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爱称小战士为“红小鬼”，抗日战争时去掉红字，单叫“小鬼”。现时称小朋友为“小鬼”，则更广泛多了。可当年我争当“小鬼”真难啊!

　　我生于1925年1月，1938年5月当上新四军，正好十三周岁。说起我当“小鬼”的故事真有点曲折与惊吓。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侵华全面战争，执政的国民党几百万大军，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媚日反共的政策指使下，节节溃退，不到半年时间，把祖国半壁河山沦为敌手。日军占领主要点（大城市）线（铁路）后，向外不断扩张，到处奸淫、烧、杀、抢、掠。沦陷区的人民亡国哀叹怨声载道，身挂白布条的难民四处流浪；溃散的国民党军队“官匪不分”趁火打劫，发国难材；流氓地痞沉渣泛起，名目繁多的“游击队”各霸一方，横征暴敛；大小汉奸公开组织“维持会”，向日寇卑躬屈膝，广大人民群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惶惶不可终日；国民党中的部分爱国将士也无能为力。正当祖国处于极端危难之际，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主力，改编成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或敌占区后方抗战，并首战平型关大捷，震撼鼓舞了全国人民。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新四军，开赴大江（长江）南北，深入敌后，和那里的苦难同胞结合起来，同生死，共患难，坚持抗战，使乌云密布的祖国上空出现了一线光明。

　　1938年春，新四军一、二、三支队陆续深入华东敌后，在上海、南京、杭州日军占领大城市的心脏地区展开游击战争。江北四支队由大别山区向皖东北挺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扩军备战。1938年3、4月间，四支队七团开进舒（城）无（为）庐（江）桐（城）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我当时在庐江县白石山镇小学读书至五年级，1937年12月听完张华明老师“最后一课”（法兰西爱国故事）辍学在家游荡。此时日寇侵华，风云滚滚，人心慌慌，我从郊区农村天天跑到镇上打听消息。这时发生两件事，它对我人生道路选择起了决定性作用。一件是国民党溃兵“卖宝”；国民党安徽保安二团一个散兵连八十余人，由蚌埠前线溃败下来，退到白石山镇。镇上人早备戒心，热情接待，摆宴吃喝，旅馆安顿，青妇安抚，生怕这些“抗日英雄”惹祸。可竟然发生“败兵卖宝”事件：三名败兵吃饱玩足后，提备一个黑布口袋，里而装着一个圆滚滚的东西，在大街上东倒西歪走进一家叫“吉祥商行”小店，把黑布口袋往柜台上一放，小店吴老板点头哈腰答话：“老总、老总，有什么吩咐?”“老子手头紧张，有个活宝卖给贵店好松松手，”高个子兵边说边向老板瞪眼。老板己猜到他们要闹事，忙说：“好说、好说，只是本店生意小，糊糊口而已，买不起贵宝，给三位老总每人赏一块大洋，敬敬孝心吧!”高个于兵大声斥道：“那有这么便宜?一块大洋就能把我们打发走?看看货再说。”三个兵逼着吴老板打开黑布袋，里面装着一只活老鼠，口袋一打开，老鼠一下窜出跳进柜台背后无法找到，于是三个败兵咬牙切齿狂叫：“放走了活宝赔五十块大洋”，“不赔大洋赔个姑娘也行”，“我们三人在贵店三天三夜也行”，最后老板哀求作揖，塞给每人五块大洋才算了事。看热闹的人群纷纷啧骂，说这些败兵比日本鬼子还恶，比土匪还坏。我也恨之入骨暗下决心，“绝对不当国民党兵”。

　　“败兵卖宝”事件约半月后，新四军四支队七团开进白石山镇，大部分队伍住进学校公房，少数人分散作进百姓家。这支队伍一住下，给人第一个印象是处处作爱民活动，住房经房东允许才进屋，进屋后背包一放就打扫卫生，给房东挑水，不吃群众一口饭，不喝一口水，全部自己开灶。见到群众就宣传“我们是抗日的队伍”，“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买卖公平。”部队一集合就唱起响亮的歌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大刀向鬼子们的头砍去”，“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等。晚饭后在学校操场围坐一圈作“丢包”游戏。用手帕揉成一团，由一个人在围坐的人们背后奔跑“丢包”，被“丢包”者如未发现，第二圈“丢包”人跑来抓住就得表演节目，唱歌、跳舞、说笑话、出洋相都行。这种游戏老百姓感到特别新鲜。围观看热闹的群众比作游戏的战士还多，我一连三天在部队住地转来转去。有一次突然在住有新四军战士的房子门口，人山人海，吵吵嚷嚷，推来谁去好象有几个战士和群众打架，我好奇地钻进去一看，才知道真相，原来这个战士为做好事，要把房东水缸挑满水，只挑到第四担时，把竹扁担给挑断了，战士要赔钱，房东坚决不收，于是推来推去，围观的群众都上前劝战士不必赔钱，战士不肯，说新四军纪律严明，损坏老百姓的东西一定要赔尝。争论结果，战士赔了二十个铜板才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