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7年10月，国民党宣布同意我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集中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叶挺、项英为正副军长。当年12月下旬项英副军长到延安党中央汇报工作，当时我在抗大学习，同抗大的一些学员一起随项副军长来到新四军工作。

　　我们经武汉到南昌，我先在军部作指导员，后来到军需处去管钱。军需处的出纳科，开始只有我一个人。我的实际任务是去上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领军饷。从南昌到上饶要走两天两夜，来往六天。每次去我都只带一个公务员。不久，军部从南昌搬到皖南岩寺和云岭，从那里到上饶交通更不方便，来回一趟要走更长的时间。军部刚成立时，全军的军饷一个月是6．6万元，分上半月下半月两次发（一次是8日，一次是25日），每次发3．3万元。这些军饷发到各部队，往往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后来物价不断上涨，国民党给增加了一万元。后虽然也陆续增加一些，但为数很少。我1939年5月离开云岭军部时，每月军饷不过10—11万元。国民党部队的军饷比新四军多得多。他们的小军是18万元，中等的军是25万元，较大的军达到30多万元，最小的军也在10万元以上。物价涨了，他们的军饷也增加得又多又快。

　　新四军刚建立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即指示，新四军要“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后去”，建立持久的根据地。项英同志没有认真执行这些指示，很多部队驻扎在皖南地区，单纯依靠国民党政府发的军饷生活，还得听候国民党派人来点名检查人数，并时而发生拖饷、欠饷的问题。当时我军的供应非常困难，军部机关和一些部队有时连吃饭的钱也没有。特务营买米的钱不够，只能买地瓜吃。军需处要东挪西借，有时还向参加新四军的护士“小姐”借钱。有些护士出身于大城市或华侨的有钱人家，身边带了一些钱，我们向他们每人借200元、300元，凑起来给部队买粮吃，有了钱再还给她们。国民党利用军饷来卡我们，使我们战士的生活水平比国民党军队士兵差，妄想分化我们，饿散我们，冻散我们。那时，国民党还鼓动红军战士的父母、亲朋给红军战士写信，叫他们脱离新四军返回老家和家人“团聚”，用软化的手段瓦解我军。自己没有根据地，处处事事受人家的摆布。

　　1939年5月，我随叶挺军长等到江北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任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我是军需长（供给部主任）。指挥部先设在庐江东汤池的一个庙里，后搬到皖东的大桥、半塔和黄花塘。我只带了一个会计，后办了会计训练班和事务长训练班，建立起会计制度，分开了各项费用。皖南事变后，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李人俊同志任供给部长，我为副部长，不久李调走。我即担任供给部长。日本投降后，成立新的淮南军区，不久又组成新二师兼淮南军区，我任淮南军区供给部长。

　　二师的供给工作，在建立淮南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前后有很大不同。1940年3月以前，我们在淮南没有建立以我为主的民主政权，没有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组织人民发展生产，没有建立正常的赋税制度，抗日的军费没有可靠的来源。部队发展快，而供给十分困难。当时部队供给标准很低，每人每天一斤粮，三钱油，每月一元津贴费，有时还无钱发。1939年12月寒风刺骨，冬衣还没有着落。张云逸指挥知道我们无钱做棉衣，就要我到胡服（即刘少奇）同志处去求援。我从那里取来600元才解决棉衣问题。1940年4、5月份，还发不了单衣，干部、战士只好撕去棉衣里的棉花穿夹衣，直到端午节才发第一套单衣，到中秋节才发第二套，而衬衣一件也没有。由于夏天里，战士只有一套单衣，没有替换的，只好到河里边洗澡边洗衣服，然后等晒在河滩上的衣服干了才上岸。女同志没有替换衣服就更加困难了。那时，民主政权刚刚建立，又逢青黄不接，部队吃粮仍很困难。较多的时间是供应杂粮，如黄豆、绿豆、山芋等。吃这些粮食，不觉饱、难消化、爱打屁，一到开大会时，大家以此来开玩笑。伙食费、服装费也是无法保证，军械费、津贴费、杂支费就更加缺乏了。干部、战士晚上点灯只发一钱油；伙房的同志夜间工作时间长，发三钱，点完了就得摸黑，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1940年3月在定远、半塔取得反击顽军自卫作战胜利后，淮南的形势毕竟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刘少奇同志亲自领导下，路东、路西均独立自主地建立了民主政权，委派了县长，成立了区、乡政府，消灭了土匪，惩治了汉奸，取消了国民党时代的苛捐杂税，发动和组织群众实行减租减息，调整租佃关系，减轻农民所受地租利息的盘剥，农民生产劲头大了，产量也高了。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建立了赋税制度，有田赋税、屠宰税、货物税、进出口税等，时间不长，政府和部队的财政需要有了经常的来源，部队的供给也有了改善，和建立政权前相比，和皖南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情况相比就大不相同了。1939年我们供给部门只有一个会计，一个公务员，连我才三人，到1940年冬，供给部已经有了40多人，成立了会计科、军需科、粮食科、总务科等等，除了两个科长是老同志外，其他都是陆续参加的新干部。从供给部的扩大中，也可以看到部队的发展和供应的改善。当时财会干部十分缺乏，我们先后举办了9期会计训练班，参加的多是上海等地来的知识青年。除了把他们分配给会计科和部队外．还为地方政府输送了一部分。这些学员。大部分成了财经工作的骨干，有的还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战线上的负责干部。

　　淮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后，部队的供给虽然有了可靠的来源，但由于淮南地区自然条件差，生产比较落后，天长、六合、仪征、高邮等县自然条件好一些，但有一部分为敌伪所盘据。只有那么大的地盘和那么多的生产，“鱼大水小”的矛盾很明显。我们曾经算过一个账：100个农民养活1个战士，可以过得去，养1个半就紧张了，养2个就支持不下去了。打仗是很费钱的，一发炮弹要抵上农民8亩地小麦产量的价值，路西一次战斗打了300多发炮弹，就打掉2400亩地的小麦。我们想过很多办法筹款，如没收汉奸的粮食，但很有限。有一次我们调查到，国民党在洪泽湖边上沉没了一些铁轨、生铁、铜等，我们把它打捞起来，卖掉一部分充作军饷，一部分用来造子弹、铸饭锅。地方政府也尽了很大的努力来解决财政困难。淮南行署财经处的负责人先后有李人俊、陈穆、范醒之、龚意依等同志，他们经常送款子给部队，支持战争的需要。

　　（二）

　　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克服财政困难，1942年2月，中央军委依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号召全军开展生产运动，做到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给我们指明了克服困难、改善部队供给的根本出路。由于生产大发展，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有了物质基础。

　　从1942年开始，二师开展了群众性的农、副业生产，并陆续搞了不少工业生产。

　　在农副业方面，主要是发动各部队种菜、喂猪、晒酱、腌菜等。在边界游击区的部队是不容易组织生产的，但在后方的部队完全可以组织起来。这个地区荒地很多，有条件开荒种粮、种菜。各单位都抽调了一些战士或身体状况不能去前方的同志参加生产。每个连队都有菜地，大部分可以做到蔬菜自给。粮食主要依靠人民供给，部队种粮食不多，主要是帮助当地农民收种。部队开展生产运动和助民劳动，加上减租减息，调整租佃关系，大大鼓舞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当地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提高，部队供给也就有了较充足的来源。

　　通过农副业生产，后方部队的蔬菜不但可以自给，每月一个连队还可杀1～2头猪。连队伙房开展竞赛，制订菜谱，一个星期不吃同样菜。过年过节可以很好地改善生活。有一年过春节，师直机关伙食吃得很不错，肖望东政委对我说；“我们后方吃得这样好，是否会影响前方了”我说：“已经搞了几千斤鱼送到前方，不要饯。”他昕了很满意。开展生产运动以后，部队供给大大改善了，战士身体素质增强了，和国民党军队士兵面黄饥瘦，成为鲜明的对照。

　　在工业生产方面，政府给了积极的帮助和支持。供给部陆陆续续办起了被服厂、染布厂、飞马烟厂、水壶铸锅厂、手榴弹厂、子弹厂、平射炮厂和修械所，其中被服厂还生产绑带、皮带、毛巾等。这都是根据部队的需要和当地可能的条件，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举办起来的。在工厂作工的同志的待遇和战士一样，没什么工资。只有少数没有军籍的技工。有工资待遇，还有一些请来的工人，按件计酬。

　　由于当时我们受敌伪封锁，虽然通过各种关系到敌占区去采购，但我们没有很多钱，敌人封锁也很严，因而难以满足部队的多种需要。有了这些厂子，我们的困难就少得多。例如，部队需要大量的毛巾，开始是到上海等地去买，后来敌伪封锁很严，采购很难，保障不了部队的需要。采购来的毛巾又是五颜六色，长短不一，既不耐用，又不整齐，不宜分发。我们就在盱眙的梁家岗办起了毛巾厂，从上海买来机器，请来技术工人，教战士织毛巾，自己买纱自己织。战士用毛巾很费，我们就想法织得结实耐用，其中有一种一边有毛一边是平的毛巾为最好，很受战士欢迎。

　　再如，军队和群众都很需要铁锅，我们就在天长县的永丰镇办起了锅厂，用旧锅换买新锅，用不了多少新铁，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有一回，罗炳辉师长说：“天气热了，战士需要水壶，是否做一些水壶?”我们人托人，买来一些洋铁皮，焊了一些水壶，发给部队。看到战士捧着水壶饮水，我们有说不出的高兴。

　　香烟是根据地人民和部队都需要的消费品，当地只有一、二个手工业作坊，产量低，质量差，不能满足需要。抗日民主政府为了限制外烟进口，对进口纸烟抽很高的税。张云逸副军长不吸烟，有一次开大会，他在台上看见台下有战士捡烟头，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对我说：“咱们当领导的要关心战士的生活问题，吃的穿的用的，都得关心解决。咱们能不能办个烟厂解决干部、战士抽烟的问题?”我就着手筹办烟厂。工厂设在铜城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时间是1941年或1942年，张副军长批给我们42元淮南币作为开办费，当时相当于一口大肥猪的价格。后来就有了“一口大肥猪变个大烟厂”的美誉。

　　我们先在当地买了一架小的手摇卷烟机开始生产。淮南日报社的同志给画了匹展翅飞腾的骏马作为商标，起名飞马牌，烟厂也定名为飞马烟厂。

　　生产出来的烟除了供给部队需要外，还有很好的销路，于是就逐步扩大工厂。我们通过关系从上海先后买来两台新式的动力卷烟机。由于当时我们没有动力设备，就改为大木轮，用人力摇。为了提高纸烟的质量，我们找人了解英美烟草公司香烟配料的方法，买来高级香料，请从上海回乡休假的工人教技术。在烟厂工作的多是身体不好的干部、战士，还招收了一些当地的女工。这些同志，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在技术上精益求精，为生产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办厂以后，部队指战员买烟方便了。我们还在供给制项目中规定，按照干部的级别，每月发多少不同的烟，大家都很高兴。

　　飞马烟不仅在根据地有了很好的销路．还远销到敌占区的城市里。当时，商人是不能把有飞马牌商标的香烟运到敌占区的，我们在香烟上印上英文字，又从上海买来精致的大红锡色空盒子，装封好运出去。商人是很聪明的啊!他们用大英牌等名牌香烟和飞马牌烟比，比烟丝，比烟纸，比色香味，比烟灰，比燃烧，比的结果，飞马烟并不差、某些方面还超过名牌烟，价钱又比较便宜。商人看到有钱可兼，就冒险运出销售。有的商人甚至告诉顾客：“仔细看看，是‘四爷’（指新四军）的产品啊”!

　　为了满足人民大众的需要，还生产了低档的大众牌香烟。这样可以综合利用原料，成本低，价钱也便宜得多。

　　烟厂的产量相当大，一昼夜可产2000条，但还是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每天买烟的人排很长的队，有时多达几百人。开始没有想到办烟厂赚钱，结果有很多盈利。为了同敌占区商人进行贸易的方便，增加地方财政收入，1944年我们把烟厂交给了地方。这时，我们节余一万多元，工厂有200多工人，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可观的工厂了。卫生、医疗训练班，对原有的卫生干部进行了轮训，同时还招收了大批新学员，扩充卫生干部队伍。1939年11月，在定远县大何家举办的江北指挥部第一期卫生干部培训班，张云逸同志亲自参加了开学典礼并讲了话，宫乃泉同志具体组织安排教学活动。40多名学员经过半年的紧张学习，完成了预定的学习课程，这些课程包括基础和临床知识，同时在数理化方面也进行了辅导。毕业典礼时，中原局书记刘少奇还到会作了重要指示。他勉励学员们毕业后，要不断学习，努力实践，使自己成为医务专家，在救死扶伤的光荣岗位上，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自己的贡献。

　　通过专业培训，使医务干部的医疗技术和专业知识水平有了提高，卫生人员队伍不断壮大，基本解决了部队卫生干部少、医疗水平低的问题。逐步做到了师、旅和军分区有卫生部（处）和医院，有的医院还有若干疗养所，团有卫生队，营有卫生所，连有卫生员；在战场救治方面，做到了能及时包扎急救，扩创手术打石膏固定和腹部手术不出二师；在卫生防疫方面，对全师指挥员适时地进行体检，并开展了预防、接种、消灭虱子和疥疮的卫生运动，提倡使用分筷制；在部队伙食营养方面，推广了五旅十五团吃豆浆的经验，以增强干部战士的体质。

　　二师的卫生工作，除培训卫生人员外，还在药品器材的供应，普及卫生防疫知识，出版《医务生活》、《人体解剖图谱》、《生理知识》、《英勇救护员》等医疗杂志和书籍，创办二师卫生部图书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在医药器材的供应上，师领导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到敌占区上海等地采购药品和医疗卫生器材。宫乃泉等卫生领导同志还发动卫生人员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克服困难，弥补药品、器材的不足。做到了医务人员有手术包，连队卫生员有急救和常见病药包，卫生战上有裹伤包，基本上满足了部队卫生工作的急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