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少卿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几十年如一日，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为培养和教育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贡献了他自己毕生的精力。这是空军党委给予他的评价。他一贯工作积极深人，学习努力刻苦，生活勤劳俭朴，廉洁奉公，待人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打仗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曾七次负伤，原定为一等残废，后改为二等甲级残废。平时他无论是工作、劳动、捐献等都是事事带头。远在1941年就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群众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1956年被评为沈阳军区防空军直属单位的积极工作者，事绩登在防空杂志上。1958年又评为广州军区空军的积极分子，先后出席了广州军区空军和军委空军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荣立二等功。1959年他为广州军区空军国庆十周年观礼代表团团长，带队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这两次都有中央首长接见宴请，并有与中央首长和军委空军首长的合影为纪念。

　　少卿同志在平凡的革命工作中做了一些不平凡的事迹。关于他的故事很多，今天我主要介绍一下他的学习精神和他关心培养教育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事迹。他从1960年起就给许多学校、机关、部队等单位讲传统作报告，同时，也担任了东山区育鹰小学（原为空军子女学校）和东川路第一小学两间学校的校外辅导员。1964年被评为广东省、广州市教育局共青团优秀儿童工作者，获得奖品和奖状，并多次被登报表扬。1980年被增聘为东山区东风五路小学和越秀区惠福西路第三小学（原为向阳路）两间小学的校外辅导员。1981年又被评为广东省优秀儿童工作者，获得奖品奖状。1980年至1982年均被评为广州军区空军的优秀共产党员，出席了广州军区空军的建设精神文明先进分子代表大会，还作为军委空军建设精神文明的特邀代表。

　　少卿同志是1909年出生在大别山区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给地主家帮工的，劳动一年所得的工钱还养活不了一家人，冬季他跟着他母亲去乞讨要饭，过春节时天下着大雪，地主家的人在屋子里围着火炉取暖，吃的是鸡鸭鱼肉；他们母子身上穿的是破衣烂衫，衣服是补了又补，遮不住风雪严寒。可是地主婆却给他们的是残羹剩饭，有的更可恶将喂猪的猪食给他们，气得他的母亲把猪食倒在地主婆身上，地主婆放出恶狗来咬他们，因为他年幼跑不快被狗咬伤了，他脚跟上还留有狗咬的伤疤。他长到6岁时，正是入学的年龄，他们家为生活所迫，把他送到地主家去放羊放牛，还要割草喂猪，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他在放羊放牛时听到私塾（过去农村读书的地方）里读书的声音就不想走。他多想上学读书啊!他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可是别人将他赶走不让他听，他回家向母亲要求去上学，他母亲含着眼泪对他说：“要上学你拿钱来呀，我们家没有钱读不起书。”他没有办法只好仍旧去给地主家放羊放牛。他的少年时代就是这样度过的，根本没有求学的机会。

　　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发展到他们山区去了，”梅少卿同志和他父亲、哥哥最先参加了农民协会与地主豪绅作斗争。那时他只字不识，农民协会里经常教唱革命歌曲，要抄歌词自己不会只得求别人给抄，次数多了也不方便，于是他就自己学着抄，不认识的字就去向别人请教，他的启蒙学习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参加革命后一直处于战争环境里，没有机会专门学习，只靠自己挤时间来学。

　　全国解放以后，1950年因为他的身体不好，组织决定要他住医院疗养，他将一箱子书（战争年代用此铁皮箱放书放文件，现在还保存着）都带到医院去全部阅读完了，有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他都反复读过多次。在疗养院里有些病人下棋。打扑克牌、打乒乓球等，他是从不参加，老是坐在病房里看书学习。别人说他是上学的，不是来养病的．他总是笑着说：“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系统地阅读这些书。现在疗养可是个读书的好机会啊!”

　　1952年组织上决定调他到工农速成中学去学文化．两年之内要学到初中程度，他学习极其用功，总是起早睡晚，如饥似渴地勤学苦练，每天早上比别人先起来，打扫完卫生就学习，学校晚上是九点钟要熄灯的，他自己买来蜡烛点着再学习，一道数学题如果算不对，他一定要算对才睡觉，星期天也很少上街，寒暑假也不回家，自己住在学校里继续学习。他不仅文化学习成绩好，军事考试还得了第一名，受到学校多次表扬。他平时在工作岗位时，也是上班比别人早，下班比别人晚。星期天有人到家里也找不到他的人，他总是到办公室里去阅读文件。我问他星期天为什么还要上班?他说：因为自己文化程度低，别人一个小时能办完的事，自己需要两个小时才能办完，所以要加班加点地干才能赶上工作的需要。

　　我们家有六个孩子，在每个孩子人学之前，少卿同志都要给他们讲自己童年时很想上学，因为在旧社会，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哪里有钱上学的痛苦情形。并且告诉孩子自己文化程度低，看文件写东西都存在许多困难，要求孩子们在这样好的条件下，一定要好好学习，有了较高的文化基础，将来才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岗位上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我们六个孩子学习成绩都很好，现在己有五个大学毕业，还有一个在念业余函授大学的也已毕业。

　　少卿同志有多种疾病，组织决定让他离职休息，但他自己从不视自己为病人，总想着能为党为人民多做些工作。他说：“共产党员活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嘛!”远在60年代初期，先是担任育鹰小学（前身是空军子女小学）的校外辅导员。接着又被聘为东川路第一小学的校外辅导。他从1960年至1965年就给大、中、小各种学校、机关、部队、工厂、渔业队等单位，讲革命传统，作报告千位数百多场次。1964年就获得优秀少年儿童工作者的称号，并获得广东省、广州市教育局共青团的奖品奖状，曾多次被登报表扬。

　　1966年至1976年在十年混乱时期，我们家搬去了安徽，因此，与学校的关系中断了。1973年至1977年他患病，先后在安徽、南京、上海、广州等地就医，住医院将近五年，开过两次刀。1978年我们家又搬回来广州，他在家休息恢复了一下身体。从那时起他又主动找原来中断了十余年的育鹰小学和东川路小学取得联系，了解到经过十年浩劫后的学校情况，他很痛心很着急，希望尽自己的有生之年。努力帮助学校，恢复元气，使这一代青少年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因此，他继续担任着这两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工作。同时又先后被聘为向阳四路（今惠福西路）第三小学和东风五路（现为东风东路）小学的校外辅导员。

　　少卿同志对教育培养青少年的工作非常重视，他担任广东省政协委员。三年中，参加政协组织的社会调查三次，有一次就是专门调查青少年教育的情况，他提过15项有建设性的提案，其中有10项提案是有关青少年教育和要求改善学校条件及教师待遇等问题，亦多被采纳并实现。他每次去政协开会前要到四所学校去搜集意见。会开完后又到学校传达开会的情况，并且都是亲自去跑。

　　少聊同志1981年下半年发现癌症到北京住空军总医院期间，还给病区里的青年医护人员讲传统、作报告。他住院期间时常接到同学们寄去的信，仅育鹰小学1981年9月寄去59封，1982年2月是72封，加上1980年还写的18封，共计149封信；加上东川路一小、向阳路三小、东风五路小学的同学们写来的总共是208封信他都予以认真地写了回信，而且将来信都还保存着。还有四所学校的校长、老师们给他写的信和汇报材料、学生的考试成绩等等，他也都保存着呢。1982年5月份开始发现他的癌症转移声音沙哑，“六一”儿童节他还坚持着参加了两所学校的庆祝会，另两所学校因来不及参加会，是写好讲话稿送去请人代念的。“八一”建军节时，他住在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已说不出话来，他写了四封信，每封信里放上一条红领巾，要我分别送到四所学校去。他仅从1980年至1983年，用自己的残废金和生活费节约的钱，共捐助四所学校895元。1981年清远等地遭受水灾，他除为灾区捐献了100元钱和100斤粮票外，还为灾区儿童捐献了五套新衣服和30元钱是我们单位捐得最多的。1982年国家发行国库券，他认购300元，是单位认购最多的，在他病重的时候还嘱咐家属1983年还要买国库券。

　　少卿同志离职休息以后，他除了担负一些社会工作以外，还做一些农活劳动和学习马列主义与毛主席著作，有的书他反复阅读好几次。直到1981年他身患癌症时，还在积极书写革命回忆录，抢着时间写了56000多字的回忆录，已被刊登在安徽省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广东省文史资料第28辑，全国政协革命文史资料第九期，空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通讯第29和第42期等刊物上。他病故后我在他的文件包内发现还有几篇未写完的回忆录草稿。这就是他给我们留下最珍贵的遗产。

　　少卿同志在生命垂危的时刻，所想到的还是革命事业和教育下一代的问题。在他病重期间，组织上曾多次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总是说：“我没有什么要求，很感谢组织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临终的前两天他对我说：“你把家中的生活费留下来，其余的钱拿来我有用处。”他又几次问我：“我的二女儿怎么还没来?我要她替我写几封信。”因为二女儿在南京航空学院工作，所以给学校写信最好是她写。虽然二女儿由于路远气候阻隔没能赶上与她爸爸见到最后一面，我们仍然是按照他的意愿，让二女儿给四所学校写了信，再赠送每间学校40元钱，也是表达梅少卿同志最后一次关怀同学们的心意。在他呼吸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断断续续地对我们说了三句话：“我一定要和它（指癌症）斗!我还要看看共产主义!我还有教育后一代的责任啊!”除此以外他再没有向我们交代过什么事情了。对他自己的后事，对家属子女的安排，向组织都没有提过一个字的要求。临终前想到的仍然是党的事业和后代的教育问题，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着胜利的信心。

　　少卿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他那优秀共产党员的高贵品德，热爱党的事业和热爱革命后代的精神，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大家在纪念他想念他时，就应该以更优异的学习和工作成绩，来回报他对大家的关怀和希望。

　　我再讲讲少卿同志的组织观念和坚强的毅力。

　　少卿同志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他不论在工作岗位上和离休时都非常自觉地遵守组织纪律。他在工作岗位上时总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各级党委的决议及上级的指示。可以说在工作中没有出过什么偏差和错误。例如我知道他只要是党委的决议他是会坚持执行的。1948年春，他在担任华东军区三野后勤卫生部第十医院政委时。当时医院伤病员多，有些伤员是由国民党军队刚‘解放”过来就参加了我们部队作战的．思想还未经过很好的教育改造，负伤后功臣自居的思想相当严重，对生活享受追求较高；还有的部别派性严重，为此各医疗队常常闹事，思想工作比较难做。他经常拖着带病的身体到各医疗队去处理问题。医院是在农村住地很分散，距离院部少则五六里路，多则十来里路，他总是自己走去走来，有时返回院部已开过饭了，他就自己到厨房随便吃点冷饭冷菜，炊事人员要帮他热一热或重煮，他都说。“不麻烦你们了。”有几次他独自己走在田埂上，头痛病发作，昏倒在田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自己苏醒过来爬起来再走，到了医疗队坐不住就躺在担架上参加开会。我劝他要检查治疗一下自己的身体，他不理会，没有办法我只得向院党委汇报，请党委副书记（院长）召集党委会，在会上作出决议，给他检查治疗，并批了一个的病号伙食给他。就这样为服从党委决议，他才服药治病。吃了半个月的病号饭。

　　少卿同志在广州空军离休后，参加党的生活时被编在空军招待所党支部，他所在的党小组组长是招待所的司机小费同志，他每月都是亲自去交党费和汇报党的工作。有时天气太热司机同志开车来接他。可是他早已顶着烈日步行去招待所了。

　　少卿同志住进干休所后。不论在安徽还是在广州，干休所的建制是营或团的单位，他总是非常注意有病住院或外出开会办事等，都是事先向所长政委汇报情况。就是最后病重到外地治病亦是如此，还要常写信回干休所汇报情况，从不认为自己是高级干部放不下架子，总是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出现在组织的面前。他对政协亦是如此。

　　再讲讲他毅力，这也是他较为突出的品格，他家境很贫穷，他六七岁就给地主家放牛、羊，到八九岁时就给人家打短工割谷插秧。因他年龄小，插秧老是落在人家后面，他决心要学会插好插快，就自己找块空地，独自在那里学，把秧苗插了拔起再插，这样重复地练习了一天。硬是赶上了大人们插秧的速度，结果连饭也忘记回家去吃。

　　少卿同志1931年春（21岁）在一次战斗中头面部负重伤，嘴唇被炸裂开了，牙齿打掉了八颗，头肿得像笆斗大，眼睛也睁不开。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笼罩下，谁家要藏了红军就要抄斩全家，老百姓将他藏在山洞里，白天用草盖住洞口，黑夜放一个油灯在洞口，防止野兽来侵害他，在无医无药的条件下，他向老百姓借来镜子、丝线和针，自己对着镜子开始用丝线缝唇，一针下去痛得黄豆大的汗珠流出来，有时痛得昏过去，就忍受着这样剧烈的疼痛将嘴唇缝合了。所以他嘴唇一直缝得不是很整齐的。全国解放后，医生说可以再重给他缝好，他说：没有必要了。

　　1933年斗争环境恶化。少卿同志担任赤南县战斗第五营七连指导员兼任五乡苏维埃主席时，在一次为掩护群众撤退的战斗中，他的腹股沟部受了重伤，肠子被打出来，他坚持让通讯员带领群众转移，自己打掩护后爬了二十五里山路，遇到一个讨饭的老乡住在草棚子里，他就与这位老乡住在一起，身上衣服全是血，又没有衣服换，他就爬到山洞里，把衣服洗洗，凉在沙滩上，待到半干时穿上再爬回来。每天讨饭的老乡要到的饭自己吃，要到米就给他，他怎么煮得吃呢?他找到一块铁皮，窝窝用绳子挂在脖子上，爬到山涧取水回来煮点粥充饥，后来他将身上仅有的两块银园交给要饭的老乡，拄着棍子带伤找到了大部队。他在哪么残酷的战争年代里，总是用他最坚强的毅力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敌人用大于他们数倍或数十倍的兵力，向苏维埃地区进行过五次围剿，像用梳子梳头发那样一遍又一遍地搜山，他们有时被敌人追得无处藏身，白天就躲在水塘里，头上顶着青草伪装，只露出鼻子在水面呼吸，到天黑后才能从水里出来活动。就这样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浴血奋战，与战友们胜利地坚持了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

　　1973年梅少卿同志患了前列腺炎，在上海中山医院准备接受手术治疗，但因检查时间太久，整夜不能安睡，诱发了心肌梗塞，经过数月的治疗回到广州疗养恢复，在这一年中，他为与心脏病作斗争，每天晨起坚持散步锻炼，先在凉台上走，后到院子内走，由少到多，由小圈到大圈，最后走到院外走到路上转圈，终于使心脏恢复得相当好，第二年才又到上海去做手术治疗。

　　1981年8月发现他患了食道癌，因为他心脏患过心肌梗塞症，医生怕他承受不了手术，只给他做放射治疗，这种治疗伤害白血球很利害，他为了配合治疗学会了郭林气功法，每天早晨四点钟起床到户外练功。即使在北京时，风雪严寒的天气里他亦是如此。就这样坚持了一年多，直到他的癌症转移到颈椎，医生不许他起床多活动时才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