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正当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临近结业的时候，接受了毛主席亲自交给的一项重要任务，跟随郑位三、肖望东同志到红二十八军参加整训，准备东进抗日的工作。

　　约略记得是在7月初的一天，我正在教室里听课，我们五队苏振华队长的通信员来叫我，带我到中央招待所去找郑位三同志。到了郑位三同志的住处，只见肖望东同志和张体学同志早已在座。肖望东同志我头次见面，张体学和我在当“红小鬼”时就很熟悉。我一到，郑位三同志就说：“我们马上就到毛主席那里去，接受毛主席的指示。”听说要去见毛主席，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不多久，我们几个人来到了毛主席的住处。这是一座用砖石砌成的窑洞，中间是个会客厅，但是什么桌、椅、茶几、茶具都没有。左边一间可能是警卫员或秘书住的，右边一间就是毛主席的住房兼办公室。毛主席在住房里只有一个土炕，上面安放着一个床铺，铺上垫着一条灰色旧军毯。那被子还是毛主席长征时所用的，已经破旧得不象样子了。靠着窗户有一张旧条桌，靠墙放着一张旧“太师椅”，还有一张长板凳，一个旧的木立柜。桌上放着书、文件、报纸、毛笔、砚台，还有毛主席长征时用的一个搪瓷杯，搪瓷已经剥落了不少。此外室内再没有别的摆设了。

　　毛主席身穿一件旧灰色军装，裤子打了两个大补钉。他满面笑容，操着湖南口音说：“欢迎你们，我在这里专等你们来。”位三同志指着我和张体学同志向毛主席介绍说：“他们两位在红二十五军时，都曾在高敬亭同志领导下工作过、敬亭同志对他们很熟悉，很信任。”毛主席说：“那太好了。”此时，我还搞不清为什么提起高敬亭同志。

　　毛主席接着指着郑、张和我说：“你们都是从大别山长征出来的同志。”又指着肖望东同志说：“他同我一道走了两万五千里，才同你们和陕北红军会合。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剩下这批同志，党中央在这里建立抗日的大本营．真不容易啊!”毛主席的感叹很快地感染了我们，想着长征途中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们，大家都默不作声。

　　沉默了一会儿，毛主席又说：“可是，我们尤其要记住，还有大批留在南方各个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同志。那些老根据地的军民，不怕敌人的围追、堵截、烧杀、抢劫，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与强大的敌人作殊死的战斗，他们更加艰苦，更加不容易啊!”毛主席这一说，又把我们引向了对远方战友的深切怀念，室内气氛一片肃穆。

　　“这次请你们四位同志来，就是派你们到鄂豫皖去找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同志。你们四人先去，中央随后再派一些干部去红二十八军工作。”毛主席指着郑、肖二位说：“你们两位为党中央代表，由你们向他们传达党中央有关抗日的主张和指示。”接着。毛主席又说：“红二十八军有位同志派人到红二十五军，向党中央转交了一个报告。”位三同志插话说：“是的，那位同志叫何耀榜，是皖西特委书记。”毛主席说：“从报告看，他们与敌人斗争是很有成绩，很了不起。党中央高度赞扬红二十八军同志们所取得的成绩。”

　　毛主席对我们红二十八军如何开展工作，做了许多具体交待，并强调地说，高敬亭同志在红二十五军长征以后，收集分散人员成立红二十八军，经过艰苦斗争，保存了这么一支红军队伍，很不容易。各地有各地的不同情况，不能用一个样式去套，要很好团结他们，统一在党中央的路线、主张之下．一道抗日。发展胜利。

　　毛主席用手拢了拢头发，给位三、望东二位同志递了烟，自己也点燃一支吸着，继续说道：日本帝国主义想要霸占中国的野心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誓死保卫每一寸神圣领土的决心是下定了的，我们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一场殊死决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必须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真正成为抗日的主力军，成为争取民族解放的中坚力量。我们的红军要扩大，还要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到我军，参加到我们党内来。接着，毛主席又为我们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他说，我们估计南方红军游击队还会有一段艰苦的斗争。在同国民党联合抗日的时候，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既要讲联合，又要同他们的破坏、捣乱行为作斗争。说到最后，毛主席又回到了我们内部的团结问题。他说，我党我军内部要亲密团结。我们内部的团结搞好了，就能团结、带动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毛主席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只钢壳怀表。看看快到十一点了，他问：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大家都说一说。我们都表示：坚决按照主席的指示做好工作。毛主席高兴地说：“今天就谈到这里。祝你们工作顺利，一路平安!你们找到敬亭同志以后，尽快报告中央，并请你们代表党中央和我，向敬亭同志以及红二十八军全体指战员、老根据地的地方干部和革命群众致意，向大家问好!”

　　我在回校的路上走着，想着：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太重要了，可为什么要我这么一个小干部去执行呢?下午在位三同志处讨论毛主席的指示时，我就向位三同志提出我的疑问。他说：“高敬亭同志和红二十八军与党中央长期失去联系．大家觉得最好有一两个高敬亭同志所熟悉的同志随我和肖望东同志一起去，先联系上。毛主席为了稳妥、慎重起见，前两天找原红二十五军在延安学习的高级干部普遍谈了话．征求大家的意见，派什么人去好，如何去法。我就想到你和体学同志。他对你们很熟悉。你们随同去比较合适。”

　　我们几个研究，要搭从西安来的汽车先到西安，再从那里设法去找红二十八军。可是天不作美，一连下了几天大雨，汽车困在延安不能开动，我们只好耐心等待着。

　　这中间发生了“卢沟桥事件”。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者。这天下午，延安举行了一万多人参加的声援卢沟桥前线抗日将士的群众大会，广大军民发出抗日的怒吼。从报纸上看到，全国各地也同延安一样，各界人民开始行动起来，一致要求团结对敌，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这迅猛发展的形势，使我们更坐不住了。好不容易等到7月15日，我们五人（加上郑位三同志的秘书荣维轩）才坐上一辆载重汽车从延安出发。由于道路不平，汽车颠簸得厉害，爬行三天才来到云阳镇红一方面军招待所住下。由于西安红军办事处没有电报来要我们马上走，我们只好在云阳呆下来。

　　在云阳．我们从报纸上知道．就在我们离开延安这一天，中共中央将《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国民党中央。《宣言》强调以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政治为宗旨，提出了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等具体建议。17日，我党派出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志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举行会谈。从报纸上我们还了解到，卢沟桥守军由于日军连续进攻，终于不支，败退下来。北平、天津已陷于日军手中，华北危急，全国震动，但蒋介石还妄图与日本侵略者和平解决卢沟桥事件，对我党抗日的正确主张不予采纳。8月13日，日军大举进犯上海，上海军民奋起抗战。14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发表“自卫”宣言。蒋介石表示同意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这样，我们才根据西安方面的来电，于8月15日乘车到达西安七贤庄红军办事处（后改为八路军办事处）。

　　8月18日，按红军办事处的安排，由办事处派了一位姓张的同志带我们乘火车到南京办理去大别山的有关事项。由于害怕敌机轰炸，火车上旅客很少，到了开封以后，往东行的大概只有几十个人了。8月20日下午我们到达南京，找到了设在南京傅厚岗三十二号的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负责人叶剑英参谋长亲切接待了我们。他说，你们是办事处的第一批客人，从延安到南京很不容易，很辛苦，要好好休息一下。西安办事处同来的张同志汇报说，由于旅费不足。我们六人在车上每天只能吃两顿饭。叶参谋长听了，忙分咐多做一点饭菜。当时办事处才建立起来，一共只有三个人，加上一个做饭的女工，大家忙乎了好一阵子．才把我们安顿下来。晚上，我们打地铺睡觉。临睡前，叶参谋长召集我们六个同志说，目前上海战争打得很激烈，南京天天有空袭，很不安全。明天大家到南京中央商场，每人买些衣服鞋袜、牙具等日用品，等同国民党方面联系好，办好了护照，争取早日离开南京。

　　第二天上午我们添置了衣物，叶参谋长看了很高兴。他拿着一封信交给位三同志说：“这是你们到安徽六安督办公署的接洽信，护照由八路军办事处给你们，希望你们早日同红二十八军高敬亭同志取得联系，我在这里等候你们到达的佳音。”西安办事处的张同志被留在南京办事处工作．我们五人在当日下午又踏上了征途。

　　八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来到六安。据国民党六安督办公署的一位处长说，红二十八军已于三天前在岳西境内同国民党军队达成了停战协议。开始向湖北七里坪、宣化集结。我们很快赶到黄安七里坪，见到了高敬亭同志，久别重逢，他分外高兴。这天晚上，敬亭同志在他住的蔡家祠堂里，把他在红二十五军长征后，收集留下的分散人员，成立红二十八军，同敌人坚持三年艰苦斗争的经过，向我们作了详细介绍，还简要叙述了最近同国民党军队谈判情况，敬亭同志对党中央派郑位三、肖望东等同志到红二十八军来工作表示非常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