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土改问题我来讲一些问题，简单地提出一些问题，但并不是作为发言。

　　首先，我要说：今年土改的前夜，对于教员学生是有重大意义的。不可否认的，在教员与学生的思想中，显然分两大阵营：一部分同情地富；一部分同情农民，这是阶级成分规定了的。知识分子在土地改革中，也可能站在地富的立场说话，也可能站在农民的立场说话，表现出了他的两重性。同样，起着两种作用——阻力和助力。现在我们就是要把这个阻力缩小，把助力加大。

　　今天思想改造工作，作用最大的一是土改，一是战争。战争是过去了，想参加也不可能，剩下的只有土改工作，而土改本身是个大教育，所以有些先生强调土改教育，这是对的。

　　学习土改工作，我们不要说技术上去学习，那是农民容易搞，而我们知识分子不容易搞的问题。五谷不分的人来讨论土改的技术与方法那是白费精力。今天我们最重要的是学习立场，学习土改政策。为什么要为农民说话而不为地主说话?土地改革对地主、富农、中农，贫雇农以及知识分子的政策怎样?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问题。其次与土改有关的公粮负担问题。我回到湖北来接触了100以上的农民，公粮负担大体上50％是超过了一点，也有个别还到100％，还有超过100％的，这是时重时轻的现象。总的说来，地主收70％至80％，50％是不重的。中国今天的经济情况，相当于苏联当时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但中国不能实行军事共产，因此，可能重一点，然而从总的方面来说并不重。有些先生、同学看见地主饿饭就可怜，这是地主情绪，阶级感情。在今天农民饿饭还比地主多，这难道不可怜吗?

　　关于乡间干部问题，胡作妄为的也有，但毕竟是少数。有些干部做了60％的好事，做了40％的坏事；有些干部做了70％的好事，做了30％的坏事。这样的干部很多，应注意批评。现在群众还没有真正起来当家，还没有监督与教育干部，干部就必然要犯错误。知识分子不要把革命看成绣花，革命不能做得有条不紊，一点不犯错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拿杀人来讲，在土地改革时期，连自己的干部都杀错了，难道不杀错地主?不过我们还是要力求少错，这就叫革命手段，行“仁政”的人就不能革命。革命是最高的爱，又是最高的恶。革命家要能爱人，又要能恶人。有些先生教书时间长了，听说杀了一个人就毛发悚然。这里我们应该指出，对反革命慈善是不对的。列宁讲过：“对反革命慈悲，就是对群众不慈善”。

　　此外，我想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学习土改路线问题。学习土改大家要把“四改”联系起来，这“四改”是：(1)政权改变——把反革命政权改变为革命政权；(2)改革土改；(3)改变其他一切社会关系；(4)改造人——地主改造成新人，旧社会的农民提高成新社会的农民。不过改造的程度不同，地主的角度最大，农民改造只是把本质提高。有些人只采取两改，有些人只晓得三改，不知道要改变其他一切的社会关系。我们学土改路线，就必须把这四改联系起来，希望讨论时，密切予以注意。

　　现在我再来谈一下一般的舆论。

　　在新解放区，有人主张乡村和平改革，今天我提出来，批判批判这“和平改革论”。

　　和平改革论者的理论根据是：革命不像军事斗争，现在战争胜利了，新的人民政府成立了，可以施行“仁政”了。地主有恶霸地主，有普通地主，普通地主可以和平解决。

　　所谓普通地主，即普通压迫，普通剥削，不额外，政府对于普通地主在政策上也是普通的，不额外。开明地主过去额外好，现在我们也对他额外好一点。因此，提出和平改革，大部分错了，只有小部分是对的。大处无理，小处有理，对于普通地主，斗争占第一位，和平占第二位，和平居第一位是不行的。因为，我们是马列主义者，马列主义主张阶级斗争，不能调和。土改是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政策和平一点，主要是因为那时是削弱封建势力，而不是消灭封建势力。现在，我们采取的是消灭封建势力的政策路线，当然，要和过去不同了。

　　这里，我们要接受两个现实的经验：

　　第一个是南斯拉夫的经验。南斯拉夫在革命胜利后，就是对小地主与富农采取了和平政策，一种是放宽土地法，一种是放宽了对小地主、富农的政策。结果，南斯拉夫的小地主、富农渐渐出头，掌握了政权，使南斯拉夫变了质，变成帝国主义的帮凶，变成帝国主义的走狗!

　　第二个经验是苏联革命胜利后，坚决消灭富农，结果很好，这是经过斗争的。中国最宝贵的经验是抗日战争时期，采取削弱封建势力的路线。抗日结束后，改为消灭封建势力的路线。这开始于1946年的“五四”指示，实行在1947年；因此，立即扩充兵力几倍，动员民兵、担架比以往大10倍。前方战斗力也增大10倍。因此在1947年后，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这是得力于土改，土改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有人说：照富农路线分土地，地主、富农瞒一点，毕竟是少数。走富农路线受保护的是少数人，受损失的是多数人，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第一个问题：任何人也不能保证地主、富农不会再反动，有人对地主、富农再反动表示怀疑，认为今天大势已去，以后再不会反动了。其实不用怀疑。有些地主、富农本来不再反动了的，但分土地后偿到劳动的苦头，就又想反动，这个需要警惕。我们知道改造地主、富农成新人最重要的方法是强制劳动，如和平宽大，那他就不能改造成新人，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在政权领导上，如实行和平路线，这个政权性质就变了。就要成为一个调和机关，那么这个政府的阶级基础就是脚踩两只船，这个政府很容易垮台，无所依靠。如果能够得到农民支持，这个政府是任何力量不能摧倒的。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如果采取了和平路线，农民的积极性就不会提高，农民也不能好好地组织起来，这时政府就丧失了领导权，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对乡村采取了和平路线，那么城市的资产阶级的态度就要变，而成为残余匪帮复辟的阶级基础。这是第四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