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到了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大喊“一个主义”、“一个党”、制定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和“限制异常活动办法”，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和我军搞磨擦，阴谋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党中央在政治上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军事上向党内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我当时参加鄂豫皖区党委领导工作，在7月份，接到党中央、中原局的指示，要将区党委机关撤退到庐江东汤池，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在一起，并将大别山桂系统治区的地下党员、干部及靠近党的进步人士，分批向新四军活动地区撤退。区党委机关于7月下旬开始撤退到庐江东汤池。对党员、干部及靠近党的进步人士．有计划地分批向新四军第四、五支队活动地区撤退，一部分向新四军第六支队活动地区撤退，还有一部分向无为、巢南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地区撤退，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到来前完全撤出，只留极少数有社会关系的秘密党员进行地下工作。

　　到了1939年12月初，前方来电，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胡服）已到达定远藕塘一带，与张云逸、邓子恢同志会合，要江北指挥部和鄂豫皖区党委机关全部立即转移到定远藕塘一带，将有重要的中央批示精神要传达。接到前方来电后，江北指挥部、鄂豫皖区党委机关迅速进行准备，由赖传珠同志指挥，立即移到定远藕塘一带。江北指挥部驻在大小邓家。区党委机关和苏皖省委机关合驻在瓦屋薛。1940年元旦，少奇同志在大邓家江北指挥部驻地和我们一起在空场上会餐，用脸盆盛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刘少奇同志。

　　少奇同志是怎样传达中央指示精神的

　　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原局，就他带一个秘书刘彬同志，还有电台机要人员，没有单独机关，随着江北指挥部行动。原来的中原局成员没有来，到皖东后，吸收了张云逸、邓子恢等为成员。先驻在大邓家，后移至藕塘东南的新集。

　　少奇同志谈话方法，首先从介绍华北经验说起，题目叫“从华北看华中”。华北八路军有多少倍的发展，建立了许多块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冀察晋被人们称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可是华中是什么情况呢?部队发展不大，一块根据地也未建立。东边有韩德勤顽固派，西边有桂系顽固派，力量都比我军强大，顽固派可能即将发动向我军进攻．我军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为什么有这样截然不同的情况?有人说，华中有特殊性，这是次要的，而共同性是主要的，因为都是敌后，都有条件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发展武装，都可能建立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那么为什么华中未能发展到像华北那样的局面呢?关键在于党的领导有问题：一是对武装抗日游击战争重要性认识不足：二是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认识不清楚，这是关键中的关键：三是丧失了有利时机。这三点是我多次听后归纳的。少奇同志谈话是很活泼很自然的，并不是教条式的死板说教．而是从对比中，从历史教训中，从当前现实生活中，有理论，又联系实际，用谈心方法阐述道理，使人听后非常心服，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关于重视武装力量问题。他说，抗日要靠各种方式，但是主要的有决定意义的是要靠枪杆子。比如抗日固然要用笔杆子，因有很大作用，但没有枪杆子能打败日寇吗?能赶走日本军队吗?能保卫老百姓吗?孙中山闹革命，经过多次失败，才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要建立国民革命军队，因此决心办黄埔军校，蒋介石更是懂得这个道理，别的职务可以让别人干，国民政府主席可以让给林森，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一定不放，要紧紧掌握军权。北洋军阀懂得这个道理，都知道要抓枪杆子。地方实力派也懂得。谭延阎当了行政院长后，还要兼任军长，不肯放弃军权。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之一，就是党当时处于幼年状态，不懂抓枪杆子的重要性，只有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懂得，在大革命失败后，发动农民游击战争，组织红军，建立红色根据地。井岗山红旗影响全国各地，使革命武装力量日益发发展壮大。后来由于“左”倾错误领导，红军退出中央苏区．长征到陕北，目前处于抗日战争时期，要能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主要不能依靠国民党军队，而要靠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因为只有我党领导的军队，才能真正进行人民战争，实行全民抗战，才能取得抗战胜利；也只有我党领导的军队力量大了，国民党不敢投降，才不致于把人民陷于再一次被屠杀的血泊中。

　　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谈得最多，也最深刻。这时不便点王明的名，但所有的谈话内容都有针对性的，使我们听后不知不觉体会到党中央是有斗争的。少奇同志说，许多同志也想抓枪杆子，也想发展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那么为什么未有抓到呢?没有得到大发展呢?因为手脚放不开，手脚被束缚住了。受到什么东西束缚呢?怕不合法，怕破坏统一战线，怕引起摩擦。这些顾虑之所以有，关键是没有明确树立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的指导思想。这不能怪同志们，是由于有人提出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影响了同志们胆子不大，思想受到了约束。什么叫合法?不经过国民党同意就不合法吗?不能这样看，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的谈话，地无分南北东西，人无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只要我们善于运用这个谈话作根据，就是合法；只要老百姓赞成、拥护，就算合法。而不能理解为一切要报请国民党蒋介石同意，才算合法。因此“一切经过”是不对的，也是不必要的，更是不可能的。如果受国民党这样无理的约束，手脚自然就放不开了。当然要注意一个界限，我们不能到国民党统治区去独立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那样又会内战重起，对抗战不利，一定不能那样做。必须是在敌后，也就是在日寇占领城市、交通要道的敌后方．在那里我们党可以而且应该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发展武装，因为这符合蒋介石庐山谈话的诺言，是完全合法的，可以自立番号，自委司令、队长，自派专员、县长，不必报请国民党承认委派，报了它也不会同意批准。实际上在敌人占领区，一度很混乱，原来的国民党统治垮了，土匪蜂起，地主也在拉队伍搞武装，自封司令；还有一些地方实力派也在这样干，而我们有些共产党人却不懂这样做，连那些人也不如，岂不可愧!有些同志还有一怕，这样搞起来以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承认固然无所谓，但它可能派部队前来进攻，打摩擦仗，岂不影响团结抗战吗?对于这一点，就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说的，统一战线是有团结、有斗争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过去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左’的错误是只讲斗争不讲团结；‘右’的错误则是只讲团结，不讲斗争；而党中央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斗争。现在是抗日时期，一定要讲究斗争策略。总的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对待顽固派进攻打摩擦仗的策略，要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所谓有利，不反击则已，一反击必须取胜；所谓有节，要适可而止，要有节制，不要把文章做绝，要有拉有打，有打有拉，谈不成就打，打了后再谈。要善于运用顽固派内部各种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只要按照中央的方针自卫反击，我们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关于有利时机的问题，少奇同志谈得同样深刻。对我当时来讲，是闻所未闻的。他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历史有时是处于缓慢平稳发展时期，有时是处于革命高潮时期，也就是列宁讲的人民无法忍受下去、敌人无法统治下去的时机。对统治者来说是危机时期，对革命者来说是高潮时期。这种时期不是经常会遇到的，但一到来就是马克思说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会引起历史发展的突变，会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抗日时期，一个城市、地区、当日寇来了，原来的国民党统治机构垮了，地方一片混乱，群众惶然不知所措，迫切希望能代表他们利益和要求的人来领导，我们党就是要善于认识这一形势的到来，领导人民，抓住这一历史时机不可丧失，否则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华北的党是抓住了这一历史时期，因此就有了今天的局面。在敌人进攻太原时，华北局提出：一要保卫太原；二是太原又保不住。因此，决定把党和军队的力量主要放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而华中地区的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抓住敌人进攻的时机，如进攻南京的时机，进攻徐州的时机，进攻武汉时机，进攻大别山的时机等等，把党和军队的力量主要放到敌后去。结果在敌后方。地方武装发展了，有的被敌人软硬兼施收编成为伪军，有的被顽固派收买，重新恢复了国民党的统治，压制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就目前来说，最有利的时机虽已丧失，但还不能说不可挽回，还有最后一次的机会，就是顽固派看来很有可能要来进攻我军，只要我军按照中央方针，取得自卫反击的胜利，建立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还是可能、有希望的。

　　接着，少奇同志对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又作了深刻阐述。他说，有了军队，必须要有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军队没有家。向人讨饭吃，是很难生存壮大的。因为有了根据地，我们要实行减租减息、建立三三制政权等一系列措施，群众和各界爱国人士就会愿意帮助军队，我们建立政权后可以征收公粮，也可以组织物资交流，收点税，解决部队给养。至于伤员安置更好解决，还可以搞些军工生产，反扫荡时也会得到群众支援，这样就能长期坚持，直到取得抗战胜利，少奇同志又从反面讲，连军阀都知道地盘的重要，没有地盘就养活不了军队。为什么我们有些共产党人连这点道理也不懂呢?

　　对于少奇同志这样的开导，我们觉得极中肯，心悦诚服，邓子恢同志首先带头发言说：我们该打屁股，该打屁股。少奇同志立刻接着说．屁股不要打了，主要是马列主义未学好，要接受教训。最后鼓励大家一定要准备迎接顽固派的进攻，打好自卫反击这一仗．建立淮南津浦路东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并努力向东发展，一直到黄海边。

　　以上这些谈话要点，虽然事隔五十多年，对我来说，仍是记忆犹新，终生难忘。虽然其中个别词句可能记的不准确，不完整，但总的精神是不会有大出入的。少奇同志把中央精神首先传达到领导干部，凡参加谈话的干部，无不欢欣鼓舞，思想认识大提高，对迎接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到来，对自卫反击战的信心，大大提高了。

　　少奇同志领导我们建立了华中第一块抗日民主根据地

　　在这里，我想从个人参加这次斗争经历来叙述。我参加的这一部分斗争，是这一次自卫反击战的重要部分，从中可以看出少奇同志领导我们取得这次斗争的胜利，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

　　在少奇同志约路西各有关领导同志开座谈会之后没几天，当五支队政委郭述申自路东来向少奇同志汇报工作时，少奇同志约了我去。少奇同志说，中原局决定取消苏皖省委，成立津浦路东、路西两个省委，路西省委书记由彭康负责。路东省委书记由张劲夫负责。要我随同郭述申立即去路东。我当即接受了任务，随同郭述申连夜过津浦路，到达了五支队司令部。司令部原驻在六合竹镇集附近，第二天转移到来安半塔集附近。郭述申告诉我，上边要你兼任五支队政治部主任。我说，我只担任一项工作，同时担任两项工作是担任不起的。郭述申同意我的意见，决定我任五支队政治部主任，省委书记另找别的同志来担任。

　　我到五支队政治部工作后，首先在2月召开“二七”政工会议，连指导员以上干部参加。邓子恢也从路西赶来指导，传达了少奇同志的谈话精神，群情振奋，大大提高了自卫反击战的信心。3月初，泗县专员盛子瑾带二千部队，派人和我军联络，要求路过半塔集到苏北和李明扬会合。而来联络的，恰是我在大别山派去的一位地下党员赵敏。赵将盛子瑾的真实意图告诉了我们。盛是想部队到达扬州西仪征一带不走了，为李明扬扩大地盘。经将盛的真实意图报告中原局后，建议同意盛路过半塔集，盛到后与之谈判，归我军收编，如不同意，将其全部缴械。中原局很快发来复电，同意这样处理。当盛经过半塔集时，即约盛谈判，盛不同意收编结果将其全部缴械。五支队得到人员武器补充，战斗力大大加强了。到3月4日桂顽首先向我路西部队进攻，3月21日苏北韩德勤驻路东部队向我路东半塔集进攻，同时向我驻六合、盱眙部队进攻，主要是向半塔集进攻。少奇同志和江北指挥部命令五支队主力和江南的陶勇苏皖支队由罗炳辉率领去路西，集中力量把桂顽击退，再回师路东，击退韩顽。此役关键是要将路东半塔集守住，而当时守半塔集的只有五支队一个教导大队。教导大队有六个队，两个是学生，四个是班排以上干部，建筑了工事，由四个干部队坚决守住。司令部只有一个特务营，周围有些游击队，十团两个营在盱眙，十五团一个营在竹镇集，一时难以集中。幸有江南到江北的叶飞挺进纵队来支援，牵制了韩顽兵力。但进攻半塔集的敌人仍多于我数倍。半塔北边的高地，一度被敌占领，对半塔集威胁很大。这时由五支队副司令员周骏呜同志亲率特务营，拼死冲锋，将高地夺回，随后十团两个营到达，进人半塔镇。这样半塔集守备力量加强了，敌人更攻不动了。半塔集坚守一周之久，巍然不动，终于守住了。这时路西已将桂顽击退，罗炳辉率领的五支队主力和苏皖支队、四支队七团回路东，韩顽闻风撤退，我随同罗炳辉、周骏鸣率部队向韩顽进攻。韩顽无心恋战，在莲塘打了一场遭遇战，即将部队全部撤退到南三河以北去了。路东地区，除了几个县城为日军占领、全部为我军控制，并遵照少奇的指示成立了辖8个县政权的路东联防办事处。这就是新四军战史上有名的“半塔守卫战”。陈毅同志对此战役评价很高，他说：“先有半塔、后有黄桥。”半塔守卫战的胜利给韩顽的精神打击是很大的，对我军增加了畏惧心。邓子恢根据中央苏区经验，建议用五支队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出一安民布告，大家赞成。邓和我同住在一家逃亡地主家，在油灯下共同起草了安民布告。邓老一副金丝眼镜，挂到鼻梁上，一面吹着口哨，一面用毛笔起草，起草一段，讨论一段，连夜起草好了。天明后，即在路东到处张贴了。少奇同志在路西成立了辖4个县政权的路西联防办事处，都向各县派了县长。就这样，在我军击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取得自卫反击战胜利后，在华中建立了淮南津浦路东路西第一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少奇同志到后，把中央精神武装了四、五支队是取得这一胜利的决定因素。他亲自领导了这次斗争，集中兵力，先反击路西桂顽，路东坚决守住半塔；击退路西桂顽后，再回师路东反击韩顽，使这场自卫反击战取得了胜利，这对后来华中地区其他根据地的建立，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命令五支队向东过南三河，开辟淮宝根据地

　　到了6月，少奇同志和云逸、子恢同志约罗炳辉和我去谈话，交待任务：五支队准备向东过南三河，并做好准备，东进过运河，迎接江南新四军陈毅，栗裕同志的部队过江到苏北，要牵制韩顽，配合陈、粟行动。这时，郭述申同志准备去延安学习，指定我随罗炳辉过南三河，周骏呜同志留在支队后方照顾。司令部、政治部组织一个精干的班子去前方，并带去文工团、民运队，开辟淮宝地区工作。罗炳辉和我带领五支队的两个主力团，即八团、十团和四支队七团前去，十五团留在路东，保卫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

　　因为过河准备工作早已在进行，命令下来，行动很快，8月2日一个晚上，部队即打过南三河了，顽军没有进行抵抗，闻风即撤退，差不多是拔腿就跑。

　　顽固派部队虽没有进行抵抗，可是遇到了一个新问题，新困难，是原先估计不足的，顽固派利用当地地主，欺骗群众，组织了不少小刀会。罗炳辉和我立即决定对应方针，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还击为辅。将部队集中，采取了密集行军，驻地密集防守，对小刀会先用喊话进行宣传，要他们不要上当受骗，只有在宣传喊话无效，小刀会进攻到我军一定距离时才开枪。结果，打死打伤了几个，小刀会就一哄而退了。按照这一方针和战术，很快就把小刀会打散了，分化瓦解了。部队很快就进驻高良涧、汊河。站稳脚跟后，八路军南下部队主力到了淮北，先头部队一个团到了高良涧以北一带，黄克诚同志前来与罗炳辉和我见面，根据少奇同志指示协商东进路线，互相配合呼应。协商结果：八路军南下部队由淮阴以北过运河东进，五支队由淮安与宝应之间过运河东进。罗炳辉和我报告了少奇同志和江北指挥部，得到了批准。

　　首先由八团开进到运河边。由汊河一带开进到运河边是水网地带，没有路可走，只好用船和割禾的盆子运部队到运河边。十团放在汊河西待命。司令部、政治部驻在汊河。八团到达运河边后，日寇巡逻艇经常在运河巡逻，只能在西边河岸上观察河东地形，无法派侦察员过河去侦察。韩顽部队守在河东岸，军官多系东北人。开头警戒很严，后来逐渐松下来，双方可以在运河两岸随意行走，也可以互相对话交谈。根据这一情况，感到强渡很困难，过去后如何开进也心中无数。设想采取政治攻势的办法，利用韩顽部队内东北籍军官的爱国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他们让路，不要抵抗，让我军过去合作抗日。经过研究，由我亲自出面做工作，冒充副团长身份约河那边的军官（是一个营长）谈话，对他进行说服。我约见他对方很客气，很有礼貌，对我们表示同情，但一再说明他处境困难，无法答应我提出的要求。他是军人不能不服从上级命令。再者，流亡关内，现在已有家小，又不能不考虑以后生活。在对话时，他的老婆抱上小孩在一起听双方的对话。看来，对方说的是实话，靠这样争取，很难达到要求，是不可靠的。这时指挥部不断转来陈、粟电报，要求我们快点东进，支援配合，辞意恳切。罗炳辉和我也日夜不安，苦思焦虑，一时也找不到好办法，只好继续进行准备工作，加紧训练部队，牵制韩顽。

　　到了9月，日寇出动海陆空向我路东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罗炳辉和我商量，由罗率八团立即返回路东，保卫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由我带十团留在淮宝坚持待命。报告上去得到了批准，罗即带八团南返，在过南三河时遇到敌机袭击，部队受到一些伤亡。有一天，我因昨晚召开士绅会议，筹措粮草睡得很晚，清早还未起床，敌机就来汉河轰炸了。炸弹响后．锄奸科副科长郑从政跑到我的床前，一把抱起我，要我立即离开，警卫班都到了。我起床后走到后门边，外边是水塘，也无隐蔽处，我说不能外出，就在墙边躺下吧。随即躺下。炸弹一个一个丢下，但却没有一个丢准我住的房子。而文工团的青少年仍在这时纷纷一屋外跑，有的从我的门边过，有的跳下水塘，结果有一颗炸弹就落在我住的后门外水塘边，炸死伤了好几位文工团员。团长俞芸，也是那次受伤的。敌人对淮宝地区，除空军轰炸，海军在宝应湖、高邮湖活动外，陆军没有来扫荡，因此，十团没有遇到什么战斗就把这次扫荡粉碎了。敌人对路东根据地的扫荡，也很快被粉碎，军队没有受到多少损失。

　　敌人扫荡之后，少奇同志约罗炳辉和我前去汇报工作。少奇同志对罗和我对付小刀会的方针和方法，认为是好经验，给予肯定。8月，陈、粟部队过江，后来在黄桥打了大胜仗，这是了不起的胜利!苏北局面打开了，因此五支队不必要东进了。八路军南下部队继续东进到淮海、盐阜地区，与陈、粟部队会师了，苏北、盐阜地区均建立了以我党为主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约在10月，少奇同志带了不少由大别山撤退到路东的干部和文化界人士，路过淮宝去盐城与陈毅同志汇合，约罗炳辉和我在路过的一个村庄见了面，谈了话，交待今后要做好根据地的巩固工作。并指出华中新四军主要是进行三角斗争，即敌、顽、我三方的斗争，要有正确的斗争策略，取得三角斗争的胜利。这一指示精神，在以后的实践中，证明是很重要的。

　　到了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发生了，党中央及时发布了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新的军部在苏北成立了。新四军扩编为七个师，我们淮南津浦路东、路西的第四、第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加上地方武装编为第二师，张云逸兼师长，罗炳辉为副师长。原来的江北指挥部改为二师师部，政治部改为二师政治部。邓老调去四师任政委。二师政治部由郭述申任主任，我为副主任，郭此时在延安学习，实际工作由我主持。

　　二师政治部要在3月份召开全师政工会议，我要求邓老迟一步走，帮助把这次会议开好，邓老同意了。这次会议订于3月18日开。名称就叫做“三一八政工会”。这次会议在张公铺附近的赵庄举行，张云逸、邓子恢在会上号召要建立铁的党军。要加强阶级教育，恢复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对基层开展模范支部活动，对二师的部队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使大家清醒地懂得，在共同抗日中，国内还有阶级斗争的。二师处于南京附近，敌人除进行大扫荡外，经常来侵犯，桂顽更是经常来侵犯路西根据地，所以二师在三角斗争中最为尖锐复杂。

　　“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胜利完成

　　到了1941年底，华中局、军部在盐阜区单家港召开扩大会议，罗炳辉和我代表二师参加，会议开了近两个月，此时．“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已实现，局面已打开，我军获得了大发展，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有淮南津浦路东、路西抗日民了根据地，有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有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有盐阜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还有安徽无为、巢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大别山西边大悟山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根据地需要做巩固工作，华中局扩大会主要讨论巩固根据地的工作。少奇同志在扩大会议后，即去延安到党中央工作了。华中各根据地都把深人巩固根据地工作，按中央要求，按华中局扩大会议少奇同志的布置，贯彻执行，完成了巩固根据地的任务，一直到日寇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长江以北的各根据地把周围中、小城市都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