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淮南人民尊称为“老杨头”的杨效椿同志离开我们已有23年了，革命战争年代他在淮南地区的英雄业绩、重大贡献，以及建国后带病工作、忍受迫害的感人形象，令我们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深为敬佩。

　　浴血奋战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

　　抗日战争时期的1939年4月，杨效椿奉命到新四军工作，先后任江北游击纵队第二大队教导员、新八团政委，第三团和十八团政治处主任。在任淮西独立团政委期间，在当时四面驻有日、伪、顽军的险恶环境下，杨效椿身经百战，三次负伤，历尽艰辛，率领部队创建寿东南县抗日根据地。经过4年多的艰苦斗争，终于打开了局面，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在寿东南一带，杨效椿的名字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当地的老百姓因长期受日、伪、顽军的骚扰，到了天黑就紧闭大门不敢出来，可是一听说是杨政委、“老杨头”的人来了，就会立即打开门，像见了亲人似的，将人迎进屋。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出兵抢占胜利果实，“蚕食”我淮南解放区。我淮南津浦路西部队主力和领导机关先后两次向路东地区撤退，时任十七团政委的杨效椿，不顾个人安危，与副旅长李国厚率领一个营留在路西前线坚持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1967年1月担任华中野战军十纵队六旅政治部主任的杨效椿，遵照上级指示，率领先遣部队打回淮南津浦路东和路西后，和兄弟部队一起，经过1年零7个月的争夺拼杀，粉碎敌人的反复“清剿”，我淮南地区基本得到了恢复，失去的根据地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手里。然而，长期奋战在第一线的杨效椿，却因积劳成疾，口吐鲜血，得了严重的肺病。

　　与战士同甘苦共患难

　　在长期的游击战争中，杨效椿带着部队与敌人兜圈子，每天要走许多路。他身体不好，却很少骑马，把马让给了伤病员。在战斗中，杨效椿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有一回。他带着机关的10多人夜行军到滁县大韩家村宿营，拂晓时遭到了敌军的包围，被机关枪封锁了门口。他带头推倒院子的后墙，冲出了敌人的包围。杨效椿任大队教导员期间，由于新组建的游击队新编入正规部队，连队里的士兵军事素质不高，杨效椿便以身作则，遵守时间，着装整齐，深入现场进行传帮带。晚上，他亲自查铺、查哨，给战士盖被子。每当部队休整时，他再忙，也要抽出时间下到连队参加娱乐晚会。此时的他，在战士们中间已不再是威严的指挥员，而是那个可亲可敬的“老大哥”了，他领着大家唱歌，做着滑稽的“鬼脸”动作，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好不热闹!

　　杨效椿任江淮第四军分区政委期间，上级规定团以上干部可以享受吃中灶的待遇，他却和战士们一起住在老百姓家，吃大锅饭。警卫员见他身体不好，去搞了碗鸡汤，他不但不喝，还把警卫员说了一顿，并让他把鸡汤端去给别的病号喝。全国解放后，组织上发给他残废证，可领取残废金，他却不要，并说：“许多同志为革命牺牲了，我流点血还要照顾吗?”

　　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52年，我们因病同杨效椿同志住在一所疗养院里。当时，他患有严重的蜂窝型肺结核病。医生要他安心休养治疗，他却老想出院工作。他说：“现在压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很多，只要还能为党工作，就不能安心躺在这里。”当时，全军正在开展普及文化学习运动，效椿就主动给我们当教员。他耐心地教我们学习汉语拼音，还坚持辅导我们学习算术和其它文化基础知识。

　　“文革”期间，身为合肥市委书记、市政协主席、省委常委的杨效椿，首当其冲地成了被冲击的对象。造反派抄了他的家，拖他去游街示众，他戴的“高帽”是最高、最重的。在一次批斗会上，他被打成了脑震荡。当一位同情他的工程技术人员悄悄来“牛棚”看他时，他不提自己，却关切地询问：“你们现在谁抓生产?生产可不能停啊!”

　　1968年3月，安徽省军管会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恢复了他的工作。效椿同志在新成立的革委会中担任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他仍然是一如既往，毫无怨言，对党忠心耿耿，对人民满腔热情，对工作认真负责，在生活上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老传统，充分地体现出一个模范共产党员的赤子之心和高尚品质、奉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