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坚持鄂豫皖地区的红二十八军和豫南红军团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林维先任参谋长、戴季英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七、八、九团和手枪团，共3100余人（第八团由豫南红军团改编，手枪团人数较少）。部队改编后，集结在黄安七里坪和信阳邢集地区休整，准备东进安徽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挺进皖中皖东

　　1937年12月28日，毛泽东致周恩来、项英电中说：“高敬亭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地区作战”，三点之间主要的就是皖东地区。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叶挺5月21日致毛泽东、周恩来电中说：  “四支队应进至滁县、全椒以西，嘉山、明光以南、巢县以北，定远以南地区，”叶电所指各县正是皖东地区。1938年9月底至11月初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根据当时的主、客观条件，皖东地区是发展华中最有利的方向之一。另一方面，在新四军组建起来后，国民党当局对各支队的活动地区作出了具体规定，第四支队活动的地区是，皖中的淮南铁路两侧地区，并受国民党第五战区统辖。根据上述情况，四支队东进敌后第一步展开在皖中地区是正当的，但应争取尽快地进到皖东发展。

　　1938年3月8日，在高敬亭司令率领下，四支队分别由七里坪和邢集出发，向安徽敌后挺进，两支部队在霍山流波疃会师后，继续东进，于4月中旬展开在舒城、庐江、无为、巢县之间地区。5月12日，第九团四连和侦察队在蒋家河口设伏，全歼出来抢掠的日军20余人，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是新四军对日军作战的第一仗。6月中、下旬，第八团一、二营先后在舒城、桐城之间公路上，袭击和伏击日军，共毙伤敌60余人，生俘1人。在5至7月份，各团都消灭了一些土匪、汉奸武装，共歼俘匪、伪1500余人。四支队的战斗行动，打击了日寇的气焰，鼓舞了军民的斗志，稳定了社会秩序，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

　　在皖中的局面打开后，高敬亭同志没有适时地率四支队主力东进皖东，却撤销了第九团的番号（一营编为支队特务营、二营编为第七团二营，团机关保留未动）。新四军军部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遂于8月份令四支队要第八团首先向皖东挺进。

　　当时日军正集中力量进攻武汉，合肥、安庆和合肥、六安两条公路上敌军运输繁忙。高敬亭令第七团和特务营展开在桐城、舒城以及合肥以西地区，打击敌军的运输部队。从8月到10月，部队连续进行了上十次袭击、伏击作战，积小胜为大胜，共毙伤日军1000余，俘虏10人，烧毁敌汽车150余辆，迟滞了敌军的运输，配合了保卫武汉作战，在抗战初期，取得这样大的战绩应该说是很大的胜利。

　　第八团于9月初越过淮南铁路，进到皖东与东北抗日挺进团和巢县抗日游击大队会师。部队积极打击日寇，消灭汉奸、土匪武装，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开辟了梁园、青龙厂、大马厂一线以北的数县之间的广大地区。在第八团进到皖东的同时，桂系一三八师1个多团的兵力，也进到皖东南端全椒县古河镇地区。桂系在古河设立了专员公署，在定远设立了皖北行署，委派县长、区长，恢复旧政权，打着老中央的招牌，收编游杂武装，组建游击纵队和保安团队，形成了与我军争夺皖东的实力。

　　1938年11月下旬，张云逸参谋长到达四支队，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动员高敬亭率部东进皖东，并指示要恢复第九团建制。接着由戴季英陪同赴立煌（金寨）与桂系谈判，达成了四支队在皖东津浦路两侧地区活动的协议。根据张的指示，高敬亭调整了部队组织，恢复了第九团，将几支游击大队编入主力，使第七、第九团均成为辖3个营的团，并把手枪团改编为四支队教导大队。1939年1月中旬起，林维先、戴季英率四支队领导机关、第七团和特务营陆续东进，于2月底先后到达皖东青龙厂地区，并随即展开打击日伪军的战斗行动。但高敬亭率教导大队和第九团仍留在皖中地区。5月初，叶挺军长到达皖中，组建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令高敬亭率四支队尚在皖中的部队，全部东进皖东。根据叶的命令，第九团于5月下旬进到青龙厂，高敬亭率教导大队于6月初进到皖东。遵照党中央开辟皖东发展华中的指示精神，张、叶首长先后令高敬亭率部东进皖东，是完全正确的。

　　1939年4月24日党中央指示：“目前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根据地”。四支队全部到达皖东，使我军有力量创建皖东根据地，并能与桂顽的主力部队相抗衡，在不断粉碎日伪军“扫荡”和桂顽的进攻中，使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

　　皖中、皖东敌后发展的最有利时机

　　1938年5月，日军占领了津浦、淮南两条铁路，合肥、安庆公路，合肥、六安公路及其沿线的城市和要点，国民党军队均向大后方溃退，其党政机关也纷纷作鸟兽散，整个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日寇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掳掠，土匪汉奸武装烽起，危害人民，广大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惶惶不可终日，由于我军的积极战斗行动，模范的群众纪律，广泛的宣传工作，人民群众把希望寄托在我党我军身上，广大群众纷纷要求参军参战，组织抗日游击武装，出现了大发展的有利时机。如1938年7月，八团六连在庐江柯家滩地区活动，当地青年开始是三三俩俩以后成群结队到连部要求参军，当时上级不让多扩大新战士，我们对参军条件要求很严格，秃子麻子不要，太高太矮太胖太瘦的也不要，简直像挑女婿似的，就这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吸收新兵近200人，其他单位也有类似情况。又如南京失守后，东北军有89名流散官兵，在我地下党员刘冲同志带领下，到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周副主席把他们介绍到四支队，高敬亭、戴季英研究后给予“四支队东北抗日挺进团”的番号，发给点经费，要他们到皖东发展。他们于5月中旬进到皖东，仅四五个月时间，即发展到2000人，四支队派几名干部去加强领导，但领导仍显单薄，没有骨干力量，部队成份复杂，在国民党军队进入皖东的情况下，发生了严重的叛变逃亡，最后仅剩下六七百人。

　　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四支队派一些干部协助地方党组织，发展了一批地方武装，到1938年底，组建了江北游击纵队（辖两个大队），淮南游击纵队和5个抗日游击大队，共有2800余人。同一时期，部队扩大新战士1000余人，除补充连队外，支队还组建了1个新兵营。另外，地方党的张恺帆、冯文华同志组建了巢县抗日游击大队，郑抱真同志组建了抗日人民自卫军第二支队。上述情况说明，1938年5月以后是皖中、皖东大发展的最有利时机，四支队若能放手扩军，多派些干部协同地方党发展抗日游击武装，在半年的时间内，发展一两万人，是完全可能的，以四支队的骨干力量，也是可以巩固的。但四支队在这时期，仅发展约4000人。第八团虽于9月初进到皖东地区，也未能得到较大的发展。按新四军秘书处1939年1月份的统计，四支队的发展在几个支队中虽说是最多的，但远未达到客观上可能的程度。

　　在客观形势极有利的情况下，部队为什么没有得到更大的发展呢?第一，高敬亭同志以及支队和团的领导对党中央大力发展武装力量的指示精神缺乏应有的领会，在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错误的主张影响下，不敢放手发展自己，对部队的扩军还作了些限制。第二，当时国民党当局对我军是按核定的编制和人数发给经费物资的，怕发展壮大了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无法解决供应问题。其实只要思想认识解决了，武装力量发展壮大了，这些问题总是有办法解决的。

　　关于高敬亭同志被错杀问题

　　1939年6月4日，高敬亭同志被关押，6月24日被错杀于清龙厂附近的褚家围子。1977年7月24日，总政治部发出通知：遵照毛泽东主席生前的批示，中央军委决定给高敬亭同志平反，恢复名誉。

　　高敬亭同志的思想跟不上抗战发展的形势，他对皖东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对党中央开辟皖东发展华中的指示精神领会不够，在打开皖中的局面后，没有及时率四支队主力东进皖东，这是一个失误。1938年11月下旬，张云逸参谋长到达四支队，令高率部东进，并恢复第九团。高于12月在东汤池召开干部会议，研究了恢复第九团及部队组织编制调整的问题，确定第七团和特务营东进皖东，但是，并没有讨论四支队全部东进皖东问题，反而研究出在皖中建立根据地的6大优点。这说明，高思想上是想在皖中建立根据地，而没有考虑如何全力开辟皖东发展华中问题。1939年5月上旬，叶挺军长到达皖中，令高敬亭迅速率第九团和教导大队东进，高表示坚决拥护，但行动上仍有阻挠。张云逸、叶挺先后令高敬亭率部东进皖东，是为了贯彻执行党中央开辟皖东发展华中的指示，与王明路线和项英同志的错误主张根本无关。高敬亭同志执行不力，行动迟缓，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当时还应争取教育团结。但当时处理不当，勿忙将高敬亭同志错杀了。直到1977年7月，才以解放军总政治部名义对高敬亭同志问题予以平反，并对其功过作了公正的评价。

　　创建和巩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主力

　　四支队是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年游击战争锻炼和考验的红军部队，政治觉悟高，战斗力强，战斗作风好，纪律严明，是我军在江北地区的主力。

　　四支队于1938年4月进入皖中，积极打击日寇，消灭汉奸土匪武装，广泛开展群众工作，派出干部和骨干协同地方党发展组建了江北游出纵队，淮南游击纵队和几支抗日游击大队，为创建皖中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当时部队并不知道党中央东进皖东的指示，1938年下旬，张云逸参谋长到达江北，传达了党中央东进皖东的指示，部队即开始东进，第七团、支队特务营于1939年2月进到皖东区，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有严重的贪污腐化问题，在第七团到达皖东后，畏罪带身边的两三个人叛逃，但对部队未产生任何影响。1939年5月初，叶挺军长到达江北，宣布成立江北指挥部，并指示高敬亭率第九团及教导大队迅速东进，高公开表示拥护，私下里却写信给九团令其停止东进。九团首长立即报告江北指挥部，赖传珠参谋长指示九团继续东进。团长詹化雨对团领导同志说：“执行上级命令要执行最高的和最后的”，遂不顾高的阻挠，坚持率部队东进。于5月下旬进到青龙厂地区，在这种情况下，高才率教导大队到达皖东。

　　高敬亭被错杀后，在部队中开展了反高斗争，当时整个部队在不了解高敬亭是错杀的情况下，对上级这样的处理是坚决拥护的，广大干部战士纷纷起来揭发高敬亭的问题。由于政策掌握得不好，工作做得不细致，在反高斗争中，有约百人逃跑，但整个部队是很稳定的，是坚决拥护和执行上级指示的。

　　江北指挥部6月决定，以四支队第八团为基础扩编为五支队，四支队以特务营和淮南游击纵队合编组建了第十四团。五支队成立后，即奉命进到津浦路东各县之间活动，四支队则在津浦路西各县之间展开，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和工作，四支队创建了以藕塘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五支队创建了以半塔集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939年底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部队大力扩军，四支队扩大新战士2000余人，除充实主力外，另建了1个特务团，不久江北指挥部决定，将第十四团调给江北游击纵队，作为主力，四支队将特务团改编为第十四团。这样，就以四支队部队为基础，发展为有较强战斗力的三个支队。

　　四支队的行动引起敌人的重视，1939年12月下旬，滁县、全椒、巢县的日伪军3000余人，分3路“扫荡”我路西根据地，徐海东司令指挥第七、第九团在周家岗、复兴集、施家集地区与敌激战3天，将敌赶回老巢，毙伤敌160余人，俘日军小队长1人。这是我军在皖东第一次粉碎日伪军的大“扫荡”。

　　1940年春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桂顽和韩德勤部顽军先后对我四、五支队发动进攻，企图消灭赶走我军。3月4日，桂顽李本一率3000人由南向北、颜仁毅率3000人由北向南夹击我军路西大桥镇的江北指挥部，韩顽也出动近万人，从3月21日起，进攻路东半塔集。在刘少奇同志和江北指挥部的指挥下，四支队奋起反击，将路西顽军打退，歼俘顽2000余人，五支队罗炳辉司令率第八团和苏皖支队西援，歼灭了顽军滁县保安团，并给桂顽一三八师以有力打击。接着第七团随罗司令赶到路东配合五支队将韩顽打退，并歼俘敌约3000人。在打退顽军对路西、路东的进攻后，我方建立起辖13个县的淮南抗日根据地。

　　淮南根据地的创建震撼了敌、顽。1940年5月下旬路东日伪军1000余人“扫荡”我来安地区，6月上旬路西日伪军2000余人“扫荡”我方周家岗、藕塘地区，先后被第八团和四支队击退。6月中旬，桂顽一三八师等部4个团，向我路西地区进攻，四支队与敌在古城地区展开激战，第八团兼程西援，将敌进攻打退，8月初，第七团归五支队指挥，北渡三河，开辟淮宝地区，第十四团奉命进到路东地区，由第九团和江北游击纵队两个团坚持路西地区。9月上旬，日伪军1．7万余人分7路对路东地区进行大“扫荡”，第七团、第八团返回路东，协同第十四团和地方武装与敌人激战半月，将敌人“扫荡”粉碎。11月上旬，桂顽集中一七一师等部6个团的兵力，对路西地区了发动大规模进攻，占领了路西大多数集镇。同时日伪军也出动2000余人“扫荡”路西地区的北半部，形成对我夹击之势，情况极为严峻。第七团和第八团在罗司令率领下赶回路西，协同第九团和江北游击纵队与敌激战6天，才基本上把敌、顽的“扫荡”和进攻打退，但桂顽却占据了我方周家岗、广兴集等地。

　　以上情况说明，第四支队在创建和巩固淮南抗日根据地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