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医学教育家、军事医学家、战伤外科专家、出色的卫生工作领导者官乃泉将军，在新四军卫生部、华东军区卫生部、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总后卫生部等部门历任重要的领导工作。他是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创办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奠基人；兼任上海第一医学院（现上海医科大学）、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院长；曾任中华医学会第九、第十届副会长，全军医学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他是我党的一位忠诚卫生战士。他的光辉业绩，以及艰苦创业、严谨治学、高尚医德、勇往直前的开拓精神，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永不泯灭。

　　（一）

　　宫乃泉同志祖籍山东省莱阳县。1910年8月出生在辽宁省营口市一个油漆手工业者家庭。少年英俊，聪明朴实，又是独子，父母对他特别疼爱。他的父亲深受没文化之苦，平日省吃俭用，节点钱供他上学，一心想把他培养成有文化、有技术、能自食其力的人。精明的小乃泉，领会到父亲的期望，读书十分用功，从不贪玩，因此养成了“手不释卷”的读书习惯。因此，他的功课，从小学到中学的学习成绩，一直是优秀的。初中毕业时，他想早点学门专业，实现父亲的夙愿，便考取了沈阳第一工科学校，在该校他学习了近代中国屈辱的历史，特别是日俄战争后，日本从沙皇俄国手中抢夺了中国东北的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的历史；阅读了一些爱国报刊，了解了全国各地的反日游行后，要求取销“二十一条”，“收回旅顺、大连”以及反对张作霖勾结日本的行径；目睹了日本关东军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欺压中国人民的情景……这一切，都激起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他想，旅顺、大连不是中国人的土地吗。为什么而今成了日本人的军港?为什么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么猖狂?他苦苦地思索着、探求着，似乎悟出了一个道理：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体质太弱”了；日本侵略者以强凌弱，中国要想不被人欺凌，就必须医治国人的体质。从此，他立志学医。

　　1928年夏，他高中毕业后即考入奉天医学院（前称盛京医科大学，现为中国医科大学），刻苦攻读医学。为了掌握医学知识和技术，他不仅在课堂上认真听讲，而且注意课外实习，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践，同时，为了进一步把医学学到手，他努力学习英语，利用掌握的英语来阅读英、美医学书籍和杂志。由于他勤奋学习，每学期都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

　　就在他人校的第三学年，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学校师生举行了反日集会，会场气氛悲壮激昂，师生们义愤填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震天，有的老师挥泪登台演说，表示要与国土共存亡；有的同学当众拿起刀来割破自己的手臂，鲜血直流，以示誓死救国的决心。宫乃泉参加集会后，老师的慷慨陈词，同学的“割臂流血”，时时在他的脑海里回荡。从而，更加激起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很快地占领了我国的东三省。他每每看到沈阳城的上空飘起了日本的太阳旗．心里就很难过。当时，奉天医学院是英国人办的，该校仍然挂着英国国旗，因而该校就成了他和进步师生的“避风港”。他终日躲在这所学校里，不愿出去看那丧权辱国的一切。在攻读医学的同时，利用课余时间，潜心阅读革命书籍和进步刊物，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名著，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名著等，经常与同学们谈读书心得，论救国之道。从法国革命谈到俄国革命，从俄国革命谈到孙中山的革命。他常表示：将来一定到工农群众中去工作。他的学友王聿先同志后来回忆说：“日寇占领沈阳之后，更坚定了他到工农群众中去，为工农服务的决心。”“他毕业后走上革命道路，就是在这个时候奠定的基础。”

　　（二）

　　1935年，宫乃泉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奉天医科大学，为了追求理想，他只身一人离开囚禁三千万同胞的东北大牢笼，进关踏入祖国内地，探求革命道路。他迈开的第一步就是到山东省邹平县乡村教育实验县县医院任外科医生，期望在这里能找到革命的火种。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后，他逐渐发觉乡村教育是缘木求鱼，不可能挽救中国，于是，他决然离开邹平，奔赴蔡廷锴将军在福建举过义旗的地方一福州，进入福州协和医院任外科医生，一面提高业务技术，一面伺机找共产党。当时该院外科主任是加拿大人，很器重他，回国时要带他出国深造。但他立志为工农服务，加上当时华北吃紧，国难当头，便婉言谢绝了。

　　七七事变，抗战爆发，他怀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又离开了福州，来到湖北宜昌伤兵医院，直接为受伤将士服务。当他了解到真正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发出抗战号角的是延安时，他是多么向往延安。接着，他写信给在延安工作的成仿吾转有关组织。要求到延安做医务工作。延安组织很快回了信．并说明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就在武汉，新四军更缺少医生，可以就地联系。1937年秋，他到了汉口，并找到了新四军办事处，与王聿先学友一起报了名，不久齐仲桓同学也报了名。他们三人受到新四军办事处的热情接待，叶挺军长亲切地接见了他们，欢迎他们参加工作。1937年年底他到南昌，参与组建新四军军医处。他终于找到了共产党，并于1940年成为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

　　宫乃泉从到武汉参军那天起，就在党的领导下以一个革命战士、一个外科医生，火热地投入了战斗。

　　（三）

　　新四军成立后不久，在叶挺军长的领导下向皖南集结，宫乃泉随军部军医处由南昌来到了皖南。当时他担任新四军军医处主任。协助军医处长沈其震同志负责日常工作。在沈其震同志的领导下，他和其他医生、护士一起，先后创建了小河口后方医院、军医处直属南堡村医院（又叫前方医院），并兼任南堡村医院院长。为了办好军医院，他敢于探索．克服重重困难，建立了一套适合军队、农村办医院特点的医疗、护理等规章制度，并以身作则，严格执行。他工作认真、踏实，从作手术到查病房，他都认真去做；从为伤病员换药，到为伤病员喂饭、翻身、拿便盆，他都带头去干。病人说他是好医生，医护人员说他是好领导。特别令人难忘的是，他刚到小河口不久，有个妇女（寡妇）因腹部膨胀得很厉害，有人说她有“喜”了，因此背了黑锅，不敢出门。经宫大夫给她诊断，原来是个肉瘤，并立即做了手术，开出来的有十多斤重。这样，便给这位寡妇洗刷了不白之冤。她为了感谢宫大夫，常常来医院为伤病员洗衣喂饭，后来参军了。这件事一直被当地老百姓传为佳话。

　　1938年秋，著名记者史沫特莱由重庆到皖南新四军军部采访时，与宫大夫等一起住在南堡村，很快就与宫大夫等交上朋友。她经过一番采访后，赞扬说：“我看过许多军医院，特别是国民党军医院，他们条件好，医生多，但工作马虎，不负责任，医院乱而脏，许多士兵死于非命，真是骇人听闻。而你们这里条件差，医护人员又少，而病房整洁干净，医护工作有条不紊，医护水平好而正规，伤病员一批批在恢复健康后再上前线，真了不起，这是我在中国看到的最好的军医院。我要向全世界宣传，呼吁他们来支援你们。”

　　1939年新四军先后成立江南和江北指挥部。是年9月宫乃泉同志奉命带领20余人过封锁线、渡长江到江北指挥部组建军医处和军医院。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原有部队的基础上改编为7个师，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改编为第二师，原军医处改编为二师卫生部。任命宫乃泉为部长。

　　从江北指挥部军医处到二师卫生部，在张云逸等首长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他经过四年的努力，使二师卫生工作出现崭新的面貌。并取得一个师的全面卫生工作经验。

　　宫乃泉同志十分重视医学教育，不间断地培养卫生工作干部。在江北，从1939年年底起至1943年年底止，接连办了4期卫生学校（前两期称卫训班），结业学员340名，每期学员中都有红军时期的卫生老干部。第4期卫校还开设了高级班，轮训各级新老卫生领导干部。

　　为落实陈毅同志于1941年提出的“可以办个医科大学”的指示，军卫生部沈其震部长于1942年来淮南二师与宫乃泉部长一起创办了华中医学院。办了2个月，后因日寇大扫荡和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该院决定停办。办院时间虽然很短，却为新四军办高等医学教育，培养军医迈开了第一步。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在这停止办院的关键时刻，宫乃泉以他高度革命事业心和魄力，采取了积极步骤，在吴之理、章央芬医师的支持下，留下20余名学员和一部分教师，开办卫生干部高级进修班（又称研究班），继续为学员上课，直至1943年10月才结束，争得了10个月的学习时间。他还协助地方政府，创办了淮南新医进修班，为地方培养了一批卫生干部。

　　四年中，全师卫生各级领导（包括医政、保健等专职干部）加强了，各级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得到充实，医疗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还新建东、西分区两所医院。另外，还建立了一套战地救护、前方手术处置、战伤分类、向后方转医等灵活机动的战伤救治组织。

　　师卫生部直属医院（包括4～5个分所），经过他的潜心建设和严格管理．成了全师和淮南地区最高一级医院。通过学员实习、卫生干部进修和他不间断地为在职医务人员上课，言传身教，不仅对全师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医院管理的改进起了很大推动作用，而且使良好的医德、医风和学风在全师医务人员中蔚然成风。

　　在淮南，他以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忘我地为伤病员服务，挽救了难以计数的重伤、重危病人的生命，其中有战士、指挥员、地方干部、远近老乡乃至陈毅、徐海东、钱俊瑞、贺绿汀等军师首长和知名人士，赢得了军队、地方、人民群众和全师医务人员的高度信赖。“宫大夫”这个美称在军队中和根据地里广为传颂。

　　他非常重视部队卫生保健工作，并提出卫生工作要“面向连队”。四年中，在他领导下，对部队进行了有效的卫生宣传教育，建立了各种卫生制度（包括上卫生课、公共卫生、炊事员体检、预防接种制度等）。更为突出的，组织医务人员以半年时间，巡回对全师指战员进行了健康检查，建立了卡片，记载了疾病、血型，有计划进行缺点矫治，以备随时供血、输血，一旦工作调动，该卡随介绍信传交组织。这在当时是一项了不起的创举。师卫生部还派同志深入连队，进行营养调查，推动了连队改善伙食，提高了指战员健康水平。

　　在他领导下，于1941年创办了《医务生活》医刊及其出版社。他还在二师创办了以医学书籍为主的图书馆，为掌握中外医学动态，引进先进战伤治疗技术，为办学、办刊和出版医书等不断提供新的图书资料。更有意义的是贵在坚持．在他培育之下，《医务生活》、图书馆得到健康发展，承担了往后更为重大的历史任务。

　　在被敌人封锁、交通不便的艰难情况下．他千方百计策划药品器材供应和储备，保证了医疗、卫生工作的开展。他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自制一部分药品器材，派人和打通各种渠道到敌占区大量采购医药物资、图书，发展到带医护人员到根据地参军。他深知药材来之不易。建立了严格管理制度，提倡节约，反对浪费。这一切，使他费尽心机。

　　在二师时（大刘郢、河头），他以一位学者的身份，结交了不少来根据地的专家、学者和名流。其中有国际友人奥国泌尿科专家反法西斯战士罗生特，他俩并肩工作有年余，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他和教育家韦悫（来淮南筹建江淮大学），工作相互支持，友情甚笃。他为党的统一战线，团结知名人士，做了大量工作。

　　他在二师集部长、医生、教师于一身，还要写稿、读书、交友、过问具体事务，工作够忙、时间够紧的了，然而，他总是昂首挺胸，精神抖搂，像一匹骏马，不用扬鞭自奋蹄。他善于支配时间，很有次序、高效率地工作着。同时，还较有系统地读了马列主义著作、外文医学名著和不间断的阅读了国内外医学期刊，以及坚持广阅群书，不断提高自己政治、业务和领导素质。

　　1940年10月，经邓子恢、罗炳辉同志的介绍，宫乃泉同志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他与刘球同志结成了伉俪，成为终身伴侣。这位1936年入党的湖南长沙仁术医院护校毕业的1938年入伍的同志，是他的事业的支持者和得力的助手。

　　（四）

　　皖南事变后，重建的新四军军部于1943年由盐城迁驻淮南盱眙县黄花塘。1944年春，宫乃泉同志奉命调军卫生部任第一副部长，与老同学老战友崔义田部长又相会在一起，共同战斗。他到军部一开始就举办了卫生干部训练队（简称干训队），下设医训、药训、化训三个班。医训班主要轮训全军团以上卫生领导干部。药训、化训两个班主要培训和轮训专业干部。三个班共86人，学期都在半年以上。

　　1944年，日寇在太平洋和中国战场连遭惨败。军卫生部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经军首长批准，决定办军医学校（后改为华东白求恩医学院）。这一决定，实现了他多年来办高等医学教育，培养军医的宏愿。部长分工由他来领导建校工作。该校在筹建时，得到上海地下党等组织大力支持，动员了沈霁春、江上峰、邢其毅等一批专家教授作为教师，任命江上峰为军医学校校长，招考了一批高中毕业学生和江淮大学转来一批同学共60人为第一届学员，并选定在1945年5月12日国际护士节这天，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培养人民军医是该校的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大体上有个前后期课程计划，采取平战结合、因师施教（兼教）、因时制宜、灵活掌握的原则。这也是他在军队里办校和严谨治学的指导思想。他根据部队随时要打仗的特点和多年的教学经验，开门第一课就是由他上急救学，薛和同志上绷带学，以便学员随时就可参加战伤救护工作。他讲课条理清楚，层次分明，易懂易记，课堂纪律严明。他善于团结专家教授。所以，在师生中很快就树立了很高的威信。他非常重视校风校纪建设，学生过着军事生活。

　　随他调至军卫生部有图书馆、《医务生活》出版社。图书馆有效地为军医学校服务，《医务生活》医刊，成为全军业务技术指导刊物。1945年9月宫乃泉同志挑选了11人组成的卫生部先遣队，从淮阴出发，经长途跋涉，到达山东临沂县。不久，他遵照陈毅同志的指示，赴东北向罗荣桓司令员争取药材支援任务。在罗司令慷慨无私的援助下，调拨了大量药材、教学设备、药厂设备，这不仅有力支援了部队，充实了军医学校实验室设备，还为创办山东新华药厂提供了条件。

　　军卫生部全部到达临沂后，改为新四军暨山东军区卫生部。陈毅同志在临沂看到“办个医科大学”的愿望实现了，非常高兴，一下就为军医学校师生做了两个小时的报告。宫乃泉同志在临沂时，充分利用了暂时和平环境，组织教师，扎扎实实地为学生上了半年课。

　　战争越打越大。他感到前后方医务人员迫切需要一本内容比较全面、系统、先进的战伤治疗指导书籍，从1946年秋起，他夜以继日编著出版了《战伤疗法》，及时分发到前后方。同时他又办起医务干部轮训队，通过培训，提高战伤治疗水平。他亲自抓材料科工作。派人到山东各海岸，大量购进和储备药品器材，保证部队供应。

　　（五）

　　1947年1月下旬，根据中央整编部署，撤销新四军暨山东军区建制，建立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华东军区卫生部由崔义田、宫乃泉等任正副部长。后方卫勤工作主要由他负责。是年2月，军医学校改为华东白求恩医学院，任命宫乃泉兼任院长。

　　为了便于争取宋庆龄等中外著名人士和“联总”、“解总”方面提供药材等救济物资，于1947年春成立了山东国际和平医院，实际是华东军卫生部直属医院，并由他直接领导。和平医院在胶东滕甲庄时，争取到美国海军医院全套装备。该院高级医师比较集中，设备也好，因此，成为华东解放军和地方最高一级医院，并承担了白求恩医学院临床教学、实习，接受团级以上卫生领导干部进修等任务。该院先后收治了各大战役重伤病人，仅以1948年统计收治伤员1799名，其中济南战役收治伤员828名。还参加了地方抢救病灾。在接管济南市、徐州市卫生系统的工作中，该院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1947年秋，华东部队分外线，内线兵团作战时，内线兵团卫勤工作由华东军区卫生部领导，主要由宫乃泉副部长负责。留在内线兵团的医院经整编后有12所医院（包括和平医院）、1个疗养院和1个休养所。1947年11月军区卫生部在诸城县朱苏埠召开了内线兵团各纵队卫生部长、各医院长会议。会议由宫乃泉同志主持，他总结了前段卫勤工作，提出今后任务。还详细讲授了各部战伤处理技术。这次会议为后来战伤救治工作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在近一年内线兵团作战中，共收治伤病员3．9万名。

　　1948年3月白求恩医学院第一届学员毕，他们成为华东部队受过高等医学教育和自己培养的55名人民军医，走向华东战场各个战斗岗位（开始任实习军医）。

　　1948年5月，解放潍县战役开始。宫部长组织了手术队，并将军区卫生部直属所加以充实成为重伤收治所，参加潍县战役伤员救治工作。手术队设在离城仅20多里的周家宫庄，任务是救治并收容头、胸、腹的重伤员。  从战伤救治医学原理上讲，伤员负伤在6小时之内，就可按“无菌”伤口来处理，进行缝合。为了达到这一水平，在宫部长指挥下，伤员在前线经初步处理和分类。直接由快速担架队，在几个小时内就可送到手术队进行手术。这次组织了10个手术台，除了二三个手术台处理伤口已感染的手术外，有七八个手术台作创伤“无菌”处理手术。参加手术的有宫部长、张学彬、姚家祥等医师和张己克等同志。为了多抢救伤员，争速度，创伤经手术处理后，缝合皮肤就让白求恩医学院二届同学去做，接着再做下一个伤员抢救手术。周而复始，日夜不停，连续了3天3夜。宫部长因体力不支在手术台上晕倒了。据张学彬医师（上海医学院毕业）的回忆，他做的30多例腹部战伤手术，缝合后，除个别重伤员不能救治外，均能第一期愈合。从现代水平来看，在现代化的战争中，有先进的交通运输网络，设备优良的医疗单位，要做到大量伤员在数小时内即做手术。也决非都能做到。

　　1948年9月，解放济南战役开始。这次战役卫勤保障主要由宫乃泉副部长负责领导。他根据围城攻坚作战部署，组织了13个医院（包括“和院”）和6个医疗所，并将轮训队、医学院和卫校学员．配置到各医疗单位。根据部长分工，他和李振湘、白恪副部长分别负责北线（攻城东）、西线（攻城西）、南线（打援）伤员的收治任务。由于准备充分，布置周密，又有潍县攻城战役伤员救治经验，加之他亲临前线指导战地伤员救治工作和参加手术，使收治的19720名伤员，重伤员死亡率降到2．15％（过去是3％）。

　　济南战役中，“和院”位置仅离城30华里。这时，原潍县乐道医院院长张增光医师（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已参加“和院”工作，此时“和院”已有自己发电的x光机。为了发挥“和院”技术、设备优势，宫部长指示我，这次股骨折伤员，采用骨骼牵引架固定，减少或避免残废。在他授意下，我绘制了草图，经过他认定后，临时置备了牵引架器材。凡是收容的股骨折伤员，在X光下，经过手术处理，都作了股骨折牵引固定，解决了石膏固定不能克服的因肌肉拉力而造成的股骨折错位、重叠和愈后残废等缺陷，也减少因换药给伤员带来的痛苦。用这种办法治疗40多名股骨折伤员，治愈率大为提高，住院日大为缩短，几乎没有一个残废。骨骼牵引治疗方法，在城市医院虽然早已采用，但在战争中靠近前线仅30里的“和院”采用，在华东解放战争中，还是个创举。在他领导并直接参与下，把解放潍县、济南两个战役中的治伤医疗水平推向两个最高峰。

　　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在他直接领导下，发展成为华东部队医学训练中心，华东部队医学各种培训，统一由该院领导。战伤外科一直由他授课。担任教学的专家教授也为办好学院历尽艰辛。该院医学系招生至3届，学员共190名；医训队办了3期，轮训卫生干部共344名；培养各类卫生干部共2285名。为华东部队培养卫生技术人才做出重大贡献。

　　由他主编的《医务生活》医刊，成为华东部队战伤治疗技术指导刊物。三年内从4卷1期出到5卷2期。战伤治疗文章占了80-90％，其中发表了他撰写的《战伤外科麻醉》、《破伤风的治疗与预防》、《膀胱的战伤》等重要文章。因战争不能定期出刊，改出《医务生活》活页文选，发至前后方。《医务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许多战伤著作，其中有他撰写的《战伤疗法》、《腹部战伤》、《血管战伤》。这些文章和著作，在战伤治疗中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济南解放后，他被留下兼任山东军区卫生部部长，并负责济南市卫生系统接管工作。虽时间不长，仍做了富有成效的开创性工作。

　　他将山东省立医专与白求恩医学院合并（后该院又与齐鲁大学医学院合并改为山东医学院，现为山东医科大学），派方春望医师到上海等地动员一批专家、教授，充实了白求恩医学院和省立医院，他争取到一笔巨款为医学院充实新建9个实验室，附设药科学校的教学设备也得到改善；轮训卫生干部继续举办，使一些老同志在这更加优越的条件下得到学习提高，还开办了医士班，组织出版了十多种医土教材，在当时，对医士教育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组建了山东省卫生厅，并兼任第一任厅长。他召开了山东省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统一了思想，确定了今后方针任务。他将《医务生活》出版社设在济南，规模迅速得到扩大，出版了大量医学书籍。

　　（六）

　　1950年，成立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以下简称华东卫生部），任命宫乃泉为副部长。他仍然把医学教育，培养人才放在第一位。根据院系调整华东卫生部部署上海第一医学院，由他兼任院长。上海第二医学院，也由他兼任院长。在此期间他对“一医”在嘉定县办农村卫生教学示范区，特拨较多的事业费，当时对农村送炭，表示了他对医学教育面向农村的支持。

　　1952年，美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中失败，惨无人性地使用细菌武器。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宫乃泉同志奉命以最快速度组织了上海等地20多位著名专家参加的防疫检验队赴朝进行调查。第二次他遵照中央的指示组织反细菌战调查团，并担任团长，赴朝进行深人科学调查，用大量确凿罪证以调查团的名义写成了《关于美帝国主义在朝散布细菌罪行调查报告》，向全世界公布他们的罪行。在国际和平理事会国际科学委员会派出细菌调查团来朝鲜战场进行调查时，中国成立了招待委员会，李德全、廖承志、贺诚任正副主席．宫乃泉任秘书长，协助该团赴朝进行调查。在大量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国际科学委员会进行证实签字，编写了黑皮书，从道义上、战略上、国际公法上挫败了美帝阴谋诡计，伸张了人类正义。宫乃泉同志为反细菌战建立了殊功。

　　他在华东卫生部任职期间，对华东地区医疗预防、劳动卫生、妇幼保健等工作的开展抓得很紧，也很得力，并发表了10多篇专业指导性文章。

　　在上海成立了华东《医务生活》出版社。将济南《医务生活》出版社改为分社。1951年《医务生活》在上海复刊，他亲自写了复刊词，并发表了《自卫战争中治伤工作》等一些著名论文。出版了许多著名专家教授著作，其中有他翻译的西格里斯（H．E．Sigerist）著的《苏联的医学和保健》。在他的指导下，该社组织出版了沈克非、黄家驷等著名专家翻译的格兰汉姆（Graham）著的《军阵外科学》共6册、150万字，共印9万册，应急了抗美援朝治伤工作的需要。

　　（七）

　　1951年，中央军委授命宫乃泉同志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以下简称医科院）。他以远见卓识、深谋远虑和组织才能，使筹备工作高速度地开展。1951年8月1日建军节，医科院在原巴斯德研究院旧址正式成立，他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了军事医学最高研究机构，填补了军事医学研究的空白。他从国内外聘请了著名或第一流专家任各研究系室的领导，并聘任沈克非教授为医科院副院长。医科院在上海得到陈毅同志大力的支持，经他报请后，陈毅同志批拨了太原路294号房屋，作为扩大院址。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深切悼念这位我军卫生事业开拓者、创业者。

　　1953年8月他被任命为总后卫生部副部长。主要分工负责军事医学科学研究、医学教育、军事医学书刊出版，以及组建医院工作。

　　抗美援朝胜利后，还有不少未愈的晚期伤员散在各地，吴英恺（他的同学）等专家建议，将伤员集中治疗、研究，建议很快得到总后卫生部同意，在宫乃泉同志领导下，于1954年春，将全国1千多伤员集中到辽阳201医院，邀请了全国各科外科专家，进行为期10个月的治疗和研究，绝大多数伤员治愈了，培训了80多名青年军医，编写了我国第一部《野战外科学》。

　　宫乃泉同志还为全军培养多层次卫生干部，办不同类型医学院校等规划，提了不少建设性意见；他领导了各军医学院校制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编写以及教学改革等工作。

　　（八）

　　宫乃泉同志是一位赤胆忠心、富有才华的好领导，他为党的卫生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但是，正是这样一位好领导，在党和人民需要他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却在“左”的气候下．1957年把他写的三篇建议性文章当作活靶子，进行无情的批判，作了“反党性质”、“严重右倾的错误”的结论，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降职使用。十年浩劫初期，又被诬陷为“走资派”、“三反分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批斗。在政治上受到两次的打击，精神、人身受到莫大摧残。然而，他坚定地认为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乌云只不过暂时的，考验是多方面的。于是，他又振作精神，为党的卫生事业积极工作着。

　　刘少奇、陈毅、张云逸、赖传珠等新四军首长，深知他对党忠诚，作风正派，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是一位难得的卫生创业将才。经过原新四军参谋长、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同志积极推荐，1961年由西藏调至沈阳军区后勤部卫生部任副部长、部长。

　　当他了解沈阳军区卫生人才、医疗水平等与各大军区相比还有差距时，他自己或派人依靠组织和战友的支持，从上海、北京等地动员并聘任一批高级医师充实了卫校、总医院；经地方政府同意、国务院批准，从东北三省三个医学院、湖南医学院招收（1962～1966年）应届毕业生870名入伍，加上卫校大专班和分配的医学院毕业生，四年内，解决了上千名高级医技人才，充实了总医院、卫校、部队各级医疗卫生单位。

　　宫乃泉同志在逆境中，仍然发挥了创业精神。“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无情地剥夺了他的工作权利。这对他来说，增加了更大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更加多病体弱，1975年4月20日，宫乃泉同志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终年65岁。

　　宫乃泉同志的逝世，使我党我军我国人民失去一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勇于创业的优秀将才。1979年4月沈阳军区后勤部为宫乃泉同志举行了隆重追悼会，并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同年8月，军委总政治部批示，为宫乃泉同志两次错误处理进行彻底平反，并指出他于1957年发表的三篇文章基本观点是正确的，恢复其名誉，恢复原职、级别待遇，做好善后工作，消除影响。

　　（九）

　　刘少奇同志曾在1940年8月的一次会议上说过：“宫乃泉像一把斧头，多硬的木头经他一劈就裂为两半。任何困难环境都阻挡不了他进行工作。”美国的进步作家史沫特莱也曾在她的《中国的战歌》中描述过：宫乃泉是“一位长着一副艺术家的头脑和一双手，富有才华而又极细心的”医师。刘少奇同志和史沫特莱女士，一位是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一位是著名的进步作家，他（她）们从不同的角度，评价了宫乃泉同志为中国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不怕困难，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赞扬了他精湛的医术和高尚医疗作风。综观宫乃泉同志为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奋斗的一生，正像他（她）们所说的那样。由于宫乃泉同志有了这样的品格和作风．因而他给我们留下了光辉的业绩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是：

　　第一，办医学教育，培养人才。他办了12期卫训班、创办华东白求恩医学院，他领导的医学院校，为军队、地方培养了大量的医学人才，分布在全军、全国，可谓桃李满天下。

　　第二，在战争年代、和平时期，他为部队战伤治疗、卫勤建设、科学研究、反细菌战、医疗预防、发展我军临床专业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第三，他从新四军卫生工作初创时期起，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止工作时候止，他的开拓、创业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事业，即使身处逆境，还是坚持这种精神。

　　第四，他的事业成功因素，主要是他对共产主义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对党无限忠诚；他孜孜不倦的学风，医学上达到很高造诣，技术上精益求精；他善于发现人才、珍爱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他一生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直言不讳、疾恶如仇，特别是身处逆境，仍能忍辱负重，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高贵品质。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蓬勃开展的今天，非常需要这种开拓、创业的精神，非常需要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们期望他的这种精神能够发扬光大!

　　原载《忆宫乃泉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