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勿忘烈士功”

　　郑位三同志在诗一开头就提醒人们：“胜利勿忘烈士功”。这在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还不到一年，全国还有的地方没有解放，提出这个问题，是非常及时、很有必要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郑位三同志正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郑重地提醒大家：“胜利勿忘烈士功”。

　　郑位三同志不仅这样说，而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地这样做。他在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后回到武汉时，湖北的党政领导干部和他的亲朋好友都到车站迎接，他的儿女们也高兴地跑到他跟前。在这“干部车前接，亲朋赴汉迎”的幸福时刻，他没有陶醉，而是想起了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他当即写下了“欣喜成功回武汉，更忆当年苦斗争，千万工农血和泪，换得今日大翻身”的诗句，以此鞭策自己和激励大家继承先烈遗志，为保卫和发展已取得的胜利而继续奋斗。

　　郑位三同志的“胜利勿忘烈士功”的思想，影响和教育了许多人，他的同乡——红军团长方和明就是最突出的一个。1929年跟方和明一起参军的有72人，在长征途中和南北转战岁月里，先后有71人躺在了大巴山上、夹金川下、滹沱河边、川陕边界，与雪山同日月，与草地共春秋!见到1949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只有方和明同志一人。每当想起跟他一起参军牺牲了的那71位战士，他的心潮总是久久难平。他牢记毛主席关于“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的教导，谢绝了党组织要他在延安休养的亲切关怀，同旧的传统观点彻底决裂，申请回乡务农。组织上见他爬雪山、过草地，转战南北，参加大小战斗200多次，7次负伤，15次立功，为革命历尽艰辛，就反复做工作，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想起为革命牺牲了的先烈，我心里就难过，比起他们，我一切都满足了，还能说什么呢!要说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革命!革命需要打仗，我扛起枪是战士；革命需要建设，我拿起锄头当农民，从‘官’到民，没有万里长城!”

　　就这样，方和明怀揣党员介绍信，背着行李卷，带着炒面袋，满怀豪情离开革命圣地延安，穿过弹痕累累的城镇和村庄，回到了刚刚解放的家乡。从此，这个久经战火考验的战士，从一个战场走向了另一个战场。

　　“请将遗志记心中”

　　在诗的第二句，郑位三同志热情而谦逊地叮嘱大家：“请将遗志记心中”。什么是先烈的“遗志”呢?在诗的第三句，郑位三同志作了明确的回答：“终极目标共产制”。也就是说成千成万革命先烈流血牺牲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需要革命后来人继承先烈遗志，一代接一代地为之奋斗，直至最后胜利。

　　郑位三同志为了实现人民幸福生活不致落于“空谈”，他虽体弱多病，从不偷闲，时刻关心国家大事。他在给刘少奇等同志的信中说：“我的兴趣第一在研究工作，第二在于部教育工作。”这两个问题，在当时解放之初，大批新干部加入革命队伍，是急待解决的。郑位三同志带头刻苦地学习和研究革命理论。他认为研究革命理论，精通马克思主义，对革命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不精通马列主义就不能系统地了解政策，不精通马列主义就不能系统地制定政策”。他虽然身体不好，但学习非常刻苦认真，从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看书。他警律自己：“学习意志坚，埋头拟十年，病身都不顾，荣誉放旁边。”“愧我功绩少，欣慰在文章，只求学得好，不顾病颓唐。”他刻苦学习，勤于思考，认真做笔记。在他的书桌上放有各种颜色的铅笔、纸条和不同规格的卡片，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教科书，他都是逐字逐句地读，常在一些地方打上红、蓝杠杠，标上各样的符号，并将精彩句子摘在卡片上。他看过的书几乎每页都写上批语和心得。他说，读书不在多，贵在精。“精通一个问题胜于半解100个问题。”他还经常以毛泽东刻苦学习的精神来激励自己和教育别人，他说：“毛主席在思考问题时，聚精会神，力排杂念，一有杂念，便用笔在旁记下一个圈。起初，每想一个问题时，常有二三十个圈，到后来减到只剩一二个圈，以至全无。”

　　郑位三同志学习革命理论，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特别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他经常讲：“读书离不开实际，脱离了实际就免不了空想。即令有书本知识，也是空想。空想不仅白费力，而且有害。”他认为读书、研究问题，必须有精彩的感性材料，他说：“精彩材料多在实践中，尤其在革命的实践中”。他主张：“在实践中学习，向群众学习”。由于郑位三同志当时处在休病环境中，已不可能直接取得工作中的材料，他就采取多种办法解决实际材料的来源：第一，与省、市材料室建立经常联系；第二，请地、县委提供下基层的材料；第三，多听参加实际工作同志的汇报，他说：“听汇报对于我来说就是盛餐也”；第四，多看报纸和内部参考材料。这些措施，使他获得了大量的实际材料，所以，他的学习、研究工作，能够紧密地结合国内外的革命斗争实际，取得了可喜的学习和研究的成果。

　　对于培养教育干部的工作，郑位三同志十分关心，他针对解放初期的实际，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如何对待解放前在国民党军政机关做过事的旧职员，这是当时我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对他们的政治历史一时无法搞清，所以在工作上不好安排。有些干部“主张不接近旧职员”，有的干部则“提议大批清洗”。为了正确地使用一些旧的职员，尽量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郑位三同志经过调查研究后，把旧职员分为三类，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他说，一种是有一定学术专长，家庭出身穷苦，本人有民本思想的；二种是本人作恶不多或联系国民党不深而有转变愿望的；三种是忠实于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多年，有特权特势，危害群众，做过很多反动事的。针对这三种情况，他提出：第一种人属于小资产阶级，其毛病是受了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影响，但完全可以改造。这种人占多数，他们在“政治上应受到尊重”。第二种人“可以工作，但不能负重责，他们不会有正确的态度，对他们要实行‘长期改造’”。第三种人是少数，但“有危险性”。郑位三以党中央委员的身份建议中共湖北省委根据各种人的不同情况，分别进行恰当的安排。当时由李先念任书记的中共湖北省委完全采纳了郑位三同志的意见，除了极少数旧职员外，基本上都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对一些思想进步，有一定政治影响的旧职员还安排他们担负一定的领导职务，充分发挥他们进步的作用。这对稳定当时的政治局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郑位三同志还针对新解放区干部缺乏的实际，根据我党的干部政策，提出了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革命性强；联系群众；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他说，这三条都是很重要的，缺一不可。革命性不强，就不会有革命热情；不联系群众，就不能带领群众投入革命斗争；没有党的领导，革命斗争就没有方向。这三条为当时新解放区选拔干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不仅注意选拔干部，而且更重视培养教育干部。从实际出发，他提出了培养教育干部的三条具体意见：第一，上级领导要不断地对干部进行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警惕敌人的进攻；第二，要发动群众对干部进行批评监督，建立经常的下级向上级报告的制度，便于上级随时提拔优秀干部，撤换一些不称职的干部，防止干部产生官僚主义、腐化堕落；第三，每个干部要努力学习，加强思想修养，克服在取得一些成绩后有可能产生的自高自大，看不起群众，认为一切功劳都是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错误。由于坚持了这三条，当时新解放区的干部很快地成长起来，各项革命工作得到顺利开展，党的领导很快地取得了主动权。

　　“大家努力莫放松”

　　诗的最后一句发出了庄严的号召：“大家努力莫放松。”郑位三同志号召“大家努力莫放松”，首先是他自己带头“努力莫放松”。他从自身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坚持实事求是，无私无畏；坚持原则，刚直不阿；严于律己，公私分明。他处理任何问题，都能从实际出发，敢于承担风险，坚决按照党的政策办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

　　在解决1946年中原突围前复员、隐蔽和在突围中被打散掉队人员的党籍问题，郑位三同志不计个人得失，敢担风险。1957年当他得知有些该恢复党籍的没有恢复党籍，他当即表态：“这件事我们负责，要开除党籍是我们两人(指他和陈少敏)的事。”随即同陈少敏两人联名向中央组织部写了一封信，要求党中央按照当时中原局的决定解决这批同志的党籍问题。同年6月6日，中央组织部将这封信转给湖北省委，要湖北省委在处理原中原解放区的党员自首问题时，注意信中所谈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为这事郑位三、陈少敏遭到批判，说他们向中央组织部写信是为叛徒辩护，充当叛徒的保护伞，宣扬叛徒哲学，等等。不管怎么批斗，郑位三宁愿自己受精神侮辱和肉体折磨，也不牵连别人，始终坚持当时在特殊环境下作出的这一决定，没有什么错误。至今，一些老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都十分敬佩地说：“郑位三同志作为一个领导者，是有政治勇气和敢于承担政治责任的，如果没有为革命同志担政治风险的无私无畏精神，没有为革命事业尽职尽责的宽广胸怀，是不会这样做的。”

　　在总结历史经验方面，郑位三同志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1959年正当林彪、康生一伙搞“大树特树绝对权威”、宣传“井冈山道路通天下”的时候，郑位三同志却实事求是地向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写组的同志讲鄂豫皖苏区的革命历史，并把鄂豫皖苏区同中央苏区进行比较分析，说明鄂豫皖苏区的特点和重大贡献。对鄂豫皖苏区当时在全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说，鄂豫皖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块大的革命根据地，对全国革命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特别是鄂豫皖苏区大胆地提拔、使用一大批作战勇敢的农民干部，为我军建设作出了贡献。全国解放后，“军队中的老干部鄂豫皖最多，中将、大校、上校总数比中央苏区多几倍。师级干部在全国军队师级干部中占70％。抗战时，红军改成八路军、新四军共有3万多人，其中有1万是鄂豫皖的。”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几省中心地，革命屡先锋，鄂籍军功大，楚语遍营中。”“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说郑位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对他进行残酷斗争。不管怎么斗，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错的。这充分表现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刚直不阿的原则立场。

　　郑位三同志位功高不居功，虽然是一位高级于部、党中央委员，享受着国家副总理级的待遇，但他始终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那种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优良作风，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彻底革命精神。他对个人的私生活和妻子儿女的要求很严格。他常说：“私生活也应留意。所谓‘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说在领导(指全国范围)革命的大政方针上不犯错误，至于生活上的细微末节，也都马克思列宁主义化，这点很难有‘完人’，但群众总是从日常生活中细微末节上来看人的，因此又不能不注意这点。”“家庭妻子和儿女要照顾，甚至于要相当照顾，但这终究是个人的事，在这上面花的功夫越大，你对革命所能贯注的精力就越小。不要做儿女的奴隶，这要做，一辈子也做不完。”郑位三同志不仅这样要求别人，更重要的是自己带头这样做。他给妻子蒲云约法三章：“第一，公家给我发东西，若有你一份，你就要，若没有你的，你就不能向组织多要，不能搞特殊；第二，若有领导、同事或上级找我谈工作，你不要在场，更不要干预我的工作；第三，不能以我的名义向公家多要东西。”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坚持这几条原则。郑位三的四弟郑植立，土地革命时期是红二十八军的战士，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四军第四支队和二师任过排长、连长等职。在解放战争中，他随部队到山东，1947年3月在山东病逝。后来郑植立的妻子要求组织上将植立的坟迁回湖北。郑位三得知后坚决不同意。他说，在外地牺牲的烈士有千千万万，他们的骨头都没有搬回家乡，为什么植立的骨头就要搬回老家呢?在郑位三同志的说服教育下，植立的妻子放弃了原来的意见，直到现在，郑植立还长眠在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