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你可曾记得，一位大别山的儿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郑位三，曾两度来到你身边，伴随你渡过了整整十个春秋。

　　初赴武汉寻找救国道路

　　1918年夏天，一个农村少年，肩背行李，来到武汉，报考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这是一所学制四年的中等专业学校。报考者多系一些家境贫寒无法负担学费的学生。为了报考这所学校，这个身体瘦弱的农村少年，从家乡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的小山村徒步走到武昌城。一路上，晓行夜宿，饿了吃母亲为他准备的干粮，渴了喝凉水，夜晚露宿路旁。盛夏酷暑，炎热难当，黄安到武昌300多里路程，他整整走了五天。当他到达武昌时，已是双肩破皮，两腿红肿，脚板磨起血泡，精疲力尽。然而，他仍以惊人的毅力，拼命学习，准备入学考试。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金工科。这个农村少年名叫郑植槐，因此次入学考试名列第三，他的老师郑锡云先生为其改植槐为位三，从此，他叫郑位三。

　　这一夜，从不失眠的郑位三失眠了，他兴奋，他激动，久久不能人睡。他要写信告诉父母双亲，告诉恩师郑锡云：我考上了，考上了!尤其是郑先生。郑位三深知，自己能从穷乡僻壤的小山村到省城武汉念书，全靠郑先生的教诲与帮助。

　　郑位三，1902年10月21日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檀树乡马鞍山村一个农民家庭，七岁人乡塾拜郑锡云为师。郑锡云先生虽是一个落弟的穷秀才，但深受孙中山、黄兴、章炳麟等人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思想进步，胸怀豁达。他传道授业解惑，教书育人，除了按当时的课本教学外，还有意向学生演义诠释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聪明好学、机敏过人的郑位三，倍受郑先生青睐，被视为己子。郑位三从七岁入学到十六岁业满，九年中，长住塾馆。师生情同父子，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几十年后，郑位三回忆起孩提时代的经历时，常常讲道：在恩师郑锡云先生那里读书九年，深受教益，他在我幼小的心田里，播下了反封建社会的种子，在我个人成长的道路上是非常有意义的，为我后来参加革命斗争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我敬重、感谢郑先生对我的培养和帮助。

　　郑位三发奋读书，孜孜不倦，在他求学的日程里，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只有学习读书，他将一切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因家境贫寒，郑位三生活十分节俭，常年身着母亲亲手纺织裁缝的蓝棉布长衫和鞋袜，从不乱花一文钱。当时，黄安县在工业学校就读的学生共有七人，彼此问如同兄弟，相互关心，亲密相处，情感极佳。大家都称赞郑位三“忠诚朴实，读书专心，粗布衣裳，怡然自得。不为高贵所移，精数学，寡言语，深受大家敬慕。”由于他品学兼优，很快便闻名学校。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到省城读书，寻找救国之路，天下大事，范仲淹有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恩师的嘱咐时时萦绕耳际。故而，他对政治时事亦颇为关注。这时，一个十分有影响的人物——肖楚女，后被人民誉为“刻苦忠实的革命家”、“青年群众的明星”、“勇敢的战士”，闯入了郑位三的心灵深处。这当然也是恩师郑锡云的引荐。

　　一天，郑位三揣着恩师的信，怯生生地去《湖广新报》社找肖楚女。

　　“您是肖先生吗?”郑位三深深一躬，有些腼腆地轻声问道。

　　“我是肖楚女。你是——”肖楚女望着眼前这位陌生而和善的青年缓缓而答。

　　“我叫郑位三，省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边说边从口袋里取出信双手递上：“这是郑锡云先生给您的信。”

　　“郑锡云先生，你认识郑先生?”肖楚女惊诧道。

　　“他是我的恩师。”郑位三反而显得很平静。

　　肖楚女拆开信浏览，连声道：“啊!好。郑先生不仅是你的恩师，也是我的恩师，还是我的义父哩，你知道吗?”

　　郑位三愣在那里摇头。因为郑先生从未告诉过他。

　　肖楚女，从小酷爱读书，勤奋好学，13岁离开故乡汉阳，浪迹鄂、皖、苏、浙沿江城市，历经万苦干辛，仍找不到出路，他迷惘失望，决计返回故乡。1910年春天，在从芜湖到汉口的轮船上，他结识了郑锡云先生的儿子郑希曾。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志同道合，结为兄弟。这时，正值辛亥革命的前夜，肖楚女和郑希曾两个热血青年，满怀革命热情，到汉口参加了湖北新军。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肖楚女与郑希曾并肩战斗，投入武昌起义的伟大斗争。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被袁世凯篡夺，中国又坠入黑暗的深渊。“迢迢长夜何时旦?”他俩愤然离开了新军，在郑锡云的帮助下，双双考入武昌新民实业学校，试图走“实业救国”之路。1914年6月，郑希曾因参与反袁进步团体活动，被袁世凯的鄂督段芝贵杀害。嗣后，郑锡云寄希望于肖楚女，视其为子，变卖田产，资助肖楚女……

　　“位三同学，你贵庚?”

　　“壬寅，属虎，1902年生人。”郑位三答道。

　　“我属小龙，癸巳，1893年生，大你十岁，从今往后，你我兄弟相称，你就是我的小弟弟。义父嘱咐我，对你政治上多指教，生活上多关心。指教不敢当，关心是可以的。”肖楚女十分热情，侃侃而谈。

　　“肖大哥。”郑位三又深深一躬。

　　“别客气。”肖楚女上前扶起：“以后你有什么事，随时来找我。”

　　在郑位三的心目中，除恩师郑先生外，肖楚女是他遇到的最有学问的人，是第一个共产党员。几十年后，他回忆道：“肖楚女同志对我十分关心，帮助很大，他给我介绍马列主义，指引人生之旅的正确方向，教我走上革命道路，他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他被国民党杀害，我悲痛难抑，我为失去了良师益友而难过。”

　　利群书社追求革命真理

　　1917年，俄国爆发了推翻沙皇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胜利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19年5月，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旋即，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迅速波及。武汉，在恽代英、陈潭秋等先进分子的组织领导下，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他们积极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发出震天怒吼，发起严正挑战。在肖楚女的帮助和影响下，已受革命思想启迪、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位三，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斗争的行列。他与同学们手挽手，肩并肩，游行示威，街头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进发出了火焰般的革命热情。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应运而生。在恽代英、林育南等策划和领导下，湖北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地——利群书社于1919年秋天正式成立，次年2月正式开业。恽代英、林育南、肖楚女、黄负生、李书渠、廖焕星、郑南宣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利群书社的首批成员。

　　利群书社主要经销《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阶级斗争》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新青年》、《共产党》月刊、《每周评论》等革命刊物。书社不仅仅是一个出售各种书刊的书店，更重要的是，它是湖北武汉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新文化的重要阵地，是进步青年聚会交往的联络点。书社遍交朋友，联系广泛，除与《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刊物有业务往来外，还与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的进步社团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时间，利群书社成了广大进步青年经常聚会出没的重要场所：或阅读书刊；或举行读书报告会；或开展时事讨论；或进行革命演讲；活动频繁，热闹非凡。

　　这天，肖楚女对郑位三说：“位三贤弟，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看看，包你进去后不想出来。”话语中略带几分神秘。

　　“什么地方有这么大的吸引力?”郑位三有几分狐疑，还以为肖楚女与自己开玩笑。

　　郑位三跟着肖楚女走进利群书社，迎面而来的一位年轻人很有礼貌地打招呼：“肖先生好，您今天怎么有空来书社?”

　　“南宣兄，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肖楚女指着身旁的郑位三道：“这是我的挚友郑位三，你的本家，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学生，他酷爱读书，追求真理，我今天介绍给你，希望你们能够成为好朋友，希望你多帮助他。”

　　“肖先生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们彼此帮助吧。”郑南宣上前拉着郑位三的手说：“我叫郑南宣，我们肯定能成为好朋友，位三同学给我的第一印象告诉了我。”说罢，大家哈哈大笑。

　　郑南宣立即将一本《共产党宣言》递给郑位三：“位三同学，送给你，权当见面礼，希望你熟读它，读懂它。”

　　“谢谢郑先生。”郑位三双手接过书，彬彬有礼。

　　从此，郑位三成了利群书社的常客，书社像一块磁石，吸引着郑位三，因为那里有他读不完的书，那里有他的好朋友郑南宣，他俩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与日俱增。

　　如果说，肖楚女是郑位三的革命引路人的话，那么，利群书社则应是郑位三探求革命思想的摇篮，革命道路的起点。的确，利群书社给郑位三的马列主义理论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对他以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大有裨益。

　　1922年夏天，郑位三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四年的校园生活是他人生中重大的转折点：在武汉，他亲历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暴风骤雨的洗礼，经受了革命的锻炼；在武汉，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熏陶，结识了一批思想进步的热血青年；坚定了革命意志，初步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凭郑位三的品德和成绩，他完全可以升入武昌高等师范继续读书深造。然而，他放弃了升学的机会，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回故乡黄安。他认为，中国农村是一个广阔的世界，在那里会大有作为。
　　重返江城勿忘党的事业

　　自驹过隙，似水流年，弹指一挥间。1949年11月上旬，郑位三离开北京乘车南下，要回到他阔别27年的武汉。

　　遥想当年，峥嵘岁月，多少往事在郑位三的心头涌现……

　　1922年夏天，郑位三告别武汉，学成归去，回到故乡黄安。

　　在黄安农村，他与志同道合的友人一道，积极宣传农民，组织农民，建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和“青年夜校”，发动农民，唤起农民的觉悟，开展反抗地主阶级剥削的斗争；在黄安县城，他与进步青年，组织县城里学校的师生，举行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示威游行。

　　1925年，郑位三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他被选为黄安县委代理书记；党的“八七会议”后，他发动和领导了黄安“九月暴动”，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郑位三作为鄂豫皖苏区的代表，被选为第一届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34年11月，郑位三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红军长征……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到鄂豫皖根据地担任中共鄂东特委书记、鄂豫皖区党委书记和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副书记等职，领导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随后到新四军第四支队、新四军第二师、第五师领导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46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的郑位三与李先念、王树声、王震等同志率领中原军区部队，举行了震惊中外的胜利的中原突围。1949年9月，郑位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18个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光荣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革命成功了，要回武汉了!郑位三高兴的在日记中写道：“欣喜成功回武汉，更忆当年闹革命，千万工农血和泪，换得今日大翻身。”车过武胜关，进入湖北境内，望着蜿蜒起伏、巍峨雄伟的大别山，他激动地吟诵道：“这里极多山，山山我熟悉，卅年山色改，今日我重见。”

　　艰苦的战争生活，使本来体质就差的郑位三积劳成疾。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关心他的健康，同意他不担任具体工作职务，回湖北休息养病。可是，他对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仍关心备至，念念不忘。他说，“闲休非学隐，民情我不忘，”“于人民有利的小事就是大事。”他极富感情地赋诗道：“胜利勿忘烈士功，请将遗志记心中，终极目标共产制，大家努力莫放松。”在日记中他还写道：“人民生活苦，尽是敌造成，愧我才身弱，难符急救心。思想需前进，政策勿忘宽，大家要艰苦，克服此难关，人人给饭吃，党员非作官，齐心同建设，生产岂为难，莫叫今日苦，且思过去难，他年建设好，幸福岂空谈。”

　　刚刚解放的武汉，“政通人和，百废待兴。”郑位三回到武汉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对待和使用解放前国民党军政机关的旧职员，这亦是解放初期，我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湖北省的旧职员有4000多人，人民政府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由于一时搞不清这些人的政治面貌，故工作难以安排。

　　勤于思考问题善于调查研究的郑位三坐不住了。他说：“我虽不执政，但我要参政。我要为党分忧解难，尽绵薄之力。”他翻阅了大量的旧职员的档案，夜以继日的认真研究，分析比较，终于得出了自己的满意的结论。他亲自找老战友、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的李先念谈了自己的想法。

　　两位红安老乡、生死与共的老战友见面格外高兴。

　　“位老，有人向我告状，说你位老不‘安分’，不好好休息，要参政。”李先念还是那样幽默风趣。

　　“先念啊，我不能只领‘朝廷’俸禄，而不为‘朝廷’出谋献策呀!”郑位三亦不无幽默地说道：“不参政，那我郑位三岂不成了蠹虫。”

　　“位老言过其辞，有何高见，请道其详。”

　　郑位三将自己的想法合盘托出。

　　“位老，我们又想到一块了，你的意见完全正确，应该采纳。”李先念高兴地说：“位老，有一件事，我想请你多关点心。”

　　“什么事?”郑位三急切地问道。

　　“你别急。”李先念缓缓道来：“武汉解放后，在革命形势的感召下，一大批知识青年和有志之士争相参加革命。为了对他们进行培养教育，湖北省委决定，在武昌创办了湖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革大。今年6月份开学，已经有半年了，一切顺利，基本上了路，我想请你出山，多加指点如何?”

　　“好哇!”郑位三满口答应：“此事正合吾意，知我者，先念也。我告诉你，我的兴趣第一在学习研究工作，第二在干部教育工作。”

　　李先念关心道：“位老，你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养好身体，然后才是第一、第二。”两位老战友哈哈大笑。

　　“革大”从1949年6月创办到1953年停办，共办4期，培养学员达1．5万多人，为湖北省培养基层干部作出了重大贡献。郑位三不负老战友之托，对“革大”的教学可谓呕心沥血。他多次到“革大”给学员作报告，宣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指导学员树立革命人生观，为人民服务；他多次为“革大”校刊《革大生活》题词撰文，提出办好校刊的指导意见。“革大”师生有口皆碑，人人称颂。

　　郑位三对农民干部以及其他干部的选拔亦非常重视。他亲自抓了各类干部的培养教育工作，及时缓解了建国初期湖北干部缺乏的难题。对此，李先念曾几次向他道谢。

　　刻苦学习和研究革命理论，是郑位三的第一兴趣，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兴许是当年他在利群书社读书时养成的习惯，对马列主义理论情有独钟。他在日记中写道：“精通马列主义，对于革命者来说太重要了。不精通马列主义就不能系统地了解政策；不精通马列主义就不能系统地制定政策。”他表示自己学习理论的决心：“学习意志坚，埋头拟十年。病身都不顾，荣誉放旁边。疗养与学习，计划长安排，决心研理论，表现用文章。”

　　多年来，郑位三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坚持写读书心得和写日记，他还采取“拾零”或“记零”的方法写“心得”。他的床头柜和写字台上放满了小纸条、小卡片，无论早晚、或是一觉醒来，偶有心得，立即记上。他说：“学常似偶得，诗每病中成。日积月累，分类整理，即成文章。”解放后20多年，他记下了几千张纸条、卡片，写下了几百万字的读书心得、理论文章、报告和日记，不愧是马列主义理论战线上的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
　　老友再逢  重在推心置腹

　　郑位三回武汉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知道，今非昔比，如今的郑位三绝非27年前在武昌省甲种工业学校读书时的穷学生，而是党中央委员、国家的高级干部(享受副总理级待遇)。于是，宾客盈门，络绎不绝。

　　郑位三在1949年11月2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有求我者：一、评定政治面貌者；二、要求职务及帮助就业者；三、要求优待救济者；四、反映情况及政策意见者；五、拉社会关系者。”对所有上门的人，他都予热情接待。对提出的问题和要求都予酌情处理。上门者，要求安排工作者居多，郑位三从不轻易给人介绍工作。他提出安排工作的“三合”条件：“一、本人合格；二、组织上要合需要；三、手续要合式。”他强调：“看是否合格，一般要经过测验，不能测验的至少要经过比较充分的了解和保荐。否则，不能安排工作，面子与合格联系起来才好，单纯的面子是错误的。”

　　在众多的亲朋故友中，唯有一人，郑位三是亲自登门拜访的，那就是当年利群书社的首批成员，他的挚友郑南宣先生。郑南宣信仰马列主义但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抗日战争时期，他积极为建立湖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走呼号。建国后，在武汉第一纱厂(今武汉国棉六厂)任厂长。郑位三曾主动写信给他，对老朋友“愿意在政治上进行指导。”郑南宣觉得“指导”二字好不刺眼，难以接受，故未复信。可郑位三不知其故，再次去信，仍音讯杳无。今天，郑位三亲自登门，要探个究竟。

　　老朋友相逢，互致问候，免不了寒暄一番。

　　“郑委员屈尊下顾，光临寒舍，真乃蓬荜生辉。”郑南宣咬文嚼字地讲道。

　　“南宣兄见外了，过于客气，太显生疏，什么委员不委员的，你还是叫我位三吧!”

　　“岂敢，岂敢!”

　　“南宣兄，你是不是有点太迂了。”

　　“那好，我就不客气了，还叫你位三老弟。不知老弟今日来有何指导?”郑南宣故意将“指导”二字说得很重。

　　郑位三已听出弦外之音，原来是对“指导”二字有想法。他佯装不知，接着说道：“南宣兄是我的老朋友，你送给我的《共产党宣言》让我读懂它，小弟没齿不忘。三十年来，无论在何种艰难的环境中，这本书，小弟常带身边，不知读过多少遍，不敢说读懂了，但的确受益非浅。尽管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形势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我每每读起来，仍然是常学常新，有新的认识。新中国的诞生，可以说是《共产党宣言》的产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你我都要加强学习，为人民服务。”

　　两位老朋友推心置腹，促膝谈心至深夜。

　　郑位三一席话令郑南宣颇为感动，他表示乐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真诚地提出：“位三贤弟，你若闲暇，望能常来舍下指导愚兄。”

　　果然，在此后半年的日子里，郑位三每周都要抽半天时间到郑南宣家给他宣讲国际国内形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交流学习心得。在郑位三的热情指导下，郑南宣积极参加我党领导下的各项革命活动，担任了湖北省工商联秘书长；1956年后担任湖北省政协秘书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担任政协、湖北省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5年4月，郑位三奉命迁北京定居，从此两人再度分离。武汉、北京相隔两千里，但隔不断彼此思念之情，他俩京汉飞鸿，倾诉衷曲……

　　1972年8月，“文化大革命”劫后余生的郑位三从河南省长葛县中央组织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倾接郑南宣来信，惊喜之余，欣然复信：“……欣喜人都在，佳书意外来，语拙无精句，盼你把诗裁……”

　　郑南宣接到来函，激动难已，心潮澎湃，夜不能寐，浮想联翩，他再也按捺不住对郑位三的感谢与崇敬之情，在祝贺郑位三七十华诞的信中饱含深情地写道：“自我与君交，五十余年久。中间君革命，我作风尘走。鸡鸣天下白，亿兆齐额首。接续讼纷纭，君独忘我丑。掖之复奖之，我愧实无有。从来不自惜，己分如敝帚。迩来五六年，消息渺黄狗。斗室每怀君，计月计岁数。庆还有书札，群忠不秘守。一闻已还京，狂喜若中酒。情意略陈辞，聊表拳拳友。非迟果尔来，珍重诗在手。三复诵循环，语简意弥厚。岂徒人俱在，彼此皆健叟。盘根与错节，句出虞诩口。平生爱看松，凋居众芳后，瑞菊即将开，佳辰月在九。千里寄长篇，倾诚祝君寿。”

　　郑位三与郑南宣半个世纪的友情，至今传为佳话。

　　2002年正值郑位三诞辰100周年，逝世27周年，为怀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撷起他在武汉十年的生活点滴，匆匆撰写了这篇短文深表纪念，以抒发我对位老的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