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在新四军政治部机关工作，先后担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干事、军直属政治部组识股长、组织科长兼生产民运科长，党内担任军直属队党总支书记等职务。这期间，我经历了精兵简政，参加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在工作中经常受到陈毅代军长、张云逸副军长等领导的亲切教诲和帮助。如同革命战争年代那许许多多难忘的岁月一样，这三年多的军部生活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新四军政治部的成立和组织状况

　　一九四一年一月，根据中共中央命令，新四军在江苏省盐城重建军部，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副军长，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当时新四军政治部机关并未建立。邓子恢仍在江北指挥部，没有到职。后来，他到新四军第四师担任了政治委员。饶漱石从皖南突围出来以后，当了军政治部主任，但饶初来时也未建立机关，他本人一直住在军部。一九四一年秋，盐城反“扫荡”后，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江苏阜宁县城西南停翅港。这时，军政治部机关正式成立，驻地在停翅港东边的郝周、侉周两个村庄。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中央任命谭震林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刚开过欢迎会不久谭又调到新四军第二师任政治委员，接替改任第五师政治委员的郑位三的工作。于是，主任一职又由饶漱石代政委兼，直到一九四五年秋日本投降后，新四军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

　　新四军政治部机关建立时设一处四部：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敌工部、锄奸部，下属一个警卫连和一个印刷厂。各部机构健全，人员充实，干部配备比较齐。机关干部来自四面八方，主要有：皖南军部先期渡江和皖南事变突围出来后到达军部的干部，在盐城建立的后方政治部工作班子，江北指挥部政治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从各师和抗大总分校调来的干部，此外，还有上海地下党输送来的一些干部，总共一百多人。干部绝大多数是青年，热情高，干劲大，朝气蓬勃，团结搞得很好。大家除坚持日常工作外，还经常到第一、二、三、四师、独立旅（即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五旅，当时划归新四军建制，驻淮海区）以及江南来的第六师第十八旅检查工作、了解情况。我曾经随陈毅到第二师巡视过工作。一九四二年一月，政治部随军部移到阜宁单家港。在那里，华中局召开了扩大会。这次会议后，刘少奇就返回延安了，同年三月军部仍迁回停翅港，政治部也迁回郝周、侉周驻地。

　　精兵  简  政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新四军政治部移防到阜宁县董舍。这时，日军对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即将开始，敌后形势日趋紧张。为了应付更加残酷的斗争，向淮南地区实行转移，军部机关开始实行精兵简政。首先进行了学习动员，使大家认清形势，树立坚决克服困难，服从全局，服从组织决定的观念，坚信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坚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同时，着手清理文件。组织部的文件档案经过彻底清理，最后只剩下了两只铁皮箱、一副担子。个人也进行了轻装，每人只留一条被子和一条被单，坛坛罐罐全部甩掉。除了轻装，更主要，更大量的工作是人员的精简。大批干部调离机关，充实部队或到地方工作。身体不好的精简回家。有的女同志就去“打埋伏”，等形势好了再回来。有小孩子的同志都把孩子寄放到群众家里。当时，我们组织部干部科和参谋处人事科是非常忙的，因为大量人员的处理都要由这两个部门具体去办。鲁艺文工团（原为鲁迅艺术学院）属撤销单位，‘经过认真研究，将他们的人员做了这样的安排：一部分派往部队和地方仍从事文艺工作；一些知名人士前往延安；另有一些人潜入敌区隐蔽起来，其中少数人发给一定经费，在敌占区的交通要道上以做小买卖等方式为掩护，建立联络点从事秘密工作。政治部机关撤销了警卫连，印刷厂除留少数骨干外，其余人员也大部遣散。最后，政治部全体干部和战勤人员连同家属总共只剩下四十五人，为进行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新四军军部机关离开苏北开始向淮南新四军第二师地区转移。我们首先通过盐河封锁线，到了淮海区，休息两天，紧接着又通过大运河封锁线。过大运河时，情况很紧张。敌人沿河安了据点，队伍一口气快步走了三十多华里才停下来休息。过了运河就是淮宝区。到达高良涧（现属江苏省洪泽县）的时候，正逢一九四三年元旦，我们就在高良涧过了元旦。两天后，我们渡过淮河，抵达目的地淮南苏皖边区津浦路东根据地。为迎接军部的到来，第二师师部易地，把原驻地让给了军部机关。军部和华中局驻在盱眙县黄花塘，军政治部驻黄花塘东南相距三华里的大王庄、小王庄，供给部，卫生部驻在常庄，军部特务团驻岗村，其它军直单位都分布在周围的小村庄。这时，组织部长张凯去浙东检查工作了，组织部只有我一个人，而精简前全部有二十多人，其它部门也是类似情况。为了保证工作任务的完成，我们每个人都发挥了极大的主动性，工作随到随办，白天干不了晚上干，从不积压。有什么事情及时商量，及时解决。那时也没有什么“呈批”、“拟办”等手续。干事、股长可直接向军长、政委请示汇报工作，军长、政委也可以直接找干事布置交代任务。所以，工作很简便，效率很高。有一段时间，陈毅亲自主持编印《新四军殉国将校纪念册》，指定我从干部档案和各种报刊上给他搜集材料。工作中遇到问题，他就同我面对面一块儿研究，给予明确指示，抓得很细致、很具体。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他离开黄花塘赴延安之前，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最后审查定稿。军部机关本来有一个政治处，精兵简政后撤销了。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军首长指定宣传部长钱俊瑞兼管直属队政治工作，同时要我兼军直党总支书记。张云逸很关心军直党的工作，经常把我找去向他汇报总支工作情况，并作了许多重要指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特别强调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提高党员的素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群众圆满完成担负的各种任务。一九四四年秋军部二科谍报员李公园到明光以东游击区进行使察，不幸被捕，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英勇牺牲。张云逸步行十多里从黄花塘到二科驻地亲自参加追悼会，并作了重要讲话，讲话要点登在《新路东》报上，成为部队进行人生观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的重要教材。

　　一九四三年九月问，张凯从浙东回到军部，这时，机关有新发展，人员增多了。于是成立了军直政治部，管军直机关和特务团的政治工作。直属政治部先设组织、宣传、锄奸三个股，以后又改为组织、宣传、锄奸、生产民运四个利。开始的时候，组织部和军直政治部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张凯兼直属政治部主任，我是干部干事兼直属队总支书记，并兼直属政治部组织股长。一九四五年三月淮南津浦路东准备反“扫荡”，军政治部转移到葛家巷，军直政治部转移到船塘庄，两个机构正式分开，组织部调进几个干部，直属政治部改设科，我从那时起就脱离军政洽部组织部，专任直属政治部组织科长兼生产民运科长。只有张凯仍然两面兼着，但他住在直属政治部，主要管直属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一九四五年八月我离开机关，调到军部特务团代理政治处主任，参加大反攻的战斗。

　　整风运动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和八日，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篇重要文章。那时军部还驻在江苏省阜宁县停翅港，立即组织学习，新四军军部的整风运动也就随着开始。六月四日，新四军军部直属队成立了整风检查总委员会，负责组织和指导整风学习。总委员会由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华中局党校校长彭康、新四军供给部长宋裕和、政治部秘书长邓逸凡、直属政治处主任刘毓标、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特务团政委张闯初以及薛暮桥等九同志组成。曾山为主任，彭康为整风文件研究总指导员。在委员会成立的大会上，陈毅作了报告，他着重阐述了整风运动对我党思想建设的重要意义，提出要充分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洗刷“三风”不正的流毒，以整风为动力推动各项工作。政治部机关的学习由敌工部长刘贯一负责，组织上指定我担任学习秘书。各部以部或科为单位学习，部长们则单独成立小组，集中学习。

　　敌后整风时问很长，一九四二、四三、四四年直到“七大”召开，经历三年多时间。在停翅港这一段时间主要是学习文件。延安《解放日报》不断发表整风文件，《新华日报》（苏北版）及时转载，向大家提供学习材料。政治部机关出了一个手抄的小报，登载大家的学习心得和体会。一九四三年初军部转移到淮南津浦路东黄花塘。在春耕生产告一段落后，军首长提出要把学习引向深入，着重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军部组织了多次学习辅导报告，陈毅、潘汉年、彭康等，各师来军部开会的领导如粟裕、钟期光、邓子恢、彭雪枫、谭震林、黄克诚、曾希圣等，还有八路军罗荣桓（到华中治病），都给我们作过整风学习报告。陈毅作报告，大家最爱听。他在讲话中常常联系我党、我军的历史，把深刻的革命道理讲得浅显易懂，非常透彻。他的语言也很幽默。为了说明武装斗争和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他拿叫花子打狗必须拿着棍子、倚着墙作比，使大家懂得了干革命就要有武装，就要有根据地作依靠的道理。他对教条主义进行尖锐的批评和辛辣的讽刺，说他们好象“猪鼻插葱——装象”，“狗头上戴砂锅——乱撞”。通过深入学习，大家提高了辨别“三风”正与不正的能力，划清了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界限。

　　整风学习和时事教育是结合进行的。从一九四三年六月至十一月进行了三次时事学习、讨论。那时正是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我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在军事上作了充分的准备，在政治上发动了强大的攻势。七月间，军部在黄花塘驻地召开了坚持团结，反对内战的大会，会上，陈毅和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范长江都作了重要讲话。八月一日在军部机关和直属部队纪念建军十六周年大会上，陈毅又作了重要报告，进一步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激励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斗志和必胜信心。

　　为了配合整风学习，华中局党校（驻新铺）排演了苏联名剧《前线》，这一剧本是反映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苏联内部新旧思想的斗争。他们特地赶到黄花塘来演出。剧中塑造了两个坏的典型人物，一个是不接受新事物、拘守狭隘经验的将军戈尔洛夫，一个是夸夸其谈、弄虚作假的新闻记者克里空。戏演得很好，给大家印象很深刻，整风中同志们都以不要作戈尔洛夫和克里空而互相勉励。

　　一九四三年底到一九四四年初，整风运动转入联系实际，检查思想，检查工作，进行自我批评的阶段。军部成立了整风审干总会，主要负责人是张凯。参谋处、政治部、供给卫生部、特务团部分别成立分会。这时驻在大王庄、小王庄的新四军政治部、军直政治部、江苏省委（华中局城工部）、华中局社会部、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等五个单位合成一个党支部。政治部机关整风审干分会的组成人员有邓逸凡、刘长胜、刘志诚等三人，邓为组长，直接负责这五个单位的整风审干工作。部长一级的干部是整风的重点，他们专门编成一个学习小组。政治部参加整风的干部，一部分是经过多年苏区或白区斗争的老同志，他们经历复杂，经验丰富，有过这样那样的曲折；另一部分是抗战以后投身革命的青年，这些人占大多数，他们热情高，阅历少，缺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由于旧的劣根性的影响，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倾向。整风不管对哪一部分同志都要以马列主义之“矢”，射个人思想之“的”，自觉检查，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除了在职学习外，军部还在岗村举办了整风队，集中一部分干部进行学习，由张凯和张登负责领导。另外，也有少数同志到华中局党校学习。回想起来，新四军军部整风运动的发展总的是健康的、顺利的。但是也发生过一些“左”的错误，领导上发现后，派人把问题搞清楚，使偏差很快得到纠正。经过整风运动，大家马列主义水平显著提高，达到了和党中央在思想、政治、组织上的一致。过去思想上有毛病的，检查了错误，提高了觉悟；过去相互有隔阂的，增进了团结。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好的作风大大发扬。上上下下心情舒畅、精神振奋。整风结束时，钱俊瑞、范长江等都向党中央、毛泽东发了电报，汇报整风中受到的深刻教育和收获。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淮南根据地横跨津浦路，这里虽然出产大米，但由于日伪封锁，粮食和各种军需品的供应仍然紧张，军民生活很艰苦。一九四三年初，军部刚刚到达淮南津浦路东黄花塘一带时，正值春荒，许多群众没有饭吃，军首长号召军直全体指战员每人每天节约二至三两粮食，救济群众度过春荒。这样一来同志们感到吃不饱。特别是连队战士，训练任务很重，往往上顿熬不到下顿。党中央、毛泽东号召根据地的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军部的同志立即响应，迅速行动起来。我们首先在驻地周围的边边角角开荒，同时向人民群众借未开垦的荒地，把生产任务按人头分配到各部、科。开始主要是种菜。菜籽一部分是在驻地购买的，一部分是第二师支援的。城工部的同志也从敌占区带来一些。要种菜就要积肥，我们在驻地周围挖了许多厕所，每天早上还拎着筐子四处拾牛粪、狗粪。后来生产发展了，我们又种了一些粮食。在生产中，许多领导同志都积极带头，成为生产的模范。张云逸当时五十多岁，大家照顾他的身体，不让他干农活。但他也闲不住，亲自喂了几只鸡，把下的蛋都积攒起来，送到伙房供大家改善伙食。那时政治部经常到二三十里地以外运粮，不少部长也都同普通干部一样参加。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军政治部共种水稻三十多亩，菜地三四亩，养猪三十余头，做到蔬菜基本自给，粮食解决一部分。我们还自己动手盖了几十间干打垒的房子，保证了办公和住宿用房。

　　在开展农副业生产的同时，我们注意抓了节约工作。按规定机关干部每人每年发单、衬衣各一套，布鞋两双。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大家只领半套衣服一双鞋。大家的衣服破了总是修修补补蒋穿，有的同志初冬还打着赤脚。办公用品也都是用的代用品，信封是废报纸糊的，有的光连纸前后要写四次：先用铅笔，后用红笔，再用蓝笔，最后用毛笔。我们组织部经常办理干部调动事宜，这些干部的旅差费都要精确地计算，路上走几天，吃几顿饭，需要多少钱，然后写出报告，由领导同志批准，从不多花一文钱。

　　辛勤的汗水，浇灌出了丰硕的果实。农副业生产的发展使同志们的物质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大家不仅吃饱了肚子，还加强了营养。同时，有了余钱，置办了不少文娱活动器材，也丰富了大家的业余文娱生活。记得一九四四年春节，军直机关开了文娱会演大会，节目丰富多采，划旱船、踩高跷、演话剧、赛歌，甚是热闹，呈现出一片团结抗战的欢乐气氛。通过生产劳动，大家的思想作风也得到了进一步锻炼，军内外团结得到进一步加强，部队和驻地群众的关系更好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有一次华中局城工部的秘书张承宗得了急性阑尾炎，江苏省委负责同志刘长胜得知后，亲自同另外几个同志抬着担架把张承宗送到休养所。这个小手术在那时的条件下做了整整一夜，刘长胜就守候了一夜，直到手术顺利结束才返回。还有一次管理股副股长王希忠患急性肺炎，也是由范长江和几个同志亲自抬到休养所住院。领导同志这些行动使大家深受感动。

　　大生产运动促进了练兵热情，直属队的军事素质有了加强。机关干部也每天出操，进行爬障碍、投手榴弹等训练。特务团不少同志手榴弹能投到六十米以上。一九四五年八月大反攻，打六合城，战士们象打追击炮一样，把手榴弹远远投到城门楼上，炸得敌人血肉横飞，迅速地解放了六合县，歼灭了敌人，振奋了敢占区的广大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