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秋天，我认识了刘少奇同志，当时他化名叫胡服，从延安党中央来到安徽省江北路东太平集新四军四支队司令部。当时我在支队司令部警通连任指导员。突然组织上调我去跟随刘少奇同志当警卫员，当时我思想不通，不愿再做警卫员的工作。陈毅军长，赖传珠参谋长亲自找我谈话，再三强调工作的重要性。他们就：“一个连、一个团打垮了，还可以再组建；但象刘少奇同志这样重要的领导人，不是十年八年能够培养出来的，绝对不能有任何的损失。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决定。”我从思想上认识了警卫工作的重要性，便愉快地接受了下来。

　　一九三九年十月间，刘少奇同志来到安徽省太平集新四军司令部。四支队原是红二十八军，军长是高敬亭，自红四方面军和二十五军走后，它坚持了鄂豫皖地区三年的游击战争，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红二十八军改名为新四军四支队，高进亭任四支队司令员，住在湖北七里坪。四支队共有四个团，七、八、九团和手枪团，有二、三千人，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但由于受到王明右倾路线的影响，没有去发动群众，没有去壮大自己的力量，没有去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总是东跑西窜，干部的思想问题也不少。

　　少奇同志在四支队召开了重要领导干部的会议，首先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和政策。少奇同志提出在敌后必须放手发动群众，革命的兵要招，革命的马要买，积极扩大新四军。他说：“打日本鬼子，必须有人，有枪，还要有一个家，这个家就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抗日民主政权。”“政权是人民的，虽然国民党不批准，只要人民承认我们，我们就可以存在，我们就可以抗日，我们就可以胜利!”

　　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军一成立，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指示：新四军应该东进作战．一九三九年冬和一九四○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遭到惨败之后，就加紧在华中制造摩擦事件。当时在许多的地方，只要日本鬼子一来，国民党军队就逃跑了，让鬼子占领这些地方。我军又去把鬼子打跑了，收复了这些地方，国民党又来向我们要这些地方，说是他们管辖的地方，国民党就是这样不讲理。

　　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去发展新四军，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由于少奇同志，陈毅同志，正确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派。著名的黄桥战役和争取江浙二刘地方势力的胜利，就是少奇同志，陈毅同志亲自领导和指挥的，黄桥战役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全歼韩德勤主力部队一万余人，蒋军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仓促逃跑，淹死在河里。我军乘胜连下东台、盐城和南下的八路军会师在阜宁，打开了华中抗日新局面。

　　在那样艰苦复杂的斗争中，刘少奇同志、陈毅同志：总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废寝忘食，日日夜夜的操劳，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将政治仗和军事仗结合起来；积极开展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周密的进行调查研究，团结和统一了新四军。在党内，克服了新四军不敢越过国民党限定的范围以外去发展革命的力量，不敢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敌占区扩大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右倾错误思想。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不但战胜了敌人，而且相继建立了淮南、淮北、苏北、苏中、苏南、鄂豫皖、皖中、浙东、河南、湘鄂赣十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和皖南游击区；面积一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六千多万。新四军从抗战初期一万余人发展到七个师，三十余万人，为华中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曾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给予高度的评价。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同志受党中央委托，重建新四军军部，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同年五月任华中局书记。陈毅任代军长，住在苏北盐城县。

　　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亲密合作得很好。他们二人无论是执行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日常工作，甚至在生活上，总是互相支持，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就是住房也要相隔很近，常常二人在一起吃饭，晚饭后在一起散步。他们二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艰苦朴素，对人和蔼可亲。他们二人同过党的生活，同去参加支部大会。少奇同志曾经说过：“陈毅同志是一位好同志!”少奇同志对陈毅同志每次提出的作战计划和工作，总是大力去支持，发动群众去完成。干部来汇报工作完了之后，总要叫他们再去请示陈军长还有什么指示没有?陈毅同志同样非常尊敬少奇同志，他二人常常晚饭后在外面，一边散步，一边研究工作，总是听到少奇在讲，陈毅在哼。陈毅同志很注意少奇同志安全，住在盐城西门大庙里，日本飞机两次来轰炸．陈毅同志总是要少奇同志到外边壕沟里避一下。一次遇到特大的暴风袭击，我们跟少奇同志跑到大殿里，一进大殿就找陈毅，直到陈毅也来到了大殿，他才放心。一次少奇突然拉痢疾，没有去医院，在家治疗，陈毅同志不顾传染，每天总要去看望少奇同志好几次。少奇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总是穿着一身旧灰军装，布鞋布袜，脸庞瘦削，整天到处跑。

　　少奇同志对干部和群众，总是非常关心的。他常对我们警卫员说：“如果有人来找我，不论部队干部还是地方干部，甚至士兵和群众，都要让他们进来，要热情接待他们，不要象旧社会进衙门那样进不来，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他只要有空；就找干部、战士、群众谈心，了解情况，关心他们的工作，一次，军部有些干部不安心在机关工作；要求下部队，少奇同志亲切耐心地说：“你们见过机器设有?机器缺少一个部件，哪怕是一个螺丝钉，都会影响工作。”“只要是为大家办事，就是死了也光荣!”这些同志经过少奇同志这次的谈话，都安心工作了。

　　少奇同志非常关心干部的培养和教育，住在盐城县时，开办了抗大五分校，开办了党校，他经常亲自去党校讲课。我们四个警卫员和副官，经华中局组织部批准，发有证件，可以随时去党校听课。一次，听少奇同志讲民主集中制，理论联系实际，讲得通俗易懂，具体生动，把自己摆进去，启发大家思索，加深对问题的认识。

　　日本飞机轰炸盐城时，军部一位警卫战士负了重伤，少奇同志立即赶去看望他，亲自去安排伤员。我内心感到温暖，顿时增添了克服困难的力量。我想起自己自幼失去父母；讨饭，帮人做长工的苦情，九岁参加革命，十五岁参加红军，在革命的大家庭里所受到的教育和关怀，激动的我自言自语：“首长!跟着你，我什么苦也不怕!”由于少奇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大家都愿意接近他，尊敬他，拥护他，心里的活都愿意跟他讲。

　　少奇同志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和同志，他从来不歧视，总是耐心地、满腔热情地来帮助和教育他们，以理服人。从思想上来解决问题。他从来不轻易采取组织纪律处分的手段来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他经常对一些领导同志说：“干部要工作，不可能不犯错误。问题是我们领导同志要去帮助教育干部少犯错误，或者不犯错误。犯了错误，也不要紧，要求他改正错误，改了就是好同志。我清楚记得：有一个团长犯了错误，少奇同志亲自找他来谈话，严肃地批评了他的错误，又热情地鼓励他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去继续工作，这位团长当时感动得流下眼泪，回去后工作得很好，后来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干部。

　　少奇同志对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同样是非常关心和爱护的，他不但热情的帮助和教育，而且要求也很严格。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有秘书、副官、警卫员、勤务员、炊事员，他从来没有向我们发过脾气．也没有见过他向别人发过脾气。记得一次搞卫生，我不小心把他的钢笔从桌上碰掉在地下，把笔尖摔断了，在当时一支钢笔是多么宝贵呀!我心想这次一定是要挨批评不可。当我把此事向少奇同志讲了的时候，他没有批评我，只说了一句：“今后注意”，当时对我的教育很大。

　　少奇同志对我们警卫员特别是政治上的关心。那时我是党支部委员．他常常问我们开党的小组会没有?开会是什么内容?少奇同志说：“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过党的生活，不能特殊化吗”，于是少奇同志、陈毅军长、赖传珠参谋长，都去参加了支部大会。一次，少奇同志说：“我这个月的党费还没有交的，要自己交，这是个党性问题哦。”少奇同志还经常召集我们警卫员开会，了解我们的工作和思想情况，指出我们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每次都是那样地诚恳、耐心、热情、鼓励我们努力工作和学习，使我们对工作感到愉快满意，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

　　一九四二年二月间，我们从苏北阜宁县周家岗出发，护送刘少奇同志回延安党中央。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们到达延安杨家岭党中央。第二天上午，我们就见到了毛主席、朱德总司令，许多党中央首长!我们真高兴极了!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幸福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