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动乱期间，党和国家的大批干部遭到诬陷和迫害，位老也因为保护干部问题而遭到冲击和批斗。起因是1967年4月全总造反派抄陈少敏大姐家时，抄出了位老和陈大姐1957年5月29日向中央组织部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说：1946年的中原突围前，情况已很紧急，大批地方干部不能随军行动，为了保存力量，我们当时曾作如下决定：

　　一、尽可能利用社会关系化装去其他解放区；

　　二、不能化装走的，尽量利用社会关系隐蔽；

　　三、如果为敌人发现在无法隐蔽的情况下，可以新四军战士或以农会会员的面目自首，以后归队不以自首论，如果以党员身份自首，则当别论。

　　这三条内容通称为“四·六指示”。他们特别声明“这是在特殊情况下作出的规定，如果这个决定错了，由我们负责。”

　　他们当时写这份报告，一是因为当时没有正式的文字决定，只是他们二人根据特殊情况，在不违背党的原则下，口头向下讲的，需要有一个正式报告说明，并能得到上级组织部门的确认。二是～些干部因为暴露了新四军或农会会员身份，而成了历史问题，长期得不到正确解决，经常找他们，希望说句公道话。三是因为这是贯彻执行中原局关于转移、隐蔽人员总精神的灵活具体作法，虽然未经中原局讨论决定，也不是大不了的问题，而且明确规定不许以党员身份自首。党员即便是暴露了新四军战士或农会会员身份，是允许的，因为这都是曾经在抗战时期是公开的合法的身份。总之，中心思想是要讲政策，保护一批干部，使他们不再受冤屈。位老和陈大姐这样做，从组织原则上讲，也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在动乱年代，乱抓“叛徒”的狂潮中，康生等人对这一决定却如获至宝。康生1967年5月6日跑到中央组织部鼓吹抓“叛徒”时说：最近全总发现了一个文件，1946年五师撤退时，郑位三、陈少敏，也是允许自首的，组织部可以把这些材料收集起来，供大家批判。他的话一传出，造反派就加紧揪斗郑位三、陈少敏同志，逼迫他们交待所谓允许自首问题。康生等人还有更恶毒的目的，要他们交待这份报告中的规定与李先念的关系。

　　郑位三、陈少敏同志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们承认报告是他们写的，内容是在突围前口头向部分地方负责干部讲过。但没有听说过李先念谈过什么，自己也没有和他说过什么，也没有看到一个文字和李先念有直接联系。他们明确表示，如果有什么问题，责任由他们承担。正是他们的这种明确坚定态度，才挫败了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的极少数造反派头头妄图把李先念打成“大叛徒头子”的图谋，同时也教育了更多的人，使他们经过调查，弄清了事实真相，改变了态度。

　　然而，财贸口的个别造反派头头，不顾历史事实，一意孤行。他们于5月28日，召开串连会，抛出“四·六决定”和所谓的旁证材料。一个头头说：“李先念当时是司令员，通过‘四·六决定’，造成中原地区几千人自首，成了叛徒。”四处策划打倒李先念的一系列活动。29日，他们突然广播“李先念是大叛徒头子”，派人将大标语贴到中南海围墙和北京大街上，什么“揪大叛徒头子”的“联合声明”，“紧急呼吁书”，“联络站”等一起出笼了，同时声言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打倒李先念动员大会。周恩来总理得到报告后，立即指示联络员向造反派头头传达他的指示：天安门大会不要开；大街上贴出“打倒叛徒头子”的大字报要统统盖掉。但是那些造反派头头不听，还是于5月31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打倒所谓“大叛徒头子李先念”誓师大会，一时成了北京的一条重要“新闻”。

　　6月9日，李先念经和王树声、王震共同回忆后，向毛泽东、党中央写了报告，详细全面地讲述了中原突围前的工作，说明他不记得有“四·六决定”，委婉地表示，如果有，也是出于保护突围不出的地方人员不至被杀害，以便保存革命力量。报告中说：当时我与王树声、王震等同志每天忙于军队方面的工作，忙于做干部的思想工作，一度还忙于和国民党代表谈判。地方工作主要由郑位三、陈少敏负责，很可能是他们商量好后，口头上向当时能够联系上的少数地方干部交待的，或者是在小范围内谈过。可见，郑位三、陈少敏、李先念等当年中原军区的主要领导人说法都是一致的。

　　毛泽东主席看了先念同志的报告后，一天晚上让秘书打电话，请先念同志去看戏。在开演前，毛泽东特意把先念同志叫到他身边坐下，并风趣地说：大叛徒头子来了，今天我要和大叛徒头子坐在一起看戏。显然，毛泽东这一举动表示了对李先念的信任，也没有把郑位三、陈少敏同志的报告当成什么事，这无疑也是对康生等人的乱抓叛徒的一个警告。

　　6月16日，周总理为澄清“四·六指示”问题，又一次接见财贸口群众组织代表，对造反派头头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评，说公布李先念是大叛徒头子，材料没有同我们商量，不能造这个谣，我要辟谣，这不是打倒、炮轰的问题，是关系到世界大事。我告诉你们不要开会，你们一定要开，中央就垮下来了?中央政治局就垮下来了?不会的。有人要出这个风头，根本不顾党和国家的影响，打倒还不过瘾，还叫“大叛徒头子”，这对中央有什么好处?你们把中央政治局委员随便乱打倒，究竟是你们专政，还是毛主席领导的专政?

　　他在谈到“四·六指示”时说：那时情况很复杂，各地区有各地区的作法，《平原游击队》里的群众，为了对付敌人，白皮红心。周总理有长期从事隐蔽斗争的经验，深懂对敌斗争的策略。从他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是对“四·六指示”的间接肯定。他气愤地指出，不要把学校的派系斗争联系到抓叛徒，这是很危险的。你抓一个，我抓一个，砝码不断增高，这是赌博式的、很危险的时髦作风，不是主席的作风，不是实事求是的作风。这实际上是对林彪、江青一伙到处抓“叛徒”的严厉谴责。

　　随后，财贸口的几个群众组织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也公布了调查报告，发表声明，揭穿造反派头头的阴谋，至此围绕着“四·六指示”的一场斗争才宣告结束。位老和陈大姐不久也得到了平反。

　　位老、陈大姐和先念同志是长期并肩战斗的老战友，相知甚深，虽然在工作中也有过不同意见，但他们都是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顾全大局，讲原则，讲团结，有苦同吃，有难同当。位老是黄麻起义的发动者之一，又是鄂豫皖时期苏维埃的主要领导人，先念同志在他领导下工作。在新四军五师和中原军区时期，位老负责政治领导，先念同志负责军事指挥。位老有学识和理论政策水平，他为人正派、处事公道，先念同志是非常赞赏的，并认真向他学习。全国解放后，位老因身体不好休息，先念同志对他也十分关心，尽其所能以予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