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下半年，我正在皖南新四军政治部的“对敌军工作部”工作。有一天，组织部忽然通知我随张云逸参谋长到江北部队去，建立和开展对敌伪军的工作。当时新四军有三个支队（相当于旅）在江南，由军部直接指挥，江北的部队统编为第四支队，原由在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武汉陷落后，中央决定由皖南的新四军军部领导指挥。

　　早在1937年年底，中央即电示：江北的新四军可东进到蚌埠、徐州、合肥之间的敌占区作战。徐州失陷后，国民党桂系部队退踞大别山，皖东苏北都成为敌占区域。中央指出：江南新四军的发展条件较困难，江北华中地区战略地位重要，发展条件好，要集中部队地方党的力量，在津浦路南段两侧敌占区域开展游击战争，一直发展到东海边。这次张参谋长率领的武装及一些工作干部到江北，就是执行中央指令江北部队向华中敌后地区东进的一项重要措施。

　　11月，我和军部战地服务团调出的十几位干部（其中有李代耕、潘启琪、邓德民等同志），随同张参谋长率领的军特务营两个连（营长朱茂绪、政治教员朱云谦）及几位参谋从泾县云岑出发，经过几天行军，到达铜陵、繁昌间我方控制的江边，摸清了日寇夜间巡逻江面的规律，在一个夜晚乘渔船突过敌人的封锁线，在江北无为县的襄安镇登陆，四支队派部队及文工队来迎接我们。张参谋长和军部特务营即驻舒城的中梅河镇。

　　四支队七团（红二十八军）驻扎在舒城中梅河一带，四支队领导机关则驻扎在大别山外沿的东港冲、西港冲山岳地带。我随张参谋长到东、西港冲的四支队司令部和政治部去，见过高敬亭司令员和戴季英主任，我就留在支队政治部负责“对敌工作科”的工作。张参谋长在了解四支队情况并和支队领导交谈执行中央向东发展的指示后，由戴季英陪同到立煌第五战区总部和廖磊谈判新四军和桂军分区抗日的问题，即以淮南路为界，桂军在淮南路西的大别山地区抗战，新四军在淮南路东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双方达成协议。张参谋长从立煌回来后对我说：“四支队有些干部对到平原地区打游击有些顾虑，你们要多做政治思想工作，推动部队迅速东进。随后他就率军部特务营和其他干部及四支队八团（豫鄂红军游击队）会合向东（津浦路南段）挺进。1939年初，四支队也陆续向淮南路东进军。戴季英主任指派我和耿清（文工队长）到淮南路北端的四支队东进先头部队帮助工作。我们昼行夜宿，走了几天，在已被破坏了的淮南铁路北端西侧寿县地区，找到了四支队和地方党所建立的“淮南抗日游击纵队”（司令员郑抱真，是当地抗日武装的领导人，副司令员梁从学，政委汪少川，政治处主任宋青云，都是四支队派去的红二十八军的干部），在那里帮助教育部队和做民运工作。不久，四支队政治部又指示我到淮南路北端东侧在北炉桥地区（属定远县）活动的四支队特务营（由红二十八军特务营改编）帮助工作。这个营有四个加强连，都是红军老战士，只有极少新兵，当时火力配备也较强。营长李世怀、政委李世焱，副营长吴万银。该营活动地区距敌人占领的淮南煤矿驻军据点只有10至15公里，我们在那里袭击敌人在淮河的水上交通线，有时打击蚌埠外围的刘府等据点，发动群众并开展对敌伪军的瓦解工作。

　　沦陷区群众体会到新四军是积极抗日的，又和群众密切联系，威信就逐渐建立扩展开去。群众向我们反映，日寇在淮南煤矿区九龙岗据点内，征集民间妇女给“皇军”做“慰安妇”，还抓走一些有“嫌疑”的壮丁，在山谷砍头。为了振奋民心，特务营组织了一次“夜袭九龙岗”的战斗。我军半夜里急行军插入到“小矿”内（有伪军做内应），击毙两名巡逻的日本兵，俘虏了日军派在“小矿”的管理人员。待到“大矿”的敌军发觉时，我打援部队又向敌军开火，敌人只能龟缩在据点内，放些空枪空炮。这次夜袭很成功，也大大地振奋了沦陷区的民心，我军对于在平原地区打游击的信心也提高了。

　　但当时的政权，除敌占据点外，还都掌握在国民党手里。国民党对新四军又逐渐断绝粮饷，在敌占区游击的我军，后勤补给和粮食都无着落，部队只好向市镇的商会、农村的保长等，商谈“借粮”，这些旧政权机构使用摊派的办法，要各户出粮，这种摊派不利于贫下中农，但当时又无更好办法。有个连队想出“打资敌”的办法，即没收贩运到蚌埠的商人某些食品、粮米，这是“打土豪”的习气（“打土豪”时还要照顾工商业呢）作怪，很快禁止了。

　　1939年5月初，叶挺军长和罗炳辉、邓子恢、赖传珠等从皖南来江北，在舒城东汤池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任指挥，徐海东、罗炳辉先后任副指挥，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赖传珠为参谋长。6月间，叶军长到青龙厂、徐小集、宣布四支队扩充为四支队、五支队两个支队（四支队司令员徐海东、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五支队向津浦路东东进，四支队在津浦路西展开。叶军长在张指挥陪同下又到第五战区与国民党桂军谈判分区抗日等问题，然后回皖南军部。

　　四支队辖七、九、十四三个团，都是红二十八军改编的。十四团就是以我在那里帮助工作的特务营四个连改称一营（不拆散），又把淮南游击纵队编为二营、三营。团长梁从学，政委李世焱，参谋长杜国平，我被任命为政治处主任。张云逸指挥要罗炳辉的五支队向津浦路东打击敌伪军和发动群众，要戴季英、林维先（当时徐海东尚未到职）率领的四支队在津浦路西打击敌伪军，掩护地方党的民运工作队组织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我们十四团的游击区在蚌埠、淮河以南的定远、凤阳、怀远（简称定、凤、怀）一带，七、九团的游击区域在定远以南，长江北岸滁县全椒以北一带，十四团的团长后来由四支队参谋长谭希林（黄浦学生）兼任，他和政委李世焱率一、二营在凤阳、明光、红心铺、总铺一带打击敌伪；参谋长杜国平和我率领三营在棋盘路山区打击刘府一带敌伪。

　　但是，国民党第五战区桂军当局并不遵守以淮南为界与我军分区抗日的承诺，我军收复城镇，桂顽都派官员去占夺政权职位，敌伪来扫荡时他们逃之天天，平时压制我军发动起来的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进行反共、反新四军的活动。在后勤、给养断续不继的情况下，只靠打击敌伪的缴获来维持部队供给，是很困难的。

　　正在这种困难时刻，1939年11月，中央派遣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来到当时驻扎在定远藕塘镇农村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当时驻扎在棋盘路的我和团参谋长杜国平，得到通知要我们直接赶到藕塘附近四支队司令部开会。到了安子集四支队司令部时，由戴季英、谭希林介绍我们见过徐海东司令员，才知道刘少奇同志化名胡服到这里来了。当时就在司令部前面的打谷场，在一座矮台上召开了欢迎胡服同志的欢迎大会，由江北指挥部张云逸指挥和邓子恢主任主持会议，请胡服同志讲话。

　　少奇同志在这个欢迎大会上，除了肯定新四军江北部队东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成绩外，着重介绍华北八路军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经验，他深入浅出地告诉我们，在敌后打游击要有个“家”，有人民自己的民主政权，这样部队才能通过收公粮、税收解决给养问题，国民党是不愿意我们这样做的，但我们建立民主政权是人民拥护的。人民拥护的政府是合法的政府。他又指出国民党顽固派正发动反动高潮，不断制造摩擦向我进攻，想把我新四军赶到江南去，我们一定要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用反摩擦来对付顽固派发动的摩擦，为建立皖东抗日民主政权而英勇战斗。

　　邓子恢主任在台上不断领导大家在少奇同志讲话间隙时高呼口号。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的把反摩擦和反扫荡并列的新指示，大家都觉得早该这样做了，就是怕“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少奇同志说的只有击退顽固派的反共高潮，才能克服（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的危险，坚持团结抗日，这道理大家都衷心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