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有一片距离敌巢南京最近、但敌人不敢轻易侵扰的土地。由于这里的局势比较稳定，经济也比较繁荣，作为整个华中地区抗日指挥中心的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也长期驻扎于此，它就是位于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淮南铁路以东、京杭大运河以西、拥有16个县级政权机构的淮南抗日根据地。这块根据地是由原中共皖东工委领导的皖东根据地发展而成的。在1942年初举行的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评论说：“皖东、特别是津浦路东根据地的工作，与华中其他各根据地的工作比较，是最好的、最正规的。”而先后担任皖东工委书记、苏皖省委书记、津浦路西、路东省委书记、津浦路东区党委书记、淮南区党委副书记的刘顺元同志，依靠集体智慧，忠实地、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后华中局）的指示，在创建和建设淮南抗日根据地的长期艰苦奋斗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紧密协同我新四军江北部队创建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

　　刘顺元是于1938年10月率领新组建的中共皖东工委进入日寇已经深入的国民党政权机构卷旗而逃的中国腹地皖东地区的。这时，国共两党的联合抗日，还处于摩擦较少的时期。以刘顺元为首的皖东工委，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第四、第五支队的紧密配合下，在皖东各地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举办干部训练班，发展党的组织，组织工农青妇抗敌协会，建立地方武装，不断反击日伪军的扫荡和袭扰。到1939年底，已先后组建起巢县、合肥、全椒、含山、天长、和（县）江（浦）、来（安）六（合）滁（县）、藕塘、盱（眙）嘉（山）、定（远）凤（阳）等10多个县委和中心县委，开辟出以定远县藕塘镇和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津浦路东这两块直接威胁敌巢南京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新四军进入皖东的主力部队，也发展到1．1万人。

　　但是，自从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便调整了侵华作战的方针，对已逃到重庆的国民党政府由军事进攻为主改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将军事进攻的重点由正面战场转向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而国民党也转而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濒临南京和津浦、淮南两条铁路干线的皖东抗日游击根据地，从此不仅受到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夹击，而且由于国民党政府已经中断了新四军皖东部队的粮饷供应，而皖东军民由于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机构，不能依法征粮、征税，军政机构的供给也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同时，由于受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影响，在国民党军队进袭时，不敢命令部队进行自卫还击，也影响到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在这样的形势转折关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撤销了以王明为书记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为了贯彻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向东发展的方针，1939年4月中原局决定将皖东工委扩建为苏皖省委，以由皖东向淮南苏皖边区发展，并仍由刘顺元任苏皖省委书记。

　　刘顺元率领皖东工委机关和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一起在皖东津浦路西定远藕塘附近活动中，接到中央的指示和中原局的决定后，立即在大薜家村召开会议，讨论苏皖省委面临的任务。考虑到中央要求向东发展，他提议立即成立津浦路东临时前委，由方毅带领一支部队，去开辟更加临近南京的津浦路东地区。

　　1939年11月，刘少奇率领中原局机关来到苏皖省委驻地定远县的大桥镇。刘顺元以苏皖省委书记的身份主持了欢迎刘少奇的干部大会以后，又参加了刘少奇主持的三次中原局扩大会议，听取了刘少奇的几次报告。刘少奇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以及不敢反击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右倾倾向，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敌顽夹击中独立自主地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刘顺元衷心拥护刘少奇的这些讲话，从此也就把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作为省委当前的首要任务。

　　正当苏皖省委和新四军江北部队明确了新的奋斗目标之际，于1940年3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达了经蒋介石批准的剿灭新四军江北部队的作战方案，由安徽李品仙、江苏韩德勤统领的共计1．6万余名国民党军队，从津浦路东西两侧向皖东根据地奔袭而来，并先由路西向我进攻，其尖兵正迫近中原局机关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扎的大桥镇。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遂决定，从津浦路东调动新四军第五支队主力、苏南部队的苏皖支队，与路西的第四支队合力进行自卫反击，先击溃由西面来犯的李品仙部6000余人。但这时有些部队尚未到达指定位置，需要争取时间集结兵力。应召参加中原局紧急会议的刘顺元献出一计：一面派四支队特务营抢占有利位置，准备坚守待援；一面派干部连夜动员群众，过河欢迎李品仙部团结抗日，拖延其发动进攻的时间。这一着果然非常灵验。已进入大桥镇河西地区的李品仙部，在成千群众欢迎他们团结抗日的热烈场面之前，一时不知所措。等到他们清醒过来驱散群众，开始向大桥镇进攻时，我军袭击其后方定远县城的战斗已经打响。国民党颜仁毅部慌忙回师增援，在运动中被我第四支队第九团、第十四团歼灭；为国民党所盘踞的定远县城也被我解放。与此同时，刘顺元也率领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团，还击由南线来犯之敌，歼灭李品仙部近千人。这时，韩德勤的10个团，在津浦路东地区包围了我驻来安县半塔集的留守部队。新四军第五支队和苏皖支队、第四支队七团又星夜回师路东，在江南指挥部所属新四军挺进纵队的支援下，打得韩德勤部落荒而逃，一直把韩德勤部赶到淮河以北。定远自卫反击战和半塔保卫战都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胜利，为建立横跨津浦路的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扫清了道路。当时相继担任路西和路东省委书记的刘顺元立即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向定远、凤阳、滁县、全椒、六合、仪征、高邮、来安、盱眙、嘉山、天长等县派出自己的县长，大刀阔斧地进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切实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

　　1940年1月由苏皖省委一分为二，分别成立了中共津浦路西和津浦路东省委。定远自卫反击战和半塔集保卫战取得胜利以后，刘顺元于同年5月由路西省委书记调任路东省委书记。而进入路东以后，就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在路东各地开展了以“三七分租”、“分半给息”为内容的减租减息运动。农民群众进一步认识到新四军确实是人民的抗日武装，报名要求参军的青年越来越多。

　　1940年10月下旬，直接领导刘顺元在皖东地区共同奋斗了将近一年的刘少奇，率领中原局机关离开津浦路东地区前往苏北。刘顺元与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主任方毅等人，给他送了一程又一程，刘少奇临别前握住刘顺元的双手嘱咐说：“你们今后在注重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的同时，要更加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只有群众的生活真正改善了，我们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在刘少奇离开津浦路东地区以前，刘顺元就发现当地的群众生活发生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奸商李宝隆乘机欺行霸市，明明一斗芝麻能出6斤油，农民拿一斗芝麻去，还换不到2斤。刘顺元觉得农民遭受的剥削太重了。他想起刘少奇的多次指示和列宁关于合作制的论述，便将半塔中心区委负责人请来，建议由半塔集的工人抗敌协会发起，组织民众合作社，为农民榨油。并要求政府有关部门投入股金200元，赠给老马两匹，促成此事。这个民众合作社开市榨油以后，农民拿芝麻来榨油，每斗可换4斤半。从此以后，每次逢集，民众合作社门前都是人山人海，影响很快扩大，农民纷纷要求入股、扩股。这个由半塔集工抗会负责人杨言德为经理的合作社，事业如旭日东升，很快由单纯的经营榨油发展到经营百货、医药用品、农具、种子、粮食，并且先后办起了织布厂、卷烟厂、被服加工厂、毛巾厂、农具厂和畜牧场。为了反击日寇的经济封锁，合作社还专门制作了近干部纺车和织机，发给农民纺纱织布。到1944年刘顺元以淮南区党委副书记的身份，前往总结经验，写出《介绍杨言德合作社》一文，这个民众合作社的经营范围已扩大到整个津浦路东地区，拥有总资产近千万元，年利润近600万元。广大农民也从合作社的换油、分红、赊账、施药中，每年获益近千万元。半塔民众合作社成了整个淮南地区进行经济建设的一面旗帜，党组织联系广大群众的纽带。

　　半塔民众合作社的发展，解决了淮南地区军需民食方面的许多难题；但是有许多农户，由于缺少耕牛、农具、资金和劳动力，收种不能适时，生产和生活仍有很大的困难。刘顺元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协作可以产生新的生产力的论述，以及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的讲话，要求半塔中心区委，带头发展劳动互助组织。各地纷纷建立起劳动互助小组，其中以大余郢村的骆腾云互助组最为出色。刘顺元亲自到骆腾云互助组蹲点调查了半个月，发现骆腾云虽然一字不识，但是头脑清楚，公道能干，并且创造了一整套公平合理的办法，解决劳动互助中做活先后、劳力强弱的矛盾。尤其令刘顺元感到兴趣的是：小地主冯国英，不会做农活，别的互助组不肯接纳，而骆腾云却看中他有点文化，请他参加自己的互助组，帮助记工算账。全组21户，组织起来以后不仅家家生活都得到了改善，还建立了民主生活会制度，跟共产党一样，定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很快消除了丈夫打老婆、婆婆欺媳妇等旧社会的恶习。

　　根据骆腾云互助组和其他先进互助组的经验，刘顺元号召淮南各地，从“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互助”这一特点出发，根据自愿、公平、公私贫富兼顾和提高热忱与生产技术这四个原则，发扬群众的创造精神，把劳动互助和大生产运动提高到新的水平。到1944年7月，刘顺元代表淮南区党委，在津浦路东各县生产互助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时，路东各县已组织起互助组8000多个，参加的农民达到10万人以上，并且涌现出一大批生产积极分子和劳动模范。凡是互助运动开展得较好的农村，生产面貌和社会面貌都焕然一新，许多地方出现了“路不失遗，夜不闭户”的局面。

　　在充分发动群众，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的同时，刘顺元和以他为首的党委成员，还注意纠正了在减租减息中对地主打击过大、在锄奸工作中捕人杀人过多、在干部工作中不敢放手使用知识分子等左的偏向，把绝大多数群众都团结在党和民主政府的周围。

　　培养一支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队伍

　　当年在淮南地区先后担任过县委书记、《淮南日报》社长的石天行，写有一首《赠南京刘顺元夫子》的诗，其中有两句是：“嚼残江左三冬雪，染出淮南一代红。”石天行和所有当年在淮南地区工作过的老同志，都异口同声地认为：刘顺元在淮南地区的最大贡献，是率先垂范，培养出了一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深受群众信任和爱戴的干部队伍。

　　刘顺元在淮南地区培养干部，重在理论上提高。尽管当时是战争环境，他还是坚持办干部学校，办理论研究班，并且坚持先学基本理论，再学具体政策。每逢重要文件的学习，都亲自作辅导报告。石天行回忆说：“刘老对学习始终抓得很紧。毛主席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拿到手以后，顺元同志首先领导区党委成员学，再开大会动员大家学。他对这篇文章的解释，特别是对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解释，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听了他的报告再看文件，就更有味道了。”曾任淮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的张劲夫说：“顺元同志理论水平、政治素质高，有真知灼见，我们在理论上不如他。他在淮南对我们有帮助。”

　　刘顺元在淮南地区培养干部，也重在基层，在前线锻炼。他本人先后在半塔集、大余郢、安乐乡、殿发乡等地蹲点，研究互助合作和乡村两级民主选举问题，也要求各县干部到基层、到前线去蹲点，并且经常召开座谈会交流经验，表扬好的，同时也把缺点教训分析得清清楚楚。当年的天长县委民运部长蒋华说：“1940年秋季日伪军大扫荡中，凡是基层群众工作做得好的地方，都能坚持原地斗争；基层群众工作做得差的地方，就有动摇的、叛变的。这次反扫荡战斗结束以后，顺元同志就在省委扩大会上，号召加强基层，要求每个县委只留两个人照顾面上的工作，其余的委员都下去蹲点，每人搞好一个乡。我当年也到一个乡当了半年的总支书记，得到很大的锻炼。她认为这项措施，对巩固淮南抗日根据地是有决定意义的。”

　　刘顺元在淮南地区培养干部，还注意加强群众对干部的监督，在基层实行由群众直接选举干部的制度。他1942年初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说：“既没有代表制，又没有民意机关监督，又无定期轮换，行政人员易于胡作非为，干部容易腐化；结果打倒了旧官僚，产生了新官僚，在乡村中养成了一批新的特权阶层。”他主张“乡级彻底民主化，举行公民登记，民主选举，定期轮换乡级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