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云露同志牺牲已经60周年了，近两年来在参与党史研究、新四军研究会活动中与许多老同志聚会，交流在那艰苦卓绝年代里的斗争，既有胜利时的欢欣，也有遭受挫折时的悲悯，曹云露同志抗战初期在皖北组建游击武装的活动每每闪现在眼前。

　　关于曹云露同志先期回到安徽发展武装这段历史，有的活动我参与了，有的我就在现场，至今记忆犹新。客观反映这段史实。为了能正确认识与评价这段历史，现将我的记忆和后来的调查所得写出来，供后人研究。

　　一、国难当头，曹云露奉命回安徽

　　党中央决定派曹云露回安徽是有过一番酝酿和筹划过程的。“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逐步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七·七”芦沟桥的炮声，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历史篇章。日本侵略者疯狂进逼，占上海，侵南京，凶恶残暴，全国军民奋起抵抗，人民在沸腾，山河在怒吼。党中央“洛川会议”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党中央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八省红军游击武装改编为“新四军”，同时积极恢复与建立全国各地党的组织。那时，长江局尚未成立，党中央将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仅存的党的组织关系，交给了即将赴任的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同志。朱理治同志在筹划组建河南省委的同时，千方百计了解安徽的情况，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协助下，搜寻散落皖北各地的党的同志和社会关系。他认为安徽形势很好，应急速派人前去，并催促已经在延安学习的原皖西北特委的同志回安徽。

　　从朱理治同志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可以看到，他要“从各方面调查安徽的关系，以便在各地恢复与创立党”，①有的关系经过了三四次谈话，还通过各种关系去考查他们的历史背景。可谓千方百计，煞费苦心。朱理治同志认为，“那地方（指安徽）党的基础，比之我们现存的七八个区域都要好得多，只要派人回去，那地方的游击战争是很容易发动的。”②因为早先派回去的人不得力，又无其他人可派，所以不断写信并打电报，请求中央把原皖西北特委的同志派回去。为了适应安徽日益发展的大好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中止曹云露（原皖西北特委副书记、游击师参谋长）、张如屏在中央党校和“抗大”的学习，经陈云同志谈话，把他们二人派回安徽。

　　曹云露他们回到安徽的任务是什么?上述朱理治同志向中央的报告已经表明：回安徽搞游击战争。他们于12月离延安，经西安到开封已是1938年元旦。在开封，他们见到了朱理治同志，朱理治说中央已批准他们回去后组成安徽工委，由曹云露任工委书记。

　　曹云露、张如屏同志不负党的重托，回到寿县后以一个多月的时间即组建了一支两百人枪的游击武装。这也说明，党中央和朱理治同志对安徽形势的分析是准确的，所交代的方针政策是符合实际的。而后来于4月底所组成的安徽省工委的指导思想和执行的方针政策，却与此有很大差距。安徽省工委侧重于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没有把武装斗争摆到应有的位置上，错过了发展武装大好时机。

　　二、号召武装起来，抗击日寇

　　曹云露约于1月初旬回到寿县。有关组建游击武装的整体隋况我知道得不多，但我记得某些情节，对后人了解武装的组建是十分重要的。

　　此前，日寇已于1937年11月20日占领南京，接着占领了蚌埠、凤阳、滁县，距寿县近在咫尺。战区难民，扶老携幼，西向而来，凄惨万状。日寇暴行教育了人们，更加激起人们的义愤，是奋起抵抗还是当亡国奴，已摆到每个人的面前。这一带的人民群众富有革命传统，十年内战时曾有著名的“瓦埠暴动”，此后几次组建红军游击武装，还在合肥以南组建过皖西北游击师。“西安事变”后，政治空气逐渐松动，抗日热潮在“七·七”事变后高涨起来。在曹、张还没有回来之前，原来的红军游击队员已在相互聚集，乡村老师和青年学生、爱国人士也纷纷组织宣传队。歌咏队，在各集镇进行抗日宣传，有的甚至组织起了自卫武装。

　　曹云露、张如屏两人回到寿县后，消息很快传开。大家都知道他们曾经是被国民党到处捕捉的寿县红军游击队伍的领导人。又是从延安回来的，所以各界人士莫不十分关注。他们四出访问老同志、老关系、老亲朋，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武装起来，共同对敌，打败日本侵略者。有时我也跟随前去。记得一次在小甸集的老中医叶益甫先生家的客厅里，来了一些地方知名人士。叶老先生首先说，曹云露从延安回来，现在鬼子已打到家门前，让我们听听共产党的意见。曹云露就此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我最感新鲜的是，他还讲述了东北抗日联军的经验。他说，日寇占领东三省，东北人民纷纷组织起人民自卫武装，各种抗日力量进行联合，组成了“抗日联军”。有的原本是土匪队伍、绿林好汉，但只要是抗日的，我们共产党人不记前嫌，都可以联合起来。东北抗日联军中有一条叫做“合一不合二”，即不在组织上统一编制、统一指挥，但可以联合起来打一仗，打完了，各走各的路。这样也好，打了鬼子嘛。现在国难当头，鬼子步步逼近，我们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迅速成立起队伍，保家卫国，誓死不当亡国奴。一些老先生们听后，频频点头称是。曹云露、张如屏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许多爱国青年纷纷前来，要求领导他们抗日。不仅广大群众拥护，连一些爱国士绅也表示赞同、支持和同情，有的还将自己的枪支拿出来，支持了游击队。

　　三、游击队的组建

　　曹云露大部分时间外出各地，有时在家里接待来访人员，我们在旁招待。记得到我家里来的人，多半是十年内战时散落在农村各地的游击队员或潜藏下来的党的同志。有一天，涂中庸和赵筹同志风尘仆仆来到我们家中，恰逢云露外出。他们问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祖父回答说不清楚。因为已是傍晚，他们无意离开，询问有什么报刊和文件没有?我便拿出了云露从延安带回来的刊物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们如饥似渴的研究起十大纲领，边看边议论说，土地革命停止了，不搞打土豪分田地了，要减租减息。他们的议论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教育，印象很深，至今不忘。后来我在另一场合也听云露向找来的游击队同志解释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国难当头，民族矛盾已超过阶级矛盾，因此要停止土地革命，缓解阶级矛盾，以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宋德渊同志不只一次来到家中，这是一位不识字的农民，但可以将革命道理讲得头头是道，层次分明。还有一些人，如董吉贤、谢道扬等，谈了些什么，今天已经难以回忆，有的原本就不曾见过。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位外号叫“老奶奶”的同志，原名冯兆卢，舒城人，从数百里外赶了来。这是原皖西北游击师人员，找到曹云露后，在我们家里还住了几天才回去。后来知道，曹云露曾派人到舒城、庐江、合肥一带进行联络，他们得到消息后前来。这些同志回去后，根据他们自身的条件和影响，带着枪支和人员来到游击队。有的就在当地组成了游击武装，这些人都是组成游击队的骨干力量和最基本队伍。

　　我曾经随曹云露参加过一个村庄的会议，听农民们讨论村里青年谁可以参加游击队的问题。青年们打鬼子的热情很高，往往是家里父母有疑虑，小伙子央求我们做他们父母的工作。村里会议是评论谁家可去，去后家中生活如何安排等等，老的少的七嘴八舌。记得最棘手的问题是，有些人私仇难解，如果家里的壮年走了，害怕遭到报复。曹云露解决的办法一是晓以大义，说明大敌当前，国共两党这么多年的深仇大恨都可以放在一边，村里不是家门就是邻舍，还有什么不可以放下的仇恨，如果鬼子来了，谁家的性命财产也保不住。二是晓以厉害，说明如果哪家的青年参加游击队打鬼子去了，你在村里报复不是在帮助鬼子打游击队吗，如果这样做，游击队也不会答应的。这样，去游击队的人员也就安了心。

　　武器枪支是在“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的口号下，通过各种影响和关系募集来的。皖西北游击时期也埋藏保留了部份枪支。我曾经参与了一次找枪的行动。一天晚饭后，云露通知我换好走路的鞋子，集合了七八个人，在夜幕掩护下，一直向南走去，快到吴山庙附近，拐入了谢小庄。这里是谢道扬、谢道明同志的家，在他家门头上棚着许多麻秸捆子，原来枪支是捆在麻秸里边，一共取出十三支步枪，这就是皖西北游击师时期隐藏下来的，当我们离开谢小庄北上走出20余里时，天色已经放亮。在路边休息时云露再三嘱咐，这次行动要特别注意保守秘密，千万不能暴露这枪支是由谓十小庄取出来的，否则谢家就会遭难，这是我们多少年来他秘密据点。如果有人问，枪是从哪里来的，就说是在坟墓地里挖出来的。在其它地方取出多少枪支我不知道。谢道杨同志后来是梁兴初部的教导员，牺牲在苏北；谢道明同志至今尚健在。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正当曹云露到处奔波呼号组织武装抗日的时候，一架援华作战的苏联飞机，在蚌埠上空和日机作战被击落，坠落在瓦埠湖畔的沙滩上。那天，原计划在上殿寺召开抗敌后援会大会，我已到了上殿寺小学会场，突然天空轰鸣，一架飞机由东向西栽了下来，似乎就降落在镇旁村庄的背后。与会人员和上街赶集的群众，不约而同地奔向飞机坠落的地方。四面八方村庄的人们也奔向飞机坠落地点，可谓人山人海。所幸飞机坠落并未引起爆炸，停在湖边沙滩上。从飞机上接下来三个飞行员，一位负了伤，人们将飞行员送到上殿寺小学教员宿舍。这天的会议延迟到下午傍晚时才召开，两位未受伤的飞行员也被请到了会场，结果会议的主题变成了我们宣传苏联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团结抗日，抗日必胜等等。可惜的是，没有人懂俄语，难以和飞行员沟通。好在曹云露同志在延安学习时，知道苏联人喊万岁叫“乌啦!”，为了感谢苏联帮助我国抗击日寇侵略，领导与会人员高喊乌啦!两位飞行员的面孔随着高昂的乌啦声，泛现出笑容，并招手致意。

　　四、游击队成立大会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努力，1938年2月某日，在杨家庙镇北广场召开了宣告游击队成立的群众大会。事前我也随家人到了杨家庙，各地游击武装已陆续集中在那里。共编了三个中队。最初一中队队长是吕子让，曹少修在这个中队。以小甸集、上奠寺一带人员为主；二中队队长是赵筹，以河西隐贤集一带人员为主；三中队队长是张友政，杨守先也在这个中队，是由杨家庙、李山庙人员合编在一起的。游击队成立大会之后，还演戏庆祝。记得当演员唱“松花江上”时，台上演员十分投入，台下群众热泪盈眶，情绪激动，高呼“誓死不做亡国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到良好的效果。

　　我也曾经到游击队宿舍去过两次，因为这些队员很多都是我所熟悉的。在游击队宿舍，有两件事我印象很深。一是原来放在家里的报刊读物已经拿到这里来了，二是在宿舍的墙壁上已经贴出了墙报，是士兵“救亡室”编的。就是说部队集合起来后，已经开始在内部建立起了政治工作。在游击队里，我看到指战员们在操场上练习刺杀，也同队员们一起吃了几餐饭。糙米饭豆芽菜，对我这样的穷孩子来说已是不多见的饭菜了，感到很新鲜可口。晚饭后，队员们集合唱歌，是以《苏武牧羊》曲调自编的歌词，只记得最后一句的歌词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踏平三岛!”有人对“踏平三岛”几个字提出意见说，我们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是我们侵略日本，不应该唱“踏平三岛”。后来改成什么词，已经记不清了。

　　这支游击队武装完全是我们党自己独立自主组建起来的，没有向国民党政府申报求得什么批准，游击队定名为“皖北游击支队”，队长。中队长都是自己任命的，不是国民党官方封的。大队长名义上是张焕亭，实际由张如屏负责，在内部是政委；副大队长是马实。国民党拿他无可奈何，这些都是安徽省工委难以想象的。

　　这里要说说关于张焕亭的问题。张焕亭原是反动民团头子，张如屏的叔叔，抗战前申言要杀掉张如屏。曹云露、张如屏回来后，向他说明党的政策，指出只要真心抗日的就既往不究，使他消释了顾虑。同时也由于他和其它反动势力有矛盾，所以将自己的十几条枪拿出来，交给了游击队。为了争取他，曹云露给了他一个大队长的名义，实际上他并没有到部队来，部队的一切均由张如屏负责，应该说这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

　　五、夜袭凤阳

　　游击队成立后，赢得了群众的拥护，震奋了群众抗日的信心，也获得了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的赞誉，但不为国民党当局所认可，反而引起他们的惊慌和畏惧。他们在内部作了通报，要求对游击队严加防范，寿县县长常子青还对参加游击队的个别人员施加威胁。同情我们的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提醒我们提高警惕，以免遭人暗算，措手不及。为了避免和国民党发生磨擦，张、曹等人几经协商和斟酌，决定游击队开赴敌占区凤阳县境内。当时的状况是，国民党部队西向而退。共产党人的部队却东向迎敌而进。向人们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抗日救国。对日作战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人们莫不拍手称赞。

　　在此影响下，爱国人士郑抱真、老同盟会员石寅生拉起了抗日武装，连草泽英雄万同文也拉起了自己的队伍，并提出向我们要干部。为了争取这些友军，曹云露先后派人到这些部队进行了工作。对郑抱真部先后派去方和平等同志充任了该部队的不同工作，曹云露也应邀专程来到该部，讲解了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后来当国民党反动派要解散这支部队时，郑抱真毅然率部参加了新四军，编人了新四军战斗序列。国民党元老石寅生，当该部被迫解散时愤然向他的部属说，如果我年轻三十年，我就去参加新四军。应该说，当年曹云露领导下的党组织对友军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游击队开赴敌区后，我再未接触过这支部队。4月下旬，曹云露到武汉长江局汇报工作，我随他离开安徽，以后到延安。后来了解，5月1日夜皖北游击队攻进了凤阳县城。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地武装向日寇打的第一仗，大大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提高了党在这一地区的威信。国民党无耻谎报说这一仗是他们打的，意在争功。可惜的是，由于敌情侦察不准确，部队受到损失，牺牲了中队长以下9人，张如屏同志也受了重伤，难以继续指挥部队。部队受挫后，情绪不稳，转移到寿、凤交界的白卢桥，张有政带他的人员离开了部队，部队减员。曹云露从武汉回来，闻讯急速赶到白卢桥（一说曹云露回到六安见到董老，董老要他回部队），整顿了部队，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并几次利用邮电局发电报向省工委报告。后来，日寇进攻，他们掩护群众撤退，也回到寿县，并有了发展，曾一度进占寿县县城。几经周折后，这支部队一部份由曹云露带领到了新四军四支队，编入了江北第二游击纵队，大部份后来编入了新四军五支队。

　　曹云露为了挽救和巩固这支党的武装，赶到了部队，却不为安徽省工委负责人所理解。他在向长江局的报告中，对曹云露横加指责，说什么他跑到游击队去了。拿工作当儿戏，决定撤消他中心县委书记等等。现在看来，正如上述事实所表明的，曹云露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武装，与安徽省工委指导思想相抵触，所以不能容忍曹云露跑到部队去了。什么叫做拿工作为儿戏?此时此地，除了挽救和巩固部队外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工作?这是酿成曹云露同志悲剧后果的根本原因。

　　六、皖北游击支队的性质

　　曾经有人说，曹云露同志在没有得到省工委同意的情况下，帮助地主武装去发展力量，却没有掌握武装领导权。这种说法与历史事实不符。首先曹云露奉党中央指示回到安徽组织武装部队时间是1938年1月，而安徽省工委成立于1938年4月底。皖北游击支队宣告成立时，省工委书记彭康还没有到安徽来，曹云露怎么可能去向尚未建立的安徽工委请示?其次，把党的武装说成是地主武装，是不能容忍的原则错误安徽省工委没有把建立武装摆到应有的位置上，丧失了大好的发展机遇，使党的工作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失。这是当年曹云露思想不通，后来许多老同志每当提起来就痛心疾首、难以平静的原因。皖北游击支队是一支以许多烈士用鲜血保留下来的枪支、人员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部队，在这支部队战斗过的许多同志后来成为党的相当负责的干部。

　　至于说什么没有掌握领导部队领导权，更不是事实。这支部队从成立时起，领导权就在党的手里。部队里有党员，有政治工作，有党的支部。不管后来部队番号几经变更，部队始终在党的掌握之下。在我离开安徽前，或者说在部队开赴凤阳前，我从没有听说过有人勒索欺压群众的事。即使后来有个别队员违反群众纪律，那也不是什么部队性质或领导权的问题。

　　从以上事实我们不难看到，曹云露同志在党内承受了多么巨大的压力。他置个人荣辱、得失、安危于度外，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发展武装的方针，终于为党保留了一支游击武装，使它编入了新四军。此后，曹云露的职务一撤再撤，最后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为党的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这些已经是61年前的事情了，曹云露牺牲也已经60周年了。虽然我不是这支游击队的队员，但由于许多事情是我亲身经历的，我有责任把事实真象告诉后人，以还历史的本来面貌，告慰曹云露烈士的在天之灵。

　　1999年9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