教育工作，为当时缺乏干部的各条战线及时输送了一批又一批骨干，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了干部条件。

　　（二）尊重人，理解人，培养人，爱护人，是郑位三同志一生中的主要特点之一。他对群众是如此，对干部是如此，对领袖也是如此。对革命领袖，他从来都采取马克思主义态度；衷心拥护和爱戴领袖，同时，对领袖相信不迷信，服从不盲从。

　　1955年5月7日，郑位三同志结合中国执政党建设的实际，针对苏联出现的问题，写了《斯大林问题》，提出要摆正领袖、政党和人民群众三者关系等一系列精辟见解和正确主张。

　　文中指出：七分功三分过，教训何在?“领袖个人是起第三位作用的，第一是人民，第二是全党。领袖并非完人，不能断定领袖终生不变。选择领袖不能定终身”。

　　他在此文中进一步提出：为了使领袖少犯错误，如何办?必须做到两条：

　　“第一是党员首先是中央委员，要具有对领袖的正确态度；应有的信任和应有的监督”。

　　“数十年来，全世界的党缺少对党员进行有关对待领袖的正确态度的教育，我提议在讲党的建设的时候列专章来教”。

　　“监督领袖的经手人主要是中央委员，监督的责任和权力要放在党员群众身上，这个责任不单是代表大会，而且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要有特设的机构行使党员的监督权”。

　　“第二要制度完善，特别要监督制度完善”。

　　“人事权最重要，不能全部集中到主席团（这一点可以影响许多）。监督经手人不止于中央委员，监督重在追认，许多重大的政治议案要有总结报告，要有追认制度。”

　　“这两条本身要总结经验。”

　　“集体领导个人负责制是重要的，但只此还不够，还要强调监督”。

　　此篇堪称郑位三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解决中国问题的代表作之一，标志着他理论上的成熟，体现了他对领袖的正确态．度。其思想与后来党的八大修改通过的党章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少宣传个人”，反对“个人崇拜”的指导方针完全一致。这些真知灼见，至今对加强执政党建设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郑位三同志对干部、对下级倍加关心爱护，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地解决和处理他们的各种问题。土地革命时期，张国焘等在鄂豫皖苏区进行错误的“肃反”，关押徐朋人等领导，枉杀无辜，郑位三同志与曾中生一再挺身而出，勇敢地进行抵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郑位三撰文指出：“肃反的左，直接危害党和基本群众。”

　　1960年5月19日，他谈到此问题时还指出：“鄂豫皖损失最大的是肃反”。

　　“关于徐朋人个人问题，主要是四中全会搞罗章龙时期犯的错误……以后在肃反中肃了他，这是不对的”。

　　郑位三同志曾为曹大俊澄清事实说：“曹大俊本质上是个好同志，思想作风上有缺点。他不满张国焘的领导是千真万确，后来张把他当反革命看待，实际上知道他的同志都说他是好同志，下面提的那些材料不可靠。”

　　关于如何评价高敬亭?高原是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由于领导上的错误处理，于1939年6月24日在安徽省肥东县青龙场被错杀，年仅32岁。郑位三对此一直保留意见，认为此事处理不当。解放后，他多次指出应重新认识这个问题。1960年5月，他顶着“左”倾思想的压力，再次提出自己对高敬亭的看法：“判断这个问题要分清楚：第一，他有错，在与中央的关系上处理不好。第二，他不是反革命。第三，他确有大功。第四，光第一、二、三条就决不能杀，当时对他的处理研究不够，如果把他送到延安或关起来教育几年更好些。”这些意见后来受到中央的重视。1980年，中央军委决定为高敬亭同志平反昭雪，并恢复名誉。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正确解决1946年中原突围时一大批失掉组织关系的在地方工作的同志的党籍问题，不仅关系到他们个人的政治生命，而且关系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问题。对此，原任中原局代理书记的郑位三和中原局组织部部长的陈少敏不回避，不推诿，勇于承担重大责任，对每一个同志都负责到底。1957年5月，他俩联合上书中共中央组织部，详陈情况，要求党中央按当时中原局的组织决定解决这批同志的党籍问题。该信全文如下：

　　“中央组织部：

　　1946年的中原突围前，情况已经很紧急，大批地方工作干部不能随军行动，为了保存力量，我们当时曾作出如下决定：

　　一、尽可能利用社会关系化装去其他解放区。

　　二、不能化装去的尽量利用社会关系隐蔽。

　　三、如果为敌人发现在无法隐蔽的情况下，可以新四军战士或以农会会员的面目向敌人自首，只要不暴露党员身份，不以党员面目自首，以后归队不以自首论；如果以党员身份自首则当别论。

　　这是在特殊困难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如果这个决定错了由我们负责。

　　现在，在湖北的干部中有这种以群众面目自首的人的党籍问题尚未解决，我们的意见是应该按照当时的组织决定办事，承认他们的党籍。

　　上述意见请予审核，并请转致中共湖北省委。

　　致

　　敬礼

　　郑位三  陈少敏

　　1957年5月29日”

　　同年6月6日，中组部将此信批转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委据此妥善解决了这批同志的党籍问题。不少老同志每谈及此，都非常敬佩地说：“位老和陈大姐作为领导者，是有政治勇气和敢于承担政治责任的。如果没有为革命同志担政治风险的无私无畏精神，是不会这样做的。”

　　“文化大革命”中，郑位三和陈少敏遭批斗，说他们给中组部写信是为叛徒辩护，充当叛徒的保护伞。他们宁愿自己受精神和肉体折磨，也不牵连别人，始终坚持当时中原局的集体决定是为保存革命力量，在特殊情况下作出的，没有什么错误。郑位三同志身处逆境，始终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搞法。他说：“我虽然相信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但做梦也没有想到还有第二次革命”。他尤其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认为这一观点不符合马列主义。对此，一些老同志不无感慨地说：“位老虽身处逆境，仍无私无畏，坚持原则，真是难得啊!”

　　（三）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革命和建设服务，这是郑位三同志工作中的又一突出特点。

　　如何正确对待旧社会在国民党军政机关做过事的旧职员，是新中国成立后摆在我党面前的一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当时湖北省有旧职员4000多人，党对他们采取“包下来”的政策。由于一时难搞清他们的政治历史，所以不好安排他们的工作。有的干部主张“不接近旧职员”，甚至提议“大批清洗”。为此，郑位三同志通过调查研究，把旧职员分为三类，主张区分不同类型分别对待。他说：一种是有一定学术专长，家庭出身穷苦，本人有民主思想的。二种是本人作恶不多或联系国民党不深而有转变愿望的。三种是忠实于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多年，有特权特势，危害群众，做过很多反动事。他提出，第一种人属于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毛病是受了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影响，但完全可以改造。这种人占多数，他们在“政治上应受到尊重”。第二种人“可以工作，但不能负重责”，对他们要“长期改造”。第三种人是少数，但“有危险性”。当时由李先念同志任书记的中共湖北省委完全采纳了郑位三同志的这些意见和建议，除极少数外，都给他们安排了适当工作，对一些思想进步，有一定政治影响的旧职员还安排他们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充分发挥其积极性。这对稳定当时的政治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郑位三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已经27年了，但是，我们仍感到有许多东西需要向他学习。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人们将从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老战士身上发现更多的宝贵精神和崇高品德，从而受到教育和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