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夏，我在新四军四支队手枪团任政委，随支队司令部机关东征抗日，进驻安徽省舒城东西港冲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一步占领安庆、九江，进逼武汉。群众抗战热情高昂。为了广泛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救国主张并以我军取得的战斗胜利鼓舞群众，经支队高敬亭司令员的同意，我每天深入到陈子河、东西港冲、程河道、中梅河，甚至远到岳西县晓天镇等地召开各种形式的群众集会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来抗日救国，赶走日本侵略者。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舒城、岳西两县报名参军的爱国青年已达四百余人。

　　这时，我向高司令汇报了上述情况，他对在短期内把群众组织起来，进一步激发起群众的抗日救国热忱，表示满意，并肯定扩大抗日武装力量是非常必要的。对国民党卡我们脖子，不给经费，不发装备、限制兵员编制的做法甚为焦虑。我说：“那怎么办?”他说：“不要紧，蒋介石不是说了嘛，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人人有守土抗战之责，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力，我们就利用他说的话，去动员国民党各级政府及地方上的豪富捐献，总是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当然开始组建部队总得给你想点办法”。司令员给新组建的队伍一个名称，让我去进一步去组织、发展。他说：“新组建队伍可称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四支队淮南抗日游击纵队’部队组成后即开赴抗日前线”，不久，淮南抗日游击纵队正式成立了。这支队伍共组成4个连，每连百余人。我去请示高敬亭司令员。我说：“部队已组编起来了，请派一些领导骨干带领这支队伍”。他说：“你提吧，看什么人合适。”我说：“梁从学同志现已伤愈，就是手上有点残废，但其他条件都不错。他在红二十五军任过师长，可任纵队长，我只能做政治工作。手枪团一分队指导员陈宗胜同志任参谋长，三分队副指导员宋青云同志任政治处主任，二分队胡少卿同志任总支书记，请吴先元老主任派出后勤方面的领导骨干，参谋、干事和连排干部也从手枪团内抽调十余人，团部警卫班，我带去一半”。高司令同意这个方案，他说：“纵队的几位主要领导干部，由我去说，你可任纵队政委。从手枪团调整人员，你跟詹化雨团长商定；从后勤抽调人员，你跟老主任商定”。梁从学、陈宗胜、宋青云等同志到任后，按照高司令员的指示，纵队移驻程河道地区进行冬训。这时，我即积极开展募捐活动，在舒城县中梅雨区、岳西县晓天区、上至各级国民党政府，下到联保主任、地方富户征钱征枪，经过一段工作，除武器弹药比较困难外，部队经费和400人的冬季被服都得到了解决。高司令员听了汇报后很高兴。他说，武器弹药请老主任查查、从库存的枪支中解决一部分，其余不足部分，你们要上前线，从日寇、汉奸手中夺取。

　　到1939年3月，我们这支新组建的抗日游击纵队又扩充到600余人，增编第五连。纵队有警卫通讯排。1939年3月，我纵队奉高司令指示向合肥寿县、也就是淮南线一带前进，一直进到下唐集淮南线上的火车站。当时，铁路早已被破坏。日寇的残暴罪行，群众已有切身体会，我军纪律严明，与群众血肉相联，特别是群众了解到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是坚决打鬼子救国救民的队伍。我们在这一带一方面继续练兵；一方面调查情况，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这样既发动当地国民党政府和围子里豪富支援淮南纵队抗日救国，又解决了全纵队的夏季服装和经费。当时群众要求我们将寿县管界内的周家老围子打掉。群众说这个围子非常坏，对穷人压迫剥削很厉害，又有武装，令人痛恨，日本鬼子来后他们肯定当汉奸。经过调查，群众反映的有一定道理。这个围子主事的姓周，自称少帅。据说他的祖先在明代时曾守卫过台湾，是一位元帅。周少帅是个大学生，但吸大烟，有三个老婆，还有许多使女丫环。这个围子比较大，很坚固，也很富，还有保围武装一个排，有一批枪枝弹药。经过研究，我们先向他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如果是爱国的愿意支援抗日，那我们就与他团结合作，而且动员他出钱出枪。因此，我们淮南纵队开始进驻周家围子附近，由我进围子拜访周少帅。进去后他非常客气，热情地招待我们。我向他进行了一番抗日宣传工作，并说：“守土抗战，人人有责，没有国哪能有家”。我接着说，少帅的先祖驻守台湾，曾是爱国的名将，少帅应当继承先祖的爱国精神，支援今天的抗日军队。他说：“应该，应该”。他又说：“贵军驻扎围外，村庄小，驻大部队有困难。不如搬进围子住，休息几天。而且军粮问题围子也可以解决”。我说：“那好，我们有一部分队伍在前面监视敌人的动态，现有两个营及团部机关共约600余人”。他说：“没问题，全部可以住进来”。他这个围子外边有宽十几米、深四、五米的水围，有用石头砌的高七、八米、厚一米多的大围墙，前后两道门都设有吊桥，门口是炮楼、枪眼、四面是开阔地。我们进去后跟他谈得很融洽，他说：“日本人来了，我们围子也守不住，当汉奸是卖国贼没有前途的”。他希望能得到我军的保护，对我们坚决打鬼子是拥护的。他有爱国的正义感，这是对他进行统战工作的政治基础。我们住了一个礼拜，要走了，他拿出两挺日本歪把子轻机枪给我们，另外还给我军步枪三十多枝、子弹、手榴弹等上万发。我们对他这种支援抗战的实际行动表示热烈欢迎，并给他打了收据。我们还给他伙食费，他坚决不收。双方表示，今后继续合作，坚决打鬼子救中国。我们走后，他常常宣传他是如何热爱抗日军队的事迹。这与淮南抗日游击纵队对他进行联合抗日的统战工作、是有一定影响的。

　　在此期间，淮南抗日游击纵队配合地方党还整编了国民党一支爱国部队。有一天寿合中心县委书记董吉贤同志找到我们。他说，国民党皖西人民自卫军第一路军的一个支队，支队领导人叫郑抱真，这个人是旧军人出身，但在这一带是颇有影响的人物。他对共产党、新四军是同情的，对国民党不给他经费和枪支弹药和要解散他的队伍非常恼火。这支队伍，我们已派进去几个党员在基层做工作。由于部队成分复杂，纪律很坏，郑抱真也感到这支队伍带不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向他开展统战工作，合作抗日，他会表示拥护的。经过我们共同研究即向高敬亭司令员写了报告并很快得到高的指示，为便于开展工作他同意纵队即向拓塘集靠近并要我们全力以赴地在做好统战工作的基础上，把这支部队争取过来。我们的部队刚住下，我就去拜访郑支队长试探一下他的政治态度。果然同董吉贤同志反映的情况相似。他说：“贵军来前线抗战我非常欢迎，国民党抗战是假，反共是真，我们真要抗战他就不管我们，你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坚决抗日的，中国的命运要靠共产党了”。我们两支部队驻防在一地，互相交流情况，来往频繁，因此对他有进一步的了解。郑抱真留学日本，爱国心切，抗战坚决。国民党特务叫他反共，他不干。因此卡他的脖子。他痛恨国民党尽干些出卖民族利益的勾当。从郑抱真的情况看是好的。

　　这支队伍有3个大队，9个中队派进去五六名党员，直接由寿合中心县委指导。在党员周围还有一批同情分子。党员在下层做了很多工作，经常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抗战到底是民族独立的唯一出路等。从基础看，党的影响还能够形成力量，条件基本是好的。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纵队领导同志作了分析，共同认为，郑宝真这支队伍人员虽多，但乌合之众，成份复杂，有土匪、散兵游勇，要争取这支部队联合抗日，不能让他们当土匪去。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我们在这支队伍中积极开展联合抗日的工作，召开过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由我们讲抗日的伟大意义。总之，想尽一切办法支持这支部队中拥护抗战的健康力量成长壮大。有一次郑抱真向我们提出：“我不打算保持自己的番号了，咱们合编用一个番号吧!接受你们的整编，正式成为新四军的战斗序列”。我说：“这样做，你的部下能接受吗?”他说：“不如此，我们千把人没有给养，怎么去抗战呢?下面的工作我来做，不愿干的不勉强，愿意干的，就继续跟我一块去抗日救国，改编成新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