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省委召集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顺元同志在结论中曾着重的提出：加紧注意财政经济工作，并且说到财经工作是三、四月份的中心工作之一。因此，我想在这里关于公粮问题，税收问题等，提供一点意见，作为同志们的参考。

　　一、关于征收救国公粮问题

　　在去年不论麦收与秋收，我们都没有按计划的完成公粮的征收。估计路东全年的收获量，依照百分之三（主二佃一）的原则来征收公粮，至少是十五万担，到二十万担；可是去年一年的公粮征收中，全部没有超过七万担，漏报、少报、未报者竟达一半多。在中心区，每乡可征收到三百担，在西高庙则征至五百多担，而在大通乡仅征收五十九担。自然，东部的欠收是有影响，但无论如何不至于如此。如果依此比例只能收到五十九担，则全乡的收获量仅一千九百担，何以能维持全乡生活呢?不合情理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这就构成了今天在淡月财政困难的基本原因了。

　　在去年征收救国公粮运动中，有哪些主要缺点和错误必须在今年午季的救国公粮征收时加以纠正呢?

　　主要缺点在于：（一）有些地区没有严格执行“三七分租”，执行时变成了。二八分租”，因此就减少了公粮的收获量。（二）评租只限于有租佃关系的地方，一些中农没有评到（种自己的田），因为征收公粮是和评租联在一起，既然自耕农没有评到，因此，大部分的中农就没有缴纳公粮。据巡视同志回来报告，盱眙东部许多农户都没有缴纳公粮，而且也不知道需要缴纳公粮。而依照主=佃一的百分之三的征收原则，按收获量百分比来说是地主是百分之六点六，佃户是百分之一多一点，自耕农户是百分之三；如果自耕农户不缴公粮，其损失是可想而知的。（三）征收公粮的时候，没有充分的政治动员与组织动员。可以说，去年公粮的征收，基本上是自流的。有了上述的原因，使我们今年在财政工作上，特别是各县，增加许许多多的困难。

　　何以在征收公粮的时候会有这缺点呢?原因在于我们许多同志不了解到粮食问题的解决，是财政问题解决的中心枢纽，是坚持敌后抗战的部队的不可缺少的物质给养。在我们的全部的财政收入中，依市价来比例，则粮食占去了三分之二，其对于我根据地的严重意义是很明显的。可以这样说，没有粮食抗日部队就不能在此坚持；而缺少了抗日部队，根据地就会垮台。由于去年公粮征收得不好，使我们今年在某些部队自筹，破坏了党的政策，影响于各方面的工作。这些经验已经为实践所证实，在今年的麦收的公粮的征收中，各地同志应深刻的体会而且加以纠正。  二、关于敌后的关税制度问题（货检处问题）  路东敌后的特殊关税制度，在去年之中曾表现出极重要的作用，这不仅是解决了我们财政问题的一部分（三分之一）而且刺激根据地内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而且成为和敌伪作经济斗争的极有力的工具。例如由于我们禁粮出口的结果，敢伪的粮价超过我们三倍以上。经验证明了，只有能够和敌人作坚决的经济斗争，统制对外贸易，才能够保护和开展根据地内部的工业与农业；而只有开展根据地内部的工业与农业，才能够长期的坚持敌后的根据地。在政治上说，这对于我们争取中间分子与逃往敌伪区的地主们有很大的作用，事实俱在，不用详说。

　　我们货检处在去年工作中，有哪些缺点必须在今后工作中加以纠正呢?

　　缺点在于：（一）在去年工作中我们对“敌后”这个特殊性把握得不够。没有具体的了解到我们的根据地不是个独立国，我们是处在与敌顽两种势力的犬牙交错的斗争中，游击区与根据地是时常相互交替的变化着，河流与铁路操于敌手，彼此是在相互争夺民众，因此我们税收的税规应该是有一定限度，不能无限制的提高，以致走私加多，商人不来，间接的繁荣了敌区，在政治上使一般商人去接近伪军。例如在去年我们烟税提高了五倍，结果税收锐减，而市上卖烟依然如故。必须知道税律（率）无限的提高在表面上似乎可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其实，恰恰相反，只有使税收锐减，税律[率]保持一定的限度，在表面上看来似乎不如前者，其实，局部的让步换来了大批的利益，因小利而失天下，是件最愚笨的事。自然，这不是说，税律[率]是一成不变，正因为在敌后，税律[率]在一定的时期中是会变化的，但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二）货检处对敌的经济封锁线不灵活，机械的依照行政上来划分，而不依照经济上与对敌斗争上来划分，领导不紧。例如从金沟至铜城应当是一个单位，可是在行政上是两个县，如果依行政上划成两个单位，则便利于投机商人从中走私。自从今年改变后，收入显然是大多了。另方面，出口与进口线时常会变更。在从前，主要进口线是六合，现在由于在六合我们的封锁线紧，商人们非报税不可，大部分又转到仪征的进口线了。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转变封锁的主要方面，漏税一多，我们的税收就大减了。由于敌后犬牙交错，我们封锁线是据点式的布置，但应注意据点与据点之问的空隙，时常有巡查队在流动，这是很重要的。

　　三、关于财政经济工作干部的工作问题

　　最近许多做财政经济工作的干部（大部分是外来的干部）见了面，除了谈工作问题之外，不约而同的就是要求调开财政经济工作岗位，理由是，工作没兴趣，机械，学习不到理论，没有什么政治性等。自然，过去对财政经济工作干部教育一般的是比较少，其工作性质是比较单纯，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不能以此就得出结论，说财经工作在根据地上是不重要，不能学到东西。相反的，我们对财经工作在根据地上的重要性应严重的指出，如果我们因为不注意财经工作因而在财政上无出路，或办法少，其对革命的损害将是很大的，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因此，要求离开财政经济工作岗位是完全不正确的，至于说到“工作的机械性”也不妥当。其实只能说是工作的专门性，而这种专门性的干部，对于我们在今日的情况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正在用一切办法来物色有此种专门经验与能力的非党干部，何以我们熟于此道，精予此行的党员还要求调开这种工作岗位呢?在纪念我党十九周年纪念的时候，胡服同志曾这样说：“在纪念我们伟大的党之十九周年的今天，我们无数的新老党员应该是如何估量我党所已获得的成绩及我们党在中国的与世界的革命运动中所已取得的重要地位，应陔是如何来看清与笃信我们党的光明前途?应该是如何来保护我们党，为了党的每一个利益（就是为了中华民族与人类解放的利益）而牺牲奋斗，尽我们最善的努力。”在财经工作部门你最熟练，工作最有效，那么你就应当在这一方面，为党尽你最善的努力才对，要求调动是不对的。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全部财经工作部门门工作干部，党员仅占四十分之一，其中有许多是异常靠不住（最近拐款潜逃案有数起），在这种情况下面，仅有的少数的领导干部要求离开工作岗位，显然是极不正确和有害的。