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元旦，我在新四军二师卫生部政治处工作时，组织派我代表政治处，前去看望徐海东将军。他当时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党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华中局委员等职务。他住的是一栋建筑在竹林之中的茅草房屋，这房屋是用竹子搭起来的，里外糊上泥巴，外面加有一层层的茅草覆盖着，用以御防雨雪的浸袭．屋顶上也是盖的茅草，但比一般的房屋高大一些。里面隔成两间，一间是徐将军住的，陈设极其简单，房中间是一个用竹子编制的担架床，以便有战事时抬起来走的。床头一张小桌，一张凳子在床边。别无他物。另一间是警卫员和勤务员住的，是名副其实的“小竹郢”。我在他夫人周东屏同志的陪同下。第一次见到这位久闻大名的首长。他病卧在床上已有两年，但见他那圆盘大脸红润润的，右边脸上还有一个酒窝，见人总是笑容可亲。平易近人，一点没有让人望而生畏的感觉。后来才知道他脸上的酒窝是打仗负伤的伤疤。他询问我的姓名、年龄、哪年参军、哪里人等情况，我都一一如实回答了，并向他说明代表政治处前来问候首长之意。当我说到我是湖北省黄陂县人时，他特别高兴。他叫周东屏同志留我吃饭，我婉言谢绝。坐了一会就告辞了。

　　时隔不久组织上通知我被调到徐海东副指挥处（简称徐指处），但任首长的秘书兼该单位的党支部书记工作。首长告诉我，是他指名要将我这位老乡调来的。徐指处人员不多，有两个警卫员、一个勤务员、一名保健医生，这都是专职照顾首长的；还有一个担架排二十多个人，是行军时负责拾首长的。因为他在1939年指挥反日军两千人扫荡的周家岗战役后发生大吐血，诊断为肺结核发展成肺穿孔，需要绝对卧床静养。他的床上还特制了一个铁丝网罩，使棉被不会压迫他的胸部。再就是他的夫人和两个孩子。还有一名保育员姓王（名字不记得了），炊事班三个人，总共有四十个人。工作任务比较繁重，每天我都要为首长读报，在读报中有关国内国际的新闻，他都要讲解给我听。他的头脑非常清楚，记忆力也特别好，国内国外的地理知识异常丰富，哪个省、县，哪个国家所在的地理位置都记得清清楚楚。这对我增长知识帮助很大。有文件来时也是我读给他听，还要负责保管。八路军总指挥部的左权参谋长，1942年5月19日在大行山清漳河附近的南艾铺十字岭突围时牺牲了，党中央为此给首长发来的电报就是我保管着的。他知道我会唱京剧，有时还要我唱几段给他听听。此外，还要为警卫员、勤务员、担架排、炊事员等讲政治课，上文化课，教唱歌。在全军扫盲运动时，要求每个战士要认识一千个字以上。会写会用才算脱盲。他们多是农民出身，过去没有什么文化基础，正如他们自己所说：“叫我拿笔写字比拿锄头还要重啊!”我是一个人一个人，一个字一个字地教。

　　在徐指处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每晚还得教周东屏同志学习。她有一般阅读书报的能力，我就给她一本部队发的政治课本和日记本，让她自己每天阅读一课书，有不认识的字随时问我。这样既学了政治又学了文化，还要求她每天写一篇日记，日记每天由我为她修改错别字和理顺词句。

　　在徐指处工作了半年，我被调到二师政治部抗敌报社去，不久又调回到卫生部政治处来了。首长得知我又回到卫生部工作，在我生日的那天他派人来接我，见到首长后，他非常亲切地要我陪他讲讲话。并嘱其夫人用老母鸡煮面条给我吃。他告诉我是特意接我回来过生日的，使我异常感动。这样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却那么关心一般干部战士．连我的生日是哪天他都记得。平时他对来看他的客人们也是如此，来人在此吃饭做几样什么菜，如果远路来的人需要在此留宿，床铺放在何处，他都交待得一清二楚。

　　1944年我在路西地委整风队学习时，因患中耳炎住进医院，首长知道了还派人来接我到他那里住了一周，并记得那时为他夫人和两个孩子各编织了一件毛线衣表示谢意。毛衣上还织上了“小林”、“小松”、两个孩子的名宇。

　　1945年6-7月间，我在二师六旅政治部组织科工作时，在一次反顽战斗之后，徐首长驻地搬到太平集，组织又派我去看望他。我见到他面色仍是红润润的，精神还是那么好。他告诉我，国民党顽固派出告示说，太平集住有一位共产党的中央委员，要用二万块大洋买他的头。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

　　十年之后的1956年夏天，我在沈阳军区防空军工作时。利用暑假时间，我带着三个孩子专程到东北的避暑胜地大连市去看望徐首长。我到大连是住在战友方曼奇同志家里，去首长家那天是首长派他的夫人周东屏同志乘坐着他的新中国生产的第一批红旗轿车来接我们的。

　　这次见到卧床多年的首长已能站起来了。他身着军服体态魁梧、神情自若、笑容可亲，使我们十分高兴!他告诉我说，他现在要特别注重保护好身体，准备去北京参加党中央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是毛主席请他去的。吃饭时他虽不能和我们一同进餐，他却坐在同桌的正中位子，陪伴着我们。这使我又一次感受到首长关心部属的真挚感情。

　　1970年我家住在安徽省合肥市。一天，突然在报纸上看到我尊敬的首长徐海东将军逝世的消息，悲痛之余，当时真想发封唁电去悼念，无奈因那时他已被林彪的一号命令赶出了北京，听说他家被搬到河南去了，只好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