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广州军区空军原干部部部长——新四军老战士梅少卿同志的遗孀。

　　梅部长在六十年代初因患心脏病，组织要他休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带病在住地周围开荒种地，为增加一线工作人员的营养，减轻社会的部分负担，他上交给食堂六千多斤蔬菜，而自己家却带头吃蔗渣、桔渣、野菜，他的事迹不断在报上登裁。先后被广州市东山区的东川路第一小学、育鹰小学及市少年宫聘请为校外辅导员，给学生们讲革命的历史故事，教育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和革命理想。有的少先队员以小队为单位带到我们家里来，梅部长也总是热情接待，给他们讲战斗故事。有时走在路上几个学生拉着他，孩子们天真地说：“梅伯伯给我们讲个故事吧，要打仗的。”育鹰小学曾有个高年级的学生，少先队不通过他入队的申请，梅部长就与他结成“一对红”，利用节假日约他来我们家给他做工作，结果在毕业前终于带上了红领巾。

　　那时，还给许多机关、部队和一些大、中、小学、医院、工厂、打渔队等单位作了有四位数字以上的传统报告。他作战勇敢，身负三次重伤、四次轻伤，原被评为一等残废，后改为为二等甲级。自从与几间小学建立辅导关系以来，每年“六一”儿童节他总是用他的残废金和生活费中节省的钱为学生们买些图书或学生用品等送去。获得广东省和广州市教育局、共青团委颁发的优秀辅导员奖状数枚，他的事迹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战士报》、《空军报》和《广州青少年报》等报刊多次宣传报导。1981年“六一”儿童节广东电视台和“八一”建军节中央电视台都播放了他的事迹。军委空军出版的《黄花晚节香》刊物上也有他的事迹。

　　他出去作报告讲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总是自已走着去，路远的就乘公共汽车，从不要小汽车送他。他说：“我这样做本身就是优良传统嘛。”有一次到沙河某建筑工程学校去，按约好的时间学生们在校门口等着迎接，但待很久未见他来，结果是梅部长早已走进学校里了，学生们说：“听说今天是一位大干部来给我们作报告，一定是乘座小轿车来，没想到他在比约定的时间早已步行到学校了。”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动乱时期，我们家搬去安徽省，因此与学校的关系中断了。1973年至1977年他患病近五年，动过两次手术，1978年我们家已迁回广州，他又主动去找原来中断了十余年的育鹰小学和东川路第一小学取得联系，了解经过十年浩劫的学校情况，他很痛心着急，希望尽自己的有生之年，努力帮助学校恢复元气，使这一代青少年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时又被增聘为东风东路小学和越秀区惠福西路第三小学的校外辅导员。

　　梅部长对教育培养青少年的工作非常重视，他担任省政协委员时是参加教育组与法制组的，曾到县、区进行三次社会调查。有一次就是专门调查青少年教育情况，他提过15项有建设性的提案，其中有10项是关于青少年教育和要求改善学校条件及教师待遇的问题，并且多数被采纳了。他每次去政协开会前，先到四所学校去搜集意见，会后又到各学校去传达开会的情况。他每次到学校或某个单位作报告前，总是先了解听报告对象的思想情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准备有针对性的讲话内容。八十年代初我家住在空军天河干休所时，东川路第一小学的邓雪英老师还带着六十年代梅部长辅导过的学生到我们家来看望他，并合影留念。

　　1981年下半年发现梅部长患了癌症。他在北京空军总医院治病期间，还给医护人员讲传统作报告。1982年5月癌症转移，他还坚持着参加两所学校的“六一”儿重节纪念会并讲了话。另两所来不及去学校参加会议，他是写好讲话稿送去请人代读的。至“八一”建军节时，他住在广州军区总医院，癌症转移到颈部影响声带，说话非常困难，他就写了四封信，每封信内夹一条红领巾，要我分别送到各个学校，以表达他对学校师生的关怀之意。仅1980年至1982年他用自己的残废金和生活中节省的钱捐助给四所学校895元，购买图书用品除外，以前的不记得了。1982年梅部长认购国债300元，是全干休所买得最多的，他在病重期间交代我，明年我们家还要买国债。梅部长在1981年至1982年三次赴京住院，共收到四所学校学生们向他汇报学习成绩的信件208封，他都一一认真地给予回复。

　　梅部长离职休息后，除担负社会工作外，还在住地种植瓜果蔬菜，从不间断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并抽时间写下了五万六千多字的回忆录，被全国政协革命文史资料、广东省文史资料和安徽省文史资料采用。他病逝后，我在清理他的文件包时。发现还有几篇未寄出和未写完的回忆录草稿。

　　梅部长最后病重卧床不起时，由北京转回广州住在空军医院，组织曾多次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总是说：“很感谢组织对我的关怀照顾，我没有什么要求。”临终的前两天他还对我说：“你把家中的生活费留下，其余的钱我还有用。”他又问“我们的二女儿怎么还没来?我要她替我写几封信。”因为二女儿在南京航空学院工作，所以给学校写信她最合适。他在生命垂危之际，呼吸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断断续续的说了最后三句话：“我还要与它（指疾病）斗，我还要看看共产主义，我还有教育后代的责任啊!”此后再也没说什么了。临终前他想的仍然是党的事业和对后代的教育问题，对共产主义充满胜利的信心。

　　梅部长病故后，我按着他的遗愿，让二女儿替他写了四封信，并送给每所学校40元钱，以表他最后的一点心意，余钱则购买了国债。我还与东山区三所学校保持有十年的联系，在梅部长逝世纪念日，学校派代表来我家献花吊唁。每年“六一”儿童节，我仍给各学校送去贺信、图书或钱，学校有大型活动也邀我去参加。直到梅部长逝世十周年，我与他的家乡安徽省金塞县党史办公室合编，并得到广空党委和政治部的支持，为这位对党的事业、对革命忠心耿耿的、为人民艰苦奋斗了一辈子的老红军梅少卿同志印制了一千本纪念册，政治部留下五百本。我给三所学校各送了一百本，自那时才与学校的关系划上了句号。

　　我的六个子女，在梅部长精心严格地教育下，每个孩子在学校时都是三好学生、班干部，老师的得力助手。最小的儿子读到高中时，还被评为全校的“三好学生标兵”。现在六个子女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做贡献。均是处级以上的干部，其中有三个是高级工程师。可以告慰梅部长于九泉之下了。

　　这次新四军研究会要我参与宣讲团，我一定按梅部长的遗愿尽力把工作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