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云老大姐住在北京崇文门一栋普通的居民楼内。当我们走进这套4室1厅的单元房内，那窗明几净、摆设典雅的环境表明，这位1933年参加红军的蒲云老大姐及家人的生活是简朴、美满的。

　　采访从上午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录音带用了好几盘。同时，蒲老还强调，刘光明所著《郑位三传记》中有些材料，你们可以作参考。在变录音为文字时，我们摘取了如下令人难以忘怀的事情……

　　1949年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郑位三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18名成员之一，他的名字排在第8位。

　　郑位三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四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中原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七大中央委员。1946年6月，郑位三与李先念一起组织和指挥了中原突围战役，打响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第一枪。

　　中原突围到达延安后，郑位三主持召开过中原局会议，初步总结新四军第五师和中原局的工作。以后到达山西晋城，主持召开了晋城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会议。常年艰苦的革命活动，使从小体弱的他，患上了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胆结石和胆囊炎，虽然他的忍痛能力很强，但经十几年的南征北战，中原突围战役胜利结束后，他的病越来越严重，使他无法坚持第一线领导工作。1948年秋，根据组织的决定，郑位三从山西晋城到山东临朐县倪家庄华东军区高于休养所疗养。1949年6月，又转到山东济南市特别师警备司令部休养。此时，他开始系统研究马列主义理论。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9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举行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团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9月10日，郑位三从济南赴北平。被邀作为中共代表团18名成员之一，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采访中，蒲云老大姐拿出一本颜色发黄的硬皮书给我们看。那是1950年6月出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书中刊印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18位成员的单身相片，依次排列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陈云、彭真、郑位三，位老排在第8名。在其后的是我们党的资深老革命家王稼祥、陆定一、吴玉章、徐特立、刘澜涛、李维汉、李克农、安子文、徐冰、齐燕铭。接着，蒲老翻开中共代表团合影照片。此照片，本应为18人，仅因郑位三身体欠佳，照相时未能到场，留下空缺，从而留下历史的遗憾。

　　郑位三和所有的代表一样，正确行使了自己的民主权力，共同完成了会议任务。这次会议，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重要法典，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京，国旗为五星红旗，选举和任命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人民解放军等国家、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1949年10月1日，郑位三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和全国人民一道欢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

　　1949年至1955年初，郑位三居住武汉，休病不休闲，始终关心着湖北、武汉的革命和建设。其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十分关心他的健康，希望他尽快康复，及早出来担任领导工作

　　1949年11月上旬，郑位三参加完国庆大典，回到武汉后，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和李先念都十分关心他的生活与健康。位老的家住在与李先念居家一墙之隔的武昌复兴路1号，以后又安排到环境幽雅的武昌都府堤一套二层楼房居住。

　　全国解放后，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由武装斗争转入和平建设，一贯善于学习的郑位三也紧跟时代前进步伐。他敏锐地觉察到建设需要新的革命理论作指导，建设急需大批的人才。因此，在写给刘少奇等人的信中说：“我的兴趣第一在(理论)研究工作，第二在干部教育工作。”①    ①郑位三：1953年8月29日给刘少奇、饶漱石的信。

　　郑位三在湖北期间，始终积极为党和人民工作着。这期间，他全身心地抓两件大事，一抓人才的使用和教育，二抓理论的研究与实践。

　　在抓人才方面，位老着重做了3件重要工作。一是高举统一战线大旗，恰当使用旧职人员。刚解放时，湖北省有4000多名旧职人员，因政治历史一时无法搞清而难以使用。郑位三经过调查研究后，将旧职人员分为3种类型，主张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并积极向省委提出建议。李先念任书记的中共湖北省委完全采纳了他的意见。除了极少数人外，这批人基本上都安排了恰当工作，对一部分思想进步而具影响的人还安排了相应的领导职务，这样，既发挥了这些人的作用，也有利于稳定政局。二是加强对工农干部的教育培养，积极从群众中选拔干部。解放初期，湖北农村大部分是新解放区，正确解决其干部的来源问题十分紧迫。他主张，最根本的办法是迅速在农民中选拔、培养新干部。他提出了“革命性强、联系群众、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三条选拔干部的标准。同时，他还制定了上级领导不断进行教育、发动群众随时进行监督、每个干部都要加强学习的培养干部措施。这些，对当时选拔、培养和提高农村干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三是支持省委办好“革大”，亲自给学员上课、作报告。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国统区”的广大知识青年纷纷投奔革命。为了培养教育这批知识青年，中共湖北省委于同年6月在武昌创办了湖北人民革命大学。至1953年5月止，这所学校先后招收4期学员，共培养1．5万人，极大地充实了各条战线的基层干部队伍。郑位三对“革大”非常关心，几次为“革大”题词嘉勉；他还多次向“革大”学员作政治报告，宣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帮助学员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

　　在抓理论方面，郑位三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博览、苦学、深思。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环境，无论身处逆境，还是病卧在床，位老都一直坚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几十年如一日。从1950年开始，他就着手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学习和探讨。他认为，“革命的理论可以给我们指出前进的方向，一切工作如无理论的指导，就好像瞎摸一样，找不到正路走。理论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事物的底细，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顺过去的历史，理论还可以预言着将来。有了理论，我们的工作才能提高”。他在日记中写道：“学习意志坚，埋头拟十年”①”  ①郑位三：1950年10月6日的日记。只求学得好，不顾病颓唐”。“病是我极大之苦，学是我极大之乐”。①采访中，蒲云老大姐搬出一摞位老学习过的书籍给笔者看，我们翻阅后，对位老刻苦认真的学习态度大为惊叹。每本书都直露出五颜六色的大小纸条，字里行间划满各种颜色的杠杠和标记，天头地脚写满了批语和注释，还夹着形状各异的摘抄卡片。在笔者眼里，这俨然是一位专业理论研究者或大学教授埋头作学问的姿态。据家人介绍，位老尽管身体欠佳，学习起来，始终是正襟危坐于书桌前，总是那么全神贯注。他的学习心得是：“精通一个问题胜于半解一百个问题。”②二是联系实际、独立思考、坚持真理。郑位三认为“读书离不开实际，脱离了实际就免不了空想”，③“精彩材料多在实践中，尤其在革命的实践中”；要“在实际中学习，向群众学习”。④病中的位老为了向实践学习，他主动与省、市建立联系，请地、县多寄材料，常常听取实际工作干部和身边工作人员及亲友的汇报，多看报纸和内部参考资料。他还说：“汇报对于我来说是盛餐也”。⑤位老善于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他认为：“有了够用的感性知识以及理性知识以后，还需要一个研究阶段”，⑥“不分析问题，便找不出问题的根源”。⑦他坚持写日记和读书心得，将分析、研究的结果记录下来。在日记中写道：“愧我功绩少，欣慰在文

　　①郑位三：1950年10月27日的日记。

　　②郑住三：1949年9月19日的日记。

　　③郑位三：1949年1月25日的日记。

　　④郑位三：1950年6月27日的日记。

　　⑤郑位三：1950年7月10日的日记。

　　⑥郑位三：1949年7月7日的日记。

　　⑦郑位三：《思想方法与思想改造问题》第一部分，《革大生活》第26期，1950年7月14日。章”，①“留下文章死后传”。②可惜“文革”浩劫中，位老的这些文稿全部被造反派用汽车拖去毁了。

　　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惦记养病中郑位三的状况。1951年，江青在湖北参加土改蹲点，毛泽东主席派江青到武汉看望郑位三。据江青讲，党中央、毛主席对位老的现状十分关切，毛主席非常希望位老尽快康复，及早出来担任新的领导工作。江青当时劝位老去苏联治病，位老当时表示，我不懂俄文，去苏联会有诸多不便，只好留在国内慢慢医治。感谢毛主席、党中央对我的关怀。1953年冬，位老的胆囊炎发作，疼痛难忍，住进了湖北医院。一天，李先念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亲自到病房看望。少奇和先念同志十分关切地询问位老的病情及治疗方案，并提议，如果病情不见好转，就到北京会诊。刘少奇说，希望位老早日康复，尽快出来为党、为人民工作。在病房里，王光美为刘少奇、李先念和郑位三拍了一张合影照片。笔者问蒲云老大姐，如果这张照片还在，用到“纪念文集”中再好不过了。蒲老说，王光美原先送给我的那张照片在“文革”中被毁了。以后我曾找过王光美同志，问她那张照片还有没有，王光美说她们家的那张照片也毁于“文革”，现在找不到了。

　　1954年12月21日至25日，郑位三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从1955年4月起，郑位三定居北京。国家首次实行工资制度时，被定为行政3级，享受副总理级待遇。在党的“八大”上，再次当选中央委员，并连续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常务委员。

　　1954年，刘少奇亲笔给郑位三写信，决定调他去北京继续养病、治疗。1955年4月，郑位三举家从湖北搬到北京定居。刚调北京时，位老的党组织和行政关系由国务院负责管理，1965年又改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直接管理，直至他老人家逝世。
      ①郑位三：1950年10月6日的日记。

　　②郑位三：1958年1月写诗一首。

　　1955年8月，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首次实行工资制度时，鉴于郑位三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对人民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他被定为行政3级工资，享受政府副总理级待遇。

　　党中央、国务院对郑位三的政治、生活安排均是从优的。位老到北京之后，一家人先居住前门打磨场胡同北官园20号，这里是一套气势恢宏的建筑群，总占地面积有10几亩地，由3个院子合成一个大院。1960年，位老全家搬迁至景山前街14号。这是前苏联第一任驻华大使尤金的官邸。郑位三在这两处居住时，中央警卫局都派一个班的战士值勤，还有秘书、卫侍长、公务员、驾驶员、炊事员。面对这种新的生活环境，郑位三仍然保持着清平、简朴的生活习惯。实行供给制时，每月补助给位老的300元津贴，他全部用作解决老区人民和革命烈士后代的生活困难问题，自己和家人过着十分节俭的生活。他对于衣食住行，从来不提任何要求。厨师做什么，他就吃什么，用车、衣着等都十分节省，始终保持一位老共产党员特有的廉洁和自律。

　　位老功高不自居，不为名利所动心。建国后，对于报刊、书籍、纪念馆、博物馆，提不提到他的名字，或将他的名字摆在什么位置，他从不计较。别人请他讲军史、革命史，讲到他自己时，总是赞扬别人，不提自己。他不仅从严要求自己，而且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位老的女儿郑复康说：父亲从不强求我们做什么，也不说教，他始终相信身教重于言教，以自己处世待人的方法影响着我们，他对我们的教育方式是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他希望我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正直的人。他要求我们具备细致观察问题、全面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理论学习上，父亲希望我们20岁时不仅应该通读《资本论》，而且应该谈出一些想法来。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就是“一切靠自己”。父亲无所畏惧，不计名利。他不会说假话，不会办虚事，不会搞关系。他的胸怀、他的预见性、他的学习精神、他与病魔斗争的顽强毅力让人折服。他所体现出来的伟大人格力量，不仅教育了我们这一代，还教育了下一代，甚至影响无数的后人。

　　在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郑位三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1960年和1965年召开的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他继续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郑位三从1918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人生道路的正确方法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矢志不渝，无私无畏，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他始终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认真处理历史上的人和事。

　　关于对历史上人的处理，集中代表位老实事求是精神的是两个问题：

　　第一是如何正确对待中原突围时的“四六指示”。1946年春夏之交，是中原解放区军民最难熬的日子。国民党30万大军围困中原解放军，蒋介石先计划于5月5日歼灭李先念部，后又预定7月1日向中原军区部队全面进攻。面临紧急敌情，当时负责军队政治工作和地方党工作的郑位三、陈少敏，从实际出发，为保存革命力量，对大批地方工作干部不能随军行动的人员，作出如下决定：一、尽可能利用社会关系化装去其他解放区。二、不能化装去的尽量利用社会关系隐蔽。三、如果被敌人发现在无法隐蔽的情况下，可以用新四军战士或以农会会员的身份向敌人自首，只要不暴露党员身份，不以党员身份自首，以后归队不以自首论；如果以党员身份自首则当别论。这就是后来通称的“四六指示”。在当时，的确为保存革命力量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后来干部归队时，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不少人却因此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直至1956年，相当数量的人该恢复党籍的未能恢复。郑位三和陈少敏于1957年5月29日专就此事向中央组织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是在特殊困难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如果这个决定错了由我们负责”，“干部中有这种以群众身份自首的人的党籍问题未解决，我们的意见是应该按照当时的组织决定办事，承认他们的党籍”。郑位三、陈少敏这种敢于为革命同志承担政治责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令人敬佩，他们的信也为后来恰当地解决中原突围时复员、隐蔽和失散人员的历史问题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第二件事情是如何评价高敬亭。高敬亭是红二十八军政委，在1935年至1937年领导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中作出过重大贡献。抗日战争开始后，由于他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认识不够，犯有错误，本属思想认识问题。但当时组织上没有很好地分析问题的性质，以反党的罪名将他处死。郑位三对这个问题始终有自己的看法，多次讲到要重新认识。1960年5月，他不顾“左”倾思想的压力，再次提出自己对高敬亭问题的看法。他说，高敬亭这个人，第一，他有错误，特别是在与中央的领导关系上处理不够好；第二，他不是反革命；第三，他确有大功；第四，当时对他的处理研究不够。①1980年5月，党中央决定为高敬亭彻底平反。此时，郑位三已作古，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位老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历史事实的处理上，最典型的是如何实事求是地分析鄂豫皖苏区。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郑位三就指出：鄂豫皖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块大的革命根据地，对全国革命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特别是鄂豫皖苏区大胆地提拔使用一大批作战勇敢的农民干部，为我军建设作出了贡献。他还具体作过分析：全国解放后，军队中的老干部鄂豫皖最多，中将、大校、上校总数比中央苏区多几倍，师级干部在全国军队师级干部中占70％。抗战时，红军改成八路军、新四军共有3万多人，其中有1万多是鄂豫皖的。①    ①郑位三：1960年5月19日的讲话。
      当时有人问郑位三对鄂豫皖苏区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如何体现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时，他说，由于敌人分割封锁，交通阻塞，当时鄂豫皖没有见到反映毛泽东思想的材料，一点也没有接受到毛泽东思想。因此，在研究这段历史时，不能讲毛泽东思想当时怎么指导鄂豫皖苏区两条路线斗争，只能说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去研究鄂豫皖的历史。②位老无私无畏、敢讲真话，实在难能可贵。

　　在理论研究方面，郑位三早在1954年就提出“革命胜利后主要任务是建设”，1956年又明确提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主张经济建设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反对脱离实际的“左”倾冒进。他对1958年出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始终持反对态度。③

　　已经身处中国政治中心北京的位老，除了继续关注国内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问题外，他的视线已经转到国际形势和世界革命方面。

　　对于国际形势和世界革命，郑位三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出现了许多马克思、列宁当年没有预见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作出新的结论。应该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马克思有《资本论》，列宁有《帝国主义论》(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现在需要写第三部书，来论述社会主义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④他认为，列宁的第二部书修改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第一部书的许多理论和观点，将来的第三部写的《思想汇报》。书一定也要发展列宁第二部书的许多论点。他还写过《关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和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和形式问题》及《打倒帝国主义的主要条件与美国国内革命》等文章，对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主义革命作过探讨。1956年6月7日，他还在《斯大林问题》一文中提出“领袖并非完人”，“不能断定领袖终生不变”。位老的这些真知灼见，至今仍然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

　　①郑位三：1958年11月23日的讲话。

　　②郑位三：1960年5月19日的讲话。

　　③④郑位三：1971年7月21日

　　对于“文化大革命”，郑位三始终持反对态度。他特别不赞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也是郑位三及家人的一场灾难。1967年1月贴在郑位三家门口的第一张大字报写道：刘少奇说，郑位三是学习马列主义最好的。这句话，使郑位三及家人触目惊心，坐卧不安。这虽是一句断章取义的话，是由刘少奇称赞郑位三“是鄂豫皖地区干部中学习马列主义最好的一个”篡改而成，但却表明造反者两大阴谋，一说郑位三是刘少奇的人，在劫难逃；二说郑位三超过了毛泽东，罪该万死。随后，“打倒大叛徒头子李先念、郑位三”、“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郑位三”等大标语铺天盖地。接下来，将郑位三弄到中山堂、二七剧场等地批斗，戴高帽、坐飞机，经受了各种折磨。1967年7月4日，位老被迫离家，被弄到中央组织部接受审查。1969年11月，位老到吉林省四平市郊中央组织部的“五七”干校劳动，继续接受审查；以后又转到河南省长葛县中央组织部“五七”于校劳动，接受审查。这时，蒲云也一同上“五七”干校，但是干校不让蒲云与他住在一起，更不让照料位老。郑位三本来就是一身疾病的七旬老人，除参加体力劳动外，还要自己拾柴、挑水、做饭。他常常晕倒在厕所和路边。身体的摧残和精神的折磨，未能打垮这位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以不同方式抵制这场“革命”。

　　郑位三对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他说：“我虽然相信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还有第二次大革命”。①他特别不同意“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认为这个观点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1966年11月，位老专门研究了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从原著中找根据，去予以批驳。他研究的结论是：“没有发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由此导致和平演变成修正主义与复辟”。并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错误理论加以驳斥。

　　“文化大革命”中，把所有知识分子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把一些学有专长的老年知识分子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甚至把一些入了党、担任了领导职务的知识分子都说成是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郑位三对这些作法坚决反对。1966年11月6日，郑位三重读了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重点读了“苏维埃知识界问题”。斯大林指出，我们党内有些人对知识界“存在有一些模糊见解和糊涂观念”，他们“以藐视和鄙弃的态度对待苏维埃知识界，认为它对工人阶级和农民是一种异己的，甚至是敌视的力量”。斯大林还分析道：“旧知识界的残余已溶解在新的苏维埃的人民的知识界中了。这样造就成了新的苏维埃的知识界，它是和人民密切联系着的，其中绝大多数都决意竭诚尽忠服务于人民”。郑位三反复读这段话，心情非常兴奋。他在书上批道：“这里没有发现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用这样那样方式篡夺领导权”，以表明他当时对知识分子的正确立场。

　　当然，位老驳斥“文革”谬论，也受到历史的局限。他只能针对当时中国的现状，只能以经历过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实践的斯大林著作来批驳非马列主义的提法。在当时，更是无法预见到几十年后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当今俄罗斯情况的。

　　①郑位三：1971年7月21日写的《思想汇报》。

　　1975年7月27日，郑位三病逝。“四人帮”干扰，不准开追悼会。邓小平得知后十分恼火，表示：追悼会由我来主持，李先念致悼词

　　经中共中央允许，1972年8月4日，郑位三从河南长葛“五七”干校返回北京，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继续接受审查。次年6月7日，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才获得解放，位老重新搬回原来住地，恢复原工资和有关生活待遇。但是，郑位三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病情越来越严重。1975年3月中旬，住进北京医院。5月开刀动手术，仍不见好。此后，就一直没有出过医院。1975年7月27日，因患胰腺癌病逝于北京医院。

　　对于位老的治丧活动，“四人帮”及其爪牙横加阻挠。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发话说，郑位三死了，不要通知外地亲友，只在中组部食堂开个追悼会就行了。对此，蒲云老大姐及家人敢怒不敢言。此时恰逢王震将军来看望蒲云同志，他得知后非常气愤，立刻去中南海找刚刚复出主持全面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知道后十分恼火地说：“郑位三的追悼会一定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我来主持，李先念致悼词”。

　　小平同志的指示，从根本上扭转了局面，极大地提高了郑位三追悼会的规格。1975年8月3日，郑位三的追悼会改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徐向前送了花圈。送花圈的还有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厅、中共湖北省委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等单位和个人。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谭震林、王震，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参加了追悼会，并向郑位三的家属表示慰问。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主持追悼会，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致悼词。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张劲夫、郭述申、程子华、宋任穷、胡耀邦、刘华清、方毅、张才干、刘西尧、吴德峰、李人林、白相国等一大批著名人士。也有相关单位的群众代表。位老逝世后，李先念、徐向前、谭震林、王震、沈雁冰等前往医院，向遗体告别。

　　这是一次小规模、高规格，非常隆重的追悼会。限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对郑位三的评价仍然比较低调：“郑位三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革命老战士。他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几十年来，积极工作，艰苦奋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郑位三逝世17年后的1992年，正值位老90诞辰。中共中央组织部重新为郑位三作了评价。在10月20日下发的《郑位三同志生平》中写道：

　　“文化大革命”中，郑位三同志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气节，大义凛然，坚持原则，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深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很大摧残折磨，于1975年7月27日，在北京含冤逝世，享年73岁。

　　十年动乱期间，无端对郑位三同志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关于郑位三问题的审查报告》。这都是错误的，这些已全部予以撤销。强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已予推倒，为郑位三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同时，为其受株连的家属、亲友平反，彻底消除影响。

　　郑位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鄂豫皖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毕生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郑位三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半个多世纪的生涯中，他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限热爱，不畏强敌，不避艰险，百折不挠，奋斗不息。他坚持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和群众路线，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和远见卓识。他功高不自居，位高不自恃，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作风民主，从善如流，始终保持革命传统和人民公仆的本色。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将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1992年10月，在郑位三诞辰90周年之际，位老的骨灰从北京八宝山迁移到他的老家湖北红安革命烈士陵园安放。在这里，修建了一个十分简朴的坟墓，竖有墓碑，碑文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重新评定的生平内容撰写。虽然，这是一座极为普通的墓碑；但是，在笔者眼里，它是一座不朽的、令人崇敬的历史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