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1933年到1934年，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未能打破蒋介石对苏区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  作为中央苏区重要翼侧的湘赣苏区，大多数重要城镇也先后被敌侵占。那时，我是莲花县儿童局的书记，负责做16岁以下少年儿童的工作。莲花县城1933年被敌人占领后，我们儿童局随县委东移到路口镇，不久又转到九都乡。敌人步步进逼，苏区面积一天天缩小。1934年春，莲花、安福、萍乡三个县委合并成为莲安萍中心县委，驻安福县钱山乡，我仍任儿童局书记。在“为苏维埃而奋斗”的口号激励下，我们儿童局两男一女三个同志，全力投入拥军支前工作。

　　我们经常带领男女儿童和县委机关的同志到部队去慰问，给红军官兵和伤病员演出文娱节目。当时湘赣苏区和红军都没有专业的文艺团体，我们幼稚天真的演出很受欢迎。特别是儿童局委员陈真秀，虽然是个农村小姑娘，却颇有艺术才能，唱歌舞蹈样样都会，更为大家所注目。她和我经常合演民间舞剧《小放牛》，载歌载舞，轻松欢快，赢得了不少掌声。凡是看过我俩演出的同志，都禁不住要说：“这两人是天生的一对儿!”你这样说，他也这样说，时间久了，我和陈真秀是“一对儿”，几乎为周围同志所公认。对于大家的议论，我和她都没有反驳过。两个人心里也默认彼此是“一对儿”，可那时我们根本不懂谈恋爱，我和她一起工作，一起演出，从来没有说过悄悄话。

　　事实上，斗争形势一天天紧张，谁也没有时间来考虑男女私情。在钱山，为了防御敌人进攻，上级号召修筑防御工事。白天，我们把土豪的住宅和一些空闲的房子拆了，把砖头木头运到附近山头上，垒起一座座碉堡。夜间，我们燃起火把，在跳动的火光下，劈毛竹，削竹扦，准备插在碉堡的四周。我出生在山区，从小就同竹木作伴，擅长竹篾工。上级规定每人一夜削50支或100支，我年轻好胜，精力充沛，往往干到通宵，超额完成任务。那时我哪里知道，修碉堡和削竹扦，都是在“以碉堡对碉堡”的消极防御作战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当时，敌人在外面修碉堡，我们在里面修碉堡，登高一望，敌我双方，碉堡林立，简直成了碉堡世界。在数量和装备都占优势的敌人进攻下，我们修的这些简易碉堡既挡不住敌人，又不能保存自己，实际上全是无效劳动。

　　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我们也担负了“扩红”任务，就是动员苏区青年参加红军和动员离队的红军战士归队。肖克同志领导的红十七师的四十九团、五十团和五十一团，即主要由永新、莲花和茶陵3个县负责补充。我们县年轻的党团员，大都参加了五十团，因而这个团曾一度被称为“莲花团”。由于连年进行反“围剿”作战，苏区适龄青年大都上了前线，留在农村的青年已为数甚少，“扩红”越来越困难。一次，我同莲安萍县苏维埃一位女同志，还有部队来的一位同志，三个人到乡里住了近1个月，花了很大气力，才动员了9名青年参军。记得有一位姓尹的青年，婚后自愿参军，但经不起父母和新婚妻子拖后腿，私自离队回家。我们同他的父母妻子反复谈话，打通了全家的思想。他的妻子走了30余华里，亲自把他送到了湘赣军区独立三团。

　　1934年春天，钱山乡沦入敌手。我随莲安萍中心县委转移到安福县属的泰山。这时上级又布置了“扩红”任务。县委想仿照中央苏区“少共国际师”的办法，组织一个“少共国际连”补充部队。可这时莲安萍3个县只剩下泰山这块根据地了，纵横不过20多华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能够动员参军的青年极少，而由于地方工作难以开展，干部显得过多。想到反“围剿”斗争的迫切需要，我要求参军并很快得到县委批准。这次共动员了30多人，包括少数机关干部，由我带领，补充到独立三团。因为人数少，分散补充到各连。我被留在政治处当青年干事。

　　这是我第二次参军。早在1932年13岁时，我就参加了莲花县独立营，后来调到县儿童局。服从革命需要随时变换工作岗位，是当时大家习以为常的事。

　　二

　　独立三团是湘赣军区几个独立团中人员比较充实、  战斗力比较强的一个团。最早是由参加过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和安源暴动的矿工为基础组成的(主力上井冈山后，  留下部分人员作为地方武装的基础)，干部多数是萍乡人，全团辖有3个步兵连和1个机炮连。还有1个穿便衣带短枪的挺进队，主要担负侦察、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的任务。我到三团后，立即随部队从泰山越过武功山，向湖南醴陵和攸县之间的泗汾、皇图岭一带出击，开始出敌不意打掉了一些反动地方武装，歼敌数十人。尔后又同攸县保安团打了一仗，不分胜负。随后敌第十八师和攸县、醴陵保安团向我逼近，我们被迫撤回泰山根据地。

　　过了几天，三团又奉命向萍乡方向出击，在萍乡和宜春之间的芦溪东南方，同江西敌保安团遭遇。因敌人毫无准备，我们打了它一个措手不及，缴获了一些枪支，并乘胜追击。后来敌人抢占山头，凭高据守，我们仍穷追不舍，组织部队发动多次仰攻。还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冲锋。当我一线部队冲到敌人阵地前沿时，敌人发起反冲锋，使我们处于极不利的境地。这时，带队冲锋的姓吴的团参谋长突然脱下带红五星的帽子一甩，说了声“我是投降的”，便纵身跳进了敌人的阵地。我醒悟过来，大声招呼同志们开枪打死这个可耻叛徒。可是为时已晚，被他侥幸逃脱。当此危急时刻，幸而团政治处主任罗希臣赶到前沿，他果断地组织部队撤出战斗，避免了更大损失。

　　这一仗，我们伤亡了几十人。那位经我动员归队的姓尹的战士，冲锋时胸部中弹，我跑去看他，他眼睛望着我，却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手指了指自己。我领会他的意思，是希望我把他为革命牺牲的情况，转告他的父母和妻子。我对他点点头，请他放心。可惜后来我一直没有机会再到他家乡去，没能完成这位战友临终前的嘱托。三团团部书记，也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我奉命兼任团部书记，由参谋处领导。

　　三团从泰山向醴陵和萍乡出击，往返都要跨过武功山。这武功山，是湘赣边界罗霄山脉的支脉，横贯赣江和袁水两个流域之间。主峰金顶山，海拔1918米，是江西省数一数二的高峰。山上有数不清的竹木，说不尽的财富。国民党军队在武功山南北，到处烧杀抢掠，把苏区人民投进了火海和血海之中。眼看苏区的大好河山遭到敌人蹂躏，苏区人民被迫离乡背井，逃避到深山密林之中，我感到十分痛心，准备同敌人血战到底。

　　从萍乡地区回到泰山根据地，意外地看到十几匹马，还看到了电台天线。开始我以为是肖克同志指挥的十七师过来了。因为当时湘赣红军，除了十七师，别的部队都没有这个气派。后来才知道，是湘赣省委带领独立五团转移到泰山来了。而肖克同志已经同前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和王震等一起，率领第六军团包括十七师，打到湘南去了。省委书记已改由十七师前政委陈洪时担任。陈洪时还兼任湘赣军区政委。这时我意识到，我们三团连续跨过武功山，向醴陵和萍乡进击，可能是为牵制敌人，掩护第六军团在湘南的进攻。但没想到第六军团的行动，就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序幕。大家都以为十七师很快就会回来的。可是，这次红军主力出击，再回到湘赣时，已是15年以后的1949年!

　　三

　　对于主力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后湘赣苏区即将面临的严重形势，当时不但普通的红军战士和基层干部缺乏思想准备，就是留下来的党政军领导，也对形势的发展和应当采取的对策，缺乏认真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任弼时和肖克率领第六军团走后，湘赣军区剩下5个独立团，战斗力较强的是第三、四、五团。这样一点部队，同数量和装备都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死打硬拚，显然不行。当时苏区虽因被分割而缩小，但还存在，军区下面还有4个分区。如果把部队适当分散，加强领导，充分利用苏区的有利条件，展开游击战，还是可以坚持的。可是，从1934年8月主力红军西征，到1935年春季整整半午时间，以陈洪时为首的湘赣苏区领导，根本不考虑敌我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适时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做好应变准备，而仍按“左”的军事路线行事，把有限的部队集中活动，见了敌人就打，攻就是强攻，守就是死守。这样，在敌人大举进攻下，不仅逐步丧失了苏区的土地，而且整个湘赣的革命武装，也几乎消耗殆尽。

　　1934年冬，军区司令员彭辉明率领三团和五团，在安福打了两仗，都没有取胜。接着两个团分开。彭率五团西向莲花，在虎头岭战斗中，彭辉明同志不幸牺牲。三团向分宜，同坚持在宜春地区的仅有的一个步兵连和一个挺进队的独立二团会合后，由二分区司令员谭富英统一指挥，打了几次毫无收获的莽撞仗。记得有一次，我们大白天去攻击敌人的碉堡群。英勇的红军战士在门板上钉上一层层棉絮，几个人顶着门板向前推进。我的一位堂兄，就在这次战斗中被打伤了脖子，倒在敌人阵地前。因敌人反扑，我们没能把他抢回来。此后即无消息。

　　1934年12月底，二、三团返回泰山根据地。陈洪时决定撤销二团番号，将人员并入三团。经过整编，三团领导班子已配齐而且比较强。原二团团长王子真任团长，原三团政委方荣任政委，原三团参谋长胡铭全任参谋长，原二分区政治部主任杨冬民任政治处主任。团辖4个步兵连，  1个机炮连，1个短枪队，共200余人，战斗力较强。这段时间内，我经常看到陈洪时，多次听他讲话。这个人出身于萍乡的剥削阶级家庭，到莫斯科读过书，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被提拔上来。他文质彬彬，口才不错，还写得一笔好字。我兼任团部书记，多次看到他给三团领导写的信，印象颇深。当时谁能想到，几个月后他会变成叛徒，并亲笔给蒋介石写信表忠，为消灭红军献计献策呢!

　　1935年初，进驻湘赣苏区“清剿”的国民党军队据说有5个整师，还有一些保安团队，湘赣苏区的广大地区已被侵占。在敌人强大军事力量进逼下，湘赣省委被迫决定放弃仅有的纵横几十华里的泰山根据地，向国民党占领的湖南攸县转移。陈洪时本应随部队行动，以便指挥，但他却自己带着短枪队向萍乡转移．到攸县后，三团和五团还是集中活动。由于得不到群众支援，供应困难，经常是战斗一打响，敌人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难于摆脱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1935年春节后的两个月，我们在茶陵、攸县、莲花之间的山区内转圈子，可以说是天天打仗，天天转移，天天饿肚子。

　　不久，进入雨季。连续几个月霪雨连绵，难得见一天太阳。我们行军没有雨具，宿营没有房子，衣服经常是湿的，脚板天天泡在水里，不少同志脚趾都泡烂了。吃饭是冷一顿、热一顿，饥一顿、饱一顿，不少人生了病，瘦得皮包骨头。整个部队疲惫不堪，减员很多。3月间，统一指挥两个团的谭富英带领五团的一个机枪连，在攸县叛变投敌，使部队受到重大损失。此后，五团转移到湘南的桂东。三团留在攸县的柑子山、大坪和上下坪一带，多次遭到敌人围攻。在1935年四五月间的一次战斗中，终于被敌人打散了。团的领导虽然分别带少数人突围，但损失很大，而且彼此失去联系。湘赣边区的武装力量，面临着彻底覆灭的危险。

　　四

　　作为参谋处领导下的团部书记，战斗中我紧紧跟随着三团参谋长胡铭全。这位井冈山斗争时期参军的老同志，  在三团被打散后，  以三连为基础，收拢了几十名干部战士，在攸县的上下坪地区，又经过二十几天的艰苦战斗，最后只剩下8个人，即我和胡参谋长、二连连长、1名参谋和3名通信员，还有一名旧军人出身的“教官”。几天后，这位“教官”也逃跑了。

　　在将近1个月的时间里，我们7个人过着昼伏夜行、风餐露宿的生活。白天藏在山上，隐蔽在树林、草丛或岩石缝里，用一把纸伞或一块油布，遮避着阳光和雨水，躺下来休息；用搪瓷茶缸，煮点稀粥喝，胡乱填填肚子。夜间才悄悄下山，找那些估计没有敌人驻扎的单家独户或仅有两三户人家的小山村，探听一下敌军的动向和红军的踪迹，同时搞一点食物。开始，我们手头还有几块银元，可以向老百姓买东西吃，后来银元花光了，就向老百姓讨饭吃。山区人民对红军是有感情的。尽管我们没有钱，他们也愿意将仅有的一点东西给我们吃。可是，经过敌人反复“清剿”，他们不仅余粮无几，难以自给，而且因为敌人常常冒充红军欺骗群众，使群众见了红军也不敢轻易接近。一天夜间，我去敲一户老乡的门。户主是湖南湘乡人，以砍伐毛竹造土纸为生，我们事先了解他是好人，附近又没有敌人，才去敲他的门。可他明明听到敲门声也不开。我告诉他我们是红军，他在屋里说：“你红军也好，白军也好，就是老百姓不得了哟!”说得我哭笑不得。

　　那时候，我们渴望找到上级，连做梦也梦到同红军大部队相会。同党组织和上级失去联系，真是比孩子离开爹娘还难受。从敌人到处疯狂搜山的行动来判断，我们的队伍显然已经分散隐蔽。山沟那么多，树木那么密，敌人要把红军捉尽杀绝是不可能的。我们同战友们终有一天要相逢。我们7个人都有这个信心。不料，就在大家渴望回到上级身边的日子里，我们看到了国民党散发的关于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陈洪时叛变的传单。这个消息使我们受到很大的震动。从国民党要红军投降的花言巧语中，我们看出红军还有力量，革命的烈火还在燃烧，跟着陈洪时叛变的只是极少数人。我们同甘苦、共患难的7个人，反复讨论了今后的活动办法。大家认为，省委还有人，军区也有人，应当抓紧去找他们。开始想派那位参谋和我出去联系，但一直难下决心：  出去两个人，结果很难说；剩下5个人，力量更单薄。最后决定，要找就大家一起去找，不再分散。

　　一个月后，大约七八月间，我们到了攸县上下坪一个名叫芭蕉坑的小村庄附近。白天，我们隐蔽在山上仔细观察，看清楚芭蕉坑没有敌人出入。黄昏时分，胡参谋长叫我留在山上，他和另’5位同志下山到小村庄里看看。

　　我独自留在山腰的玉米地里，藏在农民看守玉米防野猪的草棚里。夜色越来越浓，周围越来越静。他们下山的时间不短了，为什么没有一点消息传来?如果情况正常，他们为什么不上来叫我下去?如果逼上了敌人，为什么听不到枪声?我正在着急地猜想，通信员叶凤开气喘吁吁跑上来说：“遇到红军啦，你快下吧!”大家天天盼望找到自己的队伍，找到红军是件大喜事，为什么叶凤开满脸是又惊又怕的神色?我跟着叶凤开下山，心里禁不住产生了疑问。

　　后来，  叶凤开告诉我，他们6个人一进芭蕉坑，就遇到了二十几名红军游击队员。大家喜出望外，纷纷上前握手说话。没想到对方很冷淡。而且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对方缴了枪。不容参谋长胡铭全申辩，对方就把他捆绑起来。胡铭全急得大叫：“怎么回事，我们是自己人啊!”他话没有说完，就被对方用菜刀结果了性命。然后，对方又把刚才缴下的枪还给了叶凤开等5人。显然，对方的敌对行动，只是针对胡铭全一个人的。

　　当天晚上，我们6个人跟着这支红军游击队转移。一路上大家的心情都很难平静。第二天午饭后，这支游击队的负责人告诉我，陈洪时叛变后，湘赣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在棋盘山召开了会议，建立了新的领导机构，成立了游击司令部，继续坚持敌对斗争。他们这支队伍的番号是湘赣游击司令部第二大队，这位负责人严肃地对我说：胡铭全不同上级联系，要拉着你们当土匪，我们处决他，是执行临时省委的决定。你们这些人没事，今后就编入我们二大队。

　　说胡铭全要当土匪，我个人感觉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天天找上级找不到，怎么能说不同上级联系?但既然说是省委的决定，也许上级自有根据，是我所不能了解的。因此听了二大队负责人的话，我也就没讲什么，毫无顾虑地跟着他们走。约1个月后，我们6人之中的那位参谋和连长又被杀了，据说他们企图叛变。那3位通信员调军区警卫队，我编入二大队当了1年通信员，然后调回少共省委工作。想不到在事隔3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竟说我在独立三团被打散以后，“跟着胡铭全叛变了，被红军抓了回来”，企图给我扣上“叛徒”的帽子。幸好不少当事人还健在，事实真相不难查清。因此，我越发觉得胡铭全当年被处决，是一桩历史冤案。

　　五

　　在陈洪时叛变，军区司令员彭辉明阵亡，武装队伍溃散，和中央的无线电联络中断的危急时刻，湘赣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挺身而出，召开棋盘山会议，重新树起革命红旗，使大家在这面旗帜下团结起来，继续斗争。我没有。听到棋盘山会议精神的详细传达，也没有看到什么文件，但从会后实行的具体措施看，会议的主要决策都是正确的。

　　谭余保主持召开的棋盘山会议，最主要的功绩是重建了湘赣边区的领导核心，把被打散了的革命同志重新聚拢起来。当时，原湘赣军区的领导力量很不健全。没有副司令、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参谋长也没有到职，司令员和政委都没有指定继任人。由于领导和指挥全部中断，在敌人的攻击下，整个队伍顿时陷入涣散状态。同长征中的第六军团和中央红军失去了任何联系，甚至连遵义会议的召开也不知道。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可以说成了一盘散沙。棋盘山会议决定组成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和湘赣军政委员会，成立游击司令部，对湘赣边区留下来的革命力量实行统一整编和领导，重新形成了有组织有领导的战斗队伍。这是棋盘山会议和谭余保同志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如果没有棋盘山会议的召开，湘赣的革命斗争就可能中断。

　　棋盘山会议还明确了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指导思想。前一段的严酷教训和眼前的实际告诉人们：同党中央和六军团恢复联系不是短时间的事，不能坐等上级的指示，恢复军区不可能，集中力量向敌人反攻更不现实，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斗争策略和行动方针，而当时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开展游击战争。棋盘山会议虽然没有明白地讲清这个道理，但游击司令部的成立，就是旗帜鲜明地规定了湘赣地区今后的斗争任务。这个决定摈弃了脱离实际的集中作战、强攻硬守的“左”的军事路线，适应了当时当地斗争形势的需要。会议之后，大家都注意学习游击战术。湘南失败后回来的独立五团的同志，带回来一本名叫《游击战术》的书，封面破旧不堪，内容残缺不全，不知作者是谁。翻开一看，其中讲到“避强击弱”、“声东击西”、“化整为零”等等，很使人开窍，大家就抢着读。不少人还逐字逐句地抄下来。我也动手抄了两份，送给别人一份，自己留下一份反复阅读。部队学会了保存力量和积蓄力量，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战斗，不打莽撞仗，不打消耗仗。进攻敌人，主要采取奇袭和伏击以及伪装等办法。记得1936年春夏，我们在攸县官田附近，用奇袭的办法一次歼敌20多人，缴枪10多支，自己无一伤亡。

　　棋盘山会议根据游击战争的需要，决定统一整编部队。原先的几个团都被打散了，各团剩下来的人多少不等，建制不同，恢复原建制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临时省委和游击司令部把收容的各单位人员统一整编成4个游击大队和1个警卫队(也叫教导队)，大队下设分队，实际上就是班。这就减少了层次，充实了战斗单位。二大队的政委是罗维道同志，我在大队部担任通信员。当时留下来坚持斗争的人员，干部多，战士少，许多干部改任战士。大家都懂得这是革命的需要，谁也没有怨言。相反的，经过一场重大的挫折和溃败，能够在党组织统一领导下重新投入战斗，认清了目标，看准了前途，大家分外高兴，部队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我在被编入二大队不久，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棋盘山会议之后，临时省委和游击司令部还分别划定了各游击大队的活动地区，一大队在茶(陵)攸(县)莲(花)柑子山一带；二大队在攸县上下坪(四区)一带；三大队在武功山；四大队在萍乡、攸县交界处活动(后来四大队改为一大队，原一大队撤销，人员分别充实二大队和警卫队)。要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就要有根据地作为依托，要有个“家”，否则环境严重时就站不住脚。这就要求游击大队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扎根于当地群众之中，把武装斗争同游击根据地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因此，我们不仅恢复了井冈山时期红军做群众工作的传统，而且大大加强和深入了。部队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做群众工作，每个人都要担负做群众工作的任务。经过一段艰苦深入的群，众工作，到1936年下半年和1937年，我们的基本活动地区，除了没有公开恢复政权机构外，在许多地方都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建立了游击小组等形式的地方武装。我们所到之处，都能得到群众的帮助，工农基本群众都站在我们这一边。那位不肯给我开门的老乡，后来也成了我的朋友。

　　棋盘山会议所作的组织上、策略上的调整和改变，使湘赣地区的革命力量转危为安，为坚持长期斗争奠定了思想和物质基础。以谭余保同志为首的临时省委，在这个转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六

　　棋盘山会议之后，湘赣地区的革命队伍重新聚集起来，政治和军事的领导逐步走上了基本正确的路线，大家思想统一，革命斗争也开展得比较自如和顺利。但斗争形势仍很严峻。敌人的正规军虽然撤走了一些，但敌强我弱的根本态势并没有改变；敌人要彻底消灭革命力量的狂妄企图，也没有改变；敌人对革命力量的“清剿”和屠杀，一天也没有停止。同时，敌人按照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除军事进攻外，还采取了许多更为阴险毒辣的手段。他们把山区许多地方烧光、抢光，屠杀支持红军的群众，企图使我们失去立足之地；推行所谓“干塘捕鱼”的狠毒办法，移民并村，不许群众在山区分散居住，以割断我们与群众的鱼水关系；实行经济封锁，禁止群众和商贩往山区运送生活用品，特别是粮食和食盐，从物质条件上扼杀我们；他们还利用叛徒和群众中的坏人传播谣言，散布失败情绪，妄图从内部瓦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每个革命战士，一时一刻都不能放松革命警惕，要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一些战友壮烈牺牲的情景，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有位姓邹的年龄稍大的同志，雇农出身，曾任过乡苏维埃主席。他在二大队负责看押抓来的土豪，经常带两名战士押着土豪住在山上，一般不随队伍活动。1936年春夏一个阴雨连绵的深夜，敌人正“清剿”山区，二大队转移前，大队领导派我去通知老邹他们。我冒雨赶到山上，在离他们住的棚子六七十米处，摸着一棵砍倒的树枝。这是他们设的路障。我按事先约定的办法，用力去拉树枝上拴的绳子。绳子那头，挂着一个罐头盒。往常，老邹听到罐头盒响，就会出来接我。可这次我一拉再拉，总听不见回音。我摸黑爬进棚子，在床上摸着一只脚，拖了拖没有反应。不好!出事了。我掏出被雨水淋湿的火柴狠命地划，不知划了多少根才划着。火光一闪，我看到了老邹血淋淋的尸体。这位待我象亲兄弟似的老大哥，已经被敌人杀害了!事后才查清，跟着老邹的一个战士下山找粮时，被敌人捉住，他经不起严刑拷打，招认了自己的身份。就在这个雨夜里，敌人逼他带路上山，杀了老邹，抓走了另一位战士，把土豪也放走了。我如果早来一步，很可能也会惨遭敌人的毒手。

　　为了交流情况，加强领导，并防止被敌人分割，谭余保同志规定，各游击大队在外面活动，每隔两个月就要派人回省委汇报一次，或者整个大队都开回来。1936年春节后，连天风雪，我们二大队在回棋盘山的路上，被敌人发现了。虽然后卫人员倒退着用竹枝把路上的脚印扫平，但仔细看仍有踪迹可寻。就这样，约1个营的敌人紧紧咬住我们不放，搞得我们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连续三四天不能摆脱。一天上午，大队政委罗维道派我到一个村庄通知一名派往那里收款的干部随队转移，当我从村子出来时，敌人从我的身边插过来，把我同大队的联系切断了。我见担任大队后卫的战友中有两人被敌弹击中，牺牲在雪地里，便向敌人连续射击，以吸引敌人，掩护战友脱险。果然，有一部分敌人向我猛扑过来。幸好我熟悉地形，迅速钻进山沟草丛，使敌人扑空。过了一天，我又回到了大队。

　　当年的战斗生活是艰苦的、惊险的，甚至带有传奇色彩，是和平时期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为什么大家能够百折不挠，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呢?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革命理想作为大家的精神支柱。我的家乡莲花县南村区段山乡文路村，是1927年冬天，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帮助建立起红色政权的。我的父亲、哥哥和舅舅，还有一大批年龄比我稍大的青少年，都参加了革命组织，他们经常讲革命道理给我听。在读小学的时候，我就懂得了“世界是工人农民劳动群众创造的”，土豪资本家霸占了工人农民的劳动成果。革命就是要打倒土豪资本家，由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而工人农民比土豪资本家人数多得多，革命一定会胜利。就是这样一些简单的道理，引导我坚信劳动人民的事业是正义的，革命的胜利是任何敌人都不能阻挡的。我小时候看到的、听到的，都是革命队伍成长壮大，不断取得胜利的事实。象毛泽东上井冈山，朱毛会师，“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白军两个师)，朱毛开辟赣东南，彭德怀坚守井冈山，等等，在我幼小的心灵中，都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当然，革命也有受挫折的时候，1929年初，国民党军队一度攻上井冈山，狂呼乱叫：“石头要过刀，树木要过火，人要换种”，大烧大杀，无恶不作，但不久还是被红军打退了。围绕着包括莲花县在内的井冈山根据地，革命同反革命的争夺一直很激烈，而每次争夺的结果，都是红军和革命人民取得了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为革命的胜利而献身，无尚光荣，是苏区广大青少年的共同信念。多少人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因此，我在1931年(12岁)参加共青团，跟着团支部书记刘益忠庄严地朗读“遵守纪律，严守秘密；牺牲个人，永不叛团……”的誓词时，就下决心为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奋斗到底，流血牺牲在所不辞!1933年我14岁，在莲花县独立营当战士，一次，战斗中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腹部，伤口鲜血淋漓，十分疼痛。“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我咬紧牙关不叫一声，经过简单包扎治疗，伤口刚刚愈合就重新投入战斗，把个人的生死完全置之度外。直到全国解放后，在住医院期伺，我才得知自己腹内还深藏着敌人的子弹。我带着这颗敌弹经过了3年游击战争、8年抗日战争和3年解放战争!

　　革命理想和牺牲精神鼓舞着我坚持游击战争；同时，长期的战斗生活又坚定了我的理想和战斗意志。

　　七

　　在严酷的斗争中，我们变得越来越聪明，斗争方法也越来越巧妙。我们不但未被敌人消灭，反而更加茁壮地成长起来。面对敌人的反革命两手，各游击大队都加强了政治和军事训练，用敌人的罪恶事实，激发大家的阶级仇恨和战斗意志。同时反复总结战斗经验，提高大家打游击的本领。我们人数虽少，但素质大为提高，集中起来坚不可摧，分散活动也能人自为战。为了打破敌人的政治破坏和经济封锁，我们除进一步做好群众工作外，在政策和策略上也做了调整，努力分化瓦解敌人的力量。对富农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方针，争取他们中立。对土豪，也改变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时期从肉体上消灭的办法，主要是向他们筹款或借款。这就减轻了土豪对我们的敌对情绪，削弱了敌人的力量。后来，我们在山上搞不到而又非常需要的胶鞋、电池、药品和布匹等，主要靠土豪供应。有的土豪，还能把国民党军队的军装搞来给我们穿。临时省委和军政委员会所需的款项和物资，主要也是靠各个游击大队筹集来的。

　　1936年6月，也就是棋盘山会议一年之后，湘赣的革命力量不仅站稳了脚，而且还有所发展。这时，我奉命调离二大队，回临时省委工作。上级叫我先到万沙洲同省委派来的人接头，然后由他带我上棋盘山。

　　万沙洲这个小村庄，我是熟悉的，离我家不过10华里，苏区时期同属一个乡，那里有四五户人家。当我走近万沙洲东北角时，突然从松树后闪出一位年轻姑娘，挡住了我的去路，还笑眯眯地瞅着我。这不是陈真秀吗?因事出意外，我一下子愣在那里，竟说不出话来。“不认识啦!”她首先开了口。这位曾经一同工作、多次同我同台演出《小放牛》的伙伴，两年多不见，已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我怎能不认识她呢!便连忙答道：“听说你在省委，可我做梦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遇到你!”她真诚地对我说：“是我听说要你来省委，才要求领导让我下山来接你的。”看来，两年多不见，陈真秀是急于同我相会的。

　　我俩都为这次重逢感到欢欣。在领我上山的路上，她告诉我：棋盘山会议之后担任少共省委书记的王用济同志，按照临时省委决定，带领几名武装同志下山，去找赣南游击队。据说蔡会文同志在赣南，曾任过湘赣总指挥，想通过他恢复湘赣临时省委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王用济等同志不幸中途遇到敌人，全部壮烈牺牲。现在少共省委书记由陈回春同志代理。陈真秀和我，都担任少共省委委员。她还对我说：“在省委你舅舅经常同我开玩笑。”“开什么玩笑!”“他叫我喊他舅舅!”原来是这样，我高兴地笑了：“那你喊他舅舅就是了!”陈真秀也忍不住嫣然一笑。

　　在半山腰的密林深处，有几座竹杆为架、竹片作墙的棚子，便是湘赣领导机关的驻地。棚子顶上，有的覆盖着竹片，有的覆盖着杉树皮。棚内以杉木作架，用竹片编成长长的通床，床上铺着草垫子。大家不分干部战士，不论职务高低，睡同样的床铺，吃同样的伙食。居住条件虽然简陋，但以我这个长年在外面打游击的看来，已是相当好了。因为山上没有平地，同志们还用树木和土垫成一片小操场，以供集合开会用。可以说，省委领导机关东躲西藏无处安家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

　　谭余保同志就同我们大伙住在一座棚子里。主力红军长征前，他是湘赣省苏维埃主席。在1935年上半年的惨败中，和他共过事的战友们，有的血洒战场，光荣牺牲；有的逃跑下山，不见踪影；有的投敌叛变，为虎作伥，带着敌人到处搜捕他。如今，这位木工出身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身兼临时省委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和游击司令部政委等数职。长期艰苦的斗争生活，过度的操劳，在他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他当时不到40岁，颧骨突出，两颊深陷，象个50多岁的人。但他目光灼灼，显得睿智而坚毅。他肩上担子很重，责任心很强，经常独自沉思默想，寡言少语。他对我很亲切，很关心。大家对他很尊敬，对他的话十分重视。

　　同我接触最多的，是湘赣临时省委秘书长陈永辉。调我来省委主要是学习到白区开展地下工作。那时没有人讲课。陈永辉叫我看两本书，一是《秘密工作须知》，一是《游击根据地建党工作》。不知经多少人翻阅过，无头少尾，残缺不全，却使我增长了许多知识。陈永辉在农村读过几年私塾，可以说是个半知识分子，人很聪明，临时省委要写什么，都由他动笔。他曾为省委警卫队也就是教导队写过歌词，如今我还记得开头两句：“湘赣边区红色教导队，业在红色五月光荣灿烂告成立。”他那时30出头，经常同我谈话，象老教师那样诲人不倦。

　　经过棋盘山会议后一年的努力，地方工作已有相当恢复，建立了茶攸莲、攸醴萍、萍宜安3个中心县委，以及永莲边、攸莲边两个区委。经过两个月的学习，省委派我先到攸县上下坪一带去体验地方工作。两个月后，省委正式派我到攸醴萍中心县委担任县委委员和少共县委书记。当时，省委给县委的任务之一，是要设法越过浙赣铁路，找到湘鄂赣党组织并建立联系。省委每月发给我们8块银元，做为在白区工作的生活费。

　　攸醴萍中心县委，以攸县大坪地区为依托。大坪地区原来有我党的区委，以它为基础，组建了攸醴萍中心县委。县委书记是何德标，副书记为段积光。何德标原是安源矿工，参加过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是红四军留下来做地方工作的。段积光出身雇农，曾任萍乡县工会主席、湘赣省委委员。他两人都是坚定的革命者，为革命万死不辞。段积光年近40，有老婆孩子，都跟着他为革命吃苦。一次敌人搜山，我们几个人隐藏在山窝里的草丛中。敌人渐渐逼近，他那不满两岁的小孩突然哭了。老段果断地用毛巾捂住小孩的嘴。敌人没有发现我们，但活生生的孩子却因窒息而死。很久很久，我们大家都为这件事情难过。

　　鉴于王用济同志带武装经过白区去找赣南党组织惨遭敌人杀害的教训，我提议，为找到湘鄂赣的党组织，应以大坪山区为依托，把我们的工作波浪式地逐步向浙赣路两侧发展。这样时间可能长一些，但比冒冒失失闯出去要稳妥可靠得多。何德标他们赞成我这个建议，于是我们就这样干起来。

　　八

　　攸县大坪地区，是个竹木之乡。漫山遍野的毛竹，是造纸的好原料。不少醴陵泗汾一带的人，来这里就地造纸，有的贩运到山外去卖。我们同这些人接触多，发现他们受过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和秋收起义的影响，有一定的阶级觉悟。醴陵一些有名的共产党人，象李立三和左权等的斗争故事，他们都听说过，对共产党很向往。、经过考察，我们吸收了姓何和姓唐的两个人为党员，然后由他们回泗汾，建立了由四五名党员组成的地下支部。不久，我们又吸收姓易和姓陶的两个株洲人入党，由他俩在株洲建立了一个地下支部。

　　1937年5月，我和何德标到醴陵泗汾，就住在何同志家里。主要打听湘鄂赣边区的消息和了解敌军动向。醴陵这地方，当红军和当白军的人都不少。湖南军阀何键部下的高级军官刘建绪、王东原、陶广和李觉等，都是醴陵人。在这里，能搞到山里面难得的敌军情报。

　　9月，我和何德标一起到株洲，住在易同志岳母开的小杂货店里。老板娘是个寡妇，大女儿嫁给姓易的同志为妻，同住株洲，二女儿18岁，没有结婚。这位老太太很喜欢我，她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但可以看出，她有意招我做二女婿。我住在她家，生活很方便。

　　我当然无意谈什么婚事。我的任务还是要搜集敌我双方的情报，找到湘鄂赣边区的同志。正在这时，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  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卢沟桥，国共合作抗日，红军已从陕北开赴抗日前线。开始，我对此半信半疑，但我所到之处，许多人都这么讲，报纸上也有这样的新闻，而且我还看到家在株洲附近的红军战士，从陕北寄来的家信，也写着类似的话，有的红军家属奔走相告，不可能是毫无根据的谣言。但由于当时不懂统一战线的道理，对这件事不能完全相信。不久，从攸县来了一位地下交通员。我和他比较熟悉，便把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告诉他，请他回到山里先报告陈永辉。因下山前，谭余保曾嘱咐我：“到外头去工作，要站稳立场，不要受了人家的影响!”所以，这个消息先对陈永辉说比较妥当。谁知这位交通员马上严肃地对我说：“这样的话，你可不能随便讲呀!”一句话把我堵回来。

　　后来我听说，有关卢沟桥事变和国共合作的消息，早已有人报告过谭余保同志。但他认为这都是国民党造的谣言，传播出来是为了动摇我们军心的。他说，相信这些话，就会动摇叛变。他有这种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当时当地的情况看，国民党对红军的“清剿”，无所不用其极，红军白军水火不能相容，哪能谈得上合作?而且三年来湘赣省委同上级党组织毫无联系，对党中央路线和策略的变化一无所知。国共合作的消息突如其来，又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指示，谁肯轻易相信?从主观方面讲，谭余保同志革命坚决，对敌人和叛徒恨入骨髓，对敌人的破坏阴谋和内部的变节行为，有极强的警惕性。但另一方面，他文化程度不高，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不足，不懂得革命斗争既要有坚定的原则性又要有必要的灵活性。他的眼光始终停留在湘赣边区一隅之地，不能象赣南、闽西游击根据地的领导人那样，经常注意搜集山外各种报刊，了解并研究国内外的政治动向，从分析全局的变化来确定自己的方针。同时他的领导方式，又沿袭了“左”倾教条主义时期片面强调政治委员权威的家长式的作风，习惯于一个人思考和决定问题，不善于开展民主讨论，使同志们畅所欲言，然后集中集体的智慧和经验。正因为这样，他对党的路线的重大转折，毫无思想准备。因此，后来陈毅同志上山，受到他的误解并遭到捆绑，是并不奇怪的。由于上述原因，我们没有抓住时机，在准备抗日的口号下，放手动员群众，及时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因而在改编为新四军时，湘赣游击队仅仅编了一个营。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惋惜。

　　三年前，我们湘赣苏区没有及时做好转入游击坚持的准备，遭到了极大的挫折；三年后，我们又缺乏抗日的准备，限制了自己的发展。这说明，在革命转折关头，作为局部地区的负责人，跟上形势的发展和全局的要求，是多么重要。

　　九

　　1938年1月，项英、曾山等同志来到棋盘山下的垄上村(湘赣省委和红军游击队集中地)，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同国民党合作抗日，  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指示精神，将湘赣边区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一营，北上抗日；临时省委改组为湘赣特委，留在当地坚持斗争。我在株洲接到通知，要我回来担任特委青年部长。

　　分散在湘赣边深山密林中的游击战士，这时都集中到垄上村附近的神泉村，加紧训练，整装待发。我来到垄上，看到战友们精神焕发，准备到山外广阔天地里纵横驰骋，到抗日战场上大显身手，十分羡慕。我要求参加新四军，到抗日最前线去。开始，谭余保同志劝我留下，跟他一起工作。后经再三要求，终于获得批准，叫我随一营出发，到南昌军部报到。先是分配到教导营学习，后来担任三队指导员。于是，我第三次成为军人，从此再没有脱下军装。

　　我们的集中地垄上村，离我家只有十华里，适逢春节，并预定春节后出征赴皖南集中。我请假回家看望母亲，半路上遇到她老人家来垄上看我。见面后，老人家竟认不出我了。自从家乡被国民党占据之后，我同母亲已经四五年没有联系了。1936年底，少共省委代理书记陈回春到我家乡一带活动，我曾请他带封家信，找机会送给我母亲。不料他在一个小山村遭敌人袭击，壮烈牺牲。敌人从他身上搜到我的家信，就顺藤摸瓜，把我母亲关押起来，逼她承认同游击队的联系，写信劝我“改邪归正”。我母亲幼年读过一点书，粗通文墨，虽不懂很多革命道理，但她作为老苏区的人民，是非正邪是分得很清楚的，对敌人的险恶用心也看得很明白，她没有答应敌人的任何要求。后被乡亲们保释出来。她这次来看我时，我的父亲和哥哥都已病故。她并没有因为只剩下一个儿子而舍不得放我走，她鼓励我上前线打日本。同时，她作为一个母亲，希望我临走前结婚，能留下一儿半女在家里。

　　见了母亲，我既欢喜又歉然。作为母亲唯一的亲人，我未能帮助和侍奉她老人家，还连累她坐了两次牢，深感对不起她。况且这一别，又不知多少年后再相见!她病故于1947年，同许许多多红军战士的母亲一样，没有活到胜利的日子，生前没有再见儿子一面。

　　还有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我未能满足母亲的那个心愿。因为我的女朋友陈真秀已不在人世。1937年初，她随省委转移到萍宜安地区。据说在当年7月间的一个夜晚，省委某主要负责人说她和某警卫参谋企图逃跑叛变，没有任何证据，也未经审问，即被双双处决了。几十年来，我一直认为这是一桩不了而了之的冤案!

　　湘赣临时省委的肃反工作，应当说是有成绩也有偏差。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肃反方针和做法，没有得到彻底纠正。由于反“围剿”的失败，敌人的诱降和陈洪时等人的叛变，使革命同志对敌人产生了极大的仇恨，并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性，因而，也使“左”的错误一直延续下来。这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不能苛求于临时省委的负责同志。但不必讳言，个别负责同志主观、武断，偏听偏信，工作方法简单、生硬，也是产生偏差的一个因素。还有肃反委员会负责人颜福华，品质不好，提供过一些假情况，出过一些坏主意，要负很大责任。此人后来留在湘赣特委。1938年谭余保同志赴延安后，他投奔了国民党，1949年逃往台湾。对这样的人不能明察，由他主持肃反工作，不能不说是一个教训。

　　1938年2月，留下来的谭余保等湘赣特委负责人，请我们北上抗日的同志吃了一餐丰盛的家乡饭。然后，我们从莲花经安福到吉安，再乘船至樟树。在樟树车站，我和彭嘉珠、彭寿生、冯北达等6人与战友们依依惜别后，登上开赴南昌的列车赴军部报到。路上，我望着无边的崇山峻岭，内心禁不住在默念：再见了，生我养我的湘赣边区!再见了，我那些生死同心、患难与共的革命战友!再见了，我的母亲和众位乡亲!我对湘赣边区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着血肉的联系和深厚的感情。我永远不会忘记湘赣人民对我的哺育和爱护。在新的战场上，我一定要艰苦战斗，英勇杀敌，为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翻身，献出自己的一切!决不辜负苏区人民对我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