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政

　　为了巩固和发展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财政经济上与日伪进行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方针，以及抵制国民党政府在经济上的控制，巩固、发展和建设根据地，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解决紧迫的财政经济问题。

　　（一）建立财政机构，配备财经干部。

　　淮南津浦路东、路西根据地开始建立的行政机构，都是“各县联防办事处”。办事处建立的同时，也相应地建立了财政机构，路东为财政经济委员会，路西为财经处。下设税务局、货物检查处、粮食局、统计局、经建局、总金库等。

　　一九四二年，华中局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曾山为主任，吸收各个根据地负责财政经济工作的同志为委员。当时，我也被吸收为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财经委每年召开一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华中情况，决定方针、政策。

　　财经干部开始大多数是从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及其工作团中抽来的中共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以及第四支队东进途中吸收的抗日进步青年。国民党安徽省财政厅长章乃器，也给我们输送了一些财经干部。国民党当时在安徽省各地设立的二十多个货物检查处的负责人，大都是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还有根据地的知识青年以及一九四二年上海地下党派来的抗日知识青年，经过训练，组成了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财经干部队伍。为了训练财经干部，在路东办了多期财会训练班，结业后分配到各地做财政经济工作。

　　我们之所以能造就大批财经干部，是由于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结果。党组织和部队领导很重视培养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例如在路西我担任税务科长，一九四一年，调我到路东负责审计、银行、财经工作。除了做好财经工作外，还让我为财会训练班的同学讲课，编制报表、账册，帮助建立正常的财会制度等。张云逸、谭震林、方毅等领导，在政治上、思想上、学习上和生活上都十分关心我们。我曾经说过我是读过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郑位三就鼓励我说，这没有坏处，再学习无产阶级的书，两下对比，更有用。

　　（二）发展生产，保障供给。

　　“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要保证抗日军政开支，保障根据地人民的生活，除了从同敌人斗争中夺取物资之外，最根本的是发展根据地生产。为了发展生产，我们在根据地执行“二五”减租政策，废除高利贷剥削。这样不仅使农民从沉重的地租和高利贷中解放出来，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也有利于争取地主富农参加抗日斗争。抗日民主政府同时还宣布取消了十三种旧捐税，如保甲费、户口捐、牛头捐、印花税等等。为了鼓励农村集市贸易，减轻了牙贴税，重新规定了百值抽一的牙行费用，制定了分半给息、老债停息还本、借粮还粮、借钱还钱等规定。区乡民主政府还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许多困难，如保护耕牛、调配种子等。盱眙、嘉山两县，从一九四一年起开始实行农贷政策，以帮助农民解决春耕生产中的困难。为了照顾各阶层利益，还发放了小业主、贫、商贷款等。

　　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前，这里的经济很落后，人民长期遭受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的剥削，天灾战祸不断，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特别是青黄不接的春荒时候尤为艰难。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我们就发放贷款救灾，还动员富户借余粮给农民，政府作保按期归还贷款和利息，从而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

　　（三）统筹统支，统一税制。

　　中共中央指示根据地的财政收支工作要做到“严格建立各级预算决算制度，实行统筹统支，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制”。按照这个指示，淮南抗日民主政府，在财政工作中，要求做到统一财政收支，建立预算决算制度，建立四大系统——即收入系统、支付系统、保存系统（金库）、审核系统，尤以金库系统为重要。各县设立金库，一切收款都由收入系统解交金库，一切用款要经过支付系统。做预算后送财经委员会审核批准，发给支付命令，才能到金库领款。

　　在税收工作上，废除苛捐杂税后，保留了屠宰税、烟酒税、蹄脚税等。税收点和货检站有时结合在一起，常在游击区与敌占区的中间地带，灵活机动地设立在交通要道口。那时的税收工作是武装税收，税收小组三至五人，和部队一起活动，经常在凌晨突然出现在客商来往的交通要道口，收完税后便立即转移。当时的货检、税收工作，除了收税检查货物外，担负着对敌、伪地区的贸易和经济联络工作。在同日伪作经济斗争中，有不少优秀的同志牺牲在这个岗位上。

　　我们的税收原则，一是要保证根据地生产、物资和工商业的发展，确保财政收入；二是以税收为杠杆，控制、调整和疏抑外来商品的流通，争取“进出口”平衡。所以，税收一般偏低，而且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商品情况，灵活调整制定。对根据地需要的物资如布、纸、染料、西药、电池等，实行免税，有时还给商人补贴，以鼓励进口。商人要法币的，我们就以法币支付，愿意以物易物的，就用根据地生产的莲子、芡实、菱角等土特产交换。允许商人以实物纳税，也允许以现金纳税。税收收入的法币，迅速上缴金库，尽快到敌占区购物和作为地下党活动经费。对于根据地不需要的奢侈品等则课以重税或者禁止进口，以避免财力消耗。税率起着保护根据地工业生产发展的作用，如我们自己能够生产香烟、肥皂时，就降低香烟、肥皂的税率，以促进根据地工业生产的发展。

　　（四）厉行节约，精兵简政。

　　财政支出中，军费和地方政府开支占绝大部分，军事开支占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为了厉行节约，根据地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脱产人员不能超过根据地人口的百分之三的规定，实行精兵简政，努力发展生产自给，减轻人民负担。那时候，部队指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的供给标准很低，每人每天一斤半粮和五分钱的菜金，这五分钱还包括每天三钱油和四钱盐在内。财经纪律执行得很严格，谁也不能违反，领导干部都以身作则自觉执、行。当时，担任淮南行署主任的方毅身体不好，有关节炎，冬天需要一条卫生裤，要我通过商人到敌占区购买，并说明他只积蓄了六元抗币，如价格超过六元就不用买了，不能用公家的钱。我向商人一打听，卫生裤要八元一条，就没有买成。虽然战争年代的生活很艰苦，但是大家都心情舒畅，精神愉快，上下一致。干部不搞特殊化，不追求享受，和战士、人民同甘共苦，团结友爱，这是我们能够战胜强大敌人的一条重要原因。由于厉行节约，当时的行政开支只占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十一左右，但这并没有影响供给。通过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我们不但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还改善了生活。

　　财政支出中，用于发展根据地生产、保障人民生活的部分占了不少的比例，生产性贷款约占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七。除了上面讲过的农贷救济外，对于小量的公营企业如被服厂、印刷厂、利华公司等，也给予信用贷款。

　　财政支出中还有一部分用于文化教育、社会救济和对抗日阵亡烈士家庭的抚恤。敌占区逃来的群众，也要安插救济，仅天长县铜城一处，一九四一年救济款就有五千元以上。

　　财政工作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加强了根据地的建设，支援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二、贸易

　　为了适应战争，我们实行的是对外统制（以货易货）对内自由贸易的贸易管理政策。所谓对内自由，就是取消日伪和国民党的各种苛捐杂税，取消私商在贸易方面的垄断。在根据地内部，大力发展公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同时，也保护和发展私营商业，适当限制商业资本家的过分剥削，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对外贸易，禁止一切非必需品的输入，奖励必需品的输入与内部多余农产品的输出。总之，根据地的贸易必须有利于发展生产，活跃经济，保障抗日部队供给和根据地人民生产、生活的根本利益。

　　（一）广泛的贸易渠道。

　　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初建时，除了一些私人手工业作坊外，几乎没有工业。部队和人民生活的必需工业用品和日用品不能自给，要依赖外地的输入。在组织生产自救，鼓励自由贸易以后，经济情况有了好转，但许多物资还有赖于外地输入，甚至要从敌占区输入。

　　为了搞好内外贸易，掌握好经济领导权，淮南根据地于一九四二年成立利华贸易公司。公司设立在天长县的铜城镇，下设不少分公司和门市部。从天长到高邮这一带都归铜城利华公司管，从六合那边来的货物归竹镇利华公司管。利华贸易公司组织根据地的商品流通，控制一些重要商品和军事物资，处于商业领导地位。

　　对于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贸易往来，主要是在双方交界处以物换物，苏北根据地就多次用盐换我们生产的飞马牌香烟。

　　此外，我们还建立了商业抗敌协会，把商人团结在抗日民主阵线内。如合肥县青龙厂当时大店有两家，大作坊有一个，还有烟丝、布匹、西药、杂货行、棉纱行等。这些店、行的商人，都、组织到“商抗”内，受着抗日教育，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努力活跃根据地市场，积极鼓励商人通过他们自己的进货渠道和关系，购进根据地需要的商品，输出根据地需要出口的物资。

　　（二）自由贸易，保护商人。

　　除接近敌占区的边缘区外，根据地内买卖运输不受任何限制，完全自由。商人负担较少，特别是税收机关的统一，没有任何额外征收。在接近日伪区的边缘区，因易于走私资敌，商人就需要有群众团体及政府机关的证明，才能在内地运销，以防止走私。内地粮食一般不准出口，只在军民供给有余，出口又能换回军民所必需的工业品的条件下，才在一定时间和地点允许出口。特种军工原料，如硝磺、皮革，则须受政府贸易管理机关按市价收买，不得自己买卖或输出。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以致破坏人民经济生活的稳定，这不仅为政府法令所不许，而且为日渐发展的公营商业及人民合作社所抵制。

　　对商人采取保护、轻税政策，以吸引商人（包括根据地的商人）把敌占区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到根据地来销售。要考虑到商人到敌占区做生意，一方面要冒险，另一方面开支比较大。商人在敌占区没有关系是做不成生意的，拉关系是要花钱的，特别是日伪人员贪污成风。在敌占区办货，除了货价外，他们还要另外花费一些钱，有时货物甚至被没收。要考虑到这些因素，要使商人订利可图。由于我们注意对商人的保护政策，增加了商人对根据地的信赖，这样，根据地的商人也好，敌占区的商人也好，不少人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都积极为我们服务o

　　（三）控制进出口，粉碎敌人的封锁。

　　出口贸易受严格的管理。凡出口货物一律受政府工商管理。（又称货物管理）机关管理。分主要物资（粮、棉）、次要物资（猪、油、酒、豆饼）及一般物资三种。主要物资特别是粮食的出口，除依据内地市场及军民供给需要外，还根据敌占区市场情况，以不影响解放区物价的稳定，而又能在一定的价格比例下从敌占区换回指定之物资为出口与否的条件。出口时，商人必须保证能带回指定种类及一定比价（即出口货、进口货价格之一定比例）的货物。次要物资一般可以随时出口，只需易回指定的比价物资，接受有关部门管理和收买，不得自庙携进抛入市场。一般物资出口，不受时问及换回货物之约束，唯携回外汇者，必须向银行或工商管理机关申请按规定汇率收回。此外，解放区的银行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随时供给商人以足够的流通货币的责任，以鼓励与帮助商人进行出口贸易。

　　敌人在经济上封锁我们，根据地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但是我们反过来也包围了敌人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根据地缺乏工业品，但农副产品却在我们手里。对于农副产品和敌占区急需的东西，都有计划地通过货检处来控制出口。敌人需要粮食、猪鬃，我们不允许商人在根据地随便采购。我们出口粮食，就要换回弹药、五金、电池、医药等根据地需要的东西。粮食是我们手中强大的武器，禁运粮食到敌占区，可以狠狠打击敌人以战养战的企图。一九四一年根据地粮食价格，以法币计算，大米四十元一石，小麦三十元一石，而上海、南京、芜湖等城市米价是法币一百六十元一石，盱眙县城内小麦二百元一石。我们实行粮棉统购专卖政策，控制粮棉的出口价格，迫使敌人用高价（或供应我方急需的军用物资等为条件），才能买到一点粮食。我们就是这样，逐步的把根据地贸易开展起来了，在日伪包围封锁、作战频繁紧张的情况下，使根据地工商业蒸蒸日上，保证了部队和人民群众必需品的供应，从而保证了抗日战争持久地进行下去。

　　三、金融

　　（一）筹建淮南银行。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保证侵华战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需要，实行了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方针，从各方面对中国进行掠夺。在金融方面，利用日币和军用票掠夺中国物资。一九四一年，汪伪政权成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以日、伪币和掠夺的法币来控制金融市场，套取法币外汇基金，以破坏我国经济，使抗日人民的生活和抗日部队的供给陷于困难的境地。

　　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三五年发行的法币，通过固定汇率，可以和英镑、美元进行兑换，可以用一定官价买卖外汇。于是，日伪就利用搜刮和掠夺的法币，以官价夺取法币的外汇基金，又以外汇向英美套购物资。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法币在敌占区和解放区均可流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正式对日宣战，日本不能再利用法币套购外汇了，就改用以伪币代替法币，一面在日伪占领区排斥法币，一面又拿法币到解放区和国统区套购物资，促使法币更加贬值，弓l起物价上涨。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禁止日伪币流通，对于法币则允许合法流通，但法币的不断贬值，引起根据地经济及人民生活动荡，影响抗日部队的供给。为了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日伪进行针锋相对的金融货币斗争，就必须建立根据地独立的金融机构，发行抗币。淮南根据地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于一九四二年春成立了淮南银行，发行抗币。当时，组织上决定由我负责筹建淮南银行并任淮南银行行长，参加筹建的人很少，我记得还有吕风沙和米纳两人，他们负责刻制抗币印模。后来，上海地下党组织派来淮南根据地的几个青年也参加了银行工作，他们负责抗币的打印号码、校对、点票和加盖“行长之章”印记等工作。淮南银行直属淮南行署财经处领导，机构十分精干，银行下边不设分支机构，只在各县和根据地交界处设立兑换所，负责淮南币兑换法币以及兑换各根据地来往军政人员使用的各地抗币，兑换比率均参照法币和各类抗币的购买力而定，以保护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利益。

　　（二）自力更生，印制抗币。

　　淮南银行筹建起来后，第一件工作，就是印刷淮南币。印票子在当时抗日根据地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用什么制版?用什么纸印?特别是印出来的票子如何防止伪造，在这方面我们都动了不少脑筋。

　　没有制票版，就由吕风沙、米纳两人用枣木自己刻制，而且钞票的正面还能套印两三种颜色。根据地只有石印，印票子很困难，而且石印也容易伪造，我们就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从上海运来一架圆盘机，还从上海请来了几位印刷师傅。当时根据她的纸张十分困难，不要说印票子的纸找不到，就是平时用的纸也很紧张。为了解决抗币的用纸，开始时，就从大别山请来了几位造土纸的老师傅，用麻、破布、桑树皮作原料造土纸，土纸造出来了，但纸面十分粗糙，又没有抛光机。这样粗糙的纸，印出来的钞票，票面看不清楚，无法使用。于是我们又通过天长县的一个石印商人，从外地运进了一批一百克的道林纸和各色油墨，票面采用套色印刷，这样淮南币终于在一九四二年诞生了。

　　为了防止伪造抗币，印出来的票子，一律用号码机打印编号，并且在图案花纹上多做几处暗号，以便于辨别真伪，而且抗币的面额都很小，只有一角、二角、五角和一些分票。

　　后来，淮南行署又通过地下党的关系，搞来了用锌版印刷成有各种花纹的钞票纸，我们只在票面上加印淮南银行和票面额就行了。这样印刷出来的抗币就更加美观实用了。淮南币面额后来发行到一元，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面额发行到十元。

　　（三）坚持党的政策，建立独立自主的金融市场。

　　淮南币的发行量是严格控制的，不把发行钞票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手段。这样，淮南币在根据地信誉很高。由于严格控制钞票的发行，根据地的物价一直都比较稳定。我们财政上的困难，通过发展生产、促进贸易和厉行节约，也基本上得到解决。

　　因为战争的关系，抗币只在根据地的中心区发行，在游击区和边缘地区，则暂不发行抗币。这些政策维护了抗币的信誉，也保护了群众的利益。

　　为了建立独立自主的货币市场，必须逐步排斥经常贬值的法币在解放区流通，使根据地的物价不受其影响。一九四二年秋季，我们正式发行抗币后，就采取了各种措施限制法币在根据地流通。对于持有法币的商人和群众，要他们到淮南银行下设的兑换所按一定的比例兑换成抗币使用。此外，部队、政府的开支、发放各类贷款，人民缴纳的税金和商业买卖，一律使用抗币。这样，抗币就很快占领了根据地的金融市场，而且流通范围也日益扩大，不仅游击区和边缘地区群众愿意使用抗币，就连敌占区来做买卖的商人，也愿意以抗币进行结算。

　　法币当时在全国流通，淮南抗币只在淮南根据地使用，因此，淮南币与法币的兑换比例如何做到科学合理，对于巩固根据地的金融市场、稳定物价关系很大。如果兑换率太高，人为地贬低法币的币值，虽然起到了打击法币的作用，但对稳定根据地物价，与日伪争夺物资反而不利；抗币与法币的比价如不太高，敌占区的商品在根据地可以廉价出售，实际上是鼓励入口，同时，根据地的农副产品等在敌占区法币表现的售价也就高，实际上起到了限制出口的作用。这样，就会引起根据地的金融发生入超，需要更多的法币去支付，这对根据地的发展经济不利；如果抗币与法币比价太低，又有利于日伪套购根据地的物资。科学合理的确定兑换比例，就需要经常认真的根据日伪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以及根据地的物价比价来确定。对于我们来说，主要是依据粮食、棉布这些主要商品的价格来确定兑换比例。当然，这种比例也随着法币的不断贬值、物价上涨而经常调整。

　　每一种货币，都有它的保证金，一般是黄金。淮南抗币以什么作为它的保证金呢?淮南抗币的保证金就是粮食。所以我们必须使粮价稳定在一元抗币能买到两斗米（一斗米合十六市斤）的水平上，棉布、盐、菜等也都是以米的等价来折算。这样，抗币的币值就一直比较稳定。群众感到粮食在手里和抗币在手里都一样。抗币等于粮食，粮食等于抗币，因此，群众都愿意使用抗币。

　　当然，银行对市场经济还必须起到调节的作用，必须根据市场物价的涨落趋势，及时投放货币和物资，始终保持物价的平稳和淮南币的信誉。银行也必须及时回收磨损的钞票，以新币替补发行。回笼的废币，经过严格的审批后焚烧。

　　淮南银行根据中共淮南区党委的指示，还及时地发放农业贷款，支援农业生产。

　　淮南银行的人员很少，可是工作量很大，特别是行军的时候，我们就把印好的抗币和必需品打成几个包，分别由我们这些搞财政工作的负责同志背在身上，跟随部队行动。

　　在战争年代，搞银行工作的同志工作紧张，生活艰苦，时时刻刻和大批钞票打交道，但是他们不怕牺牲，积极负责，团结友爱，廉洁奉公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