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军必攻之地

　　淮南解放区，东到高邮湖和运河一线，西到淮南铁路西寿县一带，北到淮河、洪泽湖，南抵长江，同南京隔江相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即跨江沿津浦铁路北上，侵占沿线两旁十几座县城，派重兵把守，作为南京的屏障。从1938年起，我党就在淮南各地组织抗日武装，不断打击日本侵略者。1939年6月前后，我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挺进淮南，解放了广大农村，建立了淮南区党委和淮南军区(注三)，创建了各级民主政权，同日本侵略军、汪精卫汉奸政权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激烈斗争。迫使日军以重兵防守津浦、淮南两铁路和长江沿岸各要点。1939年11月底，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进驻淮南；从1943年初起，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即驻在盱眙县黄花塘。毛泽东同志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讲到我党领导的19个解放区，就包括淮南在内。淮南军区以津浦路为界，划为路西、路东两个分区(注四)。抗战末期，我先后任路东分区副司令员和司令员。

　　1945年8月，我军区向日寇发动大反攻，淮南军区各部队在新四军第二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罗炳辉同志指挥下，解放了六合、天长、嘉山、盱眙、来安、定远等县城。直逼长江北岸，威震南京。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9月8日从大后方飞到南京，抢夺胜利果实。他勾结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命令日军进犯我淮南六合县解放区，被我军坚决阻止。紧接着，国民党将其精锐部队新六军空运到南京，沿长江北岸不断蚕食我六合县解放区。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从大别山经六安、合肥进占蚌埠，也向我淮南区进犯。新六军调往东北后，接防的张灵甫整编第七十四师(注五)，继续向我解放区蚕食。

　　当时，八年对日抗战刚刚结束，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掩盖其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也假惺惺地喊叫“和平”。蒋介石还电邀毛泽东同志到重庆谈判。为了争取和平，我党让出了长江以南8个解放区。而国民党则毫无和平的表现。就在1946年1月13日国共停战协定生效的那一天，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侵占了我六合县城，并向我沿江地区侵犯。从六合县大英集出犯之敌，在来安县武集被我独立旅歼灭一个营。从1946年1月至4月，国民党调兵遣将，包围、分割我淮南解放区。桂系李本一第七军一七一师等部队占领淮南铁路，窥视我淮南的西部西南部；整编第七十四师布防于长江北岸，盯住我淮南的南部；黄百韬的整编第二十五师驻仪征、扬州、邵伯一线，堵住我淮南的东南部；第七十七师驻蚌埠以北，监视我淮南的北部；  以上各部包围着淮南解放区。桂系第四十八军又侵占我定远县城，沿蚌埠到滁县的津浦铁路驻扎，企图割断我路西、路东两分区的联系，把我淮南区割成两半。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还都”南京。中旬，国民党军即先向我路西分区下手。第四十八军等九个团分七路向路西分区进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路西部队第六旅第十八团陆续撤到路东，驻滁县敌军进占了我来安县城。到6月初，我路西部队向路东转移完毕。至此，国民党军队下一个进攻目标是哪里?已是不言而喻的事。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位于国民党政府首都对面的淮南路东解放区，更是蒋介石的眼中钉。问题在于，它何时向我们大举进攻?用多大力量向我们进攻?我们能否顶住它的进攻?

　　两个备战方案均未落实

　　淮南区党委和淮南军区的领导班子，在抗战胜利后不久作了调整。1945年10月，罗炳辉同志率领新四军第二师的第四旅、五旅北上山东。肖望东同志接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周骏鸣同志接任军区司令员。我被任为军区副参谋长，仍兼路东分区司令员(注六)。

　　1946年6月中旬，淮南区党委和淮南军区在天长举行联席会议，分析当前形势并研究应变大计。会上，首先由我报告了路东敌我双方的态势。敌方兵力部署：整编第二十五师黄百韬部驻扬州；整编第七十四师张灵甫部驻六合及沿江一带；桂系第七军李本一部集结于蚌埠南北津浦铁路沿线；新调来的第五军邱清泉部集结于六合、来安一线，敌人兵力有8万多，而且都是所谓“精锐之师”。我方兵力部署：第六旅两个团配置在嘉山、盱眙地区；由路东地方武装改编成的独立旅配置在天长以南地区；此外还有各县地方武装约3千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是很明显的。

　　联席会议认为，敌人在我路东周围兵力调动和布置已基本就绪，大战已不可避免。大家分析估计，形势发展不外三种可能：一、敌以蚕食方式侵占沿江沿铁路某些地区，我路东解放区被缩小，但仍保持一整块。二、敌实行点线占领，即占领某些重要城镇和交通线，广大农村仍在我控制中，也可能被分割成几块。三、敌基本上达到面的占领。会议认为，全区党政军民应尽最大努力，争取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同时也要做最坏的准备。会议针对上述三种可能定下三项方针：出现第一种情况，区党委领导全区军民，全力以赴，同敌人战斗，保卫解放区；出现第二种情况，工厂、医院等后方机关和部分非战斗人员转移，领导机关和党政军各级工作人员就地坚持斗争；出现第三种情况时，主力和机关暂时转移，留一部分精干的部队和地方党政军人员坚持游击斗争。会议同时决定，如果是第三种情况，由区党委副书记李世农同志和朱云谦留下来，代表区党委和军区领导并指挥游击斗争，由李世农同志负责地方党政工作，由朱云谦负责军事指挥，并决定留下独立第五团和独立第三团一个营及各县地方武装，就地坚持斗争。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安排。我想，联席会议决定留下我挑这副担子，原因无非有三条：一是我在路东工作多年，对当地人情地理比较熟悉；二是我有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多年游击战的经验；三是我当时二十六、七岁，身强力壮，能够适应艰苦的游击战的要求。上级叫我留下来，无疑是对我的信任。

　　联席会议最后指定李世农同志和我去淮阴，向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注七)汇报这次会议的决定，听取分局和军区的指示。我俩在6月20日前后到达淮阴。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邓子恢和军区司令员张鼎丞听了我们的汇报。两位首长都表示，完全同意淮南区党委和军区对形势的分析和预定的方针，并且说：还应当做更坏的准备。可是，当我和李世农同志刚刚离开淮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华中军区派一辆汽车，在淮阴以南十多里处，把我俩截回去，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的电报指示。

　　中央电报指示的大意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已做好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内战已不可避免。在沿海地区，要考虑到美帝国主义军队可能插手。因此，中央要求太行、山东和华中三大主力，分别截断陇海线徐州至开封段，津浦线济南至徐州段，徐州至蚌埠段、蚌埠至浦口段的铁路，以观察和迎接形势的变化。根据这一部署，由粟裕、谭震林同志率领的华中军区主力，即将转来淮南作战，截断蚌埠至浦口问的津浦铁路。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要求淮南加强对铁路沿线的侦察，准备后勤供应，迎接华中主力的到来。这样，我们原定的坚持淮南斗争的三项方针都不适用了。’

　　我和李世农同志回到天长，立即向淮南区党委和军区汇报了中央和华中分局领导的指示。6月下旬，中央军委命令粟裕和谭震林同志率领不少于15个团的主力进军淮南(注八)。淮南区党委当即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调整部署，全区如火如茶地展开了迎接主力的准备工作。地方上还根据中央5月份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对于作最坏的打算，坚持敌后游击战等等，却没有着手进行准备。

　　主力转移临危受命

　　正当我们调整部署，准备迎接华中主力，而主力尚未到达时，全面内战爆发了。6月26日，国民党军向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6月底，由成钧和赵．启民同志率领的第五旅，由山东返回华中，7月初，由高邮船运淮南。7月1日，我华东局发布了迎接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动员令。7月中旬，敌即向华中苏皖解放区大举进犯。驻徐州的薛岳，指挥9万人，从徐州蚌埠问东犯淮北；李默庵指挥12万人，从南通扬州间北犯。这两股敌人，进攻的矛头都指向华中分局所在地淮阴。在此同时，淮南敌军发动了所谓“天长、盱眙战斗”，直扑我淮南路东。敌人宣称：只有攻占淮南，才能“解除首都威胁，确保津浦南段及长江交通”，以达保障“首都安全的目的”。不占领路东各地，南京的敌人是不能安心睡觉的。7月16日，在邱清泉统一指挥下，敌第五军第四十五师胡长青部、整编第七十四师第五十八旅(缺一个团)组成东集团，由六合攻我天长；第五军第九十六师黄翔部作为西集团，由来安攻我盱眙(注九)。这两路敌人共4万人，都是美械装备、步炮协同，并有空军配合。整个路东地区处处燃起战火。

　　这时，按照中央的部署，山东主力已由陈毅同志率领南下淮北作战，而华中主力则由粟裕同志指挥，同李默庵所部激战于苏中地区。华中分局认为，华中主力如西移，留在苏中的部队难以阻挡敌人的进攻；要求华中主力留在苏中前线，打几个胜仗之后，再移兵淮南。这个意见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同意。因此，当敌人大举进攻淮南时，华中主力并没有按原计划来淮南，除谭震林同志于7月23日率领华中军区特务团赶来支援外，淮南主力部队就是第五旅、六旅和独立旅共2万余人，其中大部分人还是抗战胜利后入伍的新兵。敌人在兵力、兵器方面都占优势，双方强弱悬殊。这样，这一仗的结果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7月16日拂晓打响后，敌东西两集团全力向我天长、汊涧地区齐头并进。虽敌我力量悬殊，我主力部队仍奋力迎战。我独立旅迎战敌西集团，在马集、虞家洼之间的戴山庙，歼敌整编第五十八旅一个营，我第五旅在东旺庙也歼敌一部。经过半个月的连续战斗，消灭了敌人四个营，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不利的局面，阻止敌人的进攻。背靠南京的敌人，能及时得到兵员和枪弹的补充，并有空军配合，气焰十分嚣张。在敌进占汊涧后，为避免主力腹背受敌，我军放弃天长，逐步撤至盱眙的旧铺、莲塘、黄花塘一线，背靠三河，回旋不便。即使如此，我军仍想在天长盱眙之间寻找战机，背水一战，以扭转战局。当第五旅和独立旅在天长奋战时，我正在嘉山地区指挥第六旅第十六团和嘉山大队同津浦线上桂系第七军作战。这时谭震林同志叫我赶到黄花塘，准备参加同敌人背水之战。

　　7月28日中午，华中军区发来急电，大意是：目前苏中和淮北，形势都很紧张，军事上直接援助淮南已不可能。按照淮南敌我力量对比，我军继续作战也难以取胜，因此决定：淮南部队暂时分别向苏中和淮北转移；由朱云谦率第六旅第十六团留淮南，并指挥路东分区地方武装，进行游击坚持。待苏中和淮北战役胜利结束后，再迎接主办到淮南。

　　看了华中军区急电，谭震林同志宣布立即执行，并部署了各部队转移路线：谭率第五旅从观音寺渡三河向苏中转移，周骏鸣、肖望东率独立旅和淮南区党委、军区机关从黎城渡三河，向淮安、宝应转移；第六旅率第十八团从盱眙渡淮河，向淮北转移；各部队立即行动。谭震林同志命令我到四十里桥附近，向第六旅陈庆先和黄岩同志传达华中军区的急电和谭震林同志对转移的决定，并接管第十六团(注十)。29日黄昏，敌人进占盱眙城，控制了淮河和三河。在大家一心准备迎接主力前来作战的气氛中，形势突然出现了我们原先估计的第三种情况，也就是最坏的情况。而李世农同志已另有任务，去了天长、高邮，留在淮南敌后领导游击坚持的责任，落到我一个人的肩上，这倒是以前没有想到的。

　　同主力部队分手时，我请示谭震林同志：“留下的部队我管了，地方工作怎么办?”他当即回答：“你就是党政军全权代表吧!”7月29日，淮南区党委接受我的建议设立了盱(眙)来(安)嘉(山)工委，并指定我任书记。8月6日，区党委又电示成立区党委代表团，指定我为代理书记(注十一)。

　　奋战在敌占区

　　我主力转移后，敌第五军和整编第七十四师随即在路东进行所谓“清剿”，到处烧杀抢掠，捕杀我地方干部和群众。8月中旬，这两股敌军北调徐州，马励武的第二十六军从湖南调来接防，加上原在津浦线的第四十八军和驻天扬公路的整编第二十五师，在大小集镇设立据点，分头多路继续“清剿”。第二十六军军部及一个师驻六合、东沟和八百桥；一个师驻竹镇、马集、汊涧、天长直到三河南岸；一个师配合桂系第四十八军的第一三八师驻来安、自来桥、盱眙、古城、半塔一带。由地主富农分子组成的各地还乡团，也跟着国民党军队回来，对翻身农民进行阶级报复，建立反动基层政权，恢复剥削阶级的统治，对翻身农民进行反攻倒算，抢牲口，夺粮食，扒房砸锅，杀人放火，到处制造白色恐怖。

　　我们没有被气焰汹汹的优势敌人所吓倒。经过一段短时间的准备，即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我们是在主力突然撤走，各项准备工作都来不及做的不利条件下转入游击坚持的。从支援和配合主力作战到独立进行游击坚持，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为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需要大家从组织上、思想上、战术上来一个转变。上级命令我留下来，而我既不是第十六团的负责人，也不是一级组织，只是一个人，要领导第十六团和地方党政军工作显然是不适宜的，因此我建议成立工委。8月初，我同来安、嘉山、盱眙县的领导同志徐速之、李锐、金江、范国璋、高英、胡少卿等同志(注十二)，在嘉山、盱眙交界的朱刘集会合，成立了三县工委。第十六团加上嘉山、来安两大队，盱眙的一个连，还有后来同我们联系上的六合的两个连，共有兵力约两千多人。在和各地同志的接触中，我们研究了坚持游击斗争的思想工作，并部署了各单位的作战任务，同时还安排一些年老和有病的同志撤走。

　　关于游击坚持的指导思想，淮南区党委7月31日有过指示，主要内容是：第一，第十六团尽量避免暴露，以免敌人集中力量进攻；二，兵力大不易隐蔽，应分散以连、营为单位隐蔽休息、整顿；三，派出精干的小分队，配合地方部队及民兵打击还乡团和侦察情况；四，以山地为依托；五，军事上采用游击战的办法，等等。从原则上说，这个指示是正确的；而联系到眼前的实际情形，我感到很难执行。本来游击坚持的方案，是我6月份提出来的，今天由我来执行，又有什么困难呢?这里的问题，主要在于留下第十六团是不适宜的。按照原先的方案，是留下第五团和第三团一个营共四个营。第五团原为盱嘉、来安支队，是路东人民的子弟兵；而我曾任盱嘉支队政委兼司令，对这个团很熟，有个历史关系。留下第五团，可谓人地两宜，上下彼此了解，官兵相互信赖，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力量，集中作战或分散游击都不成问题。第十六团就不是这样。他们原是路西分区部队，成员来自合肥、定远和风阳一带，多数是新兵。他们在路西同国民党桂系部队进行过顽强的战斗，从津浦路西撤到津浦路东，编为第十六团不过一个多月。因连续转战，部队疲劳不堪，迫切需要休整。领导干部都任职不久，干部战士对路东的地理民情都很生疏。原先是安排他们随主力转移的。全团的后勤人员包括团卫生队和各连的炊事班，还有战士们的背包，都由团副政委王善甫带领先走了。全团准备随后就走。没想到上级突然决定留下他们打游击，全团上下都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我首先要做好团的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使全团安下心来，显然不能让他们分散活动。8月初陈毅同志从淮北来电报，要我们在淮河南岸准备一个桥头堡，以便淮北部队南下。我从第十六团抽一个连，配备上地方干部，派到老子山区活动。结果这个连很快被敌人搞掉，指导员带一个排跑回来。事实证明，把第十六团撒出去就会收不拢，只能由我带领着集中行动。

　　经过近十天的整顿和准备，第十六团干部战士都下定了在敌后同敌人周旋到底的决心，体力也有所恢复，基本上具备了游击作战的条件，求战情绪高涨。8月中旬，我指挥第十六团和各县武装主动出击，主要攻击目标是敌人分散孤立的正规军和还乡团，先后攻打了自来桥等十来个集镇。8月18日夜间，第十六团第二营在营长周云翔、教导员丁植民(注十三)率领下，突入半塔集区公所，活捉全副美械装备的敌兵30余名。“新四军还在!”人民群众奔走相告，喜讯传遍了淮南大地。对苏中和淮北我军对敌作战，起到了配合作用。华中军区来电表彰说：“屡获捷报，得悉你们坚持盱、来、嘉地区斗争的任务英勇地完成了，使淮南西部沿山广大地区在敌后屹立和巩固，对于敌后群众，因你们的存在和胜利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延安《解放日报》在8月28日第一版，以“盱来嘉地区恢复要镇多处”为题，发表了新华社的消息，记录了我们的胜利。消息全文如下：

　　新华社淮南前线27日电：淮南津浦路东新四军某部配合地方武装收复盱(眙)来(安)嘉(山)地区重要集镇多处。17日晚，新四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收复来安北四十里之京山集后，18日张山集(来安东北十二里)等地蒋军纠集百余增援，又为新四军击退。18日晚，新四军某部袭击半塔集(来安东北四十五里)，毙蒋军二十余，俘三十余，缴获长短枪十八支及军用品一部。同日晚，新四军另部以突击收复嘉山东北二十五里之自来桥。该地蒋军伤亡数名外，其余人枪数十全部被俘获。除宝山集、自来桥外，尚有屯仓(来安北二十五里)、复兴集(来安西北十五里)、古城(盱眙南四十里)、仇集、涧溪(均在盱眙西南五十里)等镇，均为新四军收复。上述各地，均系上月中旬为蒋军所侵占者。至此该区有四十五个乡政府辖地重归解放区。

　　粉碎敌人“围歼”的美梦

　　敌人原以为“清剿”已经“成功”，淮南大地完全在它们掌握之中，不料又连续受到我们的打击。敌人宣称：“共军新二师朱云谦部五千余人”留在淮南，“四出骚扰”，表现惊恐不安。8月下旬，它们急忙调集第二十六军一个师，第四十八军一个师，加上保安团队，以第十六团为主要目标，分头向我们所在的仇集山区扑来，企图同我们“决战”。它们总是以团或营为单位集中活动，不敢分散，我们很难吃掉它。双方一接触，四面八方的敌人就围拢来，越打越多。我们不能恋战，只能边打边走，同敌人在山区兜圈子。

　　7月底我主力部队转移后，敌人占领了各个县城、大路沿线和平原地区的村镇，还没有深入到山区农村。盱来嘉三县山区，还有40来个村镇任凭我们来往。敌发起第二次进攻后，情况进一步恶化。敌人打进了山区，大搞所谓“强化占领区”活动，还乡团和当地反动分子相勾结，发展区、乡反动政权和地主武装，强化保甲制度，实行五家联坐，要切断群众同我们的联系。各地的反动分子以及受它们控制的少数群众，只要发现我军，就白天敲锣、夜间举火，向敌人通风报信。群众稍有违犯，就被他们捆绑吊打和杀害。我们每到一处，都要随时准备转移；有时刚刚喘息一下就得离开。村庄不能停留，只能在山上露宿。许多地方干部原先的任务是“就地坚持，区不离区，乡不离乡”，这时也不得不四处流动，  日夜穿插于敌之间隙。有的干部惨遭杀害，有的失踪，也有个别叛变的。来安县委副书记王化农、区委书记王曙、盱眙县委副书记梁化农、仇河工委书记刘克贵都壮烈牺牲。不少地方干部跑到第十六团找我，要求同部队一起行动。我们活动的地区，最后仅限于盱来嘉三县的结合部。东到古城、半塔，西到老嘉山、嘉山，北到仇集、涧溪，南到屯仓，保山集，纵横不到一百华里。所有的山头，海拔大都在二百米以下。一两千人的队伍，既无藏身之地，回旋的地盘也不大，只能不停顿地转移，同敌人捉迷藏。淮南8月，正是多雨季节，时而烈日暴晒，时而大雨滂沱。大家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第十六团战士的背包都先运走了，此时没有衣服换洗，都已肮脏不堪，不少人鞋底磨穿了，就扯碎衣服包着脚走路。连骡马也因昼夜不停地在山路上跋涉，腿也走瘸了。特别是由于敌人占领了绝大部分村镇，切断了粮食来源，我们大队人马吃饭成了难题。大家多日吃不上米饭，不得不用南瓜、地瓜、豆饼、生玉米和西瓜皮充饥。同志们疲劳万分，体力下降。部队时刻处于流动之中，伤病员都得不到治疗，也无法安置和转移。

　　8月27日，在鲁山地区，敌人以白沙王为目标，从四面围拢，声称要“消灭朱云谦部”。眼看着要被围住，情况危急，我下决心暂时分散行动，以摆脱困境。我决定第十六团彭团长带第二营到来安县境活动，胡少卿同志带嘉山大队到盱眙县境活动，我自己带第一、第三营向津浦路西的滁县、定远一带转移。我把这个打算电告华中军区，然后迅速行动，出敌意料之外，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这就粉碎了敌人“一举歼灭”的阴谋，使他们的“合围”计划完全落空。

　　但津浦路西的情况比路东更差。因为敌人占领的时间比路东早，其反动统治已趋于稳定，对基层的控制更为严密。我们从管店附近越过铁路后，立即被敌人发觉。走到哪里，都会碰上敌人。南下到滁县大柳地区，每天昼夜都要走路和打仗，连喘息的时间和地点都找不到。人地两生，也找不到自己人。更糟的是，电台用的手摇马达坏了，发不出电，不能收发电报，报务员急得满头大汗。我们同上级失去了任何联系。在路西走走打打约一个星期，我们又回到了路东。

　　在老嘉山以东的黄寨，同彭团长他们会合后，我立即发动地方干部找电池。来安县张山区区委书记高占元同志(注十四)捉了一个反动地主，限他的家属三天内送二十节干电池来，否则地主生命难保。他这一招还真灵，第二天就有一位中年妇女手提一篮子鸡蛋找来，鸡蛋下面就藏着电池。我们收下电池，把地主放走。电台的同志发挥聪明才智，把一根竹竿内的关节打通，把几十节电池接连着放进去，这就恢复了同上级的联系。在独立作战的情况下，我们同上级联系唯一的依靠就是无线电。人们常说，电台就是生命线!为了保持通信联络畅通，不知费了多少心血，有时还要付出血的代价。大约有一个多星期，军区没有收到我们的电报，军区首长心情紧张，担心我们是不是“全军复灭”了?恢复联系之后，大家自然十分高兴。

　　可就在这时，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天中午，敌广西部队向我驻地黄寨进犯。得到情报后，我当即命令部队抢占黄寨前方的332高地老嘉山。当敌人一接近，我们居高临下，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一齐开火，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我和来安县委徐速之书记、第十六团团长彭济伍、政委王胜凯站在山头上指挥战斗。我正用望远镜观察敌人动向，敌人的一发炮弹突然在山头上炸开，王胜凯胸部脸部多处负伤，双目顿时失明。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三个小时，眼看阴云四合，暮色笼罩了山岗，敌人不敢夜战，仓皇后退。我们也及时撤出战场，连夜转移。

　　王政委伤势很重，既不能步行，也不能骑马。战士们就用担架抬着他走。夜间下起大雨，路滑难行。我们吃力地走着，到了自来桥东边的小村庄，宿营不到一小时，又有一股敌人从附近山上向我袭击。被劳累和饥饿折磨多日的战士，早已疲惫不堪，但听到枪声，他们立即精神抖擞地跳起来，一股劲往山上冲，占据有利地形，用猛烈的火力把敌人打退。这样艰难的环境、频繁的战斗，是许多同志没有经历过的。一些老同志说：八年抗战都没有这样辛苦过。我是在湘赣边区打过三年游击的。我觉得在淮南敌后这一个多月，其艰难困苦，比湘赣游击战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时，大家都希望，苏中、淮北作战胜利结束，华中主力快些开到淮南来。

　　奉命向东转移

　　9月5日，华中军区来电，下达了两项决定：一是朱云谦率第十六团经六合、天长、仪征向高邮转移；二是盱、来、嘉三县地方武装留下就地坚持游击战，由朱组织和布置。上级决定，自然要无条件地执行。但怎样执行这两项决定，我却很费了一番心思。

　　上级命令我带第十六团撤出淮南，我是能够理解的。原来上级叫我带第十六团坚持淮南，是为了准备和迎接苏中主力来淮南。但这时整个华中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虽然苏中方面我军取得七战七捷的重大胜利，但淮北我军没有打下泗县，徐州敌人进到泗阳，威胁华中军区所在地的淮阴，而且有切断苏北和苏中联系的可能，苏中部队不得不向北移动，当然不可能转来淮南。苏中主力不能来淮南，第十六团留在淮南的任务当然应当解除。继续留在淮南，就会被甩在敌人大后方，处境更加困难。当时我虽然对华中战局了解不细，大体情况还是知道的。上级要从淮南调出第十六团，我充分理解其必要性。

　　使我为难的第一个问题是转移突围的路线。当时我们活动在嘉山地区，从盱眙的河梢桥渡淮河，向淮北方向突围是比较方便的。这一路距离近，又是丘陵地带，便于隐蔽，情况我很熟，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万一突不过去，还可以就地转战，比较主动。而上级要我南下高邮突围，必须经过来安、六合、仪征过天扬公路，绕半个大圈子，路程既远，地势又较平坦，途中敌人也多，部队减员的可能性增大。我们走这一路，即使并不怎么聪明的敌人，也会察觉出我们的企图，必然是全力堵截。思考再三，我给军区发电报，建议第十六团向北转移去淮北。

　　9月7日，淮南区党委和军区来电，指示我：转移路线，按华中军区指示执行。淮南军区还电示活动在仪征、高邮一带的东南支队负责人艾明山和陈雨田同志，叫他们在高邮湖西岸接应我和第十六团。我想上级也许考虑到淮北地区敌人已占优势，因而否定了我向北移动的建议。我不好再说话，下决心认真执行上级的指示向东突围，即使这样做困难多，危险性大，可能付出较多的代价。走这条路能否突过去?我内心把握不大，因为第十六团战斗力已大为削弱，而且衣食无着，人决心竭尽全力，力争完成突围任务。

　　第二个问题，是组织和布置各县武装留下来坚持游击战。这件事华中军区决定在先；9月7日淮南区党委又来电指示组织盱来嘉中心县委，以徐速之、胡少卿为正副书记；以嘉山大队为基础成立游击大队，对我走后的游击战斗组织作了安排。从9月5日接到华中军区电报后，我即抓紧派人去找各县负责同志，除盱眙县委书记金江同志外，别人都陆续来到。9月9日，我向各县负责同志宣布了军区的决定，立刻引起了纷纷议论。个别同志气呼呼地说：“不能把我们甩下!”坚决要跟我一起走。我说这是上级的决定，大家留不留，不是我能作主的。其他同志也都说上级命令应当坚决执行，个别同志这才无话可说。

　　9月9日黄昏，在白云寺，我向徐速之同志交待了工作，同各县同志恋恋不舍地分手，带领第十六团冒雨启程东行。回顾一个多月的游击战斗，我对留下来的战友确实放心不下。尤其是金江同志，我同他在盱眙共事多年，无论从组织关系或从私人情谊哪方面，我都应当找到他。可接连派出三批人都没有结果，最后一批人竟一去不返。金江同志到底出了什么事呢?(注十五)军令如山，军情紧迫，我不能再拖延，只能毅然决然地同各县负责同志分手，踏上突围的征途。

　　但这件事并没有完。在同我分手之后，各县同志，包括嘉山大队、来安大队和一些地方干部，约五、六百人，集中在自来桥以北的山岗上。徐速之同志召集地方区委书记、部队营以上干部开会，宣布中心县委成立，布置继续坚持游击作战。他话音刚落，会场上顿时热闹起来，有说能坚持的，有说不能坚持的。大多数同志认为，事前思想上、组织上都没有做好敌后坚持的准备和布置，没有公开与秘密的两手打算，各方面准备不足。要继续坚持，必须整顿一番，最好是请朱云谦副参谋长把老弱病伤同志带走，其他人跟着朱云谦和第十六团到高邮湖边略事休整，请上级补充些枪弹医药，再返回来坚持游击。这是个折中的办法，立刻获得一致的赞成。他们说走就走，连夜动身。10日拂晓，他们就在东寺港赶上了第十六周。各县负责同志向我汇报了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打算，虽然不完全符合上级的指示，但从根本上说，还不算违背上级的要求。我和他们长期共事，对他们的实际困难深有体会，进行短期整顿确属必要。在敌人追击堵截下，带他们走，显然要增加第十六团的困难：但撇下他们不管，或者硬一L{他们回去，敌五个团正在“清剿”，后果不难预料，对今后的斗争更为不利。因此，我没有公开表示同意他们的打算，因为我不能也无权改变上级的决定，但我也没有表示反对他们的行动。而且当时是在敌人围攻下急行军，也没有时间过细地研究这一问题。就这样，他们就同我和第十六团一道，直奔高邮湖边。

　　王政委不幸遇难

　　9月9日黄昏行动前，第十六团各级领导同志都向战士们作了动员，告诉大家：我们现在要绕圈子，冲出敌人的包围。这个圈子可能绕得大些。每个同志都要把布鞋、草鞋、绑腿带好，万勿遗失!鞋带要扎．得不松不紧，行军时要一个接一个，万万不可掉队!部队一行动，就遇上了倾盆大雨。雨点浇得大家睁不开眼，地上的泥水拖着大家的脚步。部队于10日早晨，到达了来安县东寺港。

　　队伍刚刚停下，第十六团政委王胜凯同志就要求留下来不走。自从在黄寨负重伤后，行军走路，大家一直用担架抬着他。“有部队在，就有政委在!”这是大家一致的决心。这次突围，为了抬他和保护他，几乎动用了一个连的兵力，而且影响着全团的行军速度。担架放在队前，部队行动慢；放在当中，前队走远，后面掉队，失去联系；放在队尾，又担心丢了。王政委虽然双目失明，但部队爬山涉水，雨淋日晒，种种困难他都可以感受到和想象得到，内心很不安。他打发警卫员找我，要求把他留下，减轻部队负担。我急忙赶到他的身边，看了他的伤势，劝他还是跟着部队走。我说：“困难再大，我们也要带你走。”我刚离开，他又派警卫员找我，恳切地说：“你们抬着我走是好意，我很感激。但实际上很困难，不仅拖累了部队，我也很危险。事实上抬我走比留下我危险性更大。留下来我可能还有生的希望，抬我走从公私考虑都不利”。我考虑再三，拿不定主意。最后和彭团长商量，决定同意王政委的要求。我们指定卫生员、警卫员各一名留下陪同他照料他，留给他们40块银元和一些药品，给三人都换上便衣。我们通过张山区区委书记高占元同志，找到当地进步人士郑叔勤，请他掩护王政委等三人。郑叔勤曾任民主政权乡长，他答应尽力办好这件事。我们还把当地一个保长的儿子带走，作为人质，告诫保长不得走漏风声(注十六)。为了王政委的安全，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了能够想得到的一切办法。

　　不幸的是，王胜凯同志不久就被敌人逮捕了。据解放后调查，我们走后，郑叔勤把王政委藏在山脚下一户贫农家中。曾任张山区龙山乡副乡长的叛徒张荣庞发现后，向反动政府报告。反动乡长“武阎王”带人把王政委和郑叔勤等四人捉住送交来安县城的敌人。凶残的敌人把王胜凯、郑叔勤和警卫员三人活埋在县城北门外。王胜凯同志这位老红军战士，以革命利益为重，勇于自我牺牲的崇高品质，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的。

　　冲破敌人重重封锁

　　9月10日上午，当盱来嘉三县武装及一些随军地方干部同我们会合后，驻施官集的敌人向东寺港扑来。我们赶快抢占174．4高地，给敌人迎头痛击。我估计敌人可能越来越多，此地不可久留，便命令来安大队和嘉山大队作前卫，地方干部走中间，第十六团殿后，急忙向东转移。来安大队大队长高英同志报告说，他们有一个排由排长徐征发带着，头半夜在杨郢阻击敌人，掩护大队东行，还没赶上来。我当即叫后卫部队注意收容。

　　我们的行军路线，基本上是沿着来安、天长和六合三县之间，也就是安徽、江苏两省交界的丘陵地带走。沿途要闯过六合到半塔、六合到汊涧、六合到天长、扬州到天长共四条公路，也就是敌人四道封锁线。在两省两县交界山区南北两侧的集镇，都有敌军驻守。既然到处都有国民党军队，我们何不给它一个以假乱真、混水摸鱼?我们把缴获来的国民党的旗子，用竹竿挑起来，冒充国民党保安团和还乡团，大模大样地走着。有些反动保甲长，还真被我们迷惑了，迎上来打招呼：“国军辛苦了!”同志们将计就计，也同他们敷衍几句。等他们发觉情形不对，我们已经走远了；或者干脆把他们捉起带走，以免他们给敌军通风报信。但是第十六团加上三县武装和地方干部共两千多人，不被敌人发觉是不可能的。当我们穿越山区时，有的村庄就敲锣报警，山两侧的敌人，就分头赶来阻击。遇到零星敌人，我们就吃掉他：大股的敌人来了，我们打上一阵就加快行军速度，把他们甩掉。

　　这样风风火火地急行军，干部战士的辛苦是可想而知的。突围前游击坚持40多天，大家早就过的是吃不上饭、睡不上觉的日子。突围后，昼夜行军，困、饥、渴这三条，严重地折磨着大家。一说休息，有的人就倒在地上呼呼大睡；有的人脚步一停就睡着了；有的边走边打瞌睡，闭着眼走出了行列。遇到有水的沟渠，大家就忙着用双手捧水喝，用毛巾涮水擦脸提神。饥渴的骡马把头伸进水里，滋滋地饮水，老半天不肯抬头，怎么拉它也不动。吃不上饭，不少同志只好沿途掰生玉米吃，用刺刀挖地瓜吃。我军的传统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同志们面黄肌瘦、虚弱不堪；那些生病和负伤的同志，有的拖着拐棍喘吁吁的走路，有的伤口流着脓血还咬牙坚持前进。眼看着这些同志饥渴难耐，我实在不忍心去阻止他们，就要求各单位尽可能找到玉米和地瓜的主人，给人家钱。这当中也有个别幸运单位。9月10日是旧历8月15日中秋节，有些群众杀鸡做菜过节，同志们就买一些改善伙食。遇到地主富农保甲长家的中秋饭菜，就不客气地搬来吃。有的单位冒充国民党军队，还从保甲长那里搞来一些大米，把战士们的米袋子装满。那些保甲长还点头哈腰地说：“国军辛苦了，我们应当慰问，应当慰问!”引得战士们哈哈大笑，给艰苦的行军添了一些乐趣。

　　9月10日也就是中秋节这一天，我们在六合县的竹镇以北，越过了六合至半塔的公路；在马集以北，越过了六合到汉涧的公路。战士们看到公路旁敌人新栽的电线竿，就愤恨地砍断和拔掉，以切断敌人的通信联络。越过东旺庙之后，前面就是六合到天长的公路，有敌人重兵把守。当我们接近四合墩时，同敌第二十六军的两个团遭遇。敌人摸不清我们的底细，不敢冒然攻击，就远远地向我们打炮，用小部队阻击我们。战斗持续了三四个小时，天降大雨，天色漆黑，我们夺路而走，经过大井赵、冶山，沿着金牛山北东进。约半夜十二点，到达横山附近，部队才停下来休息。

　　冒险的决定

　　这横山，位于安徽天长和江苏六合两省两县交界处。北面的郑集、金集，南面的樊集，附近的长兴集，都驻有敌军。9月11日早晨，当敌人得知我们来到了横山，即从几个方向逐步向我们围拢。大约到这个时候，敌人才察觉到我们不是零散的游击队，而是一支人数不少的主力部队，而且判断出了我们的企图，于是下决心调集兵力加以“围歼”。上午，我第十六团一营就同赶来“围歼”的敌人打响。

　　就在这种情况下，11日午后，我意外地收到了淮南军区转来的华中军区的电报指示，内容是：敌第二十六军大部已集结于天扬公路一线，原定朱部由甘泉渡高邮已不可能；朱应率第十六团速返盱嘉渡淮河，至淮北双沟，然后转淮宝地区。对于华中军区这个指示，淮南军区要我“坚决执行”。

　　这封电报，给了我思想上很大冲击，引起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从盱嘉山区向北渡淮河到淮北，本来是我一星期前的建议，上级没有采纳。如今我按照上级指定的路线走了近一大半，部队吃尽千辛万苦，又叫我返回去，这谈何容易?不执行这个指示，是我违抗命令；执行这个指示，部队不被敌人打垮，也完全有可能拖垮。左思右想，我觉得上级这个指示的根本目的，无非是要第十六团安全突围，转移到苏中；  只要能安全转移，是前进还是后退，是向东还是向北，是个具体执行的问题，需要从实际出发，见机行事，而不能机械地来对待。那么，是继续向东，还是回过头去，能够比较顺利地达到转移的目的呢?我想天扬公路敌人再多，也不会手拉手堵在公路上，总有空子可钻，这段路较近，部队一鼓作气，是会冲过去的；而走回头路呢?不仅实际困难更多，也不利于鼓舞士气。于是，我断然地起草了给淮南军区的电报：

　　“11日15时电悉。……天扬公路情况变化早在预料中，  目前东渡既困难，然而西返则困难更甚。下面三点殊堪考虑：一、敌第二十六军三个团加第一三八师两个团此刻仍在盱嘉清剿中；二、部队疲劳不堪，减员数字惊人，个别单位已超过二分之一以上，再返盱嘉实难掌握；三、淮河渡口均为敌人控制，淮北情况不明，若淮北情况再变，则进退两难。综上情况，我向西已绝非良策，故决心于13日突围东渡，必要时牺牲一部在所不惜，希陈艾准备配合。朱，9月11日19时。”

　　我把电稿交给机要员史守愚同志(注十八)，要他用万万火急电发出。同时给东南支队陈雨田政委(注十九)和艾明山司令发报，要他们组织接应，并规定了联络信号，夜间放三堆火，白天吹三次军号。作为下级，我给军区的复电内容和口气，都是不寻常的。我发出这份电报，就下了为这次行动独自负责的决心。处于当时的情况，无非有三种做法：一是机械地执行上级的指示，我想那行不通；二是打电报给上级请示，讨价还价，电报往来，必然要贻误战机；三是从实际出发，当机立断，独立负责。当时我身边没有同级干部，没有党委，连能够商量的机关干部也没有。下面的干部对全局情况不了解，也难以征询他们的意见。一句话：这次行动的全部责任，我一个人挑起来。如果突围不成，全军复没，我不仅要负失败的责任，还要负违抗上级命令的责任。我自信继续东进比返回去成功的可能性大，但东进失败的可能性也不少于成功的可能性。把握十足的办法是没有的。处此关键时刻，我决心冒险东进，死里求生，置个人得失于度外。

　　电报发出后，一营方向枪声激烈。我叫彭团长带些人去一营了解情况，指挥一营乘机脱离敌人，按原计划东进。电台一直跟团长行动，这时也跟团长先走了。

　　从中午到黄昏，雨断断续续地下。夜间九时许，我找来嘉山、来安两县军政负责同志，向他们传达了军区来电精神，讲了我19时复电的内容。大家一致同意我的决心，都认为西返实际上绝无可能。唯今之计，只能义无反顾，继续东进。大家赞成我的决心，我就给大家布置下一步行动的要求。正在这时，有人进来报告说，彭团长等十多人，包括电台同志在前往一营途中失踪，既未到达一营，同团部也失去联系。在场的同志听到这个消息，顿时紧张起来，都把眼睛望着我。

　　我分析团长及电台失踪有三种可能：一是在途中遭遇敌人，被杀害或被抓走；二是按预定路线向东去了；再就是雨夜迷路，还在附近不远徘徊。我当即要高英同志带一名司号员出去找，用号音吸引团长他们回来，我还派盱眙县古木工委副书记保晴同志(注二十)带两名侦察员到周围村庄找。这两股人马外出找了两个小时，既没找到团长，也没找到电台。夜间11点半钟，我们按原计划离开横山东进。

　　激战草庙山

　　9月12日拂晓，部队接近了草庙山。进了山下的楼村，大家刚要休息弄饭吃，，驻金集的敌人就打了过来，一时枪声四起，好象进了敌人的包围圈。我命令部队赶紧上草庙山，抢占有利地形。一时间，第十六团各营和三县武装都飞奔上山。不久，驻樊集的敌人也赶来，几股敌人在草庙山周围，对我们形成了包围的态势。

　　看来，敌人是想把我们歼灭在草庙山!

　　草庙山南北长三华里多，东西宽约两华里，象一颗花生果。南北有两个山包，海拔一百米左右。北山头稍高，原有国民党军队把守。一见我们上山，他们拔腿就跑。我把部队全部展开在山上，第十六团占据北山头，嘉山、来安两个大队占据南山头，指挥部就设在两个山头之间的草丛中。从上午10点到12点，金集的敌人从东南，樊集的敌人从西南，连续发动数次冲击，都被我们击退。他们就不断地向山上打炮，硝烟笼罩着山头。

　　在战斗的间隙，我对第十六团作了组织调整。第一，上山后，进一步证实彭团长昨夜没有到达一营，目前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我决定提升第一营营长杨忠同志为代理副团长。提升第一连连长张云同志为第一营副营长；同时决定撤销第三营建制，  把人员补充到第一、二营，以利组织战斗。来安大队高英同志向我报告，他们9日晚上留在后面牵制敌人的那个排，由排长徐征发率领，今天也追上来了，上了草庙山。我听了很高兴。一个排能转战三天，冲破敌人重重封锁赶上队伍；我们一团多人，就一定能粉碎敌人，突围成功。我对高英说：“这个排长不简单，以后提升他!”(注二十一)

　　敌人三次冲击，都没能攻上山，但也不后撤，显然是在等待援兵。草庙山树木很少，到处杂草丛生，是个名符其实的草山。战士们把随身带的生玉米、南瓜吃光，再也找不到可以下咽的东西，连水都没得喝。在太阳的暴晒下，大家又饥又渴。午后两点多钟，我从望远镜中看到四、五里外，有部队在运动。会不会是东南支队前来接应呢?我抱着一线希望，叫司号员吹号联络。可号声响过三遍，对方毫无反应，看来是敌人在增兵。草庙山附近集镇上的敌军大概已倾巢出动。山周围的敌人，  已不少于四个团，我们一无粮食，二缺弹药，三无援兵，固守草庙山决非良策，事不宜迟，我同徐速之、胡少卿等同志商量后，决定下午三点冲下山去。昨天我给军区复电说：“必要时牺牲一部在所不惜”，现在确实到了要敢于牺牲的最后关头了。我对同志们讲：经过三天三夜的连续行军和战斗，我们离高邮湖只有大半天的路程了，胜利已经在望，现在敌人企图在草庙山挡住我们，把我们困死在草庙山，我们一定要打破敌人的痴心妄想，打好这一仗，夺取突围的胜利!我们要趁敌人还没有完全摸清我们的底细，敌人的援兵刚到还没有作好战斗准备的时候，杀开一条路，)中下山去，粉碎敌人的企图!我们决不能再拖延，让敌人逐步缩少包围圈，把我们吃掉!我叫史守愚同志把密码本烧掉，叫连队把打坏的机枪扔掉。我自己把旧军衣脱下来，换上唯一的一套草绿色新军衣，把腰带和鞋带都收拾妥当，把两支驳壳枪都装满了子弹。同志们听说要突围，又看到我整装待发的样子，也都行动起来，有的喝点山沟里的雨水，有的勒紧裤带，有的紧紧鞋带，都磨拳擦掌，准备决一死战。

　　突围前，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决定向西南方向实施突击，以打乱敌人部署。这个任务交给了来安大队。在机枪掩护下，连长潘士连带着一个连冲下山去。敌人措手不及，后退了三四里地，丢下了十多具尸体。

　　突围的时刻到了，我指定第十六团第二营第四连连长贾少伟带一个排和两挺重机枪留在后面掩护，其他部队分三路下山。前卫排都是各单位挑选出来的精壮小伙子，个个枪膛内装满了子弹，上好了雪亮的刺刀。命令一下，都象猛虎一样扑下山去。我也手提两支驳壳枪，跑步下山。我们的猛烈冲击，出乎敌人意料。他们不敢上前阻拦，就用火力封锁我们，机枪、步枪的子弹雨点般向我们泼来。为了减少伤亡，战士们都拉大距离猛跑。我的马夫用一根很长的绳子牵着马跑，也冲出了敌人的火力网。部队一口气从草庙山顶冲到谕兴集北边的小山下，小山顶上碉堡内的敌人忙向我们开火，一个排冲上去，很快就把他们消灭。部队继续前进。约三十分钟后，贾少伟同志也带着后卫排赶上来。包围草庙山的敌人，被我们甩得远远的，而由此往东，则是一片平原，高邮湖是越来越近了。

　　12日下午四点多，部队到达官桥。附近没有敌人，决定休息一下。街上有卖烧饼的，大家就买来充饥。摊贩开始以为我们是国民党军队，后来看到我们用淮南银行的钞票，无不露出惊讶的表情。他们没有想到，在敌人占领区内，突然来了千人以上的新四军。

　　前面就是天扬公路。前两天军区来电说，敌人在这一线集结了重兵。事实上，敌人在我们前进的方向，摆了两个团的兵力堵截我们。我们预定由香沟集跨过公路，很有可能遇上敌人，遭遇一场恶战。我想如果要打，这也是此行的最后一仗，打得好我们就会冲到高邮湖边，完成这次突围的任务。我告诉部队，要再接再励，做好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

　　太阳落山前，发现前面有小股便衣队，不象国民党军队。我赶快叫司号员吹号联系，对方马上吹号回答，号音次数、长短，同我们事先同东南支队电报约定的一样。啊!接应我们的同志来了!双方接近后互相询问，果然是东南支队的同志，战士们都高兴得跳起来。我的心里，也仿佛有块石头落下地。自从昨天下午19时我给军区发出“不惜牺牲”的电报，接着电台失踪，我们同上级和兄弟部队断了联系，今天又经过草庙山一场恶战，现在见到兄弟部队来接应，大家怎么能不喜在心头，激动万分呢!

　　来接应我们的约三十多人，带队的是东南支队参谋罗平同志。他们大多是当地人，熟悉地形和道路。罗参谋说，部队再前进不能走大路，要走刚收割后的稻田，行动要绝对肃静，骡马的嘴要包扎起来，文件箱不能互相碰撞，严禁吸烟和打电筒。我们立即按这个要求向部队布置。天色漆黑时，部队在东南支队罗参谋等人引导下，静悄悄地进行，神不知鬼不觉，从敌人两个团中间越过天扬公路。再前进一段，就看到东南支队挖好的防御工事。大家知道进入了接应我们的兄弟部队驻地，摆脱了敌人，不由得都松了一口气。

　　12日夜12点前，部队到达高邮湖边的送驾桥和长沟集一带。艾明山等同志在送驾桥等候我们。在湖边，东南支队筹集了大大小小数十条船，都做了随时启航的准备。经过40多天苦战的第十六团和盱、来、嘉三县武装的战士，见到这番情景，忍不住高兴地放声歌唱，同东南支队的同志热烈握手。东南支队负责同志艾明山、陈雨田、田贤成、魏然、郭石、秦超等同志向我汇报了他们的情况。13日拂晓，我率第十六团由长沟集、送驾桥两地上船，安全渡过高邮湖，中午到达高邮县城。

　　从7月30日开始的坚持淮南敌后游击的光荣任务到9月13日宣告结束。

　　彭团长壮烈牺牲

　　第十六团突围成功了，但在突围成功前夕：团长彭济伍同志不幸失踪。不久，我们听到了他壮烈牺牲的消息。而他牺牲的详情，是在20多年后才搞清楚的(注二十二)。

　　1946年9月11日傍晚，彭团长率领作战参谋高屏洲，侦察参谋林木，电台台长赵清坦，通讯排长毛有礼以及警卫员、饲养员、运输员各一人，还有摇机班、通讯班等共17人，比我们先行一步到第一营，准备指挥第一营按计划东进。不料第一营在同敌人激战大半天后，已乘大雨甩开敌人向草庙山前进了，驻地被敌军占领。彭团长他们来到时，天色已黑。通讯排长毛有礼看到对面有人头戴钢盔，心想情况有变，这时对方也发觉有人来，双方同时开口：“什么人?哪一部分?”毛有礼想蒙骗敌人，刚说一声“自己人”，胆小的敌兵就开了枪，引起一片枪声。毛有礼忙派通讯员回头报告团长停止前进，自己也且战且退。在这种情况下，彭团长决定按预定路线去找第一营，结果在雨中迷路，既未找到第一营，同团部也失去了联系。

　　彭团长他们找群众带路，走了大半夜，于12日凌晨在仪征县香沟集附近越过天扬公路，进入了东北方向的千棵柳乡毛竹棵庄，找到了曾任民主政权村长的李玉明。此地离敌人据点大仪镇西北六华里，时已鸡叫两遍，白天行走不便，彭团长决定在这里隐蔽待机。为了封锁消息，把李家六口人集中在一间房子内。没想到李玉明已经叛变投敌，从后窗跳出逃跑。彭团长天亮前又转移到一华里外的詹国富家。

　　李玉明伙同王本田跑到大仪，向敌人报告本村来了新四军。12日上午九时，敌整编第二十五师一个连带领地主武装共二百余人，由李玉明等带路，扑向千棵柳乡。李的妻子迎上来说，新四军走了，指了指方向。敌军兵分三路，向詹国富家围拢。他们不敢冲进院子抓人，远远地构筑阵地并打枪。彭团长他们在墙壁上挖了射孔，对敌人还击，打得敌人不能前进一步。从时间上看，当我和第十六团在草庙山同敌人激战时，彭团长他们也在千棵柳乡同敌人作战。不幸的是，彭团长他们人数太少，到中午时分，敌人调来了小炮，一阵轰击，房子被击中，房前的草垛也中弹失火。小小的村庄上空，升起一团浓烟。眼看守不住了，我方有的人翻墙头向外冲，敌人也爬墙向院内跳。彭团长乘机向外冲，边跑边用手枪射击敌人。他跑了约百把米，腰部中敌弹倒下，然后牺牲在敌人密集的枪弹之下，时在下午两点。

　　这场千棵柳乡战斗，后来被称为“于棵柳事件”，我牺牲团长一名，突围三人，伤一人，被俘十二人。敌人抓来群众，把彭团长的遗体先抬到大仪，又送往敌团部。据说拍过照片后掩埋了。突围的三人，是作战参谋高屏洲、侦察参谋林木和通讯排长毛有礼(注二十三)。被俘的战士被强迫编入敌军，有的人到1948年底淮海战役时又投奔我军。

　　彭济伍同志1928年参加革命，在大别山坚持对敌斗争。1932年红军长征后，他留在鄂豫皖打游击，后被编入红军二十八军，抗战后改编为新四军。1946年7月任新四军第二师第六旅第十六团团长，月底留淮南坚持游击斗争，  9月12日牺牲，终年45岁。他英勇顽强，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就在他牺牲后几个小时的12日傍晚，我和第十六团与东南支队的罗参谋会合，乘夜越过天扬公路到达高邮湖边。战争条件下敌我情形瞬息万变，生死存亡有时决定于顷刻之间。我经常为彭团长的不幸牺牲感到惋惜和痛心。

　　胜利到达苏中

　　我们9月13日到达高邮后，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领导同志邓子恢、张鼎丞于9月15日发来贺电说：“朱云谦同志并转十六团全体同志，两个月来你们英勇的坚持了淮南地区的斗争，此次又胜利的转移了，殊堪嘉许。军区特慰劳每人猪肉二斤。十六团暂留高邮至界首一线休整，并担负该段运河防务。”9月28日，第十六团又奉命到达益林镇板湖村，归还第六旅建制。

　　紧接着，我接到了担任苏中军区二分区司令员的任命，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至于盱、来、嘉三县武装，在到达高邮湖西岸后，也由上级根据整个斗争形势的需要，先调到苏中宝应县休整；两淮失守后，他们连同东南支队和地方干部，均奉华中分局指示，调至苏北阜宁县益林镇，接受新的使命。其中许多人于1947年3月和6月，分两批由徐速之和李世农、魏然等同志率领，先后打回淮南，为恢复和重建淮南解放区发挥了骨干作用。

　　40多年过去了，同我一道在淮南坚持敌后游击并突围转移的一些军内外同志，长期同我保持着联系，相互之间有着深厚的同生死、共患难的战斗情谊。大凉都认为，1946年8、9月这段生活是个人革命生涯中的重要篇章，值得永远怀念。．有些同志还认为，这次突围是死里逃生，很幸运。他们说，在游击和突围中，敌情很严峻，战斗很残酷，第十六团团长和政委都牺牲了；如果朱云谦再有三长两短，整个队伍的结局和个人的命运都不堪设想。而这种可能性当时是完全存在的。这种说法夸大了偶然因素的作用，也夸大了我个人的作用，是不全面的。淮南武装力量在敌后坚持游击斗争40多天，最后安全转移的根本原因，首先在于我们是人民的武装，进行的是正义的革命的战争。而敌人则相反。战争的性质和军队的本质，决定了敌人不可能消灭我们。同时，淮南武装力量，包括第十六团和各县武装部队，都是由毛泽东军事思想培育起来的，继承和发扬了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优良传统。尽管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环境极为恶劣，广大干部战士一直是意志坚定，团结一致，严守纪律，英勇战斗，充分体现出由毛泽东军事思想培育出来的人民军队的优良素质。离开了这些根本性的因素，要坚持游击斗争和突围，都是不可能的。

　　在具体组织指挥游击和突围中，主要是认真贯彻了毛泽东同志一贯教导的游击战的各项基本原则。通过领导和指挥这场斗争，我个人受到很大的锻炼，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体会更加深入。要谈经验教训，今天回过头来看，以下几点可供大家参考。

　　第一，要树立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国民党重兵密集，在淮南敌后还能不能坚持游击作战?当时对此认识是不一致的。个别人表现了信心不足。应当看到，国民党军队貌似强大，其本质是虚弱的，对人民武装力量心存畏惧，缺乏作战积极性；特别害怕近战、夜战，经常是早出晚归，依靠炮火攻击；  同时他们并非铁板一块，各单位之间矛盾重重，除极少数外，大多数单位作战时互相观望，不肯单独冒进，因而行动迟缓，抓不住战机。在所谓“清剿”中，它们分区防守，各管一方，只要我们离开他那一区，他就停止追击。敌人重兵密集只能是暂时的。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兵力不足，其主力部队调动频繁，经常捉襟见肘，顾此失彼。敌人对广大群众的控制也是表面的、暂时的。他们强迫群众发现新四军就敲锣，而不少群众见我军走过后才敲锣，使敌人得不到真实情报。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可乘之机，开展游击战的有利条件。

　　第二、要有一定的主观条件和准备工作。开展游击要有好的地形条件和人民条件，以及一定的经济条件，还要有各方面的准备，包括公开和秘密斗争的两手准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从淮南的经验看，作战部队最好是同当地群众关系密切，熟悉当地情形的部队。第十六团不具备这种条件，因而增加了一些困难。同时，淮南转入游击战比较仓促，各项准备都不充分，也影响后来的战斗。还有很重要的一条是：必须有一个为当地党政军各系统同志一致拥护、十分信赖的领导核心或领导人。否则，要鼓舞大家的信心，把所有力量都调动起来、集中起来，是有困难的。当然，开展地区性游击作战，要服从全局的需要，不能要求所有条件都具备，一切准备都完成。有些条件，要在斗争实践过程中逐步去创造。

　　第三、要正确处理集中统一和因地制宜，也就是服从命令和机断专行的关系。作为下级指挥员来说，应时时以服从集中统一为念，决不可事事强调独立负责，置上级命令指示于不顾。而在上级指示确实同实际情况不符合时，就应从战争的根本利益出发，敢于提出和坚持正确意见。作为上级指挥，应该给下级机断专行的余地，而不能把一切都统得过细过死，以利于发挥下级的积极性、创造性和独立负责的精神，例如游击部队的活动范围，就不能因强调“原地坚持”而限制过死，不准越雷池一步。这样可以避免“窒息”和被敌人“竭泽而渔”。要视部队大小敌情变化，哪里有利哪里去。下级指挥员要做到独立负责，关键在于自己对实际情况要有充分而准确的认识和估计，决不能盲目地自以为是。在淮南游击战特别是最后突围中，我没有完全执行上级的指示，事后也没有受到指责，就在于当时确是从实际出发，完成了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

　　同任何战争一样，淮南游击坚持直到突围成功，也有偶然因素在起作用。但偶然性的因素绝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个人所起的作用，同广大指战员的贡献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我和其他广大同志一样，都是战争的幸存者。今天回忆淮南游击战，我们应当永远纪念那些在这场斗争中光荣献身的烈士们!

　　1987年12月起草，1988年10月定稿

　　注释：

　　一、我看到的文章有徐速之同志的《从来安县嘉山县撤退情况的回忆》，丁植民同志的《忆坚持淮南敌后斗争的艰苦岁月》，保晴同志的《转战淮南路东、粉碎敌人“大清剿”》，徐征发同志的《突围、掉队、归队》等。

　　二、在起草这篇回忆文章前，南京军区高英同志、解放军报社邢志远同志、总政办公厅盛和泰同志为我搜集了大量的档案材料，他们还亲往草庙山战地访问过，并采访了朱寿安、高占元、保晴同志，了解不少当时的情况。

　　三、开始称皖东民主根据地。

　　四、路东分区，共辖八个县，即：盱眙、嘉山、来安、天长、六合、仪征、高宝、甘泉。甘泉为当时新设县，辖天长、仪征、高邮和江都各一部分，县领导机构在甘泉镇。现该镇属江苏省扬州市。

　　五、从1946年初起，国民党决定将其在陇海路以南的一些军陆续改称为整编师。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黄百韬的整编第二十五师，实际上都是军级单位。邱清泉的第五军则一直没改。到1947年9月以后，各整编师先后又恢复军的称号。

　　六、路东分区，后来又称苏皖三分区、华中三分区。

　　七、抗战胜利以后，中共中央华中局同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同新四军军部一起驻山东。驻淮阴的华中分局，由华东局领导。

　　八、见粟裕同志《回忆苏中战役》一文和陈丕显同志《苏中解放区十年》一书的第269页。

　　九、敌人进攻部署情况，见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资料：“天长、盱眙战斗”。

　　十、第六旅第十六团系1946年7月成立于盱眙县。其第一、二营原为路西巢北支队第一、二大队；第三营由旅部警卫连、侦察连和路西一部分县区武装组成。团长彭济伍，政委王胜凯，副政委王善甫，副参谋长林寿顺，一营长杨忠，教导员金谅，二营长周云翔，教导员丁植民，三营长严凤庭，教导员曹楚。

　　十一、除第十六团和盱、来、嘉三县武装外，当时留在淮南坚持敌后斗争的还有两部分；一是仪征、六合、甘泉三县武装，合称东南支队，由陈雨田、艾明山、田贤成、魏然、郭石和秦超等同志领导；二是天长县的党政干部和少数武装，在高邮活动。这两部分名义上都归朱云谦领导，但因敌人分割，联系困难，只能各自为战，无法统一指挥。

　　十二、徐速之同志，解放后曾任安徽省人民政府秘书长等职；李锐同志，解放后曾任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这两位同志，现都在安徽省合肥市离休。胡少卿同志，解放后曾在西北光学仪器厂工作，现在陕西省西安市离休。

　　十三、丁植民同志，解放后在空军工作，现住山东省济南市无影山空军干休所。

　　十四、高占元同志，解放后曾任上海市东昌区委副书记、虹口区政协副主席等职，现在上海市离休。

　　十五、解放后了解到，金江同志率领少数地方武装战斗在盱眙县境内的西高庙、仇集一带，后被敌人冲散。金江同志化装到南京，找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后来他被派回四川做地下工作。解放后一直工作在四川，现在四川省委党校。

　　十六、也有人回忆说，当时带走的，是另一位保长。这个“人质”到草庙山战斗时逃跑了。

　　十七、高英同志，解放后曾任南京军区后勤某分部政委、军医学校政委等职。现住南京江苏省军区第五干休所。

　　十八、史守愚同志，原新四军第二师第六旅司令部机要员。第六旅撤离淮南时，派他到第十六团工作。解放后，在安徽省农牧渔业厅机关党委工作。

　　十九、陈雨田同志，解放后曾任地委书记、安徽省工会主席、省供销社主任、省委财贸部长等职。现在安徽省合肥市离休。

　　二十、保晴同志，解放后曾任县委书记、地委统战部部长等职，现在安徽省滁州市离休。

　　二十一、徐征发同志，解放后曾任县人武部部长等职。现住安徽省安庆军分区干休所。

　　二十二、彭团长的牺牲经过，是江苏省仪征县党史办公室提供的材料。他们对此事进行过相当认真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