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谦，江西省莲花县南村区段山乡文路村入。1919年阴历3月22曰生于一户贫农家庭。父亲朱国仕，母亲巴满秀，有哥哥姐姐各一人。因父亲是巴家的上门女婿，朱云谦幼年随母姓，名巴云先，1938年改随父姓。他家中自有少量土地，粮食自给仅足半年，不得不租种地主土地。交了地租，生活仍然很困难，父亲还要去挖煤。

　　莲花县位于江西湖南两省交界处，罗霄山脉的中段，井冈山以北，原是个贫困闭塞的山区小县，经济文化都很落后。朱云谦七八岁时读过一年私塾，念过《三字经》和《论语》。1927年冬天，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莲花县建立了红色政权。最革命最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文化，顿时在这里传播开来。父亲、舅舅和哥哥，还有当地很多青年，都参加了革命群众组织，经常讲些革命道理。小小年纪的朱云谦，很快就学到了“工人农民劳动者创造世界”的革命道理。在读小学时，朱云谦参加了儿童团，并担任分队长。1931年当他十二岁时，经陈福春和巴学娥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了乡儿童局书记，不久又担任团支部代理书记。

　　1932年8月，朱云谦带领几十名青少年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被分配在莲花县独立营当战士。在1933年一次战斗中，他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腹部，伤口鲜血淋漓，皮肉模糊，十分疼痛。朱云谦想起自己的入团誓词，心中默念“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咬紧牙关不叫一声痛。经过简单的包扎治疗，伤口刚刚愈合就重新投入战斗。其实，一颗子弹已经射进他的腹内，藏在一个角落里，直到二十多年后，他因病住医院检查，才发现腹内还深藏着敌人的子弹。这颗子弹直到他逝世也没有取出。

　　1933年冬天，朱云谦被调离部队，担任莲花县儿童局书记，负责做十六岁以下的少年儿童的工作。那时，由于王明等人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实行“左”的军事路线，红军未能打破蒋介石对苏区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湘赣苏区逐步缩小。莲花县城被敌人占领，儿童局随县委迁到路口镇和九都乡。1934年春，莲花、安福、萍乡三个县委合并为莲安萍县委，朱云谦仍担任儿童局书记。当时敌人一天天进逼，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朱云谦和儿童局的战友们，全力投入支前工作。他们经常带领男女儿童到部队慰问，给红军战士和伤病员演出文娱节目。当时红军实行错误的“以碉堡对碉堡”的军事方针，号召各根据地大修碉堡，朱云谦又带领少年儿童日以继夜抢修碉堡。

　　斗争形势越来越恶化，朱云谦又担负了“扩红”任务，动员苏区青年参加红军。1934年春天，莲安萍三县只剩下一个泰山根据地，纵横不过二十多华里，能够动员参军的青年极少。朱云谦想到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就要求参军上前线。经县委批准后，他带领三十多人，补充到湘赣军区独立三团。这是朱云谦第二次参军，当时他十六岁。

　　二

　　1934年，王明“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把中国革命拖到了困境。湘赣苏区的主力红军，组成第六军团，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同志领导下，离开湘赣苏区向湘南、湘西转移。这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序幕。朱云谦当时在独立三团政治处当青年干事，不久又兼任团部书记，归参谋处领导。可能是为了掩护第六军团向湘南出击，独立三团奉命由泰山根据地出发，越过武功山脉，向湘东的醴陵和江西的萍乡进攻。朱云谦参加了这两次作战。他看到国民党军队在武功山南北，到处烧杀抢掠；苏区人民携儿带女，离乡背井，逃进深山密林之中，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感到十分痛心。他下决心同敌人血战到底，为革命人民报仇雪恨!

　　从萍乡回到泰山根据地，朱云谦才知道第六军团已打进了湘南，原红十七师政委陈洪时接任了湘赣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当时朱云谦和大多数同志都以为主力红军不久就会回来，形势很快会好转。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红军已开始了万里长征。他们更没有想到，一年之后，陈洪时成了叛徒，当了国民党的“招抚委员”。

　　主力红军转移后，湘赣军区剩下五个独立团，战斗力较强的是三团、四团和五团。当时苏区虽然被分割和缩小，但还占有不少山区，军区下面有四个分区。如果把部队适当分散，加强领导，充分利用苏区的有利条件，开展游击战，还是可以坚持的。可是，从1934年8月主力红军西征，到1935年春整整半年时间，以陈洪时为首的湘赣苏区的领导，根本不考虑敌我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适时改变斗争策略和方法，做好应变的准备，仍然按照“左”的军事路线行事，把有限的部队集中行动，见了敌人就打，攻就是强攻，守就是死守。这样不仅逐步失去了苏区的土地，整个湘赣军区的武装也几乎被消耗殆尽。1934年冬天，军区司令员彭辉明带三团和五团在安福打了两仗，都没有取胜。两个团分开后，彭辉明带五团在莲花县虎头岭战斗中不幸牺牲。三团和二团到宜春一带，由二分区司令员谭富英指挥，打了几次毫无收获的莽撞仗，12月底返回泰山根据地。1935年初，敌人五个师加上一些保安团队进山“清剿”。陈洪时思想动摇，他决定放弃湘赣苏区最后一块根据地泰山，叫谭富英带三团和五团向国民党占领的湖南攸县山区转移，他自己却带着短枪队转向萍乡一带，伺机向敌人投降。

　　朱云谦参加这一系列艰苦异常的战斗，他临危不惧，英勇作战。他所在的三团和五团在湘南的茶陵、攸县和江西的莲花之间，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既没有后方供应，也得不到群众支持，天天打仗，天天转移，天天饿肚子。进入雨季后困难更多，红军战士们衣服整天是湿的，脚趾也被雨水泡烂了。不少人生了病，瘦得皮包骨头。部队减员很多。不久，谭富英叛变投敌，五团向湘南转移。5月间三团在攸县桔子山、大坪和上下坪一带被敌人包围打散，团的领导干部分头带少数人突围，彼此失去了联系。朱云谦跟着三团参谋长胡铭全同志突围，后来收拢了几十名干部战士。他们被敌人追击二十多天，最后只剩下七个人。

　　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朱云谦等七人到处寻找自己的队伍。白天，他们藏在山上，隐藏在树林、草丛或岩石缝里；夜间，就悄悄地下山，找那些估计没有敌人驻扎的小山村，探听敌人的动向和红军的踪迹。开始，他们还用手头上的银元向群众买食物；很快银元用光了，只能向群众讨饭吃。当时敌人经常冒充红军欺骗群众，群众见了真的红军也不敢接近。后来朱云谦他们只好采些野菜山果，胡乱填饱肚子。也就在这渴望找到自己的队伍和战友的困难时刻，他们看到了国民党散发的宣传陈洪时叛变的传单。这个消息使七个人受到很大震动；同时，他们也看出，叛变的只是极少数人，广大红军干部战士还在战斗。他们下决心继续努力寻找自己人，而且坚信一定能找到自己人。

　　朱云谦他们不知道，陈洪时6月间叛变，  7月问湘赣苏维埃主席谭余保同志挺身而出，召开了棋盘山会议，重建了湘赣边区的领导核心，竖起了坚持革命斗争的旗帜。棋盘山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和湘赣军政委员会，成立游击司令部，对留下来的革命力量实行统一整编和领导，把各单位的战斗人员编成四个游击大队和一个警卫队，并且指定了各大队的活动地区。二大队被指定在攸县上下坪一带开展游击斗争。

　　1935年8月间，朱云谦等七人，终于找到了朝思暮想的自己人。他们在上下坪附近一个名叫芭蕉坑的小村庄，遇到了湘赣边区游击二大队，并且听到了棋盘山会议的消息。他们高兴万分，立刻接受二大队的收编。朱云谦本是三团的青年干事兼书记，是个连级干部。二大队领导叫他当通信员，他毫不犹豫地服从分配。经过1935年上半年的挫折，湘赣苏区的革命力量从三千人减到不够一千人，留下来的人员干部多、战士少，许多干部改当战士。大家都懂得这是斗争形势的需要，谁也没有怨言。相反的，经过一场重大的挫折和溃败，能够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投入新的战斗，大家都分外高兴，人人斗志昂扬。朱云谦朝气蓬勃，工作积极，编入二大队不久，就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三

　　朱云谦从他亲身的经历中体会到，由谭余保同志主持召开的棋盘山会议，使湘赣边区的革命力量在面临完全失败的关键时刻转危为安，重新形成了有组织有领导的战斗队伍。会议所作的组织调整和策略改变，为坚持斗争奠定了思想和物质基础，开创了边区革命斗争的新局面。新的领导核心根据同党中央和第六军团失去联系、边区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事实，决定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朱德坚持井冈山斗争的传统，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受到了广大同志的一致拥护。朱云谦认真学习游击战术，把“避强击弱”、“声东击西?、“化整为零”等等战法抄在本子上，牢记在心中。1936年春夏之交，二大队在攸县官田附近奇袭敌人，一举歼敌二十多人，缴枪十多支，战斗很快结束，自己无一伤亡。联想到从前那些伤亡很大、得不偿失的攻坚战和防御战，年轻的朱云谦逐步懂得了路线的正确与否，关系到革命队伍的生死存亡，关系到革命事业的兴衰成败。

　　从1935年下半年到1936年上半年，湘赣边区的革命力量不仅站稳了脚，而且有所发展。但形势依然很严峻，斗争依然很残酷。敌人按照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动方针，除军事进攻外，还采取了许多阴险毒辣的手段。他们实行所谓“干塘捕鱼”，把许多山村烧光、抢光，强迫居民并村，使山区人烟断绝，妄图割断红军和群众的鱼水关系；他们实行经济封锁，利用叛徒和坏人传播谣言，散布失败情绪，妄图从内部瓦解红军。在这种极端复杂和险恶的条件下，革命战士要随时准备进行舍生忘死的战斗。朱云谦在二大队一年，不但要参加大队的集体行动，作为通信员，还经常单独活动。一个雨夜，二大队要转移，领导派朱云谦到山上通知三名红军战士随大队开拔。朱云谦冒雨上山，发现两名战士不见了，只剩下一名老战士血淋淋的尸体。后来查清，有一名战士下山找粮食，被敌人发现追踪上山，把两名战士抓走，杀死了老战士。朱云谦早来一步，也会惨遭毒手。还有一次，二大队在回棋盘山途中，被敌人跟踪追击。大队领导派朱云谦到附近村庄找一名干部。当他从村庄出来，看到敌人已走到他的前面，正在追杀大队后卫的几名战友。有两名战友中弹牺牲。朱云谦胸中顿时燃起仇恨的怒火。他不顾自己处境危险，立即向敌人开枪，想把敌人引到他这边来，掩护大队转移。果然，有一部分敌人转过身，向朱云谦这边猛扑过来。朱云谦机智灵活地钻进山沟草丛，转眼间不见人影，敌人扑了个空。熟悉地形道路的朱云谦，第二天安全找到了大队，受到同志们的称赞。

　　游击队的战斗生活是艰苦的，惊险的。不少同志牺牲在战斗中，也有人经不起考验，开了小差，甚至投降了敌人。留下来的同志，越来越坚定，对敌人的警惕也越来越高。叛徒的一再出现，进一步增强大家对敌人和叛徒的仇恨，因而肃反工作既杀了一些反革命，同时也难免误伤自己的同志。原三团参谋长胡铭全就在1935年8月遇到第二大队不久，被错误地杀害了。这是一桩冤案。朱云谦一直怀念这位曾经坚持井冈山斗争、在困难中不泄气不动摇的好同志。

　　四

　　1936年6月，湘赣临时省委调朱云谦担任少共省委委员。他离开第二大队，来到临时省委所在地棋盘山。少共省委书记王用济不幸牺牲，陈回春代理书记。谭余保告诉朱云谦，调他到棋盘山主要是学习白区地下工作经验，以便到白区开展工作。临时省委秘书长陈永辉交给朱云谦两本书，一是《秘密工作须知》，二是《游击根据地建党工作》，叫他反复阅读，认真领会，并向他介绍一些经验。临时省委从书记谭余保到警卫队的战士，不论职务高低，都住木棚，睡竹床，吃同样的伙食。生活虽然艰苦，大家精神都很愉快，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省委领导同志经常找朱云谦谈话，称赞他机智勇敢，聪明好学，鼓励他努力上进，为革命挑重担子。朱云谦也从领导同志的言行中学到很多东西。

　　经过棋盘山会议后一年多的奋斗，湘赣边区的地方工作逐渐恢复。除了没有公开恢复政权机构，许多地方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和地下游击小组，成立了茶攸莲、攸醴萍、萍宜安三个中心县委，还有永莲边、攸莲边两个区委。学习几个月后，朱云谦由临时省委派到攸醴萍中心县委担任县委委员和少共县委书记。同时交给他一项具体任务，要他设法越过湘赣铁路，同湘鄂赣党组织恢复联系。

　　1936年10月，十七岁的朱云谦化装来到攸县大坪地区，同攸醴萍中心县委的同志们会合，共同研究寻找湘鄂赣党组织的办法。朱云谦提出，根据以往的教训，不能冒冒失失地闯过铁路去找。应当以大坪地区为依托，把地下工作波浪式向铁路两侧发展，逐步伸向湘鄂赣地区。大家都觉得，这样做时间可能长一些，但肯定要稳妥可靠得多。他们先在大坪地区，物色那些从醴陵来的造纸工人，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从中发展了两名党员。然后他二人回到醴陵泗汾，建立了由四、五名党员组成的地下支部。后来，县委又吸收两名株洲人为党员，由他俩在株洲建立了一个地下支部。这样，朱云谦在两个城市有了落脚点，为收集敌军情报和了解党和红军的动向，创造了条件。

　　1937年9月，朱云谦化装成学生潜入株洲，立即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进犯卢沟桥，中国军队奋起反抗；8月13日，日军又进攻上海；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红军从陕北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朱云谦开始还不相信，但人人都这么讲，株洲附近有些红军家属，还收到了亲人从北方寄来的家信。看来国共合作抗日不会是谣言。恰好这时从攸县来了个地下交通员，朱云谦请他回棋盘山报告这些消息。不料这位交通员不肯向临时省委传递这个重大情报。朱云谦后来听说，有关卢沟桥事变和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早有人报告过谭余保，但他认为这是敌人造的谣言，用来动摇红军的军心的，他坚决不肯相信，也不许别人讲。谭余保这种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三年来，谭余保和临时省委同上级党组织断了任何联系，既不知道遵义会议，也不知道西安事变。对党中央的行踪以及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的变化一无所知。对国内形势的重大转折，思想上毫无准备。在没有接到上级任何指示的情况下，国共合作的消息突如其来，谁肯轻易相信?谭余保对敌人的破坏阴谋和内部的动摇变节行为，有极强烈的警惕。后来陈毅同志上山，受到他的误解并遭捆绑，几乎酿成惨剧，是并不奇怪的。经过陈毅同志反复耐心教育，又进一步看到大量事实，谭余保才转变思想，接受了党的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的方针。

　　1937年11月，项英、曾山等同志来到棋盘山下的垄上村，同谭余保等同志商定，湘赣边区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一营，出山北上抗日；临时省委改组为湘赣特委，留在当地坚持斗争。谭余保派人到株洲找朱云谦回山担任特委青年部长。朱云谦回到垄上附近的神泉村，看到游击队的战友们，都集中在这里，由延安来的同志指挥着加紧训练，准备到抗日战场大显身手，他十分羡慕，立即要求参加新四军，到抗日最前线去!这样，朱云谦第三次成为军人，从此再也没有脱下过军装。朱云谦后来回顾说，他要求参加新四军这条路走对了。谭余保同志后来去延安，颜福华接任特委负责人，这家伙当了叛徒，特委瓦解了，多数人回家当老百姓，同党失去了联系。

　　五

　　由湘赣边区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一营，定于1938年春节后开赴皖南。上级叫朱云谦随一营出发，到南昌新四军军部教导营学习。朱云谦请假回家看看，半路上遇到了母亲。自从1933年家乡被国民党占据，朱云谦同家人四、五年没有联系。这期间，他的父亲和哥哥都在逃避国民党时病故，母亲也被国民党抓去坐过牢。看到小儿子在战斗中茁壮成长，老人家十分欢喜。她发扬苏区人民的革命传统，支持和鼓励自己唯一的儿子上前线打日本鬼子，高高兴兴地送儿子踏上新的征途。她病故于1947年，同许多红军战士的母亲一样，没有活到胜利的日子，生前没有再见．上儿子一面。

　　1938年2月，谭余保等湘赣特委负责人请北上抗目的战友吃了一餐家乡饭，为他们送行。朱云谦随一营从莲花经安福到吉安，然后乘船到樟树。一营同志由樟树乘火车去皖南，朱云谦等同志到南昌新四军军部报到。他在教导营学习了一段时间，即担任三队指导员。

　　在教导营里，朱云谦学习抗日战争形势和党的任务，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游击战争的战术，敌后群众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等军政课程，觉得大开眼界，把红军时期许多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政治觉悟和军政工作能力都有很大提高。1938午冬，他被调到特务营任教导员。

　　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同志奉命带领特务营跨过长江到皖中，督促新四军第四支队执行党中央的东进方针。张云逸将庐江、无为等县部分游击队和自卫军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朱云谦被任命为纵队政治处副主任。1939年7月，以四支队八团为骨干，加上新组建的十团和十五团，组成新四军第五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委，周骏鸣任副司令员，赵启民任参谋长，方毅任政治部主任。朱云谦先任十五团政治处组织股长，  8月任支队政治部组织科长。他优秀的军政素质，丰富的战斗和工作经验，很快受到罗炳辉司令员的赏识。

　　五支队成立后，在定远县藕塘进行训练。8月下旬，即根据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指示，挺进到皖东来安县东北部，以半塔集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这一带原是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势力范围。韩德勤对新四军极为仇视，暗中勾结日寇，处处干扰新四军对日寇作战。我新四军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极力争取国民党合作抗日。  9月间，  日军进攻来安县城。国民党县长张北非仓皇逃跑，目军占领县城。罗炳辉指挥五支队，激战二十四小时，又把县城夺回来。罗司令派朱云谦去找张北非，请他回来仍然当县长。五支队团结抗日的行动，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到津浦路东的来安、天长、盱眙、六合、仪征、高邮和宝应等县。

　　1939年底，消极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桂系军阀李品仙同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相配合，对活动在津浦路两侧的新四军第四、五支队进行夹击。罗炳辉按照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决定，率第五支队主力到津浦路西支援第四支队，消灭顽军两千余人，并攻克定远县城。这时，驻在路东半塔集的五支队后方机关和直属队，遭到韩德勤顽军一万多人的进攻。我半塔集守军仅一千多人，情况十分危急。罗炳辉又率第五支队主力兼程东返，在兄弟部队配合下，解除半塔集之围，并向韩德勤部反击，歼其两千余人，取得半塔集保卫战的重大胜利。朱云谦先随罗炳辉去路西，然后又随罗炳辉驰援半塔集。他工作积极认真，完成任务好，多次受到罗司令员的称赞。

　　我军在半塔集保卫战胜利之后，在路东积极扩大部队，并抽调军队干部，到来安、盱眙等八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许多县长都由第五支队派出。当时组织工作任务很繁重。朱云谦遵照上级指示，很好地完成了苏皖抗日根据地的组织建设任务。

　　1940年11月，朱云谦调任十五团政委。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下令撤消新四军的番号。我党我军针锋相对，大力发展新四军。五支队编为第五旅。成钧任旅长，赵启民任政委。5月间，十五团随旅部开赴淮宝地区，参加洪泽湖剿匪战斗。洪泽湖中有土匪数百人，被韩德勤编为水警大队。他们在木船上装钢板，号称“钢板划子”，到处打家劫舍，破坏抗日根据地的交通，偷袭新四军。他们嘲笑新四军是“旱鸭子”，气焰十分嚣张。我军各部队先把洪泽湖团团围住，由十五团坐木船进湖追击。朱云谦和团长饶守坤一起，亲自带部队指挥操练湖上战斗本领，大胆深入湖区，一举把这股顽匪歼灭。这一仗使皖东北、淮宝和淮泗三个根据地联成一片，使洪泽湖成了我军的后方。

　　1941年7月，十五团又随旅部开赴皖东北，防止国民党顽固派汤恩伯进犯我抗日根据地。十五团在泗县、灵壁等地，消灭大量敌人，协助泗、灵、五(河)、凤(阳)等县人民，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1942年1月，朱云谦奉命到华中党校学习。上半年主要课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党的战略与策略，统一战线，党内斗争和党员修养等，都由刘少奇同志亲自授课；下半年，主要学习毛泽东关于整风的报告和文章。这是朱云谦生平第一次比较系统的理论学习，他比较深刻地掌握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且提高了学习理论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养成了钻研革命理论的习惯。他一再受到党校领导的表扬。刘少奇同志曾称赞他是“工农干部知识化的典型”。

　　六

　　抗日战争后期，从1943年8月到1945年3月，朱云谦担任中共盱(眙)嘉(山)县委书记、盱嘉支队政委兼司令。他作为全县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核心，为发展和巩固盱嘉县抗日民主政权，打击和孤立日本侵略者，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深受全县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称颂和爱戴。

　　日军在盱嘉境内有两大据点，一是津浦线上的明光镇，一是盱眙城。日伪军经常从这两大据点出来“扫荡”，搅得全县一大半地区昼夜不安，鸡犬不宁，人民群众痛苦万分。朱云谦到职后，下决心把武装斗争真正放在首位，集中力量打一次或几次有意义有影响的胜仗，以打击日伪的反动气焰，鼓舞抗日军民的斗志和信心。朱云谦同县委的同志一起仔细分析了境内日军、伪军的情况，决定采取“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方针，把公开斗争和隐蔽斗争结合起来，把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结合起来，对极端反动的伪军警狠狠打击，对思想动摇的伪军积极争取，对战斗力较强的日军则使其孤立。在军事斗争方面，则先找弱点打，以保证初战胜利，并削弱敌人的强点。按照这个方针，朱云谦决定先打盱嘉交通线上杜营和津里两个点。朱云谦亲自指挥，很快拿下了杜营，包围了津里，伪军中队被迫投降，我军无一伤亡。

　　接着，朱云谦又部署攻打盱眙城。该城驻有日军第十三旅团铃木中队二百多人，武器装备较好，驻地碉堡林立，易守难攻；伪保安大队一百四十多人，大队长董树棠同我军有联系；伪县府警卫队、伪警察局和区队共一百四五十人，都是些罪行累累的铁杆汉奸。朱云谦同县委同志商定，对日本鬼子据点阻而不攻；对伪保安大队攻而不打；集中力量打伪县府警卫队和警察局。战前，县委在洪泽庙召开了“日寇血洗盱眙城六周年纪念大会”，控诉日伪罪行，宣扬抗日英烈，进行作战动员。淮南行署主任方毅参加大会，朱云谦和县委其他领导同志都在会上讲话。到会广大军民同仇敌忾，磨拳擦掌，纷纷请战。大家表示，要不怕流血牺牲，打进盱眙城，向日伪讨还血债!

　　1944年1月24日(农历腊月29日)的夜晚，盱嘉支队三个连和一个侦察队，以及区队和民兵，分成两路四股，静悄悄地向盱眙城进发。其中一股由朱云谦亲自带队，摸到铃木中队驻地操场对面，用机枪堵住日军的大门。夜十二点，攻打伪警察局的战斗率先打响，八十多个伪警察从梦中惊醒，手足无措，乱成一团；只好缴械投降。在此同时，负责攻打伪县府的连队也顺利攻进县府大院，缴了伪县府警卫队的械，伪县府官员也大都就擒。日军铃木中队听到城内响了一阵枪，很快又沉静下来，他们不知我军虚实，守住碉堡一动也不敢动。不到两个小时我军就解决战斗。除伪县长和警察局长侥幸漏网外，伪县府和警察局被我一锅端了。我军未伤一兵一卒，歼敌二百余人，缴枪一百多支。天还没亮，就顺利地撤出县城，回根据地欢度春节了。

　　奇袭盱眙城的成功，算不上大胜仗，但我军无一伤亡攻进敌伪盘踞的县城，在当时是罕见的。新四军二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罗炳辉称赞说：“论兵力敌我相当，论地势和武器装备，敌强我弱。但是我们战机选得巧，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我们就占了优势。古代和近代战争史上，都有一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胜者都离不开一个巧字。”罗司令员充分肯定朱云谦对这次战斗的组织指挥。

　　盱眙城外，原有四个区。每个区都有前方和后方，都要既作战又抓生产，两者不便兼顾。而四个区又难以统一行动对付城内的敌人。朱云谦和县委同志研究决定，把盱眙城外四个区靠近城的几个乡，合并成临城区，并组成临城区大队，专门负责同城内敌人周旋，并对城内实行经济封锁。同时，在区政府所在的洪泽庙开办集市，吸引城内商贩出来做买卖，既可引进我们需要的物资，又能收集城内的情报。临城区的设立，一方面集中力量，统一了城郊的军事行动，有利于对敌作战；又减轻了原有四个区的军事压力，能腾出手来加强政权建设和发展生产。这种做法也受到上级的好评。

　　1944年初，叛匪高立志等一伙人，从根据地逃进盱眙城，当上了汉奸区长。朱云谦带着两名参谋和一名警卫员，化装进入城内侦察高立志等人的驻地。组织一次突然袭击，捉回了十多名汉奸叛匪，由民主政府依法惩处。1945年春，朱云谦又调动兵力，对盯眙西部地区的上苗、桑大营、坝头陈和旧县镇等四个日伪据点发动袭击。朱云谦亲率一路人马攻击旧县镇，不到一个小时，就攻下镇外东西南三面五个大碉堡，歼灭伪军警和土匪武装二百五十多人。接着又向镇内区公所和镇公所进攻，消灭敌人一百四十多人，活捉伪区长。其他三路也都打了胜仗。群众把这次作战称为“四战四捷”。盱嘉境内的日伪军，听到年轻的“朱司令”就胆颤心惊。

　　1945年3月，朱云谦调任路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很快又升任司令员。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后，路东各县包括盱眙城，先后回到人民手中。

　　七

　　日本投降后不久，罗炳辉率领新四军二师的四旅和五旅北上山东。肖望东接任区党委书记兼淮南军区政委，周骏鸣任司令员，朱云谦被任为副参谋长，兼任路东分区司令员。

　　在抗战8年中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派，日本投降后疯狂抢夺胜利果实，准备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由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反对内战，国民党不得不假装和平姿态，同意同我党谈判。但就在1946年1月13日国共停战协定生效的当天，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侵占了我六合县城，从1月到4月，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向我淮南解放区周围调兵遣将。5月中，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还都”南京后，兵分七路进攻我淮南路西分区，我路西部队陆续撤到路东，敌军又侵占我路东来安县城。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区，挑起了全面内战。  7月中旬，又向我苏皖解放区疯狂进犯，淮北、苏中都打响了。在此同时，敌人在南京叫嚷：只有攻占淮南，才能保障“首都安全”，指挥淮南敌军发动“天长、盱眙战斗”，进攻路东分区。敌第五军和整编七十四师一个旅共四万人，由五军军长邱清泉统一指挥，兵分两路，一路由六合攻天长；一路由来安攻盱眙，都是美械装备，步炮协同。国民党空军也从南京起飞助战。一时间，枪炮声、炸弹声，响遍了路东各地。

　　在路东前线迎战国民党军队的我军，除六旅和独立旅外，还有从山东开回来的五旅和谭震林同志带来的华中军区特务团，共两万余人。虽敌我力量悬殊，各部队仍奋力作战，10天内歼敌四个营。敌人背靠南京，能及时得兵员和弹药的补充，继续向我军进逼。7月28日中午华中军区急电命令淮南部队向苏中和淮北转移，指定朱云谦带六旅十六团留淮南坚持游击战。谭震林当即部署各部队转移，派朱云谦到六旅传达华中军区电令并接管十六团。朱云谦请示谭震林：“留下的部队我管了，但李世农同志不在这里，地方工作怎么办?”谭震林回答：“你就是党政军全权代表吧!”7月29日黄昏，敌军占领盱眙城，路东八个县城全部沦入敌手。当天，撤到苏中的淮南区党委指示成立盱(眙)来(安)嘉(山)工委，指定朱云谦任书记，负责指挥路东的游击斗争。

　　国民党第五军和整编七十四师于8月中旬北调徐州，马励武的二十六军从湖南调来接替，加上桂系的四十八军和黄百韬整编二十五师，在路东大小集镇设立据点，分头多路进行所谓“清剿”，建立反动基层政权，对翻身农民进行反攻倒算，抢牲口，夺粮食，扒房砸锅，杀人放火，白色恐怖笼罩了淮南大地。

　　朱云谦虽然早有进行游击坚持的思想准备，但因主力部队仓促撤走，留下来的十六团和各县党政军干部对坚持游击斗争普遍缺乏思想上、组织上和战术上的准备。部队除十六团外，还有嘉山、来安两个大队，盱眙一个连，后来又联系上六合两个连，共两千多人，活动范围还有山区四十多个村镇。8月初，朱云谦在朱刘集同三县党政军领导同志会合，组成三县工委。在朱云谦主持下，就开展敌后游击斗争的指导思想和思想政治工作内容作了反复研究，统一了思想，部署了各单位的战斗任务。经过6天左右的准备，8月中旬，朱云谦指挥十六团和各县武装主动出击，主要目标是分散孤立之敌正规军和反动地主武装还乡团。10天之内，先后收复了京山集、张山集、宝山集、自来桥、屯仓、复兴集、古城、仇集和涧溪等十多个集镇。18日，十六团二营夜袭半塔集，活捉美械蒋军30多，引起很大震动。人民群众奔走相告，“新四军还在”的喜讯传遍淮南各县。华中军区来电表彰。延安《解放日报》也在8月28日第一版发表了“盱来嘉地区恢复要镇多处”的消息。淮南敌后游击战的胜利，对苏中和淮北我军对敌作战，起到了配合作用。

　　被所谓“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敌人也吃了一惊，他们宣称淮南还有“共军新二师朱云谦部5千余人”，“急忙调集二十六军和四十八军各一个师加上保安团队，分头向十六团所在的仇集山区扑来，使十六团的活动地区越来越小，最后只限于三县的结合部，纵横不到一百华里。近两千人的队伍在狭小的山区很难回旋，只能不停顿地转移，同敌人捉迷藏。干部战士多日吃不上米饭，不得不用南瓜、地瓜、豆饼、生玉米和西瓜皮充饥。8月底，敌人以白沙王为目标，从四面围拢，声称要“消灭朱云谦部”。眼看要被包围，朱云谦当机立断，决定兵分三路，暂时分散活动；十六团彭团长带二营到来安，胡少卿带嘉山大队到盱眙，他自己带十六团一、三营转到津浦路西。这个决定出敌意料。敌人刚要合围，朱云谦已跳出敌人包围圈，粉碎了敌人“围歼”的计划。

　　由于敌人占领时间较早，路西的情况比路东更差，敌人对农村的控制更为严密。到达路西后，朱云谦遭到桂系敌军的前堵后截，白天黑夜都要走路和打仗，连喘息的时间和地点都找不到，也找不到自己人。走走打打约一个星期，朱云谦决定返回路东。他甩掉路西的敌人，跨过铁路，在老嘉山以东的黄寨同彭团长等同志会合。同志们看到，经过一个月的游击战斗，朱云谦健壮的身体消瘦了，红润的面孔也变成黄黑色，但精神仍然很饱满，一举一动似乎还有用不尽的力量。许多地方干部在家乡站不住脚，来找朱云谦，要求随十六团行动，朱云谦都把他们收下。

　　9月5日，华中军区来电，命令朱云谦带十六团经六合、天长、仪征向高邮转移；盱、来、嘉三县地方武装留下来就地坚持游击战。接到这个电令，朱云谦感到为难。他熟悉路东的地形和敌情。他觉得从他们当时所在的嘉山地区，经盱眙的河梢桥渡淮河向淮北突围，距离比较近，又是丘陵地带，便于隐蔽前进，万一突不过去，可以就地转战；而军区指定的路线，路途既远，地势又平，途中敌人也多，必然要连续作战，付出较大代价。朱云谦给淮南军区发电报，建议带十六团向北转移到淮北。9月7曰，淮南军区复电朱云谦要他坚决按华中军区指定路线转移。朱云谦明知这样走困难多，风险大，但他决心服从上级命令，要竭尽全力，力争园满完成突围任务。

　　9月9日黄昏，朱云谦带十六团向东转移。按上级规定留下来的各县武装，要求到高邮湖边休整一下，也跟朱云谦走，加上一些地方干部，整个队伍两千多人。十六团政委王胜凯在突围前的黄寨战斗中身负重伤，双目失明，部队用担架抬着他转移。“有部队在，就有政委在!”这是大家一致的决心。转移的第二天早上，王政委恳切地要求留下来，以减轻部队负担。朱云谦再三安慰，请他安心随部队行动，保证带他到苏中。可王胜凯坚决要求留下。朱云谦同团长彭济伍商量后，决定指定卫生员、警卫员各一人陪王政委留下。给他三人换上便衣，带上一笔钱和一些药品，委托来安县进步人士郑叔勤把他三人隐蔽下来。

　　朱云谦带部队突围的路线，基本上是沿着来安、天长和六合县三县之间，也就是安徽、江苏两省交界的丘陵地带走。沿途要闯过四条公路，也就是敌人四道封锁线。路上遇到零星敌人，他们就打掉它；大股敌人来了，他们就且战且走，尽力把敌人甩掉。经过四十天的游击战斗，干部战士普遍面黄饥瘦，虚弱不堪，突围后昼夜不停地急行军，吃不上饭，睡不上觉，有时连水也喝不上。那些生病和负伤的同志，有的拉着拐棍气喘吁吁的走路，有的伤口流着脓血还咬牙坚持前进。只要一听到枪声，一发现敌人，所有的同志都忘记了疲劳和饥渴，忘记了伤痛，个个精神抖擞，奋不顾身地向前冲，9月10日中秋节这一天，他们闯过两条公路后，在四合墩附近同敌人二十六军两个团遭遇，受到敌炮兵的袭击和小部队的阻击。战斗持续了3、4个小时，因天降大雨，天色昏暗，敌人不知底细，不敢贸然进攻，朱云谦指挥部队夺路而走，经过大井赵、冶山、沿着金牛山东进，半夜12点到达横山附近。这时候，敌人才觉察到他们遇到的是“人数不少的新四军主力部队”，于是下决心调集兵力“围歼”。

　　9月11日晨，敌军从几个方向向横山靠拢。十六团一营首先同敌人打响。朱云谦正忙于指挥部队对付敌人的包围，突然接到淮南军区转来的华中军区的电报。电报指出，敌二十六军已集结于天扬公路，原定朱部渡高邮湖去苏中已不可能，要求朱云谦率十六团迅速返回盱嘉渡淮河到淮北再转苏中。读了这份电报，朱云谦产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渡淮河到淮北，本是他一星期前提出而未被上级采纳的建议。如今他按上级指定的路线走了一大半，部队吃尽千辛万苦，再返回去谈何容易!不执行这个电报指示，是违抗上级命令；执行这个指示，部队很可能被敌人打垮或拖垮。朱云谦左思右想，反复权衡各种利弊，他得出结论：上级的根本目的，是要十六团安全突围到苏中，而走哪一条路线，是个具体执行问题，需要从实际出发，不能机械地对待。他马上起草电报回答军区，内容大意是：目前东进既困难，西返则困难更甚。部队疲劳不堪，再返盱嘉实难掌握，若淮北情况变化，则进退两难。向西绝非良策，决心于13日突围东渡，必要时牺牲一部在所不惜。希陈、艾准备配合。

　　朱云谦发出这份电报，就下了为这次行动独自负责的决心。他想到，如果突围不成，全军复没，他不仅要负失败的责任，还要负违抗上级命令的责任。他自信继续东进比返回去更有利，但东进也并非没有失败的可能。把握十足的办法是没有的。此时此刻，只能冒险东进，死里求生，置个人得失于度外。

　　电报发出后，一营方向枪声激烈，朱云谦叫彭团长到一营指挥他们伺机脱离敌人，按计划东进。彭团长等人冒雨走了。当晚朱云谦找来随行的嘉山、来安两县党政军负责同志，向他们传达军区来电的指示和他复电的内容。大家都认为返回去实际上绝无可能，继续东进是唯一出路。这时有人报告，彭团长带电台人员在去一营途中失踪。大家吃了一惊，都把眼睛看着朱云谦。朱云谦估计彭团长他们可能在雨中迷路，赶快派人外出寻找，找了两小时不见踪影，估计他们可能已按计划东进，也可能遭到敌人杀害。情况险恶，夜间12点半，朱云谦带领部队按计划离开横山东进。

　　9月12日拂晓，部队接近草庙山，敌人也追了上来。朱云谦急忙命令部队上草庙山，抢占有利地形。很快，从樊集和金集赶来的敌人，在山下形成包围的阵势，不断向山上打炮，硝烟笼罩着南北两个山头。看来敌人要把这支新四军部队消灭在山上。从上午10点至12点，敌人连续发动攻击，都被朱云谦指挥部队奋勇打退。敌人没有攻上山，但也不后撤，显然是在等待援兵，草庙山上杂草丛生，树木很少。在太阳的暴晒下，大家无食无水，饥渴难耐。午后，朱云谦从望远镜中看到敌人来了援兵，包围草庙山的敌人已不少于四个团。朱云谦同各县领导同志商量后，决定下午3点冲下山去。他动员干部战士说：经过3天3夜的急行军和连续战斗，我们离高邮湖只有大半天的路程了，胜利已经在望!我们要趁敌人还没有做好攻山准备的时候，杀开一条血路冲下山去!他叫机要员烧掉密码本，叫连队把打坏的机枪丢掉。他自己作了牺牲的准备，脱下旧军衣，换上保存很久的一身草绿色新军衣，把两支驳壳枪都上满了子弹。同志们听了朱云谦斗志昂扬的讲话，看了他的战斗准备，也都磨拳擦掌，准备决一死战!

　　突围的时刻到了，部队分三路下山。前卫排都是各单位挑选出来的精壮的小伙子，端着刺刀雪亮的枪支，象猛虎一样扑下山。朱云谦手提两支驳壳枪，向山下猛冲。虚弱胆小的敌人大吃一惊，不敢上前阻拦，忙用火力封锁，子弹雨点般泼过来。部队边还击边猛跑，一口气从草庙山顶冲到谕兴集外，把包围草庙山的敌人甩得远远的。

　　从草庙山向东，基本上是平原。前面天扬公路是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朱云谦告诉部队，过公路要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再打一次恶仗。令人高兴的是，太阳落山前，部队同东南支队派来的便衣队接上了头，晚间由他们带路，在敌人两个团中间静悄悄地越过了天扬公路。在12日夜12点前，到达了高邮湖边的送驾桥和长沟集一带。朱云谦同东南支队负责人艾明山、陈雨田等同志见了面。13日拂晓，他率领第十六团，乘坐东南支队筹集的船只渡过高邮湖，中午胜利到达高邮县城。

　　从7月30日到9月13日，朱云谦指挥第十六团，完成了敌后坚持游击战和突围转移的任务。9月13曰，华中军区领导邓子恢、张鼎丞同志发来贺电，对朱云谦表示嘉许。当同志们欢庆突围胜利的时候，朱云谦为失去彭团长和王政委而难过。据解放后调查，彭济伍团长等17人，带电台在找一营途中同敌人遭遇后迷路，仍按计划东进，于12日凌晨越过天扬公路，到达仪征县千棵柳乡毛竹棵庄。叛徒向驻大仪镇敌整编二十五师某团告密。敌人派一个连和地主武装200多人前来搜捕。彭团长等同志同敌人战斗5个小时，彭团长壮烈牺牲。王胜凯政委由来安县进步人士郑叔勤隐藏在山区一户贫农家中。后来也由于叛徒告密，被敌人捉进来安县城。残酷的敌人把王政委、郑叔勤和警卫员三人活埋了。随朱云谦突围到苏中的十六团和路东各县的同志，回忆这一段严峻的战斗历程，普遍议论，在敌后坚持和突围中，十六团的团长和政委都牺牲了，如果朱云谦再有个三长两短，整个队伍的结局就不堪设想；同时，如果不是朱云谦坚持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大胆负责，机断专行，没有机械地执行上级叫他们返回去的指示，整个队伍的命运也不堪设想。朱云谦为坚持敌后斗争和保存路东党政军工作骨干，作出了重要贡献。

　　八

　　1946年9月中旬，朱云谦调任苏中二分区司令员。当时，由粟裕同志指挥华中主力，在取得苏中战役七战七捷之后，已向北转移。9月19日敌占领淮阴。由陈丕显、吉洛(姬鹏飞)、管文蔚等同志领导的苏中军区，留在苏中敌后坚持游击斗争。二分区所辖的江都、高邮、秦潼等县大部分已沦入敌手。敌人还大肆造谣说：“新四军已撤到黄河以北，不可能再回来了。”不少干部战士流露出恐慌、急躁、悲观、埋怨等情绪。朱云谦从淮南敌后又来到苏中敌后，任务十分艰巨。他根据陈丕显同志的指示，要求各县同志“做光荣的战士，不做可耻的逃兵”，坚定地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斗争，做到“生根立足”，坚持“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经过三个月的整顿，二分区的情况逐步好转，干部战士心情稳定，斗志上升，朱云谦指挥各县武装，反复袭击敌人，挤占被敌人占领的地区，收复许多村镇。在何家桥遭遇战中，朱云谦手持三八枪，七枪撂到5个敌人，在全分区传为佳话。

　　1947年4月，朱云谦调任战斗在苏中敌后的华东第十一纵队三十一旅副旅长，当即参加李堡战斗。他亲赴前线指挥作战。三十一旅一天就攻下李堡。这一仗还收复李堡周围30多个据点，共歼敌近3千人。敌人急忙调集兵力从南通直奔李堡，企图同我十一纵队“决战”。在苏中军区指挥下，三十一旅南下深入到南通附近，打击敌人后方。敌人发觉后，又慌忙调北上部队南下，企图南北夹击，把三十一旅“消灭”在大海和长江之间的海门、启东三角地带。情况十分危急。朱云谦协助纵队和旅首长挥指并带领部队，沿海堤以外的海滩急行军，日以继夜，既要涉渡涨潮时的海水，又要冲破敌人设在海堤上的几道封锁线，终于顺利地到达琼港，使敌人扑了空。

　　1947年8月，朱云谦参加盐城攻城战。盐城是华东敌人的重要补给基地。参加攻城作战的，有苏中第十一纵队、苏北第十二纵队和各县地方武装。朱云谦在前线直接指挥三十一旅作战。这一仗共歼敌8千多人。三十一旅的九十二团，最先攻入盐城，，被命名为“叶挺团”。此后，三十一旅又’在苏北淮阴到沭阳公路线上、苏中李堡、拼茶一线发动进攻，收复许多据点，歼灭大量敌人。12月，朱云谦接任三十一旅旅长。

　　1948年4月，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从山东南下同十一、十二纵队组成苏北兵团。韦国清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委。兵团在苏北连续发动益林战役和盐南战役，反攻敌人，扩大解放区。8月间，为配合解放济南，十一纵队开赴陇海线警戒敌人。所有这些战役，朱云谦都亲自指挥三十一旅按上级部署奋勇作战，园满完成任务。

　　11月间，十一纵队扩编补充了第三十三旅，共辖三个旅。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十一纵队奉命开到徐州和碾庄之间的山区，阻击由徐州东进的国民党援兵，配合兄弟部队消灭敌黄百韬兵团。朱云谦奉命带三十一旅作为先头部队，于11月12日抢占并展开于邓家楼、尖山、梁家山、十毛山到榆山一线。13日拂晓，徐州敌邱清泉兵团即以邓家楼为主要目标向我猛攻。炮弹密如飞蝗，炮声惊天动地；敌机又轮番低空轰炸扫射，往来不绝；敌步兵在坦克掩护下连续发动进攻。从清晨到黄昏，一次又一次被三十一旅击退，邓家楼成了一片火海。敌人遗尸遍野，没得到任何便宜。14、15两日，战斗仍然十分剧烈，敌人反复冲杀，都被击退，三十一旅巍然屹立在阵地上，使敌人不能越雷池一步。16日晨，上级命令三十一旅把阻击任务交给三十二旅。到20日，上级又命令朱云谦带三十一旅夺回被敌人占领的小李庄阵地，并打退敌人多次反扑。22日晨，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全部被歼，三十一旅胜利完成阻击任务。

　　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第十一纵队奉命开赴永城以东，堵截并参加包围由徐州南逃的杜聿明集团。1949年1月6日下午总攻发起后，朱云谦率三十一旅向李楼守敌猛冲，于当晚8时占领李楼，并攻击鲁楼。鲁楼靠近杜聿明指挥部的陈官庄，由敌人一个师防守，地形平坦开阔，敌火力严密封锁，我军不易发展进攻。朱云谦及时调整部署，指挥部队构筑进攻出发地。时值隆冬，天寒地冻，铁镐挖不动，战士们就用小包炸药炸开冻土，再用铁镐挖“地道”，一直挖到敌人阵地前。9日上午攻击开始，战士们从“地道”里跳出来，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连续炸掉敌碉堡，一举攻克鲁楼。乔庄之敌组织四次反扑，都被三十一旅击退。10日上午，杜聿明集团全部被歼，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渡江战役前，第十一纵队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第二十九军。三十一旅改编为八十五师，朱云谦任师长兼政委。1949年4月21日晚，八十五师作为二十九军左翼第一梯队，也是我百万渡江大军最东端的部队，在江阴要塞以东突破长江天险。22日中午占领张家港等地。23日同兄弟部队一起解放无锡。25日夜，八十五师奉命沿京沪铁路东进攻击苏州，击败苏州外围守敌。27日下午6时解放苏州，随后担任苏州城防任务。

　　1949年5月淞沪战役中，二十九军担任攻占吴淞、宝山和封锁黄浦江截断敌人逃路的任务。八十五师两个团留守苏州，二五三团配合八十七师作战。激战两天，5月14日，攻占了宝山外围敌人重兵把守、工事坚固的月浦镇。22日，因兄弟部队进攻受阻，上级调二五四团由苏州来沪参战。朱云谦指挥两个团由月浦向东攻击，连克敌人设有永久性工事的重重阵地。26日3时，二五三团攻入宝山县城；10时，二五四团同兄弟部队一起攻下吴淞。当日12时，大上海全部解放。

　　淞沪战役胜利结束，八十五师回苏州休整。7月3日起，向福建进军。25日抵达福建省尤溪县。8月上旬，福州战役发起后，八十五师担任迂回作战任务。由尤溪向福清进击，截断福州守敌南逃之路，并阻击由莆田北上之援敌。八十五师15日攻占宏路，16日攻占福清，截断福厦公路。17日福州解放。福州守敌一部向南逃窜，19日晨被八十五师堵截于金翅山、黄金岭和姚阳一带。在围歼战斗中，朱云谦接到一名国民党中校军官送来的名片。名片的主人是国民党陆军第五军副军长、兼陆军第五十师师长、兼福州戒严副司令、陆军中将李以勖。李以勖在名片背后写道：“本师及福州绥署及第六兵团现有官兵8千余员名。……极感战争痛苦，志愿局部和平。请即派员来部商洽。兹派中校副团长吴天发等人来贵部请示，请予照办。……”对方不愿再战，当然是好事。朱云谦当即命令部队接受对方投降。因这位中校在路上耽搁了，这股敌军被我军击溃和俘虏了一些。19日下午投降的约5千人。李以勖以后当了全国政协委员。他这张名片，朱云谦一直保存着。

　　1949年8月下旬，八十五师同兄弟部队一道解放了莆田地区。随后进军泉州。9月20日到达同安。23日解放集美。集美镇是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故乡。他在这里办有集美学校，驰名中外。当时陈嘉庚已到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集美后，朱云谦当即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的电报指示，派兵保护集美学校，并同各位师领导同志联名贴出布告，要求各部队严密保护该校安全。这张布告由集美学校珍重保存，至今还陈列在陈嘉庚纪念堂中。

　　在集美，八十五师为渡海解放厦门岛进行紧张的海上训练。这是我军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朱云谦同干部战士一起努力学习操纵木船和抢滩登陆等战术技术。在集美，朱云谦和全师同志欢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提出了“解放厦门，向新中国献礼”的战斗口号。八十五师解放厦门的作战任务是在厦门岛北部西起神山东到陈厝沿海突破，占领高崎要塞和厦门机场，直奔全岛最高的云顶岩制高点，然后再扑向岛南部的前村、黄厝、曾厝垵等地，把厦门全岛从中央劈成两半，封闭厦门港以东海岸。10月15日夜，朱云谦指挥二五四、二五五两个团共6个营，战胜敌火力封锁，冲过海峡天险，突破敌海岸防线，一举登陆成功，把新中国的五星红旗插上厦门岛北部的制高点神山。16日天亮前，又攻下殿前、高崎要塞和飞机场。当时兄弟部队三个师登陆不够顺利，完整登陆的只有八十五师这两个团。15日深夜，第十兵团叶飞司令员打电话给朱云谦，叫他过海统一指挥所有各师登陆部队。朱云谦乘小船登陆受阻，叶飞司令员16日中午又命令在岛上的八十五师吴森亚参谋长指挥各师已登陆的部队向厦门市区突击。16日夜间，八十五师按预定作战方案攻占厦门岛南部各要点。17日上午，同兄弟部队一起解放厦门全岛，取得了我军首次大规模渡海作战的胜利。守敌3万余人大部被歼，仅汤恩伯、刘汝明等少数头头乘船逃窜。

　　厦门解放后，兵团命令朱云谦带二十九军八十五师的二五三团和八十七师的二五九团，配■二十八军首长统一指挥，参加解放金门之战。当时金门守敌兵力较多，敌胡琏兵团又从广东汕头乘船转到金门增援。而我军渡海船只不足，一次只能运送三个团。朱云谦听到各种反映后，认为打金门不能轻敌冒失，应向上级建议进一步做好准备，要筹集更多的船只。他向二十八军首长提出这个问题。二十八军首长说，兵团首长坚持按原定时间打，我们不好再提意见。朱云谦又跑到厦门找叶飞司令员，想建议推迟攻击金门时间，抓紧筹集更多的船只。但叶司令员忙于厦门市的军管工作，求见他的人很多，朱云谦找不到机会同叶司令深谈。10月24日战斗发起前夕，朱云谦又派作战参谋彭允太骑马赶到二十八军指挥所，询问攻击时间是否有变。二十八军首长说：“兵团决心已定，明天发起战斗!”

　　10月24日21时，二十八军两个团加一个营和八十五师的二五三团作为第一梯队开始渡海。25日凌晨1时许在金门岛北岸约10里正面分头登陆。二五三图在古宁头登陆。但各登陆部队立足未稳，即遭敌两个师在坦克和海、空军配合下的连续反击。各登陆部队杀伤大量敌人并奋勇向敌纵深挺进。二五三团一部控制古宁头登陆点，一部向金门县城方向发展。敌胡琏兵团两个军陆续上岛增援。我登陆部队三个团同数万敌人浴血奋战，死打硬拼，前仆后继，杀得敌人遗尸遍野，但我登陆部队船只都被敌海、空军摧毁，无一艘返航，我第二梯队无法增援。26日，各登陆部队被敌包围，二五三团也退到古宁头坚守。朱云谦守在海滩上，眼看对面金门岛上炮火连天，报话．机里传来登陆战友血战到底的誓言，他心急如焚，痛苦万分。兵团政治部主任刘培善打来电话说：“金门岛上没有师级指挥员统一指挥，你快过海到金门去指挥。从厦门给你派一条机动船。”朱云谦想到登陆部队多数是二十八军，自己去指挥恐有不便，但军情危急，军令如山，他二话不说，就接受下这个艰巨任务。他眼看兵团从厦门调来的民用机动船乘风破浪而来，心情十分兴奋。谁知船主人贪生怕死，不愿送部队去金门。船快靠岸时，他加大马力猛冲，一下子把船开到岸上搁浅了，必须等到海潮大涨才能开动。朱云谦气得火冒三丈，恨不能掏出手枪向船主开火，他狠狠地骂了几句，赶紧转身设法找船。这时，上级又来指示，鉴于金门之战已近尾声，取消朱云谦过海指挥的任务。27日，激战60小时的金门战斗宣告结束，我登陆部队半数壮烈捐躯。朱云谦失去了二五三团众多的亲密战友。

　　九

　　1950年6月，朱云谦调任二十八军参谋长。他积极参加了再战金门的准备和训练工作。当年9月，美帝国主义扩大侵朝战争，战火逼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推迟解放金门。11月份，陈毅司令员提名，调朱云谦到河南开封，任新组建的空军陆战师第一任师长，担负起创建我军第一代伞兵的光荣任务。

　　空军陆战师的成员，来自全国四个野战军和一些军区，都是战斗骨干和英雄模范，普遍降职使用。还有少数原国民党伞兵第三团的起义官兵。因为成员来自各方，部队团结和组织纪律都存在一些问题。少数战斗骨干居功骄傲，因调来伞兵部队降职使用而不高兴，作风松散。朱云谦一到任，首先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响亮地提出“为解放台湾学好空降作战本领”的号召。他在抓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反复对部队进行加强组织纪律和增强内部团结的教育。他以队列训练为突破口，狠抓正规化建设。他还带头练习跳伞。同志们见朱云谦由军参谋长改任师长，不计较个人名位，一心一意搞好部队建设，都深受感动。陆战师这支新建部队很快地走上正规，为以后空降兵部队的建设和壮大奠定了良好基础。

　　1952年8月，朱云谦奉命到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学习深造。入学后先补习文化。他用半年时间，学完了全部高中课程，被评为优等生。从1953年初起进入本科学习，并担任学员队长。在长达四年多的学习期间内，朱云谦怀着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人民空军的目标，刻苦钻研，深思苦读，尊重教员，严守纪律，无论学习成绩和思想作风都名列前茅，两次获得刘伯承院长兼政委的口头表扬。1956年初荣获军事学院二等奖。在由刘伯承院长兼政委签署的毕业鉴定中，对朱云谦的评语是：“进取心强，思想斗争开展；学习期间任队长工作积极负责；学习积极努力，接受力与理解力较强，对所学战术理论及政治理论领会较深刻，学习成绩优良。”

　　1955年，朱云谦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5月，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五十年代前期，空军训练主要按苏联空军的一套来进行，有很多东西不适应中国情况。朱云谦在广空分管飞行训练。他深入调查研究，很快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南方气候特点的飞行训练新路子，大胆组织了低气象条件下的飞行训练，特别是狠抓了指挥员的培训，使部队的机动能力和作战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在叶剑英同志主持的训练会议上介绍了经验，受到叶剑英同志的表扬。1962年东南沿海紧急奋战，朱云谦主持广空的战备工作，也受到叶剑英同志的表扬。

　　1963年3月，朱云谦调空军学院任第一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并任空军党委委员，主持全院经常性领导工作。朱云谦对学院各项工作建设都抓得很紧。他强调坚决贯彻党的教育路线，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提倡认真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空战和空军建设的经验，结合我军的实际情况，探索未来战争中空军的作战应用。他亲自考核干部，调配教学骨干；他亲自规划改进教学设施，修操场，建游泳池；他亲自抓管理教育，严格要求。他为建好空军学校，培养优秀的空军指挥员队伍，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大量心血。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朱云谦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1966年底，吴法宪操纵一些空军院校的学生，半夜里把他从宿舍里拉出来批斗，诬蔑他“反对空军党委”。空军学院的造反派也捏造罪名，组织多次批斗，或歪曲事实，或无中生有，给朱云谦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叛徒”等帽子。在批斗中打断他的肋骨，阴谋置他于死地。1967年3月，吴法宪公然诬陷朱云谦“反党”，将他非法关押。1969年10月，朱云谦被送到空军军粮城农场监督劳动。在长达5年的受迫害期间，朱云谦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家属子女也被下放劳动。在逆境中，朱云谦坚持真理，刚直不阿，不向林彪一伙低头，坚信党的正确路线终将取得胜利，表现了共产主义者革命的坚定性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十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1974年1月，朱云谦回到广州军区空军任副政委，1975年任政委。他坚决贯彻中央军委的正确方针，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种种干扰破坏进行了有力的抵制和斗争。由于连年“突出政治”，部队的飞行训练和战斗力水平大幅度下降。1973年广空所属轰炸航空兵某师人均飞行时间仅57小时零8分，连原有水平都不能保持。到西沙之战时，建制团都无法担任作战任务，只得临时抽调全师副大队长以上干部组成“军官团”上阵。朱云谦抓住这个严峻事例，反复强调加强飞行训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要求部队严格按飞行条令大纲的规定实施训练，切实打好基础。1975年军委扩大会后，朱云谦根据叶剑英、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同广空王海司令员亲密合作，从抓整顿入手，狠抓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把训练放在战略地位，把飞行作为航空兵部队经常性的中心工作，积极组织部队苦练精飞，使广空最早达到十个甲类团的要求。

　　1976年年初，江青反革命集团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妖风。朱云谦保持头脑清醒，立场坚定。他及时统一党委常委的思想，并分别向机关和部队一些领导同志打招呼，提醒他们抵制错误思想影响。有人要在训练会议上提出“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纲”，他明确表示反对。他还严肃指出，把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干部称为“还乡团”是错误的。作为广空的第一把手，朱云谦这些言行，对广空部队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宣告结束为害十年的“文革”，全党全军进入拨乱反正的新时期。1978年10月，朱云谦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分管干部工作。当时由于十年“文革”的积累，干部工作中难题成堆，受打击、迫害的老同志的冤、假、错案亟待平反纠正，庞大惊人的干部数量亟待“消肿”，普遍老化的干部队伍亟待更新，各级干部的军政文素质亟待提高，被破坏、废弛的规章制度亟待恢复、健全，还要根据新的问题新的情况制定新的规章制度，大量的工作摆在朱云谦面前。他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军委叶剑英、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为依据，协助总政治部主要领导，竭尽全力地做着繁重的、棘手的、细致的具体工作。从1980年4月到1982年9月，他还兼任总政治部干部部长，他和机关干部一起分析研究情况，认真听取来自各方面的反映，热情接待来访要求解决问题的各行各业的干部。不论在办公室和家里，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他想的谈的全是工作上的事。他积劳成疾，还常常拖着虚弱的身子到部队去，到边防海岛去，调查研究各级领导班子、基层干部和离退休干部的情况问题及解决办法。他从实际出发，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和意见，成为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一些重要决策的依据和参考。1986年他提出，要从组织上稳定干部，要通过有计划的进出、晋升，促进新老正常交替，使干部在一个岗位上扎扎实实干几年，经受锻炼，积累经验，增长才干。他为培养训练干部，倾注了不少心血。1980年邓主席提出选些年轻、有文化的优秀干部到院校培养，朱云谦亲自到部队物色对象，先后选了五批40岁左右、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德才条件较好的优秀干部送三大学院培养深造。为实现我军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为加强我军的干部工作，朱云谦做了大量的工作。

　　朱云谦十分尊重和关心老干部。在历史上，他多次担任副职主持实际工作，由老同志担任正职，从不计较个人名位。任总政副主任时，他通过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使一些老干部的冤、假、错案尽快得到平反，解决了不少历史遗留问题。对于干休所的管理，离休干部的跨区安置，他也结合部队实际，想了好多办法。只要政策允许，他尽量帮助解决离退休干部中的一些困难和问题。朱云谦同时十分爱护和支持新干部和年轻干部。在同比他年龄小、资历浅的同志共事时，他从不摆老资格，遇事相互商量。他既出主意想办法，又不包办一切，个人说了箅。当比他年轻资浅的同志位子排在他前面时，他也尊重其领导，支持其工作。他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扶持新生力量的成长。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朱云谦被选为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87年他当选为党的“十三大”代表，并被大会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7年11月，他离开了总政治部副主任岗位。在住医院治疗中，他热情关心国家建设和军队建设，每天读书看报听广播，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学习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时时刻刻做到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他和陈丕显、叶飞同志一道，主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的工作，并带病撰写战争回忆录。

　　1988年8月，朱云谦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9年1月28日18时10分，朱云谦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在北京逝世。

　　1989年2月24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向朱云谦同志遗体告别仪式。邓小平、杨尚昆、李鹏、陈云、万里、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姚依林、胡耀邦、薄一波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中共中央、中顾委、中央军委、中央组织部、国防部等单位送了花圈。出席告别仪式并送花圈的领导同志有乔石、秦基伟、宋任窮、王平、伍修权、肖克、张劲夫、陈丕显、姬鹏飞、习仲勋、彭冲、叶飞、王芳、刘复之、方毅、钱学森、洪学智、刘华清等。驻京部队指战员和朱云谦同志生前友好千余人也参加了告别仪式。

　　从1931年12岁参加革命，到70岁逝世，朱云谦在革命队伍中生活了58年。他从一位年轻的红军战士，成长为我党我军能文能武，又红又专，军政兼优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历次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他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不息的一生，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他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