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合县是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前沿，和南京仅一江之隔。日伪为了保住南京，利用长江这个天然屏障，在江北沿岸设立了军事防线，对六合到江浦一带敌占区的据点，不断增兵设防，严加控制。如东沟、瓜埠、划子口、横梁甸、八步桥等据点都驻有相当数量的日伪军和地方反动自卫团，少则数百人，多则上千人。这些盘据在据点里的日伪军，经常向四周侵扰掳掠，不仅危害敌占区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对根据地边区也构成很大威胁，阻碍我抗战区域之间的联系，破坏我南北交通。为了粉碎敌人长江封锁线，扩大我抗日根据地，中共淮南津浦路东地委于一九四三年秋天，决定成立中共浦六工作委员会，开展六合县沿江一带抗日斗争。

　　地委决定由我任浦六工委书记，要求我们利用敌人统治的空隙，插入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建立抗日政权。我接受任务后，带着胡练九、刘伴泉两人来到原属冶山县的王子庙。王子庙当时属于伪化区，东北面的钟林、樊家集等是我抗日根据地，南与东沟、瓜埠，西与六合城、横梁甸敌占区接壤。我们以此为立足点；既有根据地为依托，又便于了解敌占区情况。日伪虽然对敌占区控制很严，但是他们的力量主要集中在据点，据点以外的广大农村，则靠伪组织维持。因此我们就利用敌人这个薄弱点，首先把据点外围农村控制下来，使其陷于孤立，然后从各个侧面打击敌人。斗争开始时，我们根据沿江一带地理特点和斗争需要，成立三个游击区公所：从滁河两岸到六合城以南为滁河区；沿滁河以北到东沟为王子区；由东沟、大河口、沿江圩区列浦口、浦镇为南圩区。各区都还建立了区武装。我们在敌占区先后经过了一年半时间的尖锐复杂斗争，终于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现就当时斗争的经过作一些片断的回忆。

　　争取日伪基层政权为两面派政权

　　沿江一带的伪政权，大多是日军利用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各类人员拼凑起来的，充当伪乡、保长的有土豪劣绅、地痞流氓，这些人投靠日伪，敲诈勒索，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但也有人出自被迫，内心并不愿意为日军做事。这些伪乡、保长大都是本地人，情况熟悉，消息灵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日伪的爪牙和耳目。耳目不除，我们的活动就要受到限制。工作就难以开展。因此，争取伪乡、保长为我所用，这是我们能否在敌占区立足的关键。为了不过早地刺激敌人，我们插入敌占区时，是以联络部名义出现，搞抗日统一战线，把争取当地中上层爱国人士的支持作为突破日，把可以争取的伪乡、保长尽可能争取过来搞“两面派”政权。我们第一步就通过交朋友、拉关系，和当地有名望的医生、帮会头子往来，继而以他们为桥梁，开展工作，发展革命力量。这些中上层人士，有的虽然和日伪没有往来，但是和伪乡、保长、自卫团头目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有的是亲戚，有的是师徒，可以说他们是地方实力派。利用这些人的社会关系，由他们出面帮我们工作，既不易暴露目标，又可以减除伪政权人员的惧怕心里。当时东沟、瓜埠一带知名人士中，就有好几位对我们开辟新区工作支持很大，有的以医生身份，借看病为名，进入敌人据点，为我搜集情报；有的利用帮会的师徒关系，说服动员伪干人员为我做事；有的利用自己的威望，掩护我们脱离险境；特别是当时大河口江轮票房负责人，长期掩护我大江南北的秘密交通。我们第二步就因势利导，在开展政治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人的同时，对那些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的汉奸、特务分子实行严厉制裁。当时我们有个武装工作队，专门惩治这些汉奸特务，以显示我们对伪方不同人员的政策和力量，争取教育多数。如瓜埠伪乡长张柏林，原是国民党特务，投靠日伪后，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我们派出武工队突然袭击，把张柏林抓住，当众宣布罪行，予以镇压。与其同时，我们对大多数伪乡、保长进行政策教育，要他们改恶从善，爱国抗日，不为敌人做事。如果执迷不悟，下场同张柏林一样。许多伪乡、保长为了保命，纷纷向我靠拢，有的请知名人士向我们说情、求饶，有的主动找我们联系，表示愿意为我们工作，表面上应付日军，暗地里为我们做事。从此沿江一带大部分敌伪政权先后成为。两面派”政权，许多伪乡、保长开始为我所用，帮助我们收集情报，征收公粮，掩护我方工作人员。至此，我们较稳定地站住了脚。

　　“两面派”政权建立以后，日伪人员对老百姓的敲诈勒索有所收敛，人民群众的痛苦有所减轻，人心向我，抗日情绪越来越高。但从军事力量上看，仍然是敌众我寡。我们武工队只有二、三十人，而盘踞在沿江一带各个据点的日伪军有五、六千人之多。因此，继续坚持地下活动，仍然是我们对敌斗争的主要方式。这时，我们一方面加强对“两面派”政权的控制，不断巩固伪干的抗日思想；一方面从保护敌占区人民利益出发，利用各种方式，采取多种方法，打击和控制日伪军敲竹杠和收捐、收税等活动，并进一步发动群众，向日伪开展反捐税斗争。在方法上，我们有时利用伪乡、保长的合法身份对日伪军进行“糊”，有时由武工队配合群众进行“抗”。如日伪军每年在瓜埠设钱粮柜，催征钱粮，群众恨之入骨。我们趁赶集混进瓜埠镇，把钱粮柜砸了。从此，日伪军不敢再在城外设柜征收，只好通过伪乡、保长催征，伪乡、保长搪塞说：“新四军不让群众交”。为此，日军便命令伪军头目派武装下乡催征。有一次，城内伪军派一个班下乡催粮，我们在其归途中组织武工队伏击，除逃跑两名外，全部活捉，并缴枪八支。再如，有一次日伪军要伪乡、保长收缴民间枪支，山西、山东、长岗等地的伪乡、保长及时报告了我们。我们研究出对策，决定由他们把枪支收起来，武工队故意制造声势，折腾了一夜，又将枪支全部收回。次日伪乡、保长向日军报告，说枪被新四军缴去了。还有一次，瓜埠伪军头目赵松亭的弟弟，身带盒子枪到红山窑敲竹杠。我武工队得到情报后，立即前往抓获，经教育后释放，通过他的嘴给据点敌人送信，说乡下有很多新四军便衣队，使日伪不敢轻易出动。经过各种形式的斗争，敌人陷入草木皆兵，防不胜防的境地，对据点以外地区的控制能力大大削弱了，“两面派”政权逐步向一面派演变。王子区的太平、王子两个乡就是首先宣告成立抗日政权的，并建立了乡武装和民兵组织，公开地进行抗日斗争。从此，我们的边区不断向南推进，敌占区的范围日益缩小，使敌人据点陷于四面包围之中。

　　组织“忠义社”

　　日伪在占领区的统治，是依靠伪政权和自卫团来支持的。我们虽然搞起了“两面派”政权，但是，伪自卫团仍然是我们的最大威胁。伪自卫团的基础就是安清帮。东沟、瓜埠一带参加帮会的入很普遍，不仅地痞流氓加入帮会，就是普通百姓为了保家活命也参加帮会（几乎每一户都有一个人是帮会成员）。当时沿江一带较大的反动头目，都是清帮会头头，如六合城伪警察局长周子盛就是大帮会头子，瓜埠自卫团头目赵松亭（手下有三个中队的武装）、南圩自卫团头目王广元（手下有两个中队武装）、横梁甸自卫团长孙乃聪等，在日本鬼子没有到来之前都是兵痞、流氓，并且也都是安清帮的小头头。他们搜罗被日军打败的国民党散兵游勇，拉起武装，成为地方一霸。日伪占领六合：瓜埠、南圩地区以后，看到这股力量可以利用，于是把他们收买过去，编成伪自卫团，作为日伪外围的军事力量，并利用他们的帮会关系，联合地方上其他反动势力，帮日伪占领据点，控制敌占区。

　　为了把敌占区各方面人都争取过来，广泛地扩大抗日力量，我们根据上级指示；并借鉴湖西（仪征县到扬州一段）地区利用洪帮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决定利用沿江一带地区清帮盛行这个特点，因势利导，以旧社会群众结社的形式把敌占区各种人组织起来，联合各方面力量抗日。这样，群众既容易接受，一时又不会引起日伪的注意。

　　按照旧的“帮规”，凡是参加过青红帮的，就不能再参加其他帮会。因此，我们当时用“忠义社”这个名义出现，既可以广泛吸收社员，又不受旧帮规的限制，原来参加过青红帮的人也可以参加。“忠义社”由我出面组织，公开收徒弟（又叫义子、收门生）。为了扩大影响，我们在敌占区也摆香堂，举行入社仪式，借此机会，向参加“忠义社”成员宣传抗日思想。开堂时，规定要烧“四炉香”，但每炉香我们都付予新的含义。例如，一炉香原为敬文王、收义子打天下，我们则是收义子、打日本；二炉香原为敬关公讲义气、力扶汉室，我们则是讲团结、反对分裂；三炉香原为敬岳飞、抗金兵精忠报国，我们则是打日本决不投降；四炉香原为敬烈士为国牺牲，我们则是下决心坚决抗战到底。第一次摆香堂，前来参加入社仪式的，有的是普通农民，有的是中上层人士的子弟，有的是社会渣滓。为了通过“忠义社”，逐步把抗日力量渗透到自卫团内部，在敌占区我们开始也吸收了一些地痞流氓之类的人。因为这些人靠拢我们，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人的特殊身份，在伪自卫团内部发展秘密社员，并采取秘密开香堂的办法进行活动，而后再由我方公开的“忠义社”成员进行个别联系。结果发展很快，声势很大，参加“忠义社”的在沿江一带有千人以上，通过这种结社形式把各种人组织起来以后，好人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坏人的破坏性被我们利用起来，枪口转向敌人。原沿江一带的帮会头目杨玉堂、袁汉三等人，看到“忠义社”人多势众，心里惧怕，于是主动与我们联系，有时还来参加我们开的“香堂”。伪军头目赵松亭、王广元等为保存实力计，也派人来与我们拉关系，表示“井水不犯河水”，各不相扰，就是横梁甸伪军中的个别分队长也秘密来参加我们的“忠义社”。由于在伪自卫团内部发展了“忠义社”社员，这时我们对敌斗争就有了内线可以利用，对敌情掌握更加清楚了。例如，当时瓜埠区长陈兆云，依仗瓜埠据点的日伪军，无恶不作，非常反动，我们决心拔掉这个钉子。由于在瓜埠据点内发展了十几个“忠义社”社员（其中有伪班长、司号长等）作内应，在一九四四年正月十五，陈的小老婆做寿，大摆筵席的日子，“忠义社”社员李家康、刘志文等立即秘密向我们报告，说敌人筵热酒酣，戒备疏忽，正是进攻的好机会。当晚我武工队在东南支队支持下，突袭了敌据点，一举歼灭据点内全部伪自卫团，俘敌二百多人，缴获机枪两挺，步枪二百多支，伪分团长李庆元惊慌逃出，坠山而死，伪区长陈兆云被我当场抓获，就地处死。还有一九四四年五月，我们出击六合县城北门外伪警察局派出所，也是“忠义社”社员从中起了作用。六合城北门派出所有一个伪警小分队，并有一挺机枪，二十多支步枪，经常四出活动，拦劫商旅敲竹杠，侦缉我方交通人员。为了保证我前沿地区和后方交通，一定要除掉它。我们利用该所伪警人员（“忠义社”社员）王家保为内应，由我武工队潜入派出所周围埋伏，傍晚，敌人正在屋内洗澡，我们在王家保的协助下，迅速地缴了两道岗位的枪，突进所内，使敌人措手不及，伪所长赵东潘和伪警察十多人，全部被我活捉，缴机枪一挺，步枪十余支。这次突然袭击是发生在六合城日军的鼻子底下，给日伪军震动很大。

　　开展武装斗争

　　打了瓜埠伪据点和六合北门伪警所后，我们在敌占区组织忠义社的工作，得到不断发展和壮大，扩大了我党在敌占区的政治影响。我武工队在对敌斗争中也得到了发展。到一九四四年五月，以武工队队员为骨干，正式成立了一个连队，对外番号“方山大队”，共百余人。全队有轻机枪三挺，枪榴弹一只，步枪一百多支，这就引起敌伪方面的注意。从此，开辟新区工作进入了公开化、武力化阶段。

　　为了解决在敌后活动最迫切需要的弹药，我们袭击了日军兵工厂所在地卸甲店的伪警察所。卸甲店与南京隔江相望，敌人在这里存放了大批子弹，这一情况为前北门伪警所的王家保所熟知。一天晚上，我武工队利用敌人的麻痹心理，由王家保带路，摸进敌警察所。当时敌人正围桌聚赌，战士们一涌而进，大吼一声：“不许动，脸朝墙!”敌人不敢抵抗，我们缴获大批子弹。正在这时，从附近炮楼里出来三个日军巡逻兵，被我哨兵发现开枪打死两名，逃走一名。日军只好躲在炮楼里用机枪乱扫一阵，我武工队安全撤出战斗。此后，我们又袭击了水家湾伪自卫团三十多人的据点。该部系住浦镇伪军郑德昭自卫团的一个分团。前瓜埠伪军反正过来的胡登科对该部最为熟悉（他是伪军头子郑德昭的徒侄），知道该部在逢集时除站岗执勤人员有枪外，所有枪支均锁在枪架上，队长和士兵都到街上赌钱或“找好处”（敲竹枉）。于是在水家湾逢集的一天，我武工队化装成附近赶集的农民，由胡登科带着接近伪据点，顺利地缴了门岗的枪，冲进去将枪支弹药收缴后，迅速撤离。

　　方山大队成立不久，师部首长交给我一项任务：要我想办法在敌占区搞些钢材和焦炭，以解决师部兵工厂的原料问题。接受任务后，我找到伪军反正人员杜志敏，派他秘密去南京了解情况。杜志敏原是南京燕子矶机械厂工人，在下关一带关系较多，通过他得到一个可靠消息：苏北汉奸李长江部派人来南京运军工材料，其中有钢材、焦炭，正在下关码头上船，将经过长江运往苏北。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决定在大河口一带拦截；并周密的部署了拦截敌船的计划。到了运输船队起航的那天，我们组织十多个队员，身带短枪，化装摆渡的船，等候在江边渡口。另外，安排了一个十多人的长枪队，埋伏在小河口旁边山头接应。接近中午时光，敌人运输军用物资的船先后两只到达大河口附近，前面的船上装的物资，后面的船上坐的是护送船只的日伪军。这时，我们的渡船，迅速向敌船靠拢，在快要接近的时候，我便衣队员突然登上敌船，缴了敌船上伪副官的枪，强令船上大副把船开向小河口靠岸。正在行动的时候，后面船上的日伪军发现了，向我们开枪，我们一面还击，一面砍断两船之间的缆绳，迅速向岸边靠拢，而后面敌船上的日伪不知虚实，慌忙向仪征逃去。这样，前一只船上的钢管、焦炭、炸药，全被我缴获。我们组织钟林、胥浦两区群众搬运一天一夜，群情激昂，军威大振。

　　锄奸灭霸挺进江南

　　由于武工队公开活动，日伪气急败坏，疯狂反扑。他们利用汉奸暗探，到处打听我武工队活动情况，搞突然袭击，并派遣特务分子混入我武工队，妄图从内部瓦解我们。我们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针锋相对进行斗争。

　　首先，消灭敌特，使敌人失去耳目，东沟杨老四，原是伪乡丁，做了敌人的情报员后，死心塌地为敌人卖命，曾多次为敌人递送情报，还带领日军杀害我方副区长徐润芝，这个坏蛋不除对我们开展工作非常不利。但是这个坏蛋既反动又狡猾，他白天到处活动，晚上则缩进敌人据点。为了消灭这条走狗，我们四处派人侦察，掌握了他的活动规律。一天夜晚乘他出来调戏妇女的机会，我武工队当场把他抓住处死了。后来敌人又从下关派来了两个情报员，利用东沟逢集到街上饭店里活动，探听我方情况。我摸准敌情报员情况后，派六名武工队员化装成赶集的老百姓，进入东沟饭店，故意上前寻衅闹事，趁其不备，开枪打死了一个，另一个被打伤逃走。

　　其次，整肃内部，进行反问谍斗争。日伪通过住在敌占区的我武工队队员家属，来拉拢我们的干部、战士，个别意志薄弱者，经不住敌人的威胁利诱，堕落为可耻的叛徒。一次，我方山大队夜晚集合时，发现少了新战士李文龙，有个战士看见李文龙剐刚往回冢的方向去了。李文龙家住王子庙，是敌占区，当即引起了值日排长的警惕，并派几个战士把他追了回来，带到大队部讯问。李文龙心虚，以为我们已尽知底细，便把他的同伙另一个混进武工队的日军特务高小操，招供出来。我们立即把高小操也抓了起来，叛徒特务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以后，我们又粉碎了一次敌人策动的叛变。经过两次斗争，使我们擦亮了眼睛。为了纯洁革命队伍，我们将方山大队调往后方整训了一个时期，使这支队伍在组织上进一步巩固，思想和作风也有很大提高，影响亦口益扩大。

　　一九四四年秋，上级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撤销浦六工委，成立六合县委、县政府，我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后由卜明任县长）。我们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开辟江南的新区，于是任务更重了，斗争更加复杂了。这时敌伪便对我们采取偷袭的办法，加紧向我反扑。他们从南京大本营选来二十个日军特等射手，组成一支便衣队，携带轻武器和联络工具，夜间直接从下关乘汽船到大河口上岸，潜入我经常活动的地区埋伏，拂晓行动。当时，我们的情报工作还没能做到南京城内与下关一带，开始我们受到一些损失，一个排长负伤，有几个班长、战士牺牲。这股敌人不除，向江南前进就要受阻，我们决心干掉它。在摸清了日军的活动规律后，由地方民兵牵制，我方山大队埋伏在大河口附近，截击敌人的归路。可是敌人也非常狡猾。他们走的是分散队形，使我们火力施展不开，一打响日军就跑。但在逃奔中，有的踏响了我们埋的地雷，敌人知道他们这一手已被我们识破，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来了。

　　粉碎敌人偷袭阴谋之后，开辟江南新区工作就成为县委刻不容缓的中心任务了。当时对我们开辟江南工作阻力较大的是江北南圩里的楼予庄伪据点和长江南十步桥伪警察所。南圩楼子庄据一点工事坚固，加之地处南圩水网中心，部队运动较困难，即使接近据点，火力也难展开，硬攻是不容易的。但在该部伪军中有两个班里有“忠义社”组织，可以作为内应，拔除这个据点。一九四五年春节前夕，县总队副郑维发率领方山大队，袭击了楼子庄伪据点，全歼伪军王广元部一个中队及汪伪警卫三师一个班。俘一百五十余人，缴轻机枪两挺、枪榴弹一支、步枪百余支。紧接着我们便衣队又打下了江南十步桥伪警察所，为开辟江南新区工作扫清了道路。我们乘胜前进，利用南圩区地方知名人士与江南的社会关系，县委派沙林为特派员，深入江南敌占区进行联络工车。

　　此时，对我们坚持江北对敌斗争和开辟江南工作威胁最大的莫过于东沟敌伪据点。敌人对这个据点很重视，由驻六合城内的汪伪警卫三师派一个加强营（有一个机枪连、两挺重机枪、两门炮）孥门防守，武器装备较好，对其他据点起支柱作用。事前，我们作了周密准备，派人打入伪军内部活动。伪军中有一个班的工作已经成熟，但后来敌人有所发觉，于是我们采取果断措施策划这个班进行反正，从而引起敌人内乱，上下离心，相互猜疑。到六月初，打东沟的条件已经成熟。根据我们的请求，路东军分区罗占云副司令亲率两个团前来支援：一个团主攻，一个团牵制援敌。我武工队和伪军反正人员担任向导和参加突击队。这次战斗打得很激烈，从下半夜打到拂晓，消灭了大部分守敌，但仍有少数敌人依据碉堡，顽固抵抗，战斗一直延续到次日中午。我们摧设了敌人碉堡，彻底消灭了伪军，活捉了伪营长。东沟一仗的胜利，大长了我军士气，缴获了大量战利品，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并给大江南北敌占区人民极大鼓舞。我们抓住这有利时机，在敌占区开展了一次强大政治攻势，宣传战争形势和我党我军政策，扩大政治影响。县委及时决定抽出一批骨干到江南敌后区南京城郊沿江的栖霞、龙潭一带展开活动，建立政权。这时淮南区党委已在积极开展南京城内工作，准备接收南京。随着江南工作的开展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六月份，淮南区党委决定撤销六合县，在南京城郊成立上元县（即现在江宁县），由程震文任县委书记兼县长，胡炼九任副县长，我调淮南区党委任城工部副部长。从此，我们的工作中心转向城市，迎接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之日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